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權：秤砣上的書法

07-21

977.5萬元

上圖實物是「秦始皇詔文銅權」，是一個十邊形稜柱體的銅質秦權，體高5.5厘米，底部圓直徑4.3厘米，上細下粗，挺拔方正。

棱面鑄秦始皇廿六年（公元前221）統一全國度量衡的詔文，除第一邊5字、第5邊3字外，其餘每邊4字，共40字。刻鑄的字口深峻，文字清晰而嚴謹。

從造型到銘文的刻鑄都顯的嚴謹規範，應是一件精工細鑄的官制標準器。民國時期曾經金石收藏家柯莘農收藏，在2011年5 月拍賣場中拍得977.5萬元。

秦權的收藏，隨著金石學的隆興，而被晚清民國金石名家、文物藏家所珍愛。端方是其中突出的一位。

端方

據端方幕僚褚德彝後來介紹，他一生共藏有各式秦權四十八枚，是他衙齋邀與友好玩賞的至寶。其中得自吳大澂的兩枚「巨無霸」，可能就是放置在這張照片桌上的左右兩邊上。

照片攝於清光緒二十七年（1901）十月六日，地點在端方湖北巡撫任上的武昌官邸。太師椅端坐著的就是端方，自右向左依次站立的是他的好友與幕僚李葆恂、錫春臣、黃左臣、程伯臧，桌上放置還有大小秦權數枚。

端方題記：「此《評權圖》也。戊戌（1898年）之冬陳臬秦中，先後得秦大權二，皆重五十三斤，約即秦之百斤也。復得十餘斤至數斤權五方，量橢量二，銅詔版一，大小輕重凡十器，亦足以征地不愛寶而物聚所好矣。」

他也招致到金石學家王懿榮等人作為幕客為之網羅求索、考訂校勘，並把所藏秦權影拓，傳諸同好，遺澤後人。

秦權

權，就是度量衡器，商承祚認為它是天平的砝碼，但也有學者認為是桿秤的秤砣。秦始皇為了鞏固中央集權統治和發展經濟，而改革和統一度量衡制度，他用當時的最高法令形式——「詔書」頒布秦國的度量衡制度，來廢除其他各國的度量衡制度。

《漢書·律曆志》稱：「權者，銖、兩、斤、鈞、石也。」一石為四鈞、一鈞為三十斤、一斤為十六兩、一兩為廿四銖。據測，秦代一斤約合今250克左右。

秦權的質地為銅、鐵，還有陶質的，多為半球形，少數有觚稜，一般分為權身與權柄鼻鈕兩部分。秦始皇權大都是實心，但秦二世權高體小鈕，多為一斤重，因此身底部凹陷，空腹如鍾，藉以擴大外壁面積。

權體面上環刻的銘文，就是我們說的秦權銘文、秦量銘文、秦詔版銘文。有兩篇：

一是，秦始皇二十六年詔書，詔曰：「廿六年，皇帝盡併兼天下諸侯，黔首大安，立號為皇帝，乃詔丞相狀、綰、法度量則不壹，歉疑者皆明壹之。」凡四十字。

二是，後來秦二世元年詔書，詔曰：「元年，制詔丞相斯、去疾，法度量，盡始皇帝為之，皆有刻辭焉。今襲號，而刻辭不稱始皇帝，其於久遠也，如後嗣為之者，不稱成功盛德。刻此詔，故刻左，使毋疑。」凡五十八字。

量，即升、斗，有柄，形狀有方有橢，質地有銅和陶。詔版，長方形或方形，厚度在2-3毫米間，四角有帶洞孔的邊耳，為方便鑲嵌在度量衡上。

秦權量上的銘文，有的僅有始皇詔；有的同時有始皇詔和二世詔，兩段詔書風前後一致，又有不一致的；有的有詔文，另還有使用地點、重量等信息；有的沒有詔文，僅有重量、使用機構等銘文。

從現藏陝西省博物館的「高奴禾石銅權」看，正面陽文：「三年，漆工口、丞詘造，工隸臣牟。禾石，高奴。」高奴在今陝西延川縣境，「漆」，地名；「工」即「工師」，為監造者。「丞」官名，主造者，「工隸臣」為實際鑄造者，「隸臣」是刑徒身份。工師、丞、工三級，是秦國官府手工業的組織系統。口、詘、牟為人名。

另一面則刻了秦始皇二十六年詔書和「高奴石」三字，並加刻秦二世元年詔書。可以推知，這個權從一開始鑄造直至秦二世六年，三次鐫刻銘文，長期作為標準器使用。

上海博物館藏的「商鞅銅方升」是商鞅任「大良造」時頒發的標準量器，器壁三面及底部均刻銘文，始皇詔即為加刻。中國歷史博物館藏「兩詔銅橢量」，外壁一側刻始皇帝詔文5行，另一側刻二世詔文7行。

因此，研究者得出，統一度量衡的方法是製造度量衡標準並頒發標準度量衡器，有的就要把秦始皇和秦二世詔書分別在權量詔版上加刻，以此作為檢驗校正的憑據，之後才能使用。這樣權量上除了詔書之外，還銘刻有使用地點和機構，還刻了重量。

而這些銘文，主要是鑄和刻來完成。鑄是先在范模上設計書寫，再將文字刻制加工，最後再翻鑄或模印。刻的話，有摹刻，即先用筆書寫再用刀鑿刻，或者以刀代筆直接刻劃，這種書刻常見於陶質瓦量上。

秦權書法

秦權中，有圓整方正的、整齊劃一的銘文，但大多數是縱有行，橫無格，字體大小不一，錯落有致，生動自然。更有率意直截的，或缺筆少畫，或任意簡化，天真稚拙。

馬宗霍《書林藻鑒》卷三秦代部分「金刻瘦硬而刻石之體婉通，疑斯相篆原有二體，故後世各相祖述。」相傳這些權量詔版與秦刻石一樣都為李斯書寫，但設想那數不清的權量，和現今所見銘文風格不一的實物，顯然不可能出於李斯一人之手。

而這兩道詔書，尤其秦始皇詔，就成了當時核定的內容，成了參與制作的下層民眾創作的規範、統一的文字內容，成就了秦朝另一種小篆書法作品系統，是官方實用的俗體。

這些銘文，最大的特點是露鋒，行筆速度快捷，在圓筆中鋒基礎上出現了偏鋒，筆勢方折明顯，有許多斷筆，甚至短線縮簡為點，豐富了線的運動節奏以及筆畫關係。

筆畫清朗瘦勁，單刀近甲骨意味，雙刀處則有大篆刻辭的線質，筆畫與筆畫之間的粗細，長短、曲直、斜正、收放等關係豐富多變，又統一協調。

在章法上，構圖圖式更加率意自然，字與字、行與行以及整篇幅都有強烈的對比關係，極具質樸率直、凝練生動的藝術審美價值，呈現出端正、奇肆、疏放、緊緻、勁峭等多種風格類型，而與秦刻石中橫平豎直、筆畫圓勻、結體均衡，體勢修長，體態莊嚴妍美的小篆風格迥異。

所以，這種銘文大都十分草率，字形結體大小不一，筆畫方圓無定而以方折者為多，布局隨意，整體上沒有行列的講究，這是「草篆」，與秦簡文字、秦印文字、秦兵器文字的書寫特徵相同，有著相似而統一的藝術風格。

「草篆」是篆書的簡化現象，主要簡化方式是「簡損化」（簡損文字結構中的某些構件或筆畫）、「方折化」（改篆書圓轉的筆畫為方折），以「方折」為「草」（簡化）的方式進行，這也構成了秦文字書寫發展的內因。

收藏與創作

時光荏苒，歲月侵蝕，秦代官方標準化小篆書法秦刻石已經寥寥。隨著秦權量的發見，清末民國，學者、金石家阮元、端方、陳介祺、吳大澂、劉心源、羅振玉、容庚等對秦權量詔版或賞玩收藏，或研究著錄，進入了近人的視野。

還有的，以秦權量為臨摹創作，黃士陵、吳大澂、吳昌碩、曾熙、齊白石、羅振玉、羅復堪、梁啟超、王師子、壽石工、童大年、丁佛言、胡小石、吳湖帆、馬公愚、朱復戡等都有涉獵。

吳昌碩說：「秦詔權量，用筆險勁，奇氣橫溢，漢人之切玉印胎息於斯。」齊白石刻印中：「最後喜秦權，縱橫平直，一任自然，又一大變。」

? 吳大澂作品

? 朱復戡作品

? 鄧爾雅作品

?台靜農作品

? 馬公愚作品

有學者說，秦刻石出自李斯尚有文飾傾向，那麼這些出自底層民眾之手的秦權量詔版銘文所呈現的藝術特質就是秦文化思想「理性化、世間化」最好的註腳。

「楚漢紛爭列炬頻，獨幸此斤未磨滅」，也就是好在留下的諸多秦權量詔版，使得人們今日依然能夠一睹秦書的風采，再在書法和篆刻上得以創作新的形式與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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