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懺悔(中國青年報 2005-10-26)

首頁->>中國青年報->>特色周刊->>冰點觀察巴金懺悔――重讀《隨想錄》2005年10月26日本報記者 徐百柯《隨想錄》結束於1986年，是年，「文革」爆發整20周年。20年前，1966年8月10日下午，巴金在上海作協機關參加批判作協領導人葉以群的大會。「我坐在大廳里什麼也不敢想，只是跟著人們舉手，跟著人們連聲高呼『打倒葉以群！』我注意的是不要讓人們看出我的緊張，不要讓人們想起以群是我的朋友。」人們說巴金「過分善良」，並不諱言他性格中的「軟弱」或者「怯弱」。軟弱的可悲在於，起先打倒別人，後來便打倒自己。就在同一個大廳里，不到兩個月後，巴金開始跟著人們高呼「打倒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巴金」。20年後，巴金憶起這一幕，「想想可笑，其實可恥！」他自問：我們的文化傳統到哪裡去了？我們究竟有沒有友情？於是他鄭重地提起「文革」受難者中他的三位亡友的名字：葉以群、老舍、傅雷。1966年8月2日上午，葉以群跳樓身亡「自絕於人民」，巴金的冤死的朋友中，他是第一個。然而20年後巴金為了找尋這位朋友死亡的記錄而翻看自己的日記時，卻只看見記流水賬的寥寥數語———當時他動著筆，不加思考，也毫不遲疑，更沒有設身處地地想一想亡友一家人的處境，他感到疲乏，只求平安過關———他「越看越覺得不是滋味，也越是瞧不起自己」。1966年8月24日夜，老舍在北京西城太平湖投水自殺。此前一天，他被紅衛兵押到北京文廟「鬥爭」，遭毒打數小時。巴金能記得的，只是老舍死前一個多月兩人在北京開會見面時，老舍對他講的「請告訴朋友們，我沒有問題」。所以巴金說：老舍死去，使我們活著的人慚愧……我們不能保護一個老舍，怎樣向後人交代呢？沒有把老舍的死弄清楚，我們怎樣向後人交代呢？《隨想錄》中幾次提到巴金和日本作家談及老舍的死。日本作家關注老舍，稱他的投湖自盡為「玉碎」。巴金說：「當中國作家由於種種原因保持沉默的時候，日本作家井上靖先生、水上勉先生和開高健先生卻先後站出來為他們的中國朋友鳴冤叫屈，用淡淡的幾筆勾畫出一個正直善良的作家的形象，替老舍先生恢復了名譽。……我從日本作家那裡學到了交朋友，愛護朋友的道理。」1966年9月3日晨，傅雷和夫人在上海寓所雙雙自縊。9月2日夜，他們寫下遺書：「……委託數事如下：一、代付九月份房租55．29元（附現款）。……四、舊掛表（鋼）一隻，舊小女表一隻，贈保姆周菊娣。五、600元存單一紙給周菊娣，作過渡時期生活費。她是勞動人民，一生孤苦，我們不願她無故受累。……八、姑母傅儀寄存我們家之飾物，與我們自有的同時被紅衛兵取去沒收，只能以存單三紙（共370元）又小額儲蓄三張，作為賠償。……十、舊自用奧米茄自動男手錶一隻，又舊男手錶一隻，本擬給敏兒與×××，但恐妨礙他們的政治立場，故請自由處理。十一、現鈔53．30元，作為我們火葬費。……使你為我們受累，實在不安，但也別無他人可托，諒之諒之！」巴金寫道：「『士可殺，不可辱！』今天讀傅雷的遺書我還感到一股顯示出人的尊嚴的正氣。我常用正直、善良的形容詞稱讚我的一些朋友，它們差不多成了我的口頭禪，但是用在每一位亡友的身上，它們放射出一種獨特的光芒。」在傅雷身上，巴金看到中國知識分子的正直、善良的心靈，找到了「真正的我們的文化傳統」。《隨想錄》中有《知識分子》和《再說知識分子》兩篇。巴金說，他很高興讀者通過他的《寒夜》接觸到「我國舊知識分子正直善良的心靈」，即使是可憐的小人物汪文宣，他受盡了那麼難熬的痛苦，也不曾出賣靈魂。又說：「我長期生活在知識分子中間，我寫過不少作品替知識分子講話，為他們鳴冤叫屈，寫他們的艱苦生活，寫他們的善良心靈，寫他們的悲慘命運……」巴金懷念他的「馬大哥」馬宗融時，寄託的正是他捫心自問懷疑丟失掉中國知識分子的正直風骨和朋友的情懷。這是《隨想錄》中字數較多的一篇，蘊涵的感情也很深。馬宗融「朋友多，對人真誠，為了朋友不怕得罪任何人」，在他身上巴金看出了「交友之道」。雖然巴金「不想在這裡多談個人的感情」，但他記得，馬大哥是對他最好的一位朋友，「他相信我，要是聽見人講我的壞話，他會跟人打架」。1947年馬宗融所在學校當局縱容軍警開進校園逮捕學生，他十分不滿，在校務會議上站出來慷慨直言，拍案怒斥。巴金說：「這是他的本色，他常說，為了維護真理，顧不得個人的安危！他自己是這樣做到了的。我看見中國知識分子的正氣在他的身上閃閃發光。」然而巴金承認，自己不曾學到他的長處，「文革」中先是習慣把長官的話當作真理，後來又誠心奉行「明哲保身」的古訓。回想起來，巴金說了四個字：「愧對亡友」。《隨想錄》四十餘萬言中，除了衝擊力強因而廣受關注的「還債」、「噩夢」等辭彙外，出現頻率同樣極高的還有「朋友」、「友誼」和「友情」。這些辭彙，在巴金這裡有著特殊的意義。巴金在他所留戀的法國和日本，看到的、感受到的，顯然是與「文革」截然相反的一種狀態，或者說，一種正常的人際關係和社會結構。這裡有美好的東西，映照出「文革」中的「人人自危，只求活命，為了保全自己，不惜出賣別人，出賣一切美好的事物。那種日子！那種生活！那種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在這種「正常」狀態下，巴金的思考也更具活力。所以他一再寫道：在國外「清夜深思」，「靜夜裡在飯店窗前一把靠背椅上坐了好久，沒有一點噪音來干擾，想起許多事情」。相比之下，「在我居住的這個城市裡噪音很多，要使腦子安靜下來，實在不容易，思想剛剛進入『過去』，馬上就有古怪的聲音把它們拉回來。過去，現在和將來常常混在一起，要認真地回憶、思考，不知道從哪裡做起」。通過《隨想錄》，巴金祈盼恢復中國知識分子的生態，進而是整個社會的生態。他的懺悔，在於當年沒有阻止、甚至參與了正常生態的毒化過程。巴金說自己之所以在「隨想」中常常提到欠債，是因為他把這五本《隨想錄》當作自己這一生的收支總賬，「翻看它們，我不會忘記我應當償還的大小債務」。他甚至描述了這樣一個「嚴肅的、嘶啞的」聲音，反覆說道：「債是賴不掉的！」這既是對道德的敬畏，也是對歷史的敬畏。從道德層面，一個人應當「保持自己的本來面目」。經歷過「文革」的人後來回憶巴金「寓悲憤於沉默，從未說『四人幫』一句好話」，巴金卻說：其實我那時還是一個孤零零的「牛鬼」，別人害怕同我接觸，我也怕見別人，幾年的批鬥使我習慣於「沉默」。我的確有悲憤，但甚至在那個時候，我也講過「四人幫」的好話，不過不是當作真話講的；至於「文革」初期由於個人崇拜，我更是心悅誠服地拜倒在「四人幫」的腳下。即使這是當時普遍的現象，今天對人談起「十年」的經歷，我仍然無法掩蓋自己的污點。在道德律令背後，其實還有一層歷史觀照———歷史會記錄下一個人的本來面目。所以巴金說：「過去的事是改變不了的。」這是一種樸素但絕非膚淺的歷史意識，儘管他承認自己「不深刻」也屢遭苛責「不深刻」。在這樣的歷史意識觀照下，他接著說：「良心的責備比什麼都痛苦。」這才是道德懺悔。巴金曾經保留著一個印象，為自己編選集子是一件愉快的事。可是當他晚年編選《序跋集》時，他感到了厭倦。因為，幾十年的包袱和辮子，要一一清理，這絕不是愉快的工作，「想一筆勾銷，一口否定，但既毀不了，又賴不掉，只好老老實實全部攤開展覽出來」。經歷過這樣的自我錘鍊，所以他敢於說：《序跋集》是我的真實歷史，54年來我是怎樣生活的，我是怎樣寫作的，我究竟是個什麼樣的人，我究竟做過些什麼樣的事，等等等等，在這本書里都可以找到回答。巴金相信，對於一個文人或者知識分子來說，印在白紙上的黑字是永遠揩不掉的，子孫後代是真正的裁判官。但他不得不時時與這樣的勸誡抗爭：永遠正確的人不是有嗎？你怎麼視而不見？聽勸，不要出什麼集子，不要留下任何印在紙上的文字，那麼你也就不會錯了。對於歷史記錄，巴金一方面是樂觀的。「『十年牛棚』的一筆賬讓下一代的歷史家去算吧。連關於歐洲中世紀黑暗時期也有那麼多的歷史記載，何況我們口號震天、標語遍地的十載『文革』！」但另一方面他又很悲觀。「健忘的人習慣於向前看，以為凡是過去的事只要給作了結論，就可以束之高閣，不論八年抗日，或者十載『文革』，最好不提或少提。我在《隨想錄》中幾次提出警告，可是無人注意。」巴金提倡建立現代文學館，與《隨想錄》一樣，其實是超越文學的，直指向歷史。他說過：「我燒毀了大哥寫給我的一百多封信以及一些類似的東西。同那些信件一起，我過去的一段生活也變成了灰燼。但是一個人的歷史可以隨意改寫嗎？可以任意編造嗎？在1966年和以後的兩三年中間我的想法真是這樣。我甚至相信過一個沒有文化、沒有知識、當然也沒有資料的理想世界。」但「夢總是要醒的」。醒來的巴金執著於為兩段歷史找尋存放、紀念和思索的場所：現代文學館和「文革」博物館。歷史的力量在於：它有一種頑強的趨勢，總要露出自己本來的面目。中國文化體系中，本有對歷史的這種敬畏。令人追慕的史家，可以遠溯春秋時期，所謂「齊之良史」。齊國大臣崔杼殺了齊莊公，太史秉筆直書：「崔杼弒其君。」崔杼一怒之下殺了太史。太史的兩個弟弟先後接任其職，仍然直書：「崔杼弒其君。」於是也被殺。太史最小的弟弟接任，依舊在史簡上記錄：「崔杼弒其君。」崔杼終不敢再殺。文天祥在《正氣歌》里，將「在齊太史簡，在晉董狐筆」作為天地間浩然正氣的表現。巴金的不斷懺悔和兩個心愿，一般謂得之於西方人文傳統。但從某種意義上說，不妨視為接續上了中國文化、中國文人的「史」之脈絡。通過《隨想錄》，巴金祈盼恢復中國知識分子乃至全體國民的歷史敘述、歷史意識和歷史情懷，建立一種經過「文革」淬鍊的歷史觀。他的懺悔，在於當年沒有阻止、甚至參與了對所有這一切的侏儒化、虛無化過程。1981年全國隆重紀念魯迅先生誕辰100周年的時候，巴金曾經這樣想過：先生不見得會喜歡這種熱鬧的場面吧，用現代文學館來紀念先生也許更適當些。二十多年過去，巴金百歲誕辰時，不可謂不熱鬧，而今逝世，又極盡哀榮。不過，巴老不見得會喜歡這種熱鬧的場面吧，用「文革」博物館來紀念巴老也許更適當些。巴金曾對自己的傳記作者說過：《隨想錄》是「在紙面上樹立我的『文革』博物館」。他又說：「寫完五本《隨想錄》，是我的責任，也是我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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