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陽道人與詩仙李白的「神仙交」

紫陽道人，姓胡，隨州人，唐代著名道士。曾受唐玄宗徵召，到東京洛陽主持皇家道觀太微宮。詩人李白旅居安陸十年，與在隨州仙城山修道的胡紫陽，多有「神仙交」，深受其影響，並結下深厚的友誼，傳為千年佳話。 紫陽道人，從仙城山到太微宮 仙城山，又名現光山，位於曾都區府河鎮。據《李太白全集·漢東紫陽先生碑銘》載，胡紫陽「八歲經仙城山，有清都紫微之遐想。九歲出家，十二休糧，二十游衡山。」清同治《隨州志·方外》則寫得更為詳細，說他「生便開悟」，八歲登仙城山，即有「出世之想」，回到家裡，「凝思累日」，再取出道教的經書細讀，就明了其意，「稍稍行導引法，即能數日不食」，達到不食五穀的「休糧（辟穀）」的境界。 紫陽道人既有「仙根」，又勤學苦練，「雲遊洞府，水涉冥壑」，師法異人高士，拜謁天師李含光，成為一代名道。且廣傳道法，「南抵朱陵，北越白水，稟訓門下者三千餘人。」在仙城山，則「居苦竹院，置餐霞之樓，手植雙桂，棲於其下」，全心修道。 唐代李姓皇帝尊老子李耳為始祖，把道教列為三教之首，慕道學仙之風盛行。紫陽道人傳道，門庭若市；地方長官遇其靜坐修道，即屏氣凝神靜悄悄走開，敬慕有加，其影響也越來越大。 唐玄宗李隆基鑒於武則天依靠佛教勢力篡奪李家王朝的教訓，登基之日，便大力強化開國以來的崇道政策，提高道教地位，形成了唐代道教的全盛時期。東京洛陽上清宮重建，先名曰「玄元皇帝廟」，玄宗封其名曰「太上玄元皇帝宮」，天寶二年 (公元743年 )，改名太微宮。這次重建規模宏大，集皇家宗廟、國立道教大學和國家道觀於一身，地位顯赫，其首席住持，非高士大德不可，紫陽道人成為不二人選。 但紫陽道人卻自甘淡泊，太微宮「三請」，紫陽道人「固辭」。不久，唐玄宗親自下詔徵召，紫陽道人「不得已而行」，為「太微宮使」，「入宮一革軌儀，大變都邑」，頗有建樹。 但此時的唐王朝，已將由盛而衰，處於「安史之亂」的前夕，即便是出家人云集的道觀，也是烏煙瘴氣。方士競相炫耀煉丹匿影、登刀吐火之術，「爭為幻惑」。而紫陽道人「退然自處，日集諸弟子講說道德經，剖析淵奧」，並與以幻術惑人的方士針鋒相對，對東漢煉丹家魏伯陽的《周易參同契》進行新的闡述，指出魏伯陽吞丹死而復活是後人的妄傳，「以辟諸謬說」。 為 「太微宮使」，本是紫陽道人礙於皇上的顏面，「不得已」而為之，「出世之想」一直是其夙願。終於，他積勞成疾，只得「稱疾辭帝」，回歸山林。他自知在世不久，「臨別自祭，其文曰：神將厭予，予非厭世。乃顧命侄道士胡齊物具平戶輿，歸骨舊土。」 離開東都洛陽的那一天，洛陽傾城而動，「王公卿士，送及龍門」。走到葉縣，他「目若有睹，泊然而化，天香引道，屍輕空衣。」臨終之際，他恬淡無欲，得道升天。 他的遺體回到隨州（唐初改稱漢東郡，後復稱隨州），「本郡太守裴公以幡花郊迎，舉郭雷動」，他「開顏如生，觀者日萬」，「至其年十月二十三日，葬於郭東之新松山，春秋六十有二」。 對紫陽道人的存亡，李白的讚歎也到了至境：「存也宇宙而無光，歿也浪化而蟬蛻！」 太白謫仙，終生不渝的仙道因緣 或許是李白豪放不羈的性格使然，或許是唐代崇尚道教的潛移默化，李白一生與仙道結下了不解之緣。他不僅與司馬承禎、吳筠、元丹丘、胡紫陽等著名道人有「神仙交」，而且他自身曾兩次被授予道，取得正式的道士身份。而李白之所以被稱為「詩仙」，不僅僅在於賀知章讀其詩後「謫仙」的驚嘆，更在於他詩情里渾然天成的仙風道骨與浪漫主義情懷。 公元725年 （開元十三年），25歲的李白出蜀，「仗劍去國，辭親遠遊」。在江陵（今湖北荊州）與著名道士司馬承禎相遇，受到88歲的老道人司馬承禎的賞識，誇其「有仙風道骨，可與神遊八極之表」。兩年後的727年（開元十五年），李白再遇好友元丹丘。元丹丘是李白早年在蜀中認識的道友，經元丹丘推薦，李白到隨州仙城山拜訪了元丹丘的老師胡紫陽，由此，成就了李白與紫陽道人、與隨州的一段因緣。 李白在其《冬夜於隨州紫陽先生餐霞樓送煙子元演隱仙城山序》中，對這段因緣敘述較詳，「吾與霞子元丹、煙子元演，氣激道谷，結神仙交。殊身同心，誓老雲海，不可奪也。」李白與元丹丘、元演志在學道，「歷考天下，周求名山」，來到隨州，「入神農之故鄉」，向紫陽道人學習，「得胡公之精術」。「胡公身揭日月，心飛蓬萊。起餐霞之孤樓，煉吸景之精氣。」且欣然傳道，「延我數子，高談混元。金書玉訣，盡在此矣。」 從紫陽道人學道，李白受益良多，在紫陽道人去世之後，仍難以忘懷。他在《漢東紫陽先生碑銘》中寫道：「予與紫陽神交，飽餐素論，十得其九。」其弟子元丹丘等，更是「咸思鸞鳳之羽儀，想珠玉之雲氣。」 又過了若干年，李白對紫陽道人仍推崇備至：「夫漢東之國，聖人所出，神農之後，季良為大賢。爾來寂寂，無一物可紀。有唐中興，始生紫陽先生。」即從神農炎帝時代到唐朝，數千年的時間，隨州才出了神農、季良、胡紫陽這三個傑出的人物。 正是紫陽道人的感召，和仙城山的吸引，使元丹丘、元演來此學道，而已在相鄰的安陸成家定居的李白，更是時時來此就教。 與紫陽道人等「神仙交」的場景，在元演到譙郡（今安徽毫州）任參軍一職之後，李白仍歷歷在目。他在《憶舊遊寄譙郡元參軍》中寫道：「相隨迢迢訪仙城，三十六曲水回縈。一溪初入千花明，萬壑度盡松風聲。銀鞍金絡到平地，漢東太守來相迎。紫陽之真人，邀我吹玉笙。餐霞樓上動仙樂，嘈然宛似鸞鳳鳴。袖長管催欲輕舉，漢東太守醉起舞。手持錦袍覆我身，我醉橫眠枕其股。當筵意氣凌九霄，星離雨散不終朝，分飛楚關山水遙。」 李白吹笙，太守起舞，鸞鳳和鳴，一醉方休，枕股而眠，錦袍覆身……仙城山訪仙問道，道義友情其樂融融，既有神仙的逍遙自在，又有朋友的依依不捨。 在《題隨州紫陽先生壁》一詩中，李白更是對神農故里一脈相承的養生之風稱讚備至：「神農好長生，風俗久已成。復聞紫陽客，早署丹台名。」並希望自己受到紫陽道人的幫助，得道成仙：「終願惠金液，提攜凌太清。」 名僧貞倩，李白託付平生述作 紫陽道人仙逝之日，李白已離開安陸，而告知李白並請為之作《漢東紫陽先生碑銘》的，是隨州名僧貞倩；安史之亂後，李白顛沛流離，將平生所作的詩文手稿相托，還是這位貞倩……可見，李白與貞倩也具有非常深厚的情誼。 但這種情誼，較之於李白與紫陽道人、元丹丘、元演等人的「神仙交」，是全然不同的。 李白在《江夏送倩公歸漢東》序中說，倩公「蓄壯志而未就，期老成於他日。且能傾產重諾，好賢攻文」，即將「平生述作，罄其草而授之。」 《隨州志·方外》也有載：「貞倩，隨人也，少任俠好結交，至破其產，中年浪跡四方，迄無所就，遂歸入仙城山為僧。」 李白所述貞倩之「壯志」，絕不是紫陽道人等的「出世之想」，而是「兼濟天下」的入世抱負，他重義輕財，好結交賢能有志之士，傾家蕩產也在所不惜；他一諾千金，愛好詩文，人品文品兼備，因而，李白對他寄予了美好的祝願：「今聖朝已舍季布，當征賈生，開顏洗目，一見白日，冀相視而笑於新松之山耶？」安史之亂已平，武將當刀槍入庫，文臣當有用武之地，而當倩公等大展才華，在新松之山相視一笑，長眠於此的紫陽道人也會欣慰不已。 而在《江夏送倩公歸漢東》詩中，李白更將貞倩喻為漢東隨侯的明月之珠：「彼美漢東國，川藏明月輝。寧知喪亂後，更有一珠歸。」 貞倩返回漢東，將會如隨侯之珠一樣，煥發奪目的光彩，這是李白對貞倩的祝願，也表明了李白在屢經磨難之後，對「兼濟天下」的入世之志，仍始終不渝。 「出世」的訪仙問道，與「入世」的經世報國，在李白的心中，都極為真誠極為強烈地融為一體，註定了其一生的坎坷與磨難。 公元728年（開元十六年）秋，經紫陽道人作媒，李白與前朝宰相許圉師孫女成婚，入贅許家，定居安陸，先後在壽山（在今廣水境內）、白兆山生活，生女平陽，生子伯禽，夫婦相敬如賓，直至公元738年（開元二十六年）底許氏病故。 但這樣舒適溫馨的「小日子」，顯然非李白所願，以致他後來在《秋於敬亭送從侄癩游廬山序》中，稱這一階段為「酒隱安陸，蹉跎十年」。 剛定居壽山時，他的心情是閑適的，在《代壽山答孟少府移文書》中，他將壽山人格化，以擬人的口吻稱他自己：「逸人李白，自峨眉而來，爾其天為容，道為貌，不屈己，不幹人，巢、由以來，一人而已。」似乎是專心向道，以唐堯時代的隱士巢父許由自比。隨後述及朋友的責備，希望他應「達則兼濟天下」。於是，他規劃自己的人生目標，首先是「申管、晏之談，謀帝王之術。奮其智能，願為輔弼，使寰區大定，海縣清一。」即以春秋名相管仲晏嬰為自己的人生偶像，建功立業，報效君國，如此，「事君之道成，榮親之義畢，然後與陶朱、留侯，浮五湖，戲滄洲，不足為難矣。」在功成名就、光宗耀祖之後，隱身而退，泛舟江湖，這便是李白的夢想，也是中國無數代知識分子的人生夢想。 但這樣的夢想，少有實現機會，陶朱公范蠡與留侯張良的故事，不具備普遍意義。 李白「不屈己，不幹人」的驕傲，不久即蕩然無存。他「酒隱安陸」，其實是以安陸為中心四處交遊，不過效果不佳，以致「蹉跎十年」。 《與韓荊州書》就是李白「幹人」、求取功名俸祿的生動寫照。 韓朝宗，時任荊州長史兼襄州刺史、山南東道採訪使。為了得到韓荊州的賞識與推薦，此文開頭即大拍馬屁：「生不用封萬戶侯，但願一識韓荊州。」甚至恭維他「有周公之風」。接著自我推銷：「十五好劍術，遍干諸侯。三十成文章，歷抵卿相。雖長不滿七尺，而心雄萬夫。皆王公大人許與氣義。」隨後提要求：「必若接之以高宴，縱之以清談，請日試萬言，倚馬可待……而君侯何惜階前盈尺之地，不使白揚眉吐氣，激昂青雲耶？」 不知韓荊州是不屑於李白 「心雄萬夫」的口氣，還是不滿於接見李白還要「高宴」侍候的架子，此次投書干謁，再也沒有下文。 在唐朝科舉為寒門子弟打開上升通道的大環境下，李白執著於「遍干諸侯」求取功名，是有其苦衷的。 據《新唐書·選舉制》載，科舉應試者的來源，由學館薦送的稱作生徒，一般都是官員子弟，即便有百姓，也要求「庶人之俊異者」，要求較嚴；由州縣薦送的稱作鄉貢，「舉選不由館、學者，謂之鄉貢，皆懷牒自列於州縣。」牒，是譜牒一類證明家世身份的文件。鄉貢先由縣一級考試，經過淘汰，再經州府到中央逐級考試、淘汰、選拔。而李白的家世，哪裡經得起層層的審查？ 以公信力最高、李白族叔李冰所作的《草堂集序》來看，雖然李白有「涼武昭王詗九世孫」的顯赫頭銜，但其後「中葉非罪，謫居條支，易姓與名……神龍之始，逃歸於蜀」。而在其後不久的《唐左拾遺翰林學士李公新墓碑並序》中，更是明確說「絕嗣之家，難求譜諜」。 科舉之途不通，「遍干諸侯」也沒有得到達官貴人的賞識，但李白最終在作為道友的吳筠、作為詩人的賀知章的推舉下，其詩才為唐玄宗所知。 公元742年（天寶元年），42歲的李白受到唐玄宗的召見，其激動之情躍然詩中：「仰天大笑出門去，我輩豈是蓬蒿人！」 李白不僅享以「高宴」，唐玄宗甚至「以七寶床賜食，御手調羹以飯之」，並「置於金鑾殿，出入翰林中，問以國政，潛草詔誥」。 這是李白最風光的時刻。但很快，李白就明白了離「出將入相」的夢想越來越遠。關於國政的進言，玄宗不聽，只「欲得白為樂章」，作一些助興娛樂的詩歌罷了。失望之餘，李白「浪跡縱酒」，甚至，興之所致，「使高力士脫靴」，得罪了深得唐玄宗寵信、官至驃騎大將軍的大宦官，不為皇上「親近所容」，不得已，只得「懇求還山，帝賜金放還。」 李白辭帝出京，如釋重負：「安能摧眉折腰事權貴，使我不得開心顏！」 作為詩人的李白，即便到了晚年，也沒有明白自己不是從政的料。安史之亂中，他受永王李瞞之邀，為其幕僚，以為英雄有了「用武之地」，卻不料上了李瞞叛亂的「賊船」，差點丟掉性命。後來被救、被赦，四處流落，六十二歲即病重而逝。 李白一生漂泊，「當時著述，十喪其九，今所存者，皆得之他人焉。」李白託付給貞倩的「平生述作」，可能就被李冰收集在《草堂集》中，這或許也算得上隨州人對中華文化寶庫的一個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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