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政治思想家福山教授在清華大學的演講要點（百麗百靈彙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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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山先生講座現場（前排右2）（攝影：沈雪晨）
百麗百麗綜合自：沈雪晨（鳳凰網大學問公號，鳳凰網特約記者）、東揚、蒹葭（清華大學小研在線公號）、澎湃「思想市場」。
2015年11月4日下午，日裔美籍政治學家弗朗西斯·福山在清華大學蒙民偉音樂廳做了題為」中國和美國政治改革的挑戰「的演講。（福山教授的基本情況和主要觀點在百麗百靈公號有過介紹）
清華大學人文學院汪暉教授主持了本次活動，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崔之元教授，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潘維教授對演講做出了評議。
以下為福山在清華大學演講的最新要點摘錄。
福山認為，在中國的傳統中，國家要素從來不缺乏；關於法治，中國並不清晰，法治的範疇，應該是是高於政府的行政權，可以發揮最終限制權力的效果，法律的地位是高於政府的，即便是最高級別的行政長官，也要受到法律的限制，按照一定的程序和規則來運作，而不能為所欲為；政府問責制在中國不夠完善。
福山還認為，現階段的中國政治改革中，實現法治比追求民主更為根本。當前中國興起的一個重要議題就是，政府能否變得更為問責化。
福山認為現代國家與傳統國家的一個關鍵區分是在於世襲制，現代國家在很大程度上是要求非個人化的，並不是為了個人利益或者家族利益而存在。但是，在不同程度上，現代社會直到今天都仍然遺存著某種「家族制」，因而有代際之間的利益傳遞。
按照福山的觀點，法律的起源比民主更為合理。福山從文明史的角度對法治做了追溯。
法治這一概念在世界各國的文明中也各有體現，尤其是文明古國各種形式表現出來的文明規則中。各國政治秩序的平衡性不同，通過不同的政治改革實現制度性的平衡。
西方歐洲、印度伊朗的法律獨立於政治。古印度嚴格遵循婆羅門等級制，這種種姓制就包含了法律的根源，伊斯蘭教的教規教義也是法律起源。
法治起源於猶太教、伊斯蘭教、印度教的文明，成文法在一定程度上是神之意志的表達，它作為某種超驗的力量，是高於政權、高於國王和皇帝的。作為上帝意志的表達，法在印度教、伊斯蘭教、猶太教等宗教中有很突出的表現。比如印度種姓制中的婆羅門階層，就有凌駕於世俗權力之上的獨立性；以沙烏地阿拉伯為代表的伊斯蘭國家，宗教領袖也能干預君主的施政。
對於伊朗等國家，法律也是來源於宗教，是上帝的旨意，國王也得遵守。在歐洲，法律起源於天主教堂，起源於現代國家開始之前，宗教設立法律機構控制國王。
歐洲大陸發展起來的是基督教法制傳統。羅馬帝國晚期，經歷了將近一千年的教權與皇權的鬥爭，教會在11世紀左右從政權中完全脫離出來，獲得了獨立制定法律和解釋法律的權力，同時又區別於世俗權力。
此後世界上第一所法學院博洛尼亞大學在義大利博洛尼亞建立。
英國獨立發展了普通法系統，當面對法律的公正性問題時，採取民眾反抗的應對機制，民眾向國王要求一種更為公正的法律，來促使更有效的法律的實施。英國人對普通法有著特別的信念，普通法在英國具有比行政權力更崇高的地位。
中國與歐洲不同，在政治史上沒有教會獨立的現象。
中國的法律傳統主要是起源於公元前三世紀的秦朝的刑法，那時中國沒有民主和法律體系，也沒有將政權和宗教進行分離，因此，中國法律傳統與其他國家不一樣，中國的政治傳統里並不具有對政府實行限權的資源，沒有嚴格意義上的政權與法律的分離。自秦朝以來，中國的法律主要是基於政府權力的刑法系統，主要是一套懲罰性的制度。
中國都是祖先崇拜，所以沒有集體的宗教信仰，人們不會信仰別人家的祖先。儘管唐代時期盛行佛教，但是中國政府向來不喜歡獨立的宗教力量和道德權威。中國古代的法律由皇帝指定，而不是獨立的機構。
福山教授也承認，在中國，確實有一個關於「天」的概念，作為政治權力的超驗來源。但是，「天」在中國並沒有教皇那樣的制度性代表。
中國對法治最大的貢獻是儒家和法家的辯論。儒法兩家的鬥爭，也僅限於各自的王權理論和君子道德的概念，而沒有涉及真正意義上的「法治」。他們辯論的核心在於人是「性本善」還是「性本惡」。中國一直致力於官員素質賢明，沒有像西方那樣制定事無巨細的法律規範。中國人認為，沒有一種法律能夠普遍地適用於判定所有情形，必須依據不同的環境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因此，只有那些高尚而明智的君子，經受過良好的教育，才能具備良好的判斷力，可以在特定的情況下做出正確的決斷。這背後其實是法治和人治之爭。
福山還提出，即便是晚清的改良運動，也沒有建立起中國的法治。辛亥革命之後孫中山建立的民國才有所發展。民法制度，主要是在國民黨統治時期，才逐漸成型。改革開放後，中國法律體系確實在不斷健全，但是主要針對經濟貿易。 福山肯定了任期制和強制退休制對維持政治秩序平衡的貢獻，認為中國的政治傳統和19世紀下半葉的普魯士模式比較接近，官僚制是在一定的法律和規則之下運行，但在下一階段的政治改革中，法治仍是第一要務，需要更多的法治，實現國家、法治、問責制三個要素之間的平衡。。
美國當代的情況恰好相反，是由於法律繁瑣而限制太多，政府行政低效，辦事不力，國家消極應對衝突，社會變成了利益集團滋生的溫床。過多的法律阻礙了美國的政治改革。
美國的法律傳統來自英國普通法，立國精神是先有法再有國，美國人對政府普遍不信任，故而設置了司法權高於立法權和行政權的憲法，最高法院有權推翻政府和議會的立案。美國政治改革的重點是建立一個有效率的行政體制，擴大政府的權力，避免現代公民政治的基石被家族制復辟和私人關係消耗殆盡。
福山認為，中國政治是早熟的，它維持政治秩序平衡的要素上的先天不足。當下的政治改革，健全法制、施行法治是實現三要素平衡中的第一步。
至於美國，重點是塑造一個更有能力、更為有效的政府，避免自由民主制度下政治危機的衝擊。
在後續的回答提問中，福山認為，法律的中立性、公平性是一種理念，是重要的原則，沒有法律曾經做到完全的不偏不倚。民眾正是以這個原則來對抗不公正的腐敗政府。福山承認，法律會被利益集團所利用。大多數的國家其實並沒有真正意義上的司法獨立性。法律系統是被權勢者潛在地控制。
福山承認，在大多數的發展中國家，如果你是擁有權勢的地方官，或者是擁有財富的大公司，你就很容易運用權力和財富來操縱司法，為自己牟利。司法獨立性所設想的獨立，不僅相對於政府的獨立，應當是獨立於有錢有勢者所施加的影響。
福山認為，黑格爾關於「承認的政治」的論述，是理解歷史動力學的一種有效路徑。圍繞承認的鬥爭至今依然存在，而且非常重要，在某種意義上，民族主義就是基於對承認的慾望，希望贏得對他們的尊嚴、他們的神、他們的宗教的承認。
福山認為，政治系統的質量，是不能只依據十到二十年的情況來判斷的，而是需要更長的歷史時段，才能檢驗其是否具有可持續性。美國的政治制度下還沒有未出現跨代際的長期衰退，只要修復得當，仍然可以繼續運轉至少五十年。中國在過去的一段時間取得了令人印象深刻的成就，但仍然需要在未來的數十年繼續證明自己的可持續性，唯有如此，他才會認為中國的道路是成功的。
據悉，講座前一日（11月3日），福山教授還受到了習近平主席的接見，就相關議題進行了會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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