賈平凹：向世界講述中國巨變中小人物的故事

如果走在大街上，我肯定認不出他就是大名鼎鼎的賈平凹。中等身材，穿件普通條紋襯衫，肚子凸起，有些謝頂，眼皮略浮腫，看上去就像任何一名普通的中年男人。多年來，賈平凹深居簡出，能見到他實屬不易。在幾天前結束的北京國際書展期間，賈平凹的小說《高興》出版英文版，並在亞馬遜平台上向183個國家的讀者同步首發。這是亞馬遜第一次為華人作家的作品英文版舉辦全球性首發活動，賈平凹在中國文壇上的地位不言而喻。正因如此，專訪時，《環球時報》記者一直期待從這位大作家口中聽到驚世駭俗的大道理，然而，低調親和、稍顯靦腆的他，說的都是家常話。

《高興》講的是農民工劉高興進城打工的故事。「當他們經過城市時，就像風吹過一片樹葉一樣，誰也不會重視。但正是這批人在中國城市化進程中起到非常大的作用。我希望致敬那些從農村到城市的打工者。」雖然在大城市生活了幾十年，賈平凹始終認為自己是「農村的幽靈在城市裡哀嚎」。他一直關注那些卑微的小人物的命運。「文學作品的屬性就是和社會產生一種摩擦。如果從局部看，可能別人覺得我寫批評的東西比較多。這就像，如果你胸前落了一個飯粒，生人看到後不會管你，只有熟人才會跟你說。」仔細一咂摸，他樸實的話里有人生百態，五味俱全，就像他家鄉的特產肉夾饃。再配上貫穿始終的《武林外傳》里佟掌柜般濃郁的陝西口音，他的話，更有滋味了。

當農民不易，我理解這個階層

環球時報：您創作《高興》的初衷是什麼？希望反映中國怎樣的現實問題？

賈平凹：《高興》這本書寫於10年前，是緊接著另一部長篇小說《秦腔》之後寫的。《秦腔》是寫在中國發生巨大變化的過程中，中國傳統文化衰弱的過程。《秦腔》寫到中國一部分農民要離開土地走向城市，《高興》就寫農民到了城市以後的事，可以說《高興》和《秦腔》是姊妹篇。中國正在走城市化道路，10年前、20年前中國城市在瘋狂擴張，縱觀世界都沒有這麼強烈的變化。當時的中國城市處於大拆大建最熱的時期，產生了一批撿垃圾的人群，也形成了一個產業。第一批農民工里有一部分人沒有技術，只能撿垃圾。當時我在了解這方面情況時，遇見我小時候的同學劉高興，這才知道他帶著兒子在西安撿廢品。他們父子倆在工廠外搭了一個棚子，棚子非常小，當時天特別熱，根本睡不成覺。他就把涼席鋪上水再睡。我看了以後特別感觸。如果我當時沒有偶然離開農村到城裡來，可能我現在就在工廠里看大門。

劉高興原來叫劉書禎，自己改名叫劉高興，就是希望實現在這個城市過上好生活的夢想，但這些人根本融不進城市。雖然生活很艱苦，可是劉高興特別幽默，他跟我講了很多他的故事，特別有意思。我就產生了寫作慾望，去致敬那些從農村到城市的打工者。

環球時報：農村與城市最大的隔閡是什麼？為什麼您有一點仇恨城市？

賈平凹：城鄉差別說起來就複雜了，生存的環境不一樣，慢慢導致意識上、想法上都有差距。20年前，鄉下人進城，從他的行為舉止、表情、衣著一看就知道是鄉下人。現在很多農村的年輕人在城市裡闖蕩，從外表上分不太出來，但內部的不同只有自己知道。

我出生於農村，農村還是比城市辛苦得多，困難得多。當一個農民確實不容易，我不是說同情，起碼是理解這個階層。我也不是仇恨城市，城市也是一個平台，可這裡也充滿著分配不公、待遇不公，人越多的地方矛盾越多。就那些東西，大家都在爭奪。我喜歡看《動物世界》，自然界的競爭很殘酷，豹子把牛吃掉了，可能殘酷得很。可是豹子要喂它的孩子，它帶著病、懷著孕還要捕獵。它吃牛必須要選老弱病殘跑不動的或者小牛。為了你的孩子去捕殺別人的孩子，那又很殘忍。當然，人類要文明一些，吃你不是當場吃掉，而是用各種名譽、地位、金錢慢慢把你消滅掉。所以，不能說掠食不對，也不能說掠食者不對，沒有辦法說世界的秩序。

游名川、讀奇書、見大人

環球時報：您的書翻譯成外文的還遠遠不夠，其中有什麼阻礙？

賈平凹：我上世紀90年代寫的一批作品被翻譯出去了，但後來因為各種原因和外界基本斷了聯繫，這幾年作品才開始被翻譯得多起來，覆蓋了十多種語言。相比之下，英文譯本比較少，更多還是被翻譯成法語。英語譯本最近一兩年才有三四本，基本上是我作品的十分之三四。大部分作品還沒有被翻譯出去。每個作家都希望自己的作品走得更遠一些，不同語言的讀者都能讀到它。這是我的心愿。我非常感謝有各方面的力量來促成這件事，尤其像亞馬遜這樣知名的世界性平台，通過它向世界推廣，對於中國作家和作品走出去大有好處。翻譯家也很偉大。現在很多作品都涉及到基層人，基層人必然要說基層話，翻譯工作還是很困難的，翻譯相當於重新創作了一次。從某種角度上說，世界文學其實就是翻譯文學。如果不翻譯，誰也不知道你。

環球時報：對於如何搞好文學創作，您曾談到要「游名川、讀奇書、見大人，以養浩氣」，能否具體解釋一下這幾個層面的重要性？

賈平凹：「游名川」是要多跑一些地方，多看一些自然的東西。「讀奇書」就是要精讀一些有名的、經典的好書。「見大人」是見有見識的人、高人，就是「聽君一席話，勝讀十年書」的意思。吸收別人的東西才能加強自己。如果你沒有見過世面，不知道外面有多少好東西，你做一個東西就老以為自己好得很，其實人家看你的東西根本就不行。

環球時報：有人認為，中國文學中寫人性惡、社會灰暗的那一面較多，缺少寫善的、給人光明的東西。您怎麼看？

賈平凹：中國現在正處於社會轉型期，一方面物質特別豐富，現代人的思維開放程度也比幾十年前高。但同時社會矛盾也很多，社會分配不公、貧富差距拉大、特權等問題都爆發了。這就是中國歷史特殊的社會節點。除非我寫科幻小說，或者寫古代，如果寫現實必然會牽扯這些內容。這就導致表面一看，中國作品裡揭露的、陰暗的東西比較多，但中國社會就處於這個時期。

人類的天性都是追求美好的，誰都想把日子過好，沒有人說我今天生明天就去死，或者我今天結婚明天就準備分手。為什麼產生文學？文學是為了讓人活得更好。什麼叫活得更好？有人偏重這個方面，有人偏重那個方面，都是從各種角度推動人類往美好的地方走。如果局部地看，可能覺得我批評的陰暗面太大了。這就像，如果你胸前落了一個飯粒，生人看到了以後不會管你，你的丑或美和他沒什麼關係，只有熟人才會跟你說。這跟社會生活中的道理是一回事。大事想不通的時候把它變成小事來考慮。世界局勢看不懂時，把它變成單位的一件事，你就能看懂了。

河裡有石頭，浪花才特別壯觀

環球時報：感覺您現在很淡泊，對批評、讚揚都無所謂了。那麼，您對諾貝爾文學獎還有期待嗎？

賈平凹：世上任何東西都不是說你想怎麼樣就怎麼樣，不是由你來決定的。寫作是我的愛好，是我生活的方式，也是生命的方式。你不給我發稿費，不給我什麼表揚，我還在寫，習慣了。就像老農民一樣，他幹不了農活，還在門口編筐子。現在不是說我已經枯竭了，也不是因為慣性要寫作，我覺得自己還有強烈的創作慾望。現在對我來講，不是說缺吃缺穿，生計問題解決不了，我就想多寫一些東西。

環球時報：寫作使您獲得了名利，同時也面對激烈的批評。您曾經給友人送了一幅字：「大人小心，聖賢庸行」，這表達了您怎樣的心境和人生哲學？

賈平凹：「聖賢庸行」是老話，「大人小心」也是老話，我把這兩句話挪到一塊了。「聖賢庸行」是說，那些聖、那些賢的行為都要像平常人一樣。「大人」就是地位很高的人。人做得越大，行為就一定越要小心。你再大，也得過普通人的生活。

人這一生每天都可能遇到神，也可能遇上魔鬼。今天有太陽明天或許就下雨了，沒有說誰過得平平安安、順順暢暢。我覺得，如果你要把事情做得很大、很有成績的話，這一生必然要有很多磨難，要遇到很多的神、很多的鬼，陰和陽的方面都有，才可能庇護著你走得更遠，如果太順搞不大。對於每一個具體的人來講，都不願意經歷磨難，但從整個人生過程來說，磨難實際是好事情，「吃虧是福」這個道理過來人才知道。我從小磨難就多，創作以後爭議也特別多。在20多歲時，誰要罵我、批評我，就感到很委屈、很恐懼，害怕自己不能寫作了，反正就是磕磕絆絆地走過來的。過後一想，你要感謝那麼多磨難。就像河水一樣，沒有石頭，水流過來是平平靜靜的;如果有石頭，流過來的浪花特別壯觀，很好看。

環球時報記者張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