羽之野：紅學——在世紀的轉折點上 （透視紅學的歷史、現狀、未來）

　　

　　藝術不在於檢查存在的現實，而在追求理想的真實。

　　

　　 ——喬治?桑——

　　

　　一 正視紅學現狀

　　

　　從廣義上講，「《紅樓夢》研究」該從1768年愛新覺羅?永忠作「傳神文筆足千秋/不是情人不淚流」[1]的紅樓文本在士人貴族家中傳抄時代，就悄然開始；具規模的「評論」該從帶王希廉點評的《新評繡像紅樓夢全傳》1832年問世算起，迄今近180年。

　　在老百姓和一般讀眾眼裡，「紅學」是一門高高在上無法涉足的高雅學術，「她」原本就是士人和貴族閑雅生活的文化內容。到近現代，由於文化的普及，報刊、廣播、影視、網路逐級發展，這隻「王謝堂前燕」越來越「飛入尋常百姓家」了。然而，由於近代中國變遷史是一個奇異的「環轉回頭彎」，一定程度上並沒完全跳脫幾千年皇道統定勢的發展怪圈，所以很多事物在古老歷史的陰霾里呈現出始料不及的「悖論」狀——一個民族（國家）文化的迅速普及不等同藝術情趣能驟然拔高；先進科技的引進更不能讓人們的審美意識急劇濃烈；而高端操盤的「平民文化」對「人靈魂」的升華，怕更起不到好作用。這大概就是上世紀中葉我國種種社會現實留給歷史的深痛憂慮。因此，「紅學」直到現在還只能在比文學藝術更狹窄的圈子裡進行著常人眼裡怪裡怪氣且無關宏旨的活動。

　　就在前幾天，我的一位在上海社科院搞哲學的朋友，在電話里毫不客氣對我說；我看你們的紅學就是一門偽學問。弄得我一時沒話；可心裡，卻十分鬱悶乃至委屈的。

　　——我常常黯然思忖，這種誤解是緣於什麼？

　　按說，紅學研究是源於《紅樓夢》這部書招人喜歡，又覺得她意味無窮才逐漸發展起來的。近200年、跨三個世紀的紅學史起碼證明了「她」產生與發展的必然性。「她」既是中華學界之寶，同時她也本該像「圍棋理應進軍奧運」，去雄踞世界文壇一席之地的。然而，紅學業內外的熱心者只要稍做細心量度，就該發現——這紅學的發展其實很「不為自身做主」的。研究者在自家圈裡爭來斗去的不說；即便一時達成某幾點共識，也可能過不多久就漸趨崩盤，甚或紅消夢斷，較穩定的共識難久存。這，也許就是這一深邃的超時代的偉大著作的一種必然的與「她」語境空間（民族的）與「她」人文脈胳（歷史的）與「她」世界存在（國際的），若即若離的際遇吧。其表現大致歸納，有六個方面該談：

　　1-以往的紅學觀點始終無歷時的長久性。譬如，清末延續幾十年的「改紅派」「續紅派」寫了多少大部頭——《後夢》《續夢》《復夢》《翻夢》《夢補》《夢影》，甚至文康為搞道統對壘，寫成「警教式」小說《金玉緣》（又稱《兒女英雄傳》）；可現在，誰還記得那幫非要跟紅樓作者彆彎子的衛道文人呢？再如，逢迎社會話語權的「李藍」代表[2]的「狼奶紅學」蠻霸上世紀紅壇30多年，後來沒受任何衝擊就躲進自家小樓鬱悶長悔去了[3]；眼下他們只能利用後培植出的「文革變臉派」搞點行政手段——非學術的謀略，對學術多元化的「新生代」搞不光明的圍堵。2-圈內圈外總能聽以不和諧和弦。譬如胡適之先生好不容易確立的「曹雪芹是紅樓作者」的結論，直到現在太倉學者還大肆詆毀，說《紅樓夢》真正作者是明末名士吳梅村；而土默熱先生與霍國玲夫妻姐弟更是言之鑿鑿地搞出「洪昇著紅說」與「曹雪芹竺香玉合著紅樓說」。此外，國人眼裡周汝昌先生算紅學（其實是「曹學」）泰斗，可陳林先生孤身疾呼說周與馮其庸（包括胡適）明知「紅樓古本」多出自善造偽的陶洙之手，卻憑「偽本」欺世盜名[4]；且近些年，人們對《脂評》懷疑愈烈，歐陽建、曲沐等幾位先生「疑證」多多；李國文先生稱「文句不通，白字連篇」；克非先生稱「黑窩點」「土作坊」；連當年最推崇者俞平伯老先生也有「脂硯芹溪難並論/蔡書王證半胡謅」[5]之悟。3-自家窩裡常發生「有理」及無理內訌，其例甚多；遠的（上世紀20年代「胡蔡」之爭，50年代「剿俞」運動等）不說；僅上世紀90年代「開放新派」歐陽健、劉心武遭「主流紅學」群毆之事，在京執紅學牛耳的馮其庸先生脫不得干係。尤其，那位只會用准官話在紅樓詩里搞人物讖語的蔡義江先生，對眼下紅學現象大放厥詞，竭力貶損「開放新派」歐陽健、劉心武、土默熱、霍國玲的研紅成果。更令人髮指的，他還別有用心的要「整頓紅學市場」企盼「政府」「說話」干預，暴露他多年在研紅中「媚政」傾向[6]。4-圈內「紅學家」常露怯，說些外行話。這裡僅舉三例：譬如，搞漢語言研究的周思源教授竟在「百家講壇」上說紅樓第5回描寫秦可卿卧室一段文字是「最差的一筆」（劉心武稱「不高明」）。其實，那是曹氏從小說的「全知敘述」悄然轉向寶玉的「限知敘述」的一種帶「荒誕變形」味道、半客觀半主觀的很具藝術性的語言，而周教授（劉作家）竟連這點常識和藝術感覺都沒有。再如，「《紅樓夢》研究所」副所長孫玉明先生竟說紅樓第1回剛開篇「作者又雲」以下234字「無論從行文還是語氣上來看，這一段話都不是小說體語言」[7]，這就更顯幼稚且外行，小說語言本是作家根據文本隨時需要靈活選擇的，哪有「語體」釐定？紅樓開篇「作者又雲」以下234字是作者以「自述口吻」與讀眾做「直接情感交流」，呈別樣「擬敘述」，自然顯得挖心掏肺、迎合士人情感，故有別前後書文。而該孫「小說體語言」五字，屬泛傻氣的偽術語。再如，劉心武先生曾大驚小怪地講或寫到「『秦可卿死封龍禁尉』，這根本說不通嘛。龍禁尉是皇帝的衛兵，女的根本就不能有那麼個封號，何況書里寫得很清楚，是賈蓉花錢買了個龍禁尉的封號，怎麼能說『秦可卿死封龍禁尉』呢」[8]——這話讓人失笑。因為「秦可卿死封龍禁尉」是以對聯形式出現的小說章回題目；「對聯」是古漢語中「類詩詞」變格形式；其句中必然略去些關聯字；「死封」是被簡化後的詞語，整句意為「秦可卿死後是以丈夫『龍禁尉』的官職級別來安葬的」，「封」指賈蓉被「封」——這本該是好中學生都能一聽即領會的，怎麼劉大「班主任」反倒痴愣無知，憨侃地向紅樓作者發難。何況文本何處交待過「賈蓉花錢買龍禁尉」？劉先生這不是拿「常識」開紅學玩笑嘛。5-儘管紅學歷經200年，吸引朝野無數學問家「折腰撲火」，可至今尚有四大「死結」無法破解。A-曹雪芹究竟是誰的兒子？B-曹釷羌浣踴故侵苯硬斡琛逗炻ッ巍反醋鰨砍鋁窒壬圖岢炙怠逗炻ッ巍吩聰擋茴。C-「脂硯齋」、「畸笏叟」到底何人？《脂評》靠譜否？D-有無「續書」一說？續書作者到底是誰？而這至關重要的四點，對陳因不息的「索引派」「考證派」，無疑是天敵斷路。6-始終無法使紅學在世界發揚光大。這須說明，我指的是眼下的「主流紅學」既缺乏認識論的學理深度，又缺少方法論的廣博多元；這不是文本翻譯之過，純屬「研究」之淺。其實，無論「中德文化搬運工」顧彬還是南美作家博爾赫斯，他們對紅樓研究畢竟隔一層肚皮；亟須中華紅學走上正路給予引導。

　　——這是中華學界的責任。

　　統言之，眼下的紅學盤根錯節、怪相環生，業內時起異端，圈外瞠目結舌，真真就是一汪爛泥塘，當然也是無底洞。即使一些文化使命感極強的學者，也難免心灰意懶。

　　——那麼，紅學是不是一門偽學？《紅樓夢》到底值不值得下這麼大功夫進行研究？為什麼那麼多有膽有識的「飛蛾」前赴後繼奮不顧身投向「她」的光環？紅學魅力在哪裡？

　　

　　二 文本光輝與諸多研究的悖謬

　　

　　其實，紅學雖深奧無比，可也是一門蠻具文本依託的純學術研究。

　　然而，紅學經歷的200年，恰是中華民族從閉關鎖國到追趕世界潮流的「環轉急彎」中；且上世紀又出現「回頭」狀，所以在「她」身上呈出偌多怪現象，是因為這幾代人（包括幾代紅學家）自身認識上總有「時變」誤差——新與舊更迭中的「意識無穩定性」，傳統藝識在社會演變中又顯愚鈍；研究者在紅樓迷宮裡有如盲人摸象，「摟住條腿喊柱子」「摸到肚子喊牆壁」；這不是那象（《紅樓夢》）有什麼問題。且這裡還有個怎樣把中西方文學、哲學、文藝理論接軌融通的問題；我們不能總習慣於「自顧自」地拉單弦琴。

　　這裡，我要先給《《紅樓夢》》這部書做一個概括性評介：

　　我說，《紅樓夢》絕不單單是一部小說，一個凄美的愛情故事；她是我華族人幾千年來繼屈原的《楚辭》《離騷》和司馬遷《史紀》以來又一至今還無法逾越的（包括很多讀眾和紅學家還不能完全理解的）文學藝術高峰；她以君臨中華幾千年歷史的冷傲目光犀利筆觸，剝去偌大一個「文明」的假（賈）包裝；她用極高超的藝術手段巧妙地轉換了幾千年來已成定勢的中國男性話語權，傾心為弱女子謳歌、為個體生命呼喊；她以哪吒鬧海的童心與氣勢、在讀眾為「寶黛悲劇」抹淚之際、神不知鬼不覺地抻了「龍」筋拔了「龍」牙，給極頑固的中國「皇道統」在精神上以致命一擊；她凝聚著中華幾千年無數正直文化人的「良知」塑造了「林黛玉」這一悲劇形象，不僅為我們樹立一個「惟真質潔」的少女榜樣——更重要的，以此形象為主體在2000年「忠臣孝子」的人海荒漠中樹立起一面「獨立靈魂」大旗；林黛玉的「質本潔來還潔去」不單是那首千古絕唱的〈葬花辭〉的警句詩眼，也是「她」謹守的「純真高貴靈魂」的一種表達；這句詩既是整部《紅樓夢》主題的關鍵辭之一，也是《紅樓夢》這部橫絕於世界的偉大作品留給後人最可詮釋的思想真髓之一——即，一個驕傲的靈魂在與強大的世俗社會抗爭而無望之時，惟一可把持著的人的「自我尊嚴」和「靈魂獨立」。《紅樓夢》的深邃，不但繼承了中華文化從《詩經》《離騷》到《古歌十九首》等有「人」的意義的文化真脈，同時也繼承了庄休、屈原、司馬遷、陶淵明等閃爍著個性生命光輝的人文精神；而且她滲透出的哲學思想足以跟西方哲學大師馬丁?海德格爾的「生命存在論」同步。《紅樓夢》的悲劇藝術是高超而詭譎的，她看似中國傳統的現實主義甚或自然寫實的，但文本中「象徵主義」「表現主義」「浪漫主義」成分、「潛意識分析學」「符號學」「比較文學」成分，以及藝術上「印象派」「原始派」「黑色幽默派」「變形藝術」等，都閃見其間頗有體現，有些甚至是超時代、足以跟世界現代文學最前衛手段媲美。《紅樓夢》是中華文化的萬里長城，是中華民族莫大驕傲與自豪，她的價值不亞於莎翁、托翁、貝多芬等大師留下的那些藝術珍品的價值；她以獨特的方式為中華文化人指出一條有別以往的新生命之路；她使歷來不是受利用就是受迫害的中華文化人在仕途名利泥淖之外多了一盞希望之燈，多了一條真正具人生意義和文化意義的生命之路；她將以悲壯崇高的人格立論靈魂書張，照亮歷史、輝映世界、也將澤被來世。

　　——這些，自然不能一下就被廣大讀眾（包括一些紅學家）所理解。

　　是的，在中華文學這第一座「仙山」中，200年來聚集了無數中華文化人，其中不但有王國維、胡適之、魯迅這樣的頂級文化大師；還包括近代搞政治的汪精衛（季新）[9]、陳獨秀、毛澤東等人；更有吳宓、陳寅恪、蔡元培、林語堂、牟宗山、張愛玲、王崑崙、蔣和森、余英時、高陽、趙岡等等海內外各鎮文化大師參予；還有顧頡剛、俞平伯、周汝昌、李希凡、馮其庸等輩以畢生精力獻身。但這「仙山」幽雅又險峻；「仙霧」怡人也惑人；奇花異草美不勝收，仙洞仙路越走越優美——人們經久不肯離去，有人寧隨著〈葬花吟〉同靈魂不死的「林黛玉」葬身這山中，都在所不惜。尤其在這悲壯崇高的「紅樓仙山」一逛，人們愈覺山外那熱鬧的「人」的世界，其實是比「賈家」還「假」的荒唐地，就更不願回返。誠然，這遊逛中也出現些怪現象，那就是常常有些膽壯的遊客見到發光之物就高喊「我找到金子啦」，可他拿到手裡一看，那東西很快變了顏色；也有些好激動者高喊「看，這邊還有條路——」結果人們跟他走不多遠，此路又不通了。因而，此仙山的奇偉詭譎以及那讓人能沉靜思忖的悲風，也很讓人有偌多困惑。這時際，也有人想到這麼逛下去不成，須搞個更好的「旅遊圖」，起碼不能像一位糊塗母親一直不給已長大的孿生子「曹學」與「紅學」各起一個名字，是到了該讓他們析居另過之時。

　　然而，問題似乎又不完全在這一層面上。

　　我們該發現，好些研紅家似乎總在跟紅樓作者「較勁」「彆彎」（主觀意願或許未必，然效果如此）。較遠的，以修復皇道統為目的的「老改紅派續紅派」，就不多說。僅五四「新紅學」到眼下，我僅舉幾例。譬如，紅樓作者很鮮明地把「通靈」（靈河畔仙草）的第一女主角林黛玉和第二女主角「皇商女」薛寶釵的形象對峙起來，以觀照出靈魂層面和生存層面的兩類「閨秀」；可俞平伯等好些人卻以殘留的「才子多紅顏」的主觀意向，煞費心思地搞「釵黛二美合一」——弄得人物沒了是非、模糊了作者立場。再如，紅樓開篇作者就強調這書是「將真事隱去」「用假語村言」、是「滿紙荒唐言」，要讀者「解其中味」。這「味」是什麼？就是小說的文學性藝術性嘛。可近百年，從胡適之到劉心武卻都一味地在紅樓外的「曹家」乃至曹家外的「史料」上費功夫，把本該是藝術評論家的紅學，搞成「嘁嘁喳喳」的「好事家」閑話[10]。胡先生較治學嚴謹，書稱「考證」；劉心武卻搞模糊邏輯——什麼「揭謎」「探秘」，讓人搞不清是「考證史實」還是「研究藝術」？再如，「秦可卿亂倫」一事，紅樓文本以「蝶變聖化」與「旁角閑言」的手法同時給出正輔兩條線索：一可卿寶玉有染；二可卿賈珍有事。這是一種極高超的「曹式或然暗示」——其中寓含作者不願言明的情感隱衷——其藝術向度是生存層面與靈魂層面的矛盾；也是作者對世俗層面的「遷就」[11]。然而，王扶林導演和劉心武先生非但看不懂這些，也不理睬作者的「隱衷」及「或然暗示」，卻以自己淺顯的寫實意識齷齷心理東拉西扯「強化」文本不存在的情節，竟把一維妙曼的藝術構設胡謅成一樁骯髒的世俗故事，以欺世以媚俗。再如，紅樓作者在文本中精心構建起「靈、夢、俗」三層境界的金字塔式的完美深宏的藝術架構——以期讀眾徜徉其間辯思其中，獲得更美更藝術的享受和更悠遠的精神啟迪。可陳獨秀、茅盾、王扶林三位「門外漢」仗著有點名頭或導演身分，一個說兩個做——竟以一孔之見給文學典籍動解肢大手術；茅盾還在「節本」前言振振有詞地批評紅樓作者的「煙幕彈」「逋逃藪」[12]，而王導演的「王樓夢」連續劇非但把文本最精華的「靈、夢」兩部分全部閹割，又以自己殘留的仇富心理給其連續劇安上一根「『土改』活報劇」式的「鼠尾」。

　　——真好似，雞啼犬吠勢奪龍吟鳳鳴。

　　——那麼，這種非跟紅樓藝術向度相悖的「研究（或改編）」說明什麼呢？

　　有人（如劉夢溪）把其歸結為「小說研究」與「索隱考證」的方法異差上[13]；這隱約出「隔岸學術」的膚淺與油滑。而真正原因是上述紅學家們的認識與藝術水準低下，跟不上曹氏的絕妙藝思；正如俞平伯先生晚年坦言的一句清醒話「愈研究愈糊塗」[14]。然而，重要的還不只是「本質不足」而是「偏頗固執」。研紅者不思以紅樓文本為憑，使自己跟上曹氏藝思演進，卻在那裡憑些自以為確的偏狹，一而再再而三下滑，甚至對紅樓作者指手畫腳，說曹雪芹「世界觀有……虛無命定色彩」「世界觀中矛盾」「曹雪芹沒有徹底背判他本來的階級，卻深深遺憾於自己補天才能不被封建階級所理解……常常流露出一個敗落貴族子弟的痛苦惋惜」「《好了歌注》……烙印著曹雪芹沒落貴族立場」啦(李希凡藍翎語）[15]，說《紅樓夢》「世界文學史中底地位不很高」「與中國似的閑書相似，不得入於近代文學之林」啦（俞平伯語）[16]，說「作者儘管有『補天』思想，卻沒有把《紅樓夢》里正面的主要人物賈寶玉林黛玉寫成補天式的人物」啦（洪廣思[馮其庸]語）[17]，說紅樓作者有「許多的非藝術性考慮」啦（劉心武語）[18]。無知濫言橫飛幾十年。

　　——當然，說起來這也是上世紀「平民文化」操盤，給紅學帶來的間接惡果。

　　最讓人痛惜的，200年第一位以紅樓文學性藝術性為研究方向的王國維先生的正確紅學之路，倒無幾人理睬或繼承。王先生也在「平民運動」即將泛濫之際輕悄汩沒於昆明湖。這起碼是中華紅學的重大損失。當然，王先生前後的「紅學家」也無可與之比肩者。一些人不是只掌握些「紅史資料」卻不懂小說創作，就是皇道統意識猶存現代新語彙都說不囫圇。於是被「李藍」幾口「狼奶」嗆得暈頭轉向；只好拋宗棄祖，把緊抱胡適粗腳改成泛插魯迅標籤；由是紅學圈「識時務」變臉者生生不息，如馮其庸蔡義江之輩。誠然，這反證出《紅樓夢》生命力強大，及防偽抗假能力。當然，如果《紅樓夢》一問世，世人就像對《二十四史》《資治通鑒》《三國演義》那樣百分百叫好，那她還算什麼玩意？如果紅學之理一辯就清，「人大」就舉手通過，那這書還值得跨幾世紀研究？有一旁例：國人連上世紀一篇〈不能走這條路〉的短小說都得歷時30載才識清——「噢，那原是一條可走之路」。何況，我們在研究一部人人說好卻都說不清怎麼好的偉大的文學作品。

　　由此，我們還須把前面提出的研紅中的「悖謬」做更本質的認識。

　　顯然，清末的「改紅續紅派」是維護皇道統，非要跟紅樓作者「彆彎」；而「舊索隱派」根本不懂「藝術真實」；而「考證派」（自稱「新紅學派」）的胡、顧、俞、周嚴重混亂於「藝術真實」和「生活真實」之間——他們對《紅樓夢》的小說藝術只有些前理解，因為他們都不懂創作（頂多會作幾首近體詩），無法深入紅樓真境界；然他們對讀眾誤導甚大；至於「狼奶紅學派」是借紅學強化新道統，儘管對「索隱考證兩派」有所矯正，但意圖荒謬結果豈能善？至於喧鬧一時的劉心武，既捧「續紅派」之缽又披「考證派」之衣，沒讀懂紅樓卻「牛心拐孤」（《紅樓夢》語）地跟紅樓作者「較勁」；其標榜「平民紅學」是學「狼奶派」搞護身符的招法，更讓人懷疑他學術目的，揣摸他心底之虛。至於陳獨秀、茅盾、王扶林三位「屠夢家」，除袒出革命者「絕聖棄智」的肥膽，還呈出造反文人的潛禍性；其本質上已遊離紅學研究。而這種種悖謬，受害的是幾代《紅樓夢》讀眾。

　　

　　三 必須澄清以往紅學的功與過

　　

　　那麼，這麼多年的紅學研究一點成績沒有嗎？當然不是。

　　五四前，隨著皇道統衰微，瘋狂一時的「改紅續紅」派失勢，淡出歷史舞台。而上世紀初，相繼冒出的三大索隱著作（王夢阮沈瓶庵《紅樓夢索隱》、蔡元培《石頭記索隱》、鄧狂言《紅樓夢釋真》）雖然現在看來無論從認識、方法、效果論之均屬「荒謬」，但他們是名符其實「新紅學」始作俑者。尤其學貫中西的蔡元培先生，儘管他的「索隱」被下屬胡適打得稀里嘩啦，但他把紅樓引向「政治」（社會問題）的思考——既不是他獨家的[19]）也不準確，卻有重大啟示意義——這種思考價值至今猶存。另外，這三家索隱也為具劃時代意義的胡適之先生的「曹氏考證」出土，起催生作用。胡先生的《紅樓夢考證》無疑是200來年紅學史較突出貢獻者（誠然，眼下有異議，如陳林、曲沐等人的觀點）；這一「考證」力排眾說地確定了曹雪芹是紅樓作者及較確的家事生平；這不但為後來「新紅學」（實為曹學、版本學）研究圈定了範圍、帶出人才（顧頡剛、俞平伯、周汝昌等），也為《紅樓夢》廣泛傳播廓清路徑。然功不掩過，胡先生也留下兩大重要錯誤（1-延續至今的「史學盛於文學」的不正流風；2-紅樓「自述傳」說和「自然主義」論）一大至重疑案（隱瞞「甲戌本[脂評]」的來源，這嚴重影響了他本人的研紅著述及其後顧、俞、周、馮等眾多學者的平生的研紅著述之真偽及價值）。集考證大成的周汝昌先生居然「把歷史上的曹家與《紅樓夢》中的賈家完全地等同起來」。「考證派紅學實質上已蛻變為曹學」（余英時語）[20]；儘管這裡的「曹學」一詞引起遠在美國的趙岡教授的強烈不滿[21]。再說，蠻霸上世紀30多年的「狼奶紅學」的崛起及話語權掌控，責任不全在李希凡、藍翎二位先生；那場由批判俞平伯引發的「批胡適」「整胡風」等泛批泛斗運動及接踵而來的一系列對文化和文化人的塗炭，就不是紅學話題說得清的。「李藍」淺顯地理解「狼奶哲學」，識定是研紅靈藥，其實不過是拍合旨在把「賈史王薛」引向「蔣宋孔陳」的社會管理層須要；直到30年後他們才始有醒悟，發現自己成了「寧左勿右」的工具[22]——這種生命靈魂之悲，甚巨；當為後輩紅學者戒——搞學術不可「循時風」。然而，他們批俞批胡中也不是沒有可圈點之處。她從側面告訴後輩：紅樓藝術是可以新哲學視角切入——會有新收穫。這也再次證明「藝術作品大於作者思想」和「美學兼容哲學」的道理。再如「李藍」對胡、顧、俞等人的「紅樓自敘傳說」「釵黛合一論」等觀點的批駁，也歪打正著；只是群毆伙哄的上世紀惡劣的「運動」之風是學術研究不可再演的。再說，從文革「洪廣思」變臉回來的馮其庸先生眼下的紅學觀點能與時俱進，當予讚許。然馮老文革舊念難脫，仍循曹學老路，戴盆看天，襲《脂評》舊說，著述中文藝論乏力，不確之論顯見；譬如，對紅樓開篇「夢幻」的解釋[23]；再如，對「黛玉之死」「寶玉為僧」的「弱者論」[24]等等。改革開放後，紅學研究相對寬鬆，狼奶論蟬聲稀落；但紅學遭1954重創、文革衝擊，一直緩不過真氣；所謂「京派主流」盛行「宗祠」風習——大人物壓制小人物時有發生[25]。且看今日（紅學）之閾中大多「狼奶」「文革」兩脈徒眾；近親之嗣潛能甚低，仰承鼻息、尸位素餐，拒與歧議者平等對話，把學術搞成權術，甚同黑社會，「虱群之於褌中自以為無窮食」也；前面提到群毆劉心武歐陽建、冷凍陳林土默熱霍國玲，足見一斑；彷彿東林黨滅李贄、周揚幫剿胡風派再現。而此次社會管理者很理性，只作壁上觀。但有人惟恐天下不亂，譬如，另一位文革派蔡義江就企盼政府來規範眼下的「多元紅學」[26]。更可笑周汝昌大人一時頭暈，要乘開放之機「清理門戶」「嚴家法」——欲將以文學藝術研紅者統趕出他謂之的紅學界[27]。此時我要再提，所謂「五四新紅學」真正始祖王國維的《紅樓夢評論》是真正的文藝論，遠比蔡元培胡適之的大作早13年到17年；這已十分說明問題。

　　然而，文化畢竟走進多元時代。一些現當代小說作家的加盟，成了這現世紅學視閾的最大亮點。沈從文先生說「處處有隱喻，字字有機鋒」[28]，證明沈老把紅樓文本吃得極透；老舍先生說「我反對《《紅樓夢》》是作者的自傳的看法」[29]，一針見血；李國文先生說的「寶釵的詩，是從腦海里做出來的」「黛玉的詩，是從心靈里流出來的」[30]，屬深得紅樓真味；尤其他的「我不相信……似乎在曹雪芹身邊，有一個類似團體性質的脂硯齋」 [31]之論，更讓人折服；本來就是紅學家兼搞其他創作的蔣和森先生提出的「以利害關係為最大內容的母愛」[32]，該說有很深研究力度的；王蒙先生說「不能說現在續作的結尾就一定好，但也不能膠柱鼓瑟地認為寫人死凈家敗光才一定好」[33]，這是對「高續」和王扶林式的「續」最好的判辭；學者李劼先生說「以往所謂紅學研究之所以總流於膚淺甚至庸俗……根本原因在於貴族精神作為閱讀前提的嚴重闕如」[34]；這話，其實是對上世紀「平民文化」污染紅學的反思；還有資深作家木心先生說「《紅樓夢》……很現代」「曹雪芹……發乎情，止於藝術」和「（曹氏紅樓能讓）托爾斯泰、巴爾扎克、福樓拜、司湯達，看了大為動衷，大吃其醋」[35]，是極確的研紅之論……然而，中國當代作家莨莠不齊，也有無知充有知的胡侃俗聊者；譬如，小說家梁曉聲先生說「反正我是不會偏愛一個不是少女而是婦女的林黛玉的」；又說「年長几歲以後，誰知她（林黛玉）會不會變得跟寶釵一樣，一心慫恿寶玉還是求取個什麼功名好？」[36]。一聽即知，這是未必完整的詳讀過《紅樓夢》者的「非藝術之論」，可他文章題名卻鄭重冠以「論林黛玉」[37]。

　　但總之，這一片作家研究紅學的灌木叢的出現，相形較之眼下「主紅學圈」猶如朽敗不見一絲新綠的黑樹樁；給人們以「真紅學在紅學閾外」的坦示。然而，灌木叢畢竟不是喬木育才地。作家們憑經驗感覺的書張議論往往道東不道西，尤顯匱缺理論根基，更無法與世界文學世界哲學融通。而此等局面顯然不是歷史對「紅學」的世紀期待。

　　

　　四 《紅樓夢》與世界文學接壤初探

　　

　　既然「初探」就為拋磚引玉；研紅畢竟是民族學界的大事。雖紅學界不乏意氣、揮老拳，所謂「翻開紅樓自嘆自/捧著石頭誰怕誰」；然事（是）皆須理，歷史要裁定的。

　　——所以，還要回到「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上。

　　紅學之役歸根結底，一看文學底蘊的深廣；二看人情感悟的誠篤。

　　曹雪芹是靠生命感悟寫紅樓的；一切有話語權的「兇悍之理」、大人霸說、道德玄論，在人的靈魂面對紅樓的感悟時，都一錢不值。《紅樓夢》是不可被套索的。每個人對紅樓感悟有別，都可端出來，他人之誤你也有權指出，但莫冀圖人人服你。感悟紅樓誰可能都沒錯；就像賈瑞即便知道會死，也一根筋地照「風月寶鑒」正面，求與他最親親的鳳嫂合歡——而天下人大多喜看事物的表象正面；神仙也無奈。即使上世紀中國流行的給群眾造光環的招兒，麻姑搔背，最終還不是泄了底的醜劇。

　　——真正的裁決，是百年後比較聰明的後人的認可概率。

　　——這，算我倡揚的「新世紀紅學」的基礎意向。

　　且學術，又絕不可求「大一統」，「一邊倒」是學術的死路；且如蔡義江先生企盼政府再搞阻塞言路的「運動」，那真真「別有用心」（劉振興語）。爭論可永存；處無勢時捫頭治學，偶有勢者莫竊喜，辯即道也；但須平等對話，當年「胡蔡論戰」風氣甚好。且紅學研究的真前途是走向世界、回歸小說本位；這是時代要求，也是研紅歷程必然趨向；我們不能再用「守自家窩干自家事」上世紀中葉的狹隘定勢來研紅。

　　

　　（一）研究小說和作者要說清本質與靈性

　　

　　因為《紅樓夢》是一部小說，是作者依據自己的理想或說想像，把曾親歷過、或間接知道的、乃至不熟悉僅憑想像的「生活」進行重新審視、遴選、加工，以另一種他想像的邏輯創造出異於真實生活的「藝術」——這也是紅樓開篇坦言的「曾夢幻（構想）」「借通靈」「寫石頭」的曹氏創作的「三級跳」——而這種認識在以往紅學家心裡一直昏昏然；否則，周汝昌先生不會直到1990年還強調「此小說具有自傳性」[38]，而劉心武先生也不會不避其臭地在一堆「史」里搞「紅外線」。同時還須強調，那些只想用「現實主義文學」套牢紅樓的人，始終以為生活是糧食，創作是燒飯，淘洗添水加溫即可；然其大錯特錯。正如木心先生說的「藝術家有一種靈智的反芻功能，是憑記憶再度感受從前的印象……《紅樓夢》的人物（包括故事）是生活的幻化」[39]。我的話，創作不是燒飯而是釀酒。試想，哪一滴酒是哪一粒糧食、哪一顆葡萄釀成的，靠考證和索隱能說清？

　　因此，紅樓研究只能用文學藝術邏輯；考證索隱是搞史學。說考證索引與小說研究可融而合之[40]是某種願景，是對某人溢美；因為這兩類學者素質、探研方式、資源、學理等皆無統一可能，必顧此而失彼；即便王國維、胡適之二位大家也只能各抱地勢。

　　此外，一部文學作品的偉大，源於作者靈魂偉大；而一位作家靈魂的偉大，既屬先天「通靈」（包括母系父系的基因和民族精英潛意識的沉澱）也屬後天學養和人生磨礪對其魂魄的熔鑄。所以，我說「《紅樓夢》凝聚著中華幾千年無數正直文化人的『良知』」，不是虛言標揚，而是對紅樓作者靈魂的深度覓索；這絕不是反覆考證曹雪芹「出沒出家」「坐沒坐牢」「討沒討飯」就能參透悟通的。我想，這該是「新世紀紅學」發軔點。

　　

　　（二）再從精神理念的高度談起：

　　

　　《紅樓夢》一開篇就把「通靈寶玉」定位在中華創世紀說的「女媧補天」（自然含「女媧造人」）的遙遠高標上，這就宣告了作者的藝術思想已經直抵歷史發生學的起點，是要覆蓋整個人類的生存狀態並直指人類未來的。這一點從第5回「開闢鴻蒙/誰為情種」中，也能得到印合。而在第5回，作者又把「警幻太虛」（即作者藝術真實的「天堂」）置放在「女媧補天」和「通靈」產生之後；這在人文意識里超越了西方《聖經》的「創世紀說」——無形中，紅樓作者把「靈魂」擺在「天堂」之上，同時謂之那「天堂」是「幻」是「虛」——這表明紅樓對「靈魂」的標揚及定位的「至高」意義，在某種程度上把西方兩大文化巨人——但丁、歌德都拋在身後；因為他們或把神與天堂凌駕在人與靈魂之上、或讓人之靈魂與神與魔並行。再說道「男人」和「女人」，紅樓的「女兒是水做的骨肉，男人是泥做的骨肉」（見第2回）這一提法又超越了「女人是男人一條肋骨做的」這種基督文化觀點。更重要的，相關「愛的起源」：紅樓作者是用「澆灌」與「還淚」（第1回）對讀眾做了極形象的喻指傳遞——「澆灌」暗示男女性關係，「還淚」是女人對男人全部情感傾注的形象外化；而西方從「上帝欺矇亞當」到「蛇引誘夏娃」乃至二人被「逐出伊甸園」，都屬於把「愛」非理性化、低俗化，這遠不及紅樓作者倡揚得入理；在這一點上，紅樓作者的認識也極藝術地凌駕於彌爾頓、勞倫斯等對人性愛欲認識之上。尤其紅樓第5回關於「意淫」（精神大愛）的提出，更具高潔的、屬恆久未來的人文意識。

　　在 哲學上，《紅樓夢》看似以莊子的「逍遙精神」為先導、以「絕聖棄智」繼之的老莊理 念。其實，那又只是作者推到小說表層的部分——而作者重墨濃繪的理想世界「大觀園」里女孩們詩情畫意的生活與約170年後的馬丁?海德格爾所說的「人類詩意地生活在地球上」[41]的存在論，十分吻合；而曹雪芹對現實生活的「真」與「假」認識，也完全符合海德格爾的「真實存在」與「人們編造的存在者」的認識[42]。同時，曹雪芹用紅樓小說形象表述的「臨（林）賈（假）求甄（真）」的哲學意念，也正是海德格爾哲學表述的「良知呼喚存在論」[43]。尤其要提到的「賈寶玉」很小就揚言的「未來化灰化煙」，更與海德格爾的「死亡（非亡故）向終結的存在」（向死而生）的人生哲學相通[44]。

　　——所以，可以說《紅樓夢》的哲學內涵與海德格爾的生命存在論基本合融。

　　在歷史觀上，曹氏思想較難定性。

　　他在這方面躲躲閃閃，沉埋很深。有些人樂於把紅樓當歷史研究——錯。曹雪芹是大於時代者。且《紅樓夢》是小說；其歷史觀，有；但是用藝術折射出的。

　　這有三方面可歸納：

　　1-作者借用「女媧傳說」構設小說的「靈境」；又以「警幻仙」為核心構建「夢幻天堂」；又借「元春省親」打造以林黛玉為首的具靈魂意義「大觀園女兒世界」——這巧妙地置換了中華2000多年極頑固的「男性話語權（涉及男性創世觀）」。2-用賈寶玉之口痛斥皇道統「文死諫」「武死戰」的傳統主流價值觀。3-對歷史人物（尤其女性）和歷史事件，作者以自己的人文情懷做了深沉而獨特「凝視」——具體表現在薛寶琴〈十首燈謎懷古詩〉、林黛玉〈五美吟〉、賈寶玉〈姽嫿辭〉等詩文里。

　　這 後一條，讓人眼亮——我們似乎看到了比曹氏晚生150年的貝奈戴托?克羅齊的身影。就是說，《紅樓夢》的曹氏史觀與上世紀流行中國「講規律搞預言而漠視個體」的唯物史觀，迥然不同。於是乎，「狼奶」（李希凡藍翎）「文革」（洪廣思[馮其庸]）兩派對紅樓作者那些儼然正宗的貶責，均屬沒讀懂紅樓文本的弄獐貽笑[45]。

　　——這是「新世紀紅學」要明正視聽的觀點；篇幅有限暫不多談。

　　

　　（三）從敘述角度的獨特創新談起：

　　

　　首先說，《紅樓夢》文本是極具現代性的。她是以「靈魂敘述存在」「靈重塑了性」；且起筆就像福克納、馬爾克斯一樣懂得「抹糊述主面目」。請研讀，開篇那1500多字的「引序」[46]。這是以往紅學家從來不懂的問題。這「靈魂」，就是指「志在補天之石——通『靈』之玉」；而「存在」，是指以賈家內外（尤其大觀園裡的女兒們）為前台的整個華族人的生存狀態（書中如薛寶琴十首懷古詩里所表達的）。而作者打造的「開闢鴻蒙」的「情種」——賈寶玉，在紅樓里尤其前半部書中不過是文本真正敘述者——那「通靈石」的一雙「眼睛」而已。至於作為角色的「寶二爺」的「精神突圍」是逐步形成的。作者從旁暗喻——寶玉的小廝「茗煙」（諧音「明眼」）後又無端更名「焙茗」（諧音「倍明」：意為「加倍明亮」），就點明這層意思。與此同時，紅樓文本時不時出現「超越小說全知敘述」的影子——靈敘述。這「靈敘述」或藏在文本的全知敘述中（譬如，第1回的「五絕」「好了歌解」，第3回的「〈西江月〉二詞批寶玉」和第8回的七律「嘲玉」等）；或藏在某角色的限知敘述中（譬如，第2回賈雨村關於「三種人」的議論；第12回「空中叫道：『誰叫你們瞧正面的了的』」；第25回賈寶玉病中忽然對祖母說「從今已後，我可不在你們家了。快讓我走吧」；第50回「釵寶黛」的既符合角色又不太像角色的三首燈謎詩等——都屬小說開篇提到的那個「通靈」之「靈」在「說話」。這種超出人物的自我感知的紅樓文本的總敘述者——「靈」（石或玉）在「言說」，是紅樓藝術又一亮點。

　　這一藝術「亮點」的顯現，使《紅樓夢》驀然超越了西方兩部巨著——但丁的《神曲》和歌德的《浮士德》。因那兩部書仍停留在「我知我說」的古老敘述模式中。而僅從這種敘述視角的設定，紅樓就比但丁《神曲》里「作者下地獄上天堂」高明得多；而且，紅樓這種敘述視角還巧妙地轉換了頑固的東方男性話語權的視閾——女孩遂成主體。這樣，所謂「補天」之志在「寶二爺」身上的虛化和在真正作者（曹氏）身上的映現，就含蓄又貼近了。這樣也就比《哈姆雷特》《浮士德》人物直陳哲學思想，高明得多。

　　這裡僅可辯釋的是：《神曲》系長詩、《浮士德》是詩劇、《哈姆雷特》是舞台劇，而《紅樓夢》是小說；然而，藝術家的思維和作品體現的造詣是永遠具有可比性的。

　　

　　（四）從以女性為主的人物形象談起

　　說女性形象的塑造，作者把「靈界」一株小草、「夢界」的仙姝、「情界」的愛使小性、目無下塵、有極高作詩天賦、能以死明愛心的悲劇女性「林黛玉」，塑造得極具生命的靈魂意義；她足以跟莎翁的「朱麗葉」、托翁的「安娜」、哈代的「苔絲」、小仲馬的「瑪格麗特」、勃朗特的「簡愛」、易卜生的「娜位」等悲劇女性作比較；而「黛玉」那種籲天呼地的「質本潔來還潔去」的對靈魂的高貴維真的追求，與現實抗爭無望中絕不妥協的精神，既對中國幾千年講權謀講殺伐的男性歷史文化產生震撼，也為人類未來精神標畫出楷模——這是上述那些西方名著中女性悲劇形象群里不可比擬的「這一個」。

　　其次，「薛寶釵」的那種承色逢迎的生存層面的溫良和潛隱的「向帝」之心[47]及最後的悲慘結局，足以跟《包法利夫人》「愛瑪」做形象比較——「愛瑪」文化不高且虛榮；而「薛小姐」有才有學，只因意識與生存時風融合，靈魂顯低下；而這一點上《傲慢與偏見》的「伊麗莎白」倒是她的榜樣。至於「王熙鳳」的能幹與貪婪、附勢且狠毒的精明、潑辣、淺薄，要比《飄》中的「郝思嘉」性格更有稜角；這位「偏從末世來」的「凡鳥」本該是有蘭佩?杜薩《豹》樣的創造力的貴族豪傑，但她既是只「凡鳥」（無文化）又生於「末世」——而這一形象效果，恰是為配合紅樓大主題打造。至於「花襲人」對皇統社會「飼豬管理」的適應和她異化成道統「豬舍」的維護者，倒很像莫里哀筆下的「汝爾丹先生」[48]和加爾多斯筆下的《裴翡達夫人》的配生女。

　　至於曹氏精心建造的短暫的理想國——「大觀園」，我們既可把其想像成契訶夫的《櫻桃園》，也可把它當作是《百年孤獨》里「梅爾加德斯的羊皮書」；你既可以拿法朗士的《企鵝島》和老舍那鮮為人知的《貓城》作參考，也可比量一下斯特林堡的《紅房子》。

　　——而這，就是偉大藝術的涵蓋性和人文價值的普世性的顯現。

　　

　　（五）《紅樓夢》藝術與世界文學的對接：

　　前面說過，《紅樓夢》看似一部中國傳統的現實主義甚至自然主義作品，其實那只是表層的前理解——作者在文本中大量使用超時代的、極前衛的藝術手法。只是他文思妙曼，我們一時看不透。而我們的紅學研究如果不能把這些「寶」挖掘出來，那相當於「犯罪」；我們難道要等顧彬、博爾赫斯之流研究出來，再跟人家打所屬權官司嗎？

　　1-首先，曹雪芹比弗洛依德早生141年，可在刻畫人物上他竟然大量使用「潛意識分析法」，且十分嫻熟。譬如，第3回寶玉和黛玉「初見面時的似曾相識」，其中有很深的潛意識依據；第19回「意綿綿靜日玉生香」，竟把少年男女主人公的朦朧性意識（雙方的「正表現」「反表現」）寫得細緻入微、絲絲入扣；再如，第27回「滴翠亭楊妃戲彩蝶」，竟把薛寶釵在潛意識支配下「移禍林黛玉」表現得天衣無縫，且把前意識和潛意識的「時差」度量得十分精準；再如第23回，賈璉一句調侃妻子的「性」玩笑，就流露偌多潛意識裡與鳳組的矛盾；第17回，賈政無意中兩句感慨就泄漏了潛意識裡有與他現實生存方式相抵牾的心理；還有第34回「寶玉被打」後，在半睡半醒中「看見蔣玉函和金釧走了進來」，那更屬一個人潛意識裡的深度愧悔……如此等等情節。

　　紅樓作者或許不懂「潛意識」存在，更不懂「精神分析」——那是理論層面；然而他的創作實踐把「她」應用得極好，不留痕迹；這豈不證明曹氏藝術天分之高？

　　——相關「潛意識應用」是須做更細緻分析的。這方面筆者已有專論[49]。

　　2-被現當代中外作家廣泛應用的「象徵主義」手法，在紅樓中有凸出顯現。當然，這裡既有廣義的「象徵」意韻又有「象徵主義」運用的區別。我先從前者說起。

　　譬如，文本中「補天石——通靈寶玉」的設定；「風月寶鑒」「金鎖」的設定；第7回「冷香丸」「宮花」的設定；「瀟湘館」里「竹林」的設定；第37回「白海棠」和第38回「菊花」與「螃蟹」的設定；還有針對「大觀園」的「籠翠庵」與「妙玉」的設定；針對「作者理想」的「薛寶琴」這一人物的設定，等等，都有「象徵」意韻在其中。且「頑石——寶玉」「風月寶鑒」的設定上，還有「變形藝術」的雜糅。

　　但像第5回的「夢幻結尾」第35回49回62回上半章74回等章節里，作者用整整一個章節（或大段落）的人物情節所展呈的「象徵意韻」，就屬「象徵主義」的運用。

　　這裡，我僅對第35回做簡明剖析：

　　此章從「黛玉很早在戶外佇望怡紅院」到「賈母被王姓集團及幫手『簇擁』到王夫人房裡吃『蓮葉羹』——這一對峙『寶黛愛情』的『母系大同盟』的形成」；再到「王夫人與薛寶釵同時派出玉釧和鶯兒給寶玉『送蓮葉羹』『打絲絛』」到「薛寶釵親自指導那系『玉』的絡子如何編織」，直至「寶玉傍晚支開襲人而讓晴雯給黛玉送舊帕」——這一系列情節，形成一套覆蓋全書的、具「中介喻指」功能的意象象徵鏈條。這「意象象徵」顧名思義——這種象徵形態是藉助特定意象（對峙寶黛愛情——實施金玉良緣的）以組織小說的形象體系（桌上在座的圍繞賈母的所有「王」家人及幫手）；作為核心象徵性意象（王夫人命玉釧送湯；薛寶釵指揮鶯兒用「金線配黑珠」打系玉的絡子）這在小說中處於一種特殊情境。這些意象在意蘊上已「超常負載」，於是也就使其具「超常」的藝術張力。同時配有人名的諧音暗示：白玉釧（白串玉）；黃金鶯（應黃金）。

　　這裡還須辯釋：「象徵主義」理論曹氏也許不了解或說還來不及總結，而他在紅樓創作中的應用也許只是一種「偶合」，但上述的這些廣泛的「偶然」就不能不說這是作家藝術潛質的「必然」，而這種「必然」又如此前衛、超時代、不亞於現當代中外如梅特林克、斯特林堡等著名象徵主義作家的手筆——這怎能不讓人嘆服、欽敬、膜拜。

　　3-從現代「符號學」角度研究紅樓，更使人眼球大跌。

　　其實，現代意義的「符號學」出現才半世紀，儘管索緒爾、皮爾斯、格雷馬斯、艾柯等人從理論上將其搞得有聲有色，但應用上多在手語、文字、實物畫、交通信號、廣告學等領域；文學應用尚無。然而，我瞠目地發現紅樓作者把足以超越現代「符號學」的「曹氏符號學藝術」使用得爐火純青盡善盡美。譬如，「甄士隱」「賈雨村」兩個人物，除了文本賦予他們的其他意義，尚有「真」與「假」的符號學意義。如，文本中凡有「賈雨村」之名出現，你准能分析出那是「非作者生活之真」的「假」來，那情節準是作者編造想像乃至誇大了的。譬如，第2回3回這「假」一出現，「黛玉小姐」就母亡父病，寄人籬下；這就是作者為儘快讓女一號出台而做的強化性情節鋪墊；這就是對應實事之「假」的藝術之為；這時「賈雨村」名字就含有現代符號學規定的「能指」「所指」意義。

　　再者，貫穿全書的6姓家族的符號學意義及其代表形象。

　　「賈」諧「假」——「以賈寶玉與環境的衝突」為形象傳遞；「史」諧「死」，自含「歷史」之意——「賈母」「湘雲」為正輔形象傳遞；「王」諧「亡」，亦含「皇統權霸」之意——以「王熙鳳」為首的王家人為形象傳遞；「薛」諧「學」，意在「文化、教育、習規」——以「薛寶釵」「薛蟠」為正反形象傳遞；「林」諧「臨」，涵「自然天然」之意——「以林黛玉的生存狀態」為形象傳遞；「甄」諧「真」——屬側寫，含「隱約渺茫意，僅鏡中出現過「甄寶玉」。而這6大姓氏及其諧音字與形象含意，及其各自的代表人物的符號學意義，幾乎遍布紅樓文本。僅列舉兩件能簡捷說清的例證：A-第 9回「鬧書房」是書中寫「封建教育」的。「薛」即「學」。在這段情節中並無「薛蟠」什麼事，但此卷中再三提到「薛蟠」——目的是要借這一符號提醒讀眾這情節是嘲諷封建教育荒謬一面的；且這裡明確的「薛蟠」名的諧音暗喻：「學之所盼（叛）」，加重了嘲諷提醒力度。B-第25回「叔嫂逢五鬼」，這情節本來就潛藏著濃重的「影射」「變形」意義；作者為點明「皇道統社會」才是對寶玉「靈」性的摧殘、致其「瘋」（寶玉在病中極清醒地對最疼愛他的奶奶說「我可不在你家了，快打發我走吧」）。可這時，正哭天喊地的「王夫人」缺乏「王」的「能指」性；「王熙鳳」事出同因也病倒——缺乏「王」的「能指」性。於是作者「調動」來從沒在文本「露臉」的「王子騰夫人」（寶玉舅媽）在書中晃了一下。她出現的作用其實在文本情節上毫無意義，僅在於她所具有的符號學意義，即「王」姓的「能指」性和「所指」性上：這「叔嫂」其實是被通行社會的皇統意識搞「瘋」的。

　　——附帶說一句，所謂文本中「符號學意義」即你要用符號學眼光來品量之。

　　此外，這6個具有符號學意義的「字」還可以組成諸多辭彙。譬如，「史學」「王學」「死亡學」「假王學」「假史學」「臨假求真」「臨史（死）求真」，等等；盡可聯想組合，不一而足；且這都是具形而上意義的概念詞語，關乎《紅樓夢》全書的多項「隱主題」。

　　這裡也須辯釋：「紅樓符號學藝術」的應用，雖無西方的理論總結但其在文學中的應用卻成熟且微妙。同時，這應用與「象徵、隱喻、變形」等藝術雜糅一起，愈加難得。

　　4-《紅樓夢》中「結構主義」。

　　研究紅樓的「結構」是一項重大工程。然而，按現當代的「結構主義」研究，可以說既有貼切處，又有剝離感。但我們既不能消足適履，也不能漠然置之，且這正是對「新世紀紅學」的挑戰。這裡，容我分兩步做些賞試分析：

　　從「結構主義」學比照《紅樓夢》：「通靈寶玉」就含「歷時性」——從「女蝸補天」到「賈寶玉出生後」，那「靈之石」存在數千年不止。再如，第56等章里寶玉從鏡子里進入「甄家」與「甄寶玉」交談，這又是結構主義「共時性」。

　　從整體上說紅樓的「靈、夢、俗」金字塔式的三界隱約穿插。這種結構藝術已經讓人高山仰止，且獨特異常。但丁《神曲》「天堂、人間、煉獄」三界——無非揭示人性、懲惡揚善、皈依宗教，其藝術縱然宏麗無比，其底色卻僵硬固化。而雪芹紅樓的三界卻是人性與靈魂的升華——智者於俗世罹磨難，在夢界因理想得補償與指點，在靈界他是「補天」的大貢獻者——雖是人間悲劇，卻屬積極的人生狀態。

　　這種在小說結構中的悲劇人物的靈魂之層層升華，還不是中外結構藝術之最嗎？

　　另說，《紅樓夢》的局部結構也是極妙的。

　　譬如，作者常用「外來者進榮府」掀起小說敘述新波瀾。劉姥姥三進榮國府，除情節人物配置須要外，在小說結構上也有必然性，是值得研究的。再如，紅樓文本有一種已呈定勢的「細節配置」——那幾位主要人物，只要有「喜事、順當事」之後，相繼准有「堪憂受挫敗之事」傍隨出現。其例甚多。我把這稱之「悲劇配置法」。譬如，「情切切良霄花解語」剛過，花襲人就讓李嬤嬤臭罵一頓；榮府上下正給王熙鳳大擺生日宴，鳳姐回屋就撞見賈璉胡搞，結果她丟人地撒了一回潑……

　　這種人物命運多變和「不如意事常八九」情節的使用，加濃了小說悲劇色彩。

　　5-「比較文學」的一筆。

　　「比較文學」在西方歷時達200年，系文學探研（准文學質的）；曹氏紅樓無涉及。但在我研紅中發現一段紅樓情節，極符合「比較文學」現代定義——「研究在不同文化和不同學科中人與人的通過文學進行溝通的種種歷史、現狀和可能」。

　　那就是第28回，作者經心安排的賈寶玉（情種）、馮紫英（平庸公子）、雲兒（女性）、薛蟠（動物男性）、蔣玉函（藝人）——五類分子所行的酒令。我稱之「倫理審美『五組三重奏』」[50]。其中以這五人各自先以「女兒的悲、愁、喜、樂」為題答一句詩；再自己各唱一首歌；再誦一句詩來點題。這其中把五種類別層面的人，各自的心志、性格、審美、情致一一都表現出來，且無聲地形成比較觀照。

　　給予讀者的卻是「比較」的文學中「人」的差異的心靈留痕；意義甚大。

　　——這是超前的紅樓藝術與世界文學藝術的又一次融通或曰碰撞。

　　

　　（六）其他可進一步探討的紅樓藝術（簡述）：

　　無疑，《紅樓夢》的認識價值和美學價值，嘆為觀止；絕不是我這萬把字文章能囊括的；紅學能否與世界文學史觀照相通，是須眾多研紅者不斷努力的，只要方向對頭。以往紅學家之所以做不到：1-思考方式偏、眼界窄；2-客觀有障礙、自身底氣虛。

　　1-譬如，對紅樓詩（包括詞曲賦誄）尤其對曹氏擬作的「黛玉詩」的研究，始終缺乏從「倡揚靈魂」「追求生命價值」角度探索。從這兩點說，「黛玉詩」遠比「李杜蘇辛陸」的作品更有價值。再如寶玉的〈芙蓉誄〉〈姽嫿辭〉等都屬優秀作品。我們有必要下功夫，將曹雪芹的這些高超的詩文作品予以準確評價，傳揚到世界去。

　　2-再者，紅樓中的「隱喻」是作者應用最廣泛、也是紅樓敘述中極獨特、有效的藝術手法——所謂「處處有隱喻，字字有機鋒」（沈從文語）；我稱之「曹氏垂直釋意法」。且其花樣不單一，有變化，有的顯見、有的隱深、有的還須做「排列」「組合」「呼應」處理。譬如，「白金釧」「白玉釧」，單解其一意義甚小，可若將兩個名字重疊起來成「白金玉釧」意義陡然深遠，遂成「白白的把『金』『玉』串（釧）在一起」。而能破解到這層隱喻對我們研究《紅樓夢》將少犯多少錯誤，少走多少彎路？

　　——然而，紅學史至今200來年，竟無人能全面破解《紅樓夢》中的隱喻。

　　3-再有，「黑色幽默」的運用也閃見文本中。譬如，第7回焦大剛罵完「爬灰的爬灰養小叔的養小叔」，鳳組正生氣，寶玉就問她「爬灰」「是什麼」；再如，第36回薛寶釵坐在寶玉身邊一面給他趕蠅子一邊給他綉兜肚，可寶玉夢中說（可能有意）「什麼『金玉姻緣』？我偏說是『木石姻緣』」……這樣的細節安排，讓人哭笑不得？

　　——其實這是極妙的藝術之為。

　　4-紅樓里「變形藝術」的應用，也不時出現，很跌讀眾眼球。

　　譬如，明明一僧一道在「靈界」是「骨格不凡，丰神迥異」（第1回），可到人間就變成「癩頭跣足」「跛足蓬頭」——且這形容語里還另有他意——「癩頭跣足」諧音「來頭顯著」；「跛足蓬頭」諧音「頗出風頭」——呼應「將真事隱去」（甄士隱）這一層意思。再就是那最典型的變形藝術「風月寶鑒」的反正兩面；作者又讓那道士在空中大聲疾呼：「誰讓你們瞧正面了的！」這是對充滿謬誤的人世間凜峻警斥。

　　至於，《紅樓夢》文本中寫景、狀物、刻畫人物的語言，更見功夫，且其中時常顯露出 「印象派」「原始派」「荒誕派」味道的筆墨。因為比較細碎，就不逐一盡述。

　　

　　五 最後的幾句話

　　

　　統而言之，我們的《紅樓夢》絕不是一部一般意義的古代小說，作者曹雪芹也絕不是一般意義的小說作家；我們研紅也就不能僅從一般意義或史學考證上糜費思維。

　　——這是《紅樓夢》文本告訴我們的，是200年紅學史告訴我們的。

　　而且，我們還可以從世界文學史的一些大脈胳上做考釋：

　　譬如，西班牙語系文學中，從塞萬提斯的《唐?吉訶德》到馬爾克斯的《百年孤獨》，西方僅被中世紀殘留的騎士精神糾纏多少年？法國文學中，從拉伯雷的「粗獷」到巴爾扎克「寫實」再到普魯斯特「意識流」，僅小說敘述演進又走過多少代人？英國文學中，從莎士比亞的「豐富」到貝凱克的「荒誕」，人類在命運問題上又探討多少年？美國文學從《白鯨》到《老人與海》，從傑克?倫敦到福克納，對人類的創造力又做了怎樣的掘發？再說最深厚的德語文化，從《浮士德》到《變形記》，從胡塞爾到海德格爾，人類在「靈魂與人的存在」上做了多少從學理到文學的艱辛求索？

　　而這些，我們華族人從《紅樓夢》中都能不同程度研究出來。這還不是「紅學」的重要和驕傲？說來，孔子學說不過因為「她」有「好政府」的鄉愿，所以被2000年來皇道統巧妙利用著；而曹雪芹對靈魂對生命的標揚不知比孔子學說光明、博大、進步、深邃、前瞻多少倍？可直到現在，有多少中國人（包括一些紅學家、影視編導）懂得這些？又有多少外國朋友知曉這些？謹此，難道還不該把紅學搞下去？

　　眼下，《紅樓夢》正該被「以人為本」的世界文化所接納；紅學恰是橋樑。

　　

　　[1] 愛新覺羅?永忠，清宗室詩人，康熙14子胤禵之孫。

　　[2] 指李希凡、藍翎二位先生。

　　[3] 參見藍翎《龍捲風——四十年間半部書》。

　　[4] 參見《古舊書訊》1984-5期。

　　[5] 見俞平伯《紅樓夢研究》附錄〈樂知兒語說《紅樓》〉第182頁。

　　[6] 參見蔡義江〈走紅學健康之路——寫在中國《紅樓夢》學會成立30周年之際〉和劉振興〈評蔡義江先生的一篇胡說八道〉第四部分「別有用心的學術規範觀」。

　　[7] 見孫玉明《紅學1954》第238頁。

　　[8] 見劉心武《揭秘「紅樓夢》第六講〈秦可卿出身之謎〉第85頁和劉心武《樓外望月》〈從秦可卿入手解讀《紅樓夢》〉第247頁。

　　[9] 汪精衛《紅樓夢新評》署名「季新」（1915年發表於《小說海》）。

　　[10] 參見木心講述《文學回憶錄》第38講第500頁中兩句「藝術只該有評論家，不該有好 事家」和「中國的紅學，大抵是嘁嘁喳喳之輩」話。

　　[11] 見筆者《紅學——在世紀的轉折點上》〈秦可卿之謎真解——兼批評劉心武先生和王扶林導演的謬識〉。

　　[12] 見茅盾〈節本〈《紅樓夢》〉導言〉。

　　[13] 參見劉夢溪《《紅樓夢》與百年中國》第四部分〈紅學三派之間的衝突與融合〉。

　　[14] 見俞平伯《紅樓夢研究》附錄〈樂知兒語說《紅樓》〉第197頁 。

　　[15] 見李希凡藍翎《紅樓夢評論集》〈關於《紅樓夢》簡論及其他〉第6頁和李希凡1972年為人5文學出版社的《紅樓夢》寫的「前言」〈歷史的局限和階級的局限〉。

　　[16] 見俞平伯《紅樓夢辨》中卷第222頁。

　　[17] 見洪廣思《階段鬥爭的形象歷史》第184頁。

　　[18] 見劉心武《揭秘紅樓夢》第四講〈秦可卿抱養之謎〉第63頁。

　　[19] 參見無名氏《乘光舍筆記》。

　　[20] 見余英時《紅樓夢的兩個世界》〈近代紅學的發展與紅學革命〉第007頁。

　　[21] 參見趙岡《假作真時真亦假——兩個世界》（載1976年6月香港《明報月刊》）。

　　[22] 參見藍翎《龍捲風?沉滄海》75頁。

　　[23] 參見馮其庸《紅樓夢概論》第29、177頁和筆者的〈跨進紅樓第一道高門檻〉第二節。

　　[24] 參見馮其庸《紅樓夢概論》第111頁和筆者〈賈化（假話）可言大題〉第4節（選入[ 羽之野「新世紀紅學」評論集]《紅學——在世紀的轉折點上》[中冊]）。

　　[25] 參見單世聯〈世紀風潮中的一部小說〉「學術權威與紅學論爭」。

　　[26] 參見蔡義江〈走紅學健康之路——寫在中國《紅樓夢》學會成立30周年之際〉和劉振興〈評蔡義江先生的一篇胡說八道〉第四部分「別有用心的學術規範觀」。

　　[27] 見周汝昌〈什麼是紅學〉1982年第3期《河北師範大學學報》。

　　[28] 見沈從文〈「[分瓜]瓟斝」和「點犀[喬皿]」〉。

　　[29] 見老舍〈《紅樓夢》並不是夢〉。

　　[30] 見李國文〈黛釵的文學觀〉。

　　[31] 見李國文《樓外談紅》〈上當的紅學家〉。

　　[32] 見蔣和森〈寶玉被打析〉。

　　[33] 見王蒙《紅樓啟示錄》〈話說〈《紅樓夢》後四十回〉。

　　[34] 見李劼《論紅樓夢》第一章第31頁

　　[35] 參見木心講述《文學回憶錄》第38講第495、499、502頁

　　[36] 見梁曉聲〈論林黛玉〉。

　　[37] 見筆者〈以世俗論藝術豈不荒謬——批評梁曉聲先生「論林黛玉」〉。

　　[38] 見周汝昌〈從魯迅論《紅樓夢》說起〉。

　　[39] 見木心講述《文學回憶錄》第502頁

　　[40] 見劉夢溪《紅樓夢與百年中國》第四部分〈紅學三派之間的衝突與融合〉

　　[41] 這是海德格爾援引「荷爾德林」的詩。

　　[42] 參見馬丁?海德格爾《存在與時間》第一篇第6章〈操心——此在的存在〉第41-43 節。

　　[43] 參見馬丁?海德格爾《存在與時間》第二篇第2章〈一種真能在的此在式的見證，決心 〉

　　 第55-57節。

　　[44] 參見馬丁?海德格爾《存在與時間》第二篇第1章〈此在之可能的整體存在，向死而存在〉

　　第 48-49節．

　　 [45] 此觀點筆者有專論〈石頭獨具的史跡〉，將編入[羽之野「新世紀紅學」系列]《紅學——在世紀的轉折點上[下冊]》。

　　[46] 見筆者〈跨越紅樓第一道高門檻〉第一節「模糊的述主隱現『靈敘述』〉。

　　[47] 見《紅樓夢》花城出版社2010年12月歐陽健等新校第2版第139頁「薛寶釵詩」〈凝暉瑞〉「芳園築向帝城西」一句。

　　[48] 參見莫里哀的《貴人迷》。

　　[49] 見筆者《紅學——在世紀的轉折點上》[上]〈紅樓中弗洛伊德的身影〉。

　　[50] 筆者〈倫理審美五組三重奏〉編入[羽之野「新世紀紅學」系列]《紅學——在世紀的轉折點上》[中冊]

　　

　　 （此文發於《紅樓研究》2013-4期；後，又作修改；現編入[羽之野「新世紀紅學」文集]《紅學——在世紀的轉折點上》[上冊]。特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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