北大資深教授湯一介先生的深情講述：北大有三個「寶」

(2011-01-16)

北京大學已經有110年的歷史，它有許多精神的和物質的寶貴財富。只選其中三個北大應重視的「寶貴財富」，談談我的一點感想。

一、北大的燕南園

在1952年校系調整之後，北京大學由沙灘搬遷到原燕京大學。原來北京大學的教授多半都住在北京內城。為教學和管理的需要，許多教授不得不由內城把家搬到西郊的北大新址。我想是為了照顧這一批教授，校領導或更高層的領導決定，把當時燕園中最好的教授宿舍分配給一些著名的教授，這就是燕南園。我當時有幸也跟隨父親湯用彤先生住進了燕南園58號。

我記得燕南園的門牌號大概是由50號到66號，每棟宿舍或是有單獨院子的平房，或是帶院子的兩層小樓。對這些我不想多談，我只想介紹一下當時住在這裡的一批著名教授。他們許多都可以說是他們所從事的我國該學科的奠基人、創建人。當時住在燕南園的有北大校長、經濟學家、人口學家馬寅初，有經濟學家陳岱孫、嚴仁賡，有物理學家周培元、饒毓泰、褚聖麟，有數學家、我國拓樸學的奠基人江澤涵，有生物學家沈同、化學家黃子卿、地理學家侯仁之、美學大師朱光潛，有詩人、文學史家林庚，漢語語言學大師王力，西洋史專家齊思和，中西交流史專家向達，康德哲學專家鄭昕，現代邏輯學家王憲鈞，哲學家馮友蘭、湯用彤。1956年，馬克思主義哲學家馮定也入住燕南園。歷史學家翦伯贊也曾在這個名園住過，在「文化大革命」中自殺身亡。我想，還會有別的曾入住此園的名人，由於我已年過八十，或有遺漏，或有記錯，請大家原諒。

為什麼我要寫燕南園？我認為當時的這個燕南園可以被看成是一座「科學、文化名人園」。上面所列，哪一位不是對中國科學、文化有著突出貢獻的名人？哪一位名人不會讓我們想起一系列的有血有肉的文化故事？在我國大概很難找到一塊這麼小的地方住有那麼多科學、文化名人吧！

歷史是具體的、生動的，應該有著它傳承的生命力，北大的歷史也應是由一些具體的人與物、事件與聯想等等所構成，這些就是北大歷史的重要組成部分。如果我們把這些寓所的門口釘上一塊牌子說：「×××於××××年至××××年在此居住過」。我想，它無疑會使北大的歷史生動起來、活起來，它的正面和負面的事件都會激勵北大人奮力向前。一塊小小的牌子，包含著這些為中華民族科學文化獻身的人的歡樂、欣慰、憤怒、悲傷和痛苦。我們不能忘記歷史，它寄託著的理想、人的感情。沒有歷史就沒有將來。但如今還有人真的重視這些嗎？

二、北大的藏書

北大圖書館的藏書在高校名列第一，在全國名列第三，它是北大的又一「寶」，是我們學校重要的精神財富。在80年代初，我常常去圖書館的「教員閱覽室」。我每次去都看到李賦寧先生在那裡查閱圖書，埋頭研究，因為在這個閱覽室中有各種外文的百科全書和其他工具書。我的《魏晉南北朝時期的道教》（後改名為《早期道教史》）就是在這個閱覽室中利用它所藏的涵芬樓影印本《道藏》完成的。我整理的用彤先生的《隋唐佛教史稿》也是大量利用了該館的圖書。我還參與過北大與社科院瓜分佛教藏書的事。我對我們這個圖書館是深有感情的。

但有件事，我常常耿耿於懷。為什麼要把胡適的藏書打散？為什麼不少北大著名教授的藏書沒有被北大收藏？例如馮友蘭先生、張岱年先生的藏書都沒給北大，而都被清華收藏。我還聽說，王鐵涯先生的藏書也歸了清華。我不是說，這些藏書收藏在清華不好，也許收藏在清華的條件比北大更好，但問題是北大為什麼沒有意願去收藏和利用這些名家藏書？我對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情況不大了解，但我多少了解一點我們學校文科老教授的藏書情況。就哲學說，我不知洪謙和熊偉教授的藏書現在什麼地方？要知道洪謙是維也納學派中親自受教於石利克的極少的中國專家，上世紀末他已是維也納學派中最有權威的年長者。熊偉是現象學大師海德格的學生，在上個世紀末舉辦的現象學會議常由他做主席，如果我們能把他們的書集中保管起來，是不是很有意義呢？美學家、書法家鄧以蟄先生的書，據我所知有一部分送給了北大哲學系，但還有許多書現在就不知在何處了。聽說，在吳曉鈴先生去世後，他的家人曾與北大接觸過，希望用吳先生的藏書換兩套房子，沒有談成。我們要知道，吳先生所藏中國戲曲和小說的善本、珍本書，還有些孤本不說是全國第一，也可以說是前幾位吧！我曾和張申府先生的女兒張燕妮聯繫過，她告我，申府先生藏書約三萬冊，大多為外文書，但比較雜。我曾向學校報告過此事，並未得到什麼反應。還有我父親用彤先生的藏書，我和我弟弟湯一玄曾寫信提出願無償捐贈給北大，至今也還沒有結果。其他，如朱光潛先生、游國恩先生、周一良先生等等的藏書，我不知是否為北大所重視或收藏。

我認為，把這些著名學者的藏書收藏並利用起來，不僅是了解這些學者的學術成就甚為重要的材料，而且是了解北大文科學術建設和發展歷史的重要材料，甚至還可以說是研究中國文化史、學術史的重要材料。在收藏他們的藏書的同時應把他們的手稿、通信、日記、筆記等等都一起收藏。當然，這是需要一定的經費，但是我想，我們買一套理工科重要的儀器設備，有時得花幾千萬或者上億元，如果能撥出相當於理工科購買一套儀器設備中的一點點錢，也許文科所有名家藏書（包括手稿）都可以得到藏書的地方和保護的設備，這難道不是北大應該做的事嗎？不也是使我們可以通過這項「名家藏書工程」了解北大的歷史，而展望北大的將來嗎？

三、北大的「學者」

季羨林先生已經住在醫院裡有三年多了，我每次去看他時，他都要對我說：「應該把北大有史以來，在學術上有一定影響的學者的著作擇要編輯出版，這是北大的歷史，也是我國近現代學術的歷史。」而且他還特別提到夏曾佑，他說：「夏曾佑也許是不用傳統的方法寫中國史的第一人」。為此，我曾讓一位博士生搜集了一點夏曾佑的材料送給了季先生。季先生為什麼一再提到應把近現代北大學者的論著擇要編輯起來？我想，他是想通過自清末以來的北大學者的著述來了解中國學術的大變遷，並使北大人更加了解北大的學術傳統。

由北大哲學系同人創辦的中國文化書院，首任學術委員會主席是梁漱溟先生，繼任者是季先生。在北大九十周年校慶時，中國文化書院編寫了一本《北大校長與中國文化》。為什麼我們要編寫這本書，一個重要原因是受到王瑤先生寫的一篇文章《希望看到這樣一本書》的啟發。他說：「現在北大已經在慶祝自己的九十年校慶了，回顧九十年來的歷史，總的看來，它的經歷是同中華民族的現代化進程同步的，充滿了如魯迅所說的棄舊圖新的改革精神；特別是在學術文化領域，如果考察中國現代思潮的變化發展的脈絡和軌跡，是不能忽視北大在其中所發生的重要作用的。」因此，他提出應該編一本書，它的名字「可以叫做《從歷屆北大校長看中國現代思潮》。」於是我們發動十來位年輕學者和博士生在一個月內把這本《北大校長與中國文化》編寫好，並由三聯書店出版了。在北大百年校慶時，這本書的增訂本又由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了。為什麼我們在北大九十年校慶和百年校慶時都推出這本《北大校長與中國文化》呢？就是因為我們不想忘記，更不想讓北大的年輕學子們忘記北大的學術文化傳統。如果有可能，我希望，在北大110 周年時再出新的增訂本。原來在《北大校長與中國文化》中，除編寫了歷任對中國文化有貢獻的校長外，也附了一些非校長的重要學者，如果能再出版，或可再增加一些在北大任教的重要學者。

我認為，季先生的意見應受到重視。如果我們擇要把百多年來在北大任教的著名學者的著述編在一起，各選一本書，其中並附一小傳，說明他對北大和中國學術界的貢獻，這應該說是很有意義的。半個多世紀以來，北大幾乎所有的大學生都受到「重理輕文」思潮的影響，使得人文學科在大學被邊緣化了，因而大大影響了我國人文學科的發展。如果說在一個階段，這種情況還情有可原，那麼現在就再也不能原諒了。

在寫完「北大有三個寶」後，我的心情很沉重。我在這裡學習、工作有六十多年，它是我生長的地方，是我的家，我是無法離開它的，因為我深深地愛著我們的學校。

責任編輯：江力 2011年1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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