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變 | 美國主導的世界秩序及中國成長·憲法秩序與世界體系

文/劉仲敬

法統與僭政，安全落差與秩序輸送

文明意味著秩序的生成和暴力的形態化。秩序意味著「可預見性」對「偶然機遇」的排斥；形態意味著赤裸暴力的邊緣化和污名化。達爾文世界的居民坦然接受偶然機遇和赤裸暴力的統治，視之為人類生存的自然狀態；而合法暴力、濫用權力、撥亂反正的概念對他們非常陌生，就像文明人對「出生地的正當性」「海拔的正常化」「經緯坐標的合理調節限度」一樣莫名其妙。「合乎形式的統治」凝聚於法統，法統是一切形式的綜合和升華。法統的完善性和延續性是文明人類所能指望的最高世俗成就。文明居民在理想的法統下，能夠忘記自然秩序與政治秩序的區別，不再將機遇和暴力視為理性預期的必要組成部分，就像大都市居民無須將砍柴禦寒列為聖誕節購物計劃的必要組成部分。真正意義上的世界歷史就是各種法統生成、展開和滅亡的歷史。來自過去的信息如果完全不具備法統意義，就只能納入考古學、人類學或自然科學範圍。法統或形式將意義賦予歷史，在法統的邊界之外，只有事件，沒有意義。僭政是秩序的逆轉和暴力的無形態化，是機遇和暴力對形式的反撲。

只要不同行為主體在同一時間存在完善程度不同的法統，或法統與僭政並存，秩序「可預見性」的差異就會轉化為國際體系中的安全落差。安全落差構成重要的外交資源，通常有利於法統最完善或最持久的一方。菲利普·奧古斯都對約翰王的優勢主要源於約翰的弒親罪、英格蘭王國的憲法危機、英格蘭王國與諾曼底公國的財政與司法管轄權衝突。在這些危機暴露前，約翰的父親亨利曾經依靠同樣的資源長期凌駕於法蘭西王室之上。路易十四對斯圖亞特王朝的單方面影響力主要建立在兩國宮廷的合法性差距之上，甚至不列顛島國的地緣優勢都不足以抵償。只要絕對君主制構成18世紀國際社會的標準形態，凡爾賽的模範宮廷就可以坐享外交紅利。只有既正統又新教的君統才能解決英格蘭-蘇格蘭王國的憲法危機，這正是奧蘭治親王和1688革命的歷史使命。《天主教排斥法案》《王位繼承法案》和《1707年聯合法案》奠定了全世界最穩固、最古老的法統，極大地增加了不列顛君主國面對歐洲大陸和全世界的安全落差。只有在安全落差的保護下，它才能居高臨下地仲裁歐洲大陸的勢力均衡。立憲君主制構成了19世紀國際社會的標準形態，相應的外交紅利也就轉移到威斯敏斯特。

1680年，《塞特爾請願書》充分體現了國內憲制和國際秩序如何聯結於正統性：

在英格蘭當前的緊急形勢下，天主教繼承人若能自願遜位；其功在社稷，不亞於庫爾提烏斯之於羅馬。這兩種情況的差別，不外乎當今環境較為緩和而已。吾國雖危，仍然無須流血犧牲。逐鹿問鼎，殊非易事；何如歸卧林泉，蘇我黎民？若是，則國本危而復定，兆民亂而復安。殿下高風亮節，炳勛千古；縱然萬乘之尊，亦將相形見絀。

殿下一勞永逸的結束陰謀，讓達摩克利斯之劍入鞘，解君國累卵之危，給國民費厄潑賴（Fairplay）。何況，國王與御弟年齡相若。遜位就人事種種不測風雲而言，尚非劍走偏鋒、計出孤注。二聖的安全與榮耀、王國的和平與繁榮，乃至整個基督教世界的安寧，無不有賴於此。惟其如此，國王和國會才能精誠團結。軍民一心，才能鞏固盟國。聯盟鞏固，才能遏製法蘭西勢力的致命擴張。（The Character of a Popish Successour and What England May Expect from Such a One Humbly Offered to the Consideration of Both Houses of Parliament，Appointed to Meet at Oxford，on the One and Twentieth of March，1680/1）

大革命導致法蘭西的正統性和延續性斷裂，短命的僭政一再出現，結盟戰略和外交導向隨著憲制一起翻覆不定，嚴重損害了國家信用和國際體系的穩定性。大革命導致制憲會議和國民公會單方面撕毀法蘭西君主制承擔的條約義務，在和平時期吞併小國，兼并鄰國領地，對外邦臣民行使司法管轄權。1848年革命重演了武斷權力的一幕，每一次法統中斷都導致過去數十年積累的外交資源流失，大革命毀滅了處心積慮的波旁家族盟約和穩定全歐洲局勢的法奧聯盟。1830年革命毀滅了大有希望的法俄聯盟，這個聯盟本來可以預先阻止俾斯麥和第二帝國的出現。1848年革命毀滅了英法自由主義聯盟和已經頗有成效的海外協調。1871年革命的共和主義與沙文主義為俾斯麥的東方三帝同盟提供了最佳的意識形態土壤，造成了數十年的英法海外競爭和歐洲孤立。「英國不介意交涉對手的憲制改變」，「英國只有永恆的利益」實際上表明了心照不宣的事實：英國對自身憲制的穩定性和承諾的可信度抱有不可動搖的信心，同時非常清楚它的交涉對象沒有同樣的把握。英國只用它的海外利益下注，而歐洲各國政府必須用自己的生死存亡下注。維也納會議和柏林會議的外交官完全清楚，這種不對等的關係意味著什麼。勢力均衡只是大陸各國的相互節制，仲裁者的權力卻不是它們任何一方所能節制的。19世紀初葉，俄羅斯帝國享有類似的優越地位，它的君統和憲制似乎同樣安如磐石，因此能夠對中歐行使超過其實力允許的權力：拯救者——沙皇的仲裁權並不是不像路易十四對查理二世、帕麥斯頓勛爵對全世界行使的權力。亞歷山大二世和他的自由主義大臣結束了俄羅斯憲制的穩定期，此後造成的後果是眾所周知的。我們只有釐清這一系列連鎖反應的背景，才能理解俄羅斯保守派對改革的痛恨。

大戰和冷戰將舊世界的古老法統一掃而空，國內和國際的政治習慣同時斷裂。20世紀的僭主政治發揮了19世紀拿破崙政權的歷史使命，通過組織資源的毀滅、自我毀滅和相互毀滅，製造了一片秩序真空和安全低氣壓區域。二戰後的憲制爭議日益低落，國內民主憲政和國際威爾遜主義幾乎變成了理想政治模式的唯一候選者。即使彰明昭著的僭政也喪失了「為自己伸張正義」的勇氣，只能毫無自信的冒充「更徹底更完美的民主憲政和國際協調」。相反，法國大革命以前，甚至一戰以前，各種版本的君主制、貴族制、混合政體無不深信自己的正統性高於任何其他形式，各大國無不相信理想的國際秩序應該承認自己的優越地位。這種變化充分證明了舊世界政治基因多樣性的枯竭和新世界的種子銀行地位。大自然厭惡真空，安全落差肯定會導致秩序輸出和輸入，輸出秩序的一方肯定會對輸入秩序的一方行使帝國仲裁權。威爾遜主義就是美國秩序銀行向歐洲秩序破產者推出的政治馬歇爾計劃，美洲國家組織、國聯與聯合國、北約的成立與擴張都是美國憲法和聯邦的DNA複製，表現形式差異甚大，主要是因為所處生態環境不同，而非基因不同。

威爾遜主義之所以能夠推行到美洲以外的地方，主要是因為美國相對於舊世界的安全優勢；但正因為安全落差的存在，威爾遜主義最珍愛的集體安全體系不可能完美落實。安全落差的斷層線將文明人類分為威爾遜世界和霍布斯世界。任何模式只能在形式差異不大的部分行為主體之間大致實現，在法統與僭政、集體安全與現實政治之間，安全落差構成秩序輸送的動力源，秩序輸送構成世界體系運作和演化的動力源。正如美國憲法秩序是美國世界秩序的靈魂，二者一榮俱榮，一損俱損，模範憲制的複製擴張遲早會直接或間接地鞏固和強化世界秩序，世界秩序不斷將邊緣地帶的外交紅利輸入模範憲制的中心。我們已經看到：奧蘭治親王的勝利不僅暫時破壞了路易十四左右逢源的外交順境，而且永遠阻斷了「以絕對君主製為中心，建構未來世界體系」的道路。1789年革命意味著：絕對君主制的「修道院長」甘願拋棄自己的門徒，加入立憲君主制的「見習修道士」行列。19世紀的法蘭西和21世紀的俄羅斯一樣，不再具備生成潛在秩序中心的資格。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我們才能真正理解美國新保守主義輸出民主的熱忱。也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科索沃戰爭和伊拉克戰爭的目標不單是霍布斯意義上的國家利益，也是鞏固世界體系的護法戰爭。伊拉克戰爭尤其是一次麥克阿瑟式的路徑鎖定，其阻斷地區霸國，以及挑戰世界秩序的預防性成果遠遠超過了目光短淺的現實主義外交，正如麥克阿瑟的日本堵塞了亞洲大陸出現霸權中心的可能性。一個包括庫爾德實體的伊拉克聯邦出現在中東心臟，其效果等於一個獨立的波蘭出現在東方三帝國之間。不到十年，顛覆伊拉克的地下超限戰就使敘利亞和伊朗民窮財盡，干戈內起；也惟其如此，聯合國才能對這些國家發號施令。在薩達姆存在的年代，美國無論付出多大的代價都不可能造成這樣有利的局面。丘吉爾對波蘭的看法完全可以使用於未來的遠東和中東：人們將會看到，偉大的戲劇不過剛剛開始。

美國新保守主義的認知圖景浸透了羅馬式的天命觀，完全不同於霍布斯世界此起彼伏的地方性霸權主義。在國際體系存在（近代歐洲的歷史範式往往使人誤以為它是永恆的）的大部分歷史時期內，外交、聯盟和對抗產生於實力相近的大國或政治聯盟之間。實力不在同一數量級的弱小國家只能作為聯盟的一部分實施有效干預，或者根本不能實施有效干預。只有在迦太基滅亡到埃及滅亡、以及柏林牆倒塌至今這兩段時間內，國際體系才呈現極為獨特的現象。第一：國際體系仍然存在，並未或尚未被帝國結構取代。羅馬之外的舊日列強完全解體，任何其他實體或新興實體在可以預見的未來不可能達到實力相近的數量級。羅馬有能力僅僅依據國內和盟國的需要實施單邊行動。加強國內力量或締結反羅馬聯盟的努力會增加、而非減少失敗的危險，遠不如遊說和爭取羅馬政治家和選民政治集團更現實而有效。

在這種情況下，爭取「羅馬人民的朋友」資格變成了最大的國家利益。獲得元老院的安全承諾，與已經獲勝沒有實質性區別。爭取羅馬人民的不干涉承諾失敗，與已經失敗沒有實質性區別。如果元老院宣布帕加馬為羅馬的敵人；該國就會被鄰國和國內敵對政治勢力瓜分，因為這是唯一能增加權力而又不冒毀滅性風險的途徑。於是，羅馬世界的國際糾紛逐漸從屬於羅馬各黨派的鬥爭。政治習慣長期化，形成路徑依賴。最後，這個利益攸關者組成的多國共同體被公認為「羅馬帝國」；儘管從法律上講，「羅馬人民的朋友」有自己的元老院和民眾會議，還有其他某些部分甚至連羅馬的行省臣民都不是。

後冷戰世界體系的表象是多極世界，實質也是羅馬世界。反對單邊主義的呼聲和衝突實際上不斷強化了羅馬秩序，因為這些反對只有兩種來源。其一，羅馬盟友或利益攸關者有不同意見。無論這種意見是否能改變羅馬政策，都會開啟或強化盟友或利益攸關者對羅馬政治結構的依賴程度。如果訴求針對羅馬，主要就會增加羅馬的權威，其次才會增加訴求勝利者的權威，最不可能增加訴求失敗者的權威。科索沃外交、利比亞外交屬於這種模式。其二，不對稱政治集團發動的非常規戰爭。這種戰爭不可避免會損害羅馬秩序，從而損害盟友或利益攸關者。後兩者的自衛和反擊能力遠不及羅馬，因此勢必形成維持秩序的國際協調行動。這種協調主要有利於羅馬，在較小的程度上有利於後兩者；但後兩者不能採取其他行動，因為她們無法承受即使是較小的損失。反恐外交屬於這種模式。

美國新保守主義者並沒有造就這樣的路徑，但他們承認這種現狀。他們選擇運用羅馬式仲裁權擴大威爾遜世界及支配霍布斯世界，維護權利政治對現實政治的霸權。這種選擇證明他們仍然是威爾遜主義者，美國憲制的優越性仍然是他們的力量之源。如前所述，地方性強國僅僅涉及國家利益的鬥爭不能動搖世界差序格局。任何可能存在的「非美」世界秩序必須具備某種憲制自信，至少必須像18世紀的絕對君主制一樣，構成某種可能存在的替代性路徑。而重商主義和國家主義並不具備這樣的可能，在東亞勢力均衡結構趨於固化和緊張的時代，復辟超民族帝國的概念只能釀成外交災難，即使德國索取神聖羅馬帝國的歷史權利、土耳其共和國索取奧斯曼帝國的遺產，後果都不會這樣可怕。美國新保守主義者的真正弱點在於：他們對中間層以外的達爾文世界無能為力。事實上，達爾文實體對任何政治手段都不敏感，在政治建構完成之前，達爾文世界只能是機遇和恩典的領地。雕刻家只能同時產生雕像和碎石，或者什麼都產生不了，而建構羅馬的世界秩序一定會建構自己的蠻族，這兩者都是天命的一部分。

我們考察朝鮮戰爭以後的東亞格局；以下的結論是無從迴避的。其一：在共同價值觀和穩定聯盟體系不可能存在的情況下，馬基雅維利主義總會笑到最後。其二：中國總是一再發現自己的軟弱，然後根據這種軟弱調整戰略（內政外交在戰略中明確區別）；「社會主義陣營」、「第三世界革命」和「韜光養晦」都以軟弱為出發點，毛鄧時代構成連續的整體。其三：儒家古老的「經權之變」仍然在發揮作用。中國的「經」雖然並非一成不變；但始終是西方的異質體，不在西方外交手段的接觸範圍內。中國外交始終屬於「權」的範圍；只是臨時性的權宜之計，服從一時一地的力量對比。如果力量對比發生變化，權宜之計不但必然改變、而且理應改變。如果美國以「保持現狀」為外交目的，保持力量對比的現狀就是她唯一的選擇。換句話說，美國的目的就是維持美國的優勢和中國的弱勢。

那麼，什麼才是中國的「經」呢？沒有幾個中國人能清楚地界定「中國」，更不用說達成命運共識了。不過，有一點可以肯定：無論中國自我定位為社會主義、第三世界或是正在復興的古老文明，她的「經」都會具有「改變西方遊戲規則」的涵義。中國最終戰略的結果（無論成敗）只能意味著當代國際體系和中國自身憲制的結構性演變。當代國際體系和中國自身憲制都是近代西方征服和訓規世界的產物，中國自身憲制又是近代國際體系演變的被動產物。中國的崛起或發展意味著扭轉這種（有損帝國尊嚴的）路徑依賴，恢復（西方訓規前的）正常狀態。相形之下，巴西、墨西哥、泰國、甚至印度的崛起僅僅意味著改善自身地位和國民生活水平，並不會影響世界體系本身；因為她們的「經」都已經從屬於西方價值觀，她們的「權」已經納入國際體系。

歷史一再告訴我們：國際衝突的原因不在於利益衝突，而在於利益衝突能否納入當時的國際體系。明太祖和清世宗對朝鮮和越南的領土讓步範圍遠遠超過東海和南海的無人島嶼，但不會引起任何嚴重後果；因為在天下的體系中，帝國向藩屬割地無異於內地省份對邊遠省份的照顧。英法兩國的殖民地糾紛是可以協調的；因為雙方的要求具體而有限，可以在現存國際體系中通過利益交換解決。英德衝突最終導致國際體系瓦解；因為德國的最終目的並不是摩洛哥或剛果，而是改造國際舊秩序。當今之世，只有中國存在這種德國式的處境。如果她突然改弦易轍，把「融入西方」視為自己的最終命運；就無異於宣布拿破崙戰爭（反帝革命）以來的一切犧牲都是謬誤和徒勞，官方的英雄將一變為坑害和欺騙同胞的惡棍。在一個以世俗歷史為合法性源泉的國度，修改國家命運（無論是革命還是復興）就是憲法危機。中國革命和復興針對的目標都是西方霸權（西方秩序），在國際上融入現存秩序意味著在國內瓦解現存秩序。歐盟的超國家和後國家秩序必須以德國原有憲制和歷史解釋的毀滅為代價。只有政治上極其幼稚的人才會相信：種植果樹可以不種樹根，只種結實的樹枝；越過殘酷的暑熱，直接進入溫馨的收穫季節。

秩序與戰略

安全落差與世界秩序動力源的關係類似重力落差與水電網路動力源的關係。世界體系必須可持續的開發和利用動力源，包括既存和潛在的動力源。世界安全體系的完美程度取決於兩大因素：體系對行為主體的吸納程度，體系對動力源的開發程度。在前一方面，美國超過了羅馬-義大利同盟；在後一方面，美國超過了大英帝國。由於國內憲制和缺乏刺激的緣故，它迄今尚未充分運用自己的潛力和體系的動員能力。

羅馬秩序瓦解後，西方秩序沿著自發生成-崩潰-擴大-深化-重建的螺旋軌跡發展：在七年戰爭前夜，開啟了世界體系；在一戰前夜，完成了世界體系；在冷戰結束時，開啟了帝國體系。如果羅馬式天命遵循自身的邏輯展開，窮盡其內在可能性，「9.11」以後的世界秩序就會走過以下的軌跡，回歸羅馬秩序——反恐（海盜）戰爭將帝國使命強加給不情願的龐培，愷撒卻通過平蠻（高盧）戰爭劫持了帝國使命。最後，埃及順民國家（東方官僚國家）及其汲取機器為奧古斯都完成了帝國體系。羅馬法統通過被動的征服，以自身秩序維繫世界秩序；東方僭政通過主動地被征服，為自身輸入秩序。當前業已存在的世界差序格局會不會或者在多大程度上羅馬化，主要取決於秩序生產者-羅馬-美國的有意和無意選擇。

美國外交擺動於理想主義與現實主義之間，前者以伍德羅·威爾遜和羅納德·里根為代表，有黑白分明的世界觀，對美國的道德優越性非常自信，在很大程度上，他們把自己的好運當成了自己的美德。後者以西奧多·羅斯福和理查德·尼克松為代表，能清醒的認識多色調的世界，有分寸的維護多元國際體系。弔詭的是，美國卻在威爾遜傳統之下取得了最大的外交成就。歷史背景早已說明了原因：威爾遜主義和現實主義不是平起平坐的兩種外交學派。前者正是清教徒民情與合眾國憲制的自然體現，象安泰一樣吸取了西方世界最年輕民族的原始力量；這種力量足以彌補數不盡數的技術性失誤。後者只是一系列斷斷續續的插曲。西奧多·羅斯福和馬漢和呼聲像施洗約翰的雷霆一樣曲高和寡，消失在曠野中。觀眾讚賞他們的男子漢氣概，卻幾乎沒有或完全沒有理解他們的意思，更不用說接受他們的觀念了。尼克松-基辛格的權力外交也好，他們刻意模仿的樣板（俾斯麥權力外交）也好；都需要極其老練的手段，將本國制度的空隙利用到難以為繼的極致。然而二者平庸的繼承者都承受不起智者才能勝任的重擔，迅速退回更簡單僵硬的路線。況且本國政治階層的排異反應也迫使他們只能這樣做。基辛格的歐洲式權力外交必須依賴尼克松的宮廷式內政支持。二者雖然還沒有直接違背憲法條文；但已經彌散出濃厚的「非美」氣味，足以刺激美國政治階層的嗅覺。元首通過（正式地位低微、甚至不存在的）「內廷」系統推行馬基雅維利式個人外交，架空（正式地位甚高的）正式官署。這種做法是東方各帝國的政治常規（和官制演變的主要動力），在波拿巴-戴高樂式拉丁元首身上也頗為常見；但日耳曼系各邦極少容忍這種僭越。尼克松政府的凄慘下場跟美國政治階層的長期猜疑頗有關係，基辛格的外交風格對培育國民的信任感至少是沒有什麼幫助。

歐洲式外交是一種經驗性的小步舞，依靠所有參與者的習慣性協調才能維持。這種協調運動本質上屬於藝術，不應該成為科學的適當對象；因為它不可複製。即使在初始條件完全確定的情況下，本身完全相同的反應只要節奏稍快或稍慢；就會在一兩代內產生戲劇性的差異。有目的有計劃的外交總是失敗的，外交成功的意義其實是：通過外交對本國國民（政治階層）進行政治訓練，使其長期保持「競技狀態良好」的運動姿勢。從歷史進程看，與其說歐洲各邦建立了歐洲外交網路，不如說歐洲外交網路塑造了歐洲各邦----包括其憲制和民情。如果一個邦國在其憲制形成的關鍵時期未曾經受外交舞會的熏陶，她就永遠無法彌補「青春期笨手笨腳」的痕迹。她象成年以後才學外語的人，格外依賴語法分析；並不是因為語法比語感重要，而是她的能力只能掌握語法。英國的外交傳統最蔑視理論，而她最近的親戚美國最喜歡引進歐洲外交理論（尤其是德國外交理論）；原因就在這裡。歐洲式外交在美國始終不脫「客卿」性質，經常受到國內地方性政治的約束；原因也在這裡。

外交是內政的延伸，國際體系是秩序中心憲制的眼神。世界秩序一旦遭遇缺乏適當定位的異質體，價值觀衝突就會隱含價值觀戰爭的可能。甚至早在1978年的華盛頓-北京蜜月期，威爾遜繼承人和孫子繼承人的價值觀戰爭就已經隱約可見。老牌馬基雅維利戰略家（這無疑是他在美國的公眾形象）在中國遇見了更徹底的馬基雅維利戰略家。他在敬畏和忌憚之餘，記下了東方工具理性的價值觀。這種價值觀的重心不在正當性，而在達爾文世界的法則。任何秩序只能是權力的短暫分泌物，皮之不存毛將焉附，也因此舍本求末的威爾遜主義理論只能是愚蠢、軟弱和虛偽的體現，只能喚起紫禁城的蔑視。

「鄧小平嘲笑美國對蘇聯在第三世界開拓勢力範圍的回應，並責備美國試圖「取悅」蘇聯：『你們的發言人總是為蘇聯的行動辯護。有時他們說沒有跡象證明蘇聯和古巴插手扎伊爾和安哥拉。你們這麼說沒有用。說實話，你們每次要和蘇聯締結協議，都是美方讓步來取悅蘇聯。』

做得實在漂亮。這個國家身為蘇聯的首要目標，卻把它所建議的聯合行動說成是理性的義務，而不是國與國之間的交易，更不是對美國的求助。中國處境危險——有它自己的分析為證——但它表現得像是教授戰略的老師，而不像美國的歐洲盟友那樣，經常是被動地聽從美國的指示。

美國辯論中經常涉及的問題——國際法、多邊解決、民眾的同意——在中國的戰略分析中常告闕如，除非是作為達到既定目標的工具。而這個目標，鄧小平告訴布熱津斯基，就是『對付『北極熊』，沒有別的。

但是，對美國人來說，美國社會根本價值觀中所謂的現實主義是有限度的。讓殺人不眨眼的紅色高棉在柬埔寨掌權就超過了這樣一個限度。沒有哪個美國總統能把紅色高棉簡單地看做圍棋戰略中的又一顆棋子。它把金邊的居民趕進叢林，大規模屠殺某類的平民，這些種族滅絕的行為美國不能視若無睹（雖然我們下面會看到有時也為了需要而犧牲原則）。」

面對這樣一個交涉對象，美國民眾的本能反應只可能跟工會主席喬治·米尼相同。他用一句草根群眾的粗話打亂了肯尼迪、尼克松兩屆政府的緩和戰略：「總統先生，別想把我們美國工人拐賣到伏爾加河去！」基辛格諳熟的現實主義外交必須在多元利益鬥爭的前提下才會遊刃有餘，在宗教改革、法國大革命和冷戰這種「漢賊不兩立」的形勢下很容易適得其反。他同樣清楚：美國政策和力量的根源都在於鄙視「腐敗舊世界」的清教徒道德直覺。「山巔之城」、「自由衛士」、「跨海平魔」的正邪鬥爭DNA永遠遺存在她的外交傳統中。基辛格精巧的俾斯麥式戰略為尼克松贏得了「狡猾的迪克」綽號，里根粗糙的「邪惡帝國」論卻深得民心。

堅持原則不一定總是最好的政策，卻經常是美國最好的政策。在英國貴族和羅馬元老手中，權力政治的技巧可以增加巧實力、彌補硬實力。在美國草根群眾當中，馬基雅維利主義會造成憲法危機、社會分裂和國民士氣低落。由此導致的硬實力損害會遠遠超過巧實力的益處。尼克松-基辛格政府在接近零成本的情況下發動外交革命，使蘇聯陷入更惡劣的戰略包圍圈，完全解除了美國人在印度支那傷亡的危險；卻仍然能通過武裝南越軍隊，保持跟美軍直接干涉相同的戰果。然而，總統秘密外交造成了國會的不信任。尼克松本人、總統的戰爭權力、中央情報局的秘密戰爭、南越軍隊的武裝都淪為憲法危機的犧牲品。西貢陷落的悲情只有依靠里根重振威爾遜主義和牛仔精神才得以治癒。出兵格瑞那達和轟炸利比亞的外交利益微不足道，對恢復美國國民的鬥志和團結卻是功不可沒。里根作為知識分子和外交家是完全不稱職的，但他體會美國民情的敏銳本能和理解人性的健全常識卻是傑克遜總統以後的第一人。冷戰在此人手中大功告成，一點不是偶然。

中美戰略關係一開始就是針對共同威脅的馬基雅維利政治，從不具備共同原則的基礎。（用鄧小平的話說：「我們不是建議成立正式聯盟，而是各自根據自己的立場行事，協調行動，採取必要措施。」）這種戰略關係不具備互信，也不需要互信。Actor存在於赤裸權力的寒風中，對自己和夥伴都不抱幻想。這種關係的唯一基礎就是：坦率地求同存異。也就是說：針對具體問題的臨時性合作，隨時準備化友為敵、應對分歧；既不指望雙方根本價值觀的衝突可以永久性調和，也不指望根本目標的衝突能夠永久性推遲。隨著共同威脅（蘇聯）的瓦解，權力政治早晚會露出本來面目。

「中國與西方外交戰略的一個主要區別在於自我脆弱時的反應。美國和西方外交官認為他們應該小心地避免挑釁，而中國的反應更傾向於放大藐視。西方外交官從不利的力量平衡得出的結論往往是必須通過外交途徑解決；他們呼籲外交舉措，把對手放置在『錯誤』的一面，在道義上孤立他，但停止使用武力----在越南入侵併佔領了柬埔寨以後，這基本上是美國給鄧的意見。中國的戰略家們更可能會增大他們的承諾以鼓起勇氣和心理壓力，反對對手的物質優勢。他們相信先發制人是威懾力的形式。當中國的規劃者得出結論認為他們的對手獲得了不能接受的優勢和戰略趨勢轉向對己不利時，他們的反應是企圖破壞敵人的信心，並讓中國，如果不能在物質上，但在心理上重佔上風。」

如果將上文的印度支那問題修改為台灣問題、南海問題或東海問題，這種行為模式的差異仍然存在。這時，西方世界和中國再次由合作者變為對手。如果基辛格的模式沒錯，我們就會推導出下面這樣的結論：西方的剋制態度實際上會增加戰爭或衝突的危險；因為這必然會暴露自身的軟弱，刺激中國根據權力政治原則得寸進尺。中國的強硬或敵視態度反而是外交成功的證明；因為這說明中國已經發現自身的軟弱，指望以虛張聲勢掩飾保守退縮的實際舉措。這種外交合乎邏輯的典範只能是艾森豪威爾政府對金門危機的處置，1996年危機重演了這一範式。

表面上，中國有一種德國式的外交選擇。她似乎可以再度啟動陸權對海權的挑戰。然而，這種相似性僅僅存在於地緣形勢方面。21世紀初的中國確實與20世紀初的德國一樣孤立無援，易受包圍；但德國的產業、技術和軍事與英國處在同一數量級，在某些當時的尖端科技上領先於英國，這一點清楚地體現於20世紀初的諾貝爾獎名單。事實上，中國外交之所以尚有可為，就是因為中國在數量級意義上不能構成美國的競爭對手。基辛格的新書《論中國》其實就是用比較委婉的語言描述這一事實。如果你有德國的弱點，卻沒有德國的優點；就不能合理地指望在德國失敗的地方勝利。更重要的是：德國的失敗挑戰、蘇聯的失敗挑戰、舊歐洲權力政治的末路、威爾遜世界的整合、美國的秩序輸出已經深刻的改變了世界體系的結構和性質，羅馬秩序不會重返雅典時代。迦太基曾經有勝利的機會，安條克曾經有挑戰的機會，托勒密則兩者都沒有。吹笛手托勒密和克里奧佩特拉在羅馬世界弘揚軟實力的資源，只要十分之一就能挽救漢尼拔、重創弗拉米尼烏斯以及買通斯巴達和雅典的全體公民。然而一切為時太晚，他們的成就僅限於稍稍延緩羅馬秩序展開的速度。人謀不如地緣，地緣不如天命，無論技術多麼高明，春天收割、秋天播種都會事與願違。

假定在可以預見的未來，中國能夠擁有更大數量級的硬實力，那麼能否啟用上述的德國式外交選擇呢？《克勞備忘錄》已經對此作出了答覆。

如果有必要規劃和接受一種理論，能切合德國外交政策所有確定的事實，就只能在下面兩種假設中選擇其一：

要麼德國明確以霸權和海上優勢為目的，但會威脅鄰邦的獨立，最終威脅英格蘭的存在。

要麼德國沒有這樣清晰的野心，認為目前只是運用它身為國際議事會列強之一的正當地位和影響力，謀求提升海外貿易、傳播德國文化、擴大國民活動範圍、隨時隨地利用和平機會在全世界創造德國的新利益，留下一個不確定的未來：世界是否有朝一日發生劇變，使德國獲得指導跨地區政治行動的更大份額，不像現在這樣局限境內。在現存政治條件下，無需涉及任何侵犯其他國家既存權利的行動。

世界秩序的主人不需要掩飾自己的底線：世界足夠廣闊，完全容許英德共存共榮；但是任何跟英國平起平坐的海權都跟大英帝國的生存不能相容。英國只能以兩倍的速度建造艦隊，直到德國自願放棄。如果德國不能自願放棄，歷史已經做出答覆：英國將用她的海外資產為賭注，德國將以本國居民和現存憲製為賭注；英國的力量不僅在於她自身，而且在於她的憲制和世界體系同構。挑戰者不能欺騙自己，以為他們只需要應付兩國之間的對抗。而世界體系允許英國動員全世界的沉默資源，包括挑戰者自身的沉默資源。七年戰爭後，挑戰者的每一次嘗試都以本國的憲法危機和認同分裂為結局。我們不能指望：在美國秩序整合的基本盤遠遠超過「大英帝國的和平」的情況下，殘局挑戰者的機會能超過開局挑戰者。先發國家用她們的憲制塑造世界體系，後發國家只能依據世界體系塑造她們的憲制；這是她們存在的先在條件，超乎公正和不公正之外。時間與路徑是世界歷史的主人，智慧和能力只是主人的化妝師而已。

挑戰者與援助者：局外人尋找角色

世界體系由多層次行為主體構成，但形成的網路具有自己的生命力，大於所有行為主體的總和。體系的擴展不斷吸納原有體系外的行為主體，在一個轉瞬即逝的機會窗口中，局外人有機會選擇和改變自己的角色——挑戰者或援助者，無論它是否明確意識到自己的選擇，這種選擇都將超過其他任何因素的影響而決定它的命運。體系的分量重於任何行為主體，行為主體扮演的角色重於它自身的素質。

十九世紀中葉以來的中國外交史，性質非常不同於威斯特伐利亞以後歐洲各邦之間的外交史。中國外交史甚至不能僅僅用殖民—獨立、依附—衝突這樣的框架涵蓋，因為這種框架已經預先假設了國與國對等—雙向交涉的前提。然而，在我們關注的這段歷史時期，「中國」仍然是一個涵義模糊、不斷變化的行為主體。她的交涉對象也不是一個國家，而是歐洲遊戲規則征服世界的長期運動。殖民和獨立都是歐洲遊戲規則對非歐洲世界的內化過程。如果說二者有什麼區別，那就是：獨立意味著比殖民更徹底的內化，殖民暗示(至少部分的)非西方性質，正如英印帝國憲制和香港的儒家習慣法所證明的那樣。獨立必須是一場針對自我的憲法革命，以發明某種歐洲式的想像共同體。這種想像的共同體即使在歐洲也是新生事物。

外交首先創造了中國的概念，世界體系要求中國必須存在，世界體系的劇變一再促成中國的憲制演變。大清原先並不是中國。她沒有一條明確的邊界，只有從畿輔到荒服的統治能力遞減坡度。屬地在何處結束，屬國在何處開始，沒有人清楚，也沒有人在意。最後，浩罕和廓爾喀證明為屬國，新疆和西藏證明為屬地，都源於曾紀澤和薛福成的交涉需要。正是在這種交涉中，大清和中國變成可以相互替換的同義詞。隨後，榮祿和翁同龢這樣的滿漢高官開始在國內政治鬥爭中運用中國這個詞，梁啟超這樣的知識分子則推動了中國概念的通俗化和普及化。在這個過程中，中西交涉扮演了通過他者塑造自我的關鍵角色。

中西交涉的幾個主要階段都與中國的國家塑造同步。每一次，世界體系的演變都是關鍵性的背景因素。

第一階段：天下與蠻夷，總理衙門成立以前的地方性交涉與西夷叛亂

1820年兩廣當局與英國海軍的衝突、通常所謂的鴉片戰爭、1860年庚申之役以及美、法等國在同一時期的交涉，在雙方都產生了各不相同的解釋。

在中國方面，這不是國與國之間的交涉和戰爭，而是地方當局對大規模群體事件的治安措施。而後，帝國政府對地方當局(主要是兩廣和兩江)實施行政賞罰。外國和外交的概念沒有進入帝國政府的考慮範圍。帝國也不允許任何大規模騷亂影響帝國憲制和天下秩序，她繼續遵循廓爾喀叛亂、浩罕叛亂的處理先例。

大清處理群體性騷亂和武裝上訪，經驗豐富、舉措審慎，善於將一切不穩定因素納入帝國秩序，有大量的歷史資源可供運用。

根據帝制中國的傳統，政府兵刑不分、剿撫兼施，變民與順民同樣不難相互轉化。理想的地方官員必須善於「化賊為民」 (《宋史·列傳第五十二》)。叛匪、變民和叛酋一向是官軍的重要補充來源，李克用-李定國的模式源遠流長，在大傳統(《資治通鑒》)和小傳統(《水滸傳》、《蕩寇志》)當中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記。

帝國對待叛酋的底線不在於利益訴求是否合法或逾分，更不是當時根本不存在的國家主權觀念;而在於是否僭號稱尊，威脅本朝的正統性和唯一性。在朝廷眼中，英、美、法的訴求不外乎一系列保證人身安全和經濟利益的特殊政策。從性質上講，這就不是非鎮壓不可的原則性錯誤。叛酋跟地方官員衝突，企圖武裝上訪、向朝廷告御狀，從而爭取更有利的善後措施。這種行徑不足為奇，有眾多先例可供參考，類似事件就是嘉慶一朝的浩罕叛亂。浩罕人入侵六城地區(天山南路)，報復地方當局取消浩罕商人的稅收特權(他們原先的稅收負擔比當地商人更輕。)朝廷剿撫兼施：一面驅逐浩罕叛軍;一面罷免制定苛政的那彥成，恢復浩罕人的特權。道光一朝的廣州貿易衝突惡化後，朝廷將浩罕戰爭的主要將領楊芳調往廣州，顯然並非偶然。

朝廷的處置並不是出於軟弱。根據天下秩序的理論，皇帝是一切文明人類的最高統治者，不是一個地方性邦國的統治者。皇帝的力量主要源於正統性和道德號召力，而不是赤裸暴力。叛酋只要沒有另立朝廷，就是誤入歧途的臣民、而非敵國。如果地方官員的暴政構成叛亂的原因，叛亂者的訴求在於請求皇帝伸冤;皇帝就負有不偏不倚的道德義務，不可以利用武斷權力偏袒在任官員。歷史經驗顯示：帝國毀滅的根本原因在於道德號召力的衰落。裁判不公、濫用暴力構成苛政的主要因素。公開否定伏闕伸冤的權利，無異於否定帝國自身的合法性。

叛酋和變民的區別在於：前者所受文明教化更少，更缺乏完全責任能力;因此，懷柔遠人、寬待蠻夷符合帝國的政治習慣，也是教化蠻夷的必要組成部分。穆彰阿和伊裡布的摺奏把懷柔遠人和保護江南和平百姓免遭戰亂之苦視為《江寧條約》的正當性依據，或許出於文飾;但即使文飾也必須符合當時當地的主流政治倫理，才能發揮作用。「百年國恥」和「不平等條約」的歷史敘事需要以下的基本前提：將至高無上的華夏文明世界降格為西方國際體系內的一個地方性邦國。毋庸置疑，這種敘事本身就是大逆不道，而英國人或其他人的貪財圖利反而不是。

地方當局的責任是：化大事為小事，降低潛在危險的級別。在這個前提下，他們享有自由裁量權，可以違背成文法，可以將聖旨視為原則性建議、遵守其精神而非字面意義。然而，如果他舉措失宜，導致地方性事件升級為全國性事件，直接威脅到中央政府的穩定;無論他居心是忠是奸、舉措合法還是違法，他一定會受到懲罰。林則徐和琦善都是在這個意義上倒台的。他們的真正罪惡在於：不能大事化小，反而小事化大，同樣的行動如果能使大事化小，本來可以受到獎勵。

在西洋方面，這也不僅是國與國之間的利益衝突和交涉，而是西方國際體系對東亞世界的訓規。英、美、法為整個西方世界爭取特殊權益，而不是僅僅為自己的國家爭取利益。更準確地說，她們確立了一種世界體系。普魯士、丹麥和比利時可以毫無困難地利益均沾，儘管交涉各方都清楚：她們沒有可以在遠東開戰的海軍力量。

這些特殊權益後來被解釋為侵犯國家主權，但這不是十九世紀末葉以前的流行觀念。國家主權的概念是十七世紀的發明;法國大革命以後才在西歐落實，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才在東歐落實，1960年代才在全世界落實。領事裁判權和治外法權是中世紀歐洲的習慣，漢薩同盟在英國、猶太人社區在阿爾薩斯都享有這樣的特權。幾乎所有君主國和共和國境內都有主權不及的政治實體。法蘭西是國家主權理論和絕對主義的模範，在其境內保留了內維爾公爵、洛林家族、阿爾薩斯貴族、阿維尼翁教會領地等眾多主權不及的政治實體。這種情況在東歐更加嚴重。直至凡爾賽會議，特蘭西瓦尼亞薩克森人和波蘭猶太人繼承的中世紀特權仍然是爭論焦點。

唯有(歐美)利益均沾意義重大，象徵一種世界體系的生成。中國(或中國前體)已經被動地加入了這個體系，此後她的命運主要將在亞洲以外決定。

第二階段：大清與列強，總理衙門的文化國家與萬國公法的世界

庚申之役和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的設立開啟了一個內外有別的妥協時期。朝廷繼續堅持天下秩序和文化國家的理念，但只限於內部。對外，她採取了順應西方遊戲規則的自我保護策略。

就當時的政治倫理而言，戰爭破壞、條約特權和割地賠款都不是最大的刺激。朝廷最大的欣慰是：聯軍沒有在京師另立朝廷，沒有擁立親王建立張邦昌式傀儡政權，信守撤軍的約定。這些現象充分證明他們沒有不軌之心，而且遵守信義;因此今後可以視為合理的交涉對象。朝廷最大的失敗是：列強堅持在京師設立使館，外國使臣拒絕對皇帝行臣民之禮。這樣彰明昭著地否定皇帝的唯一性和至上性，勢必嚴重損害帝國的合法性。合法性的削弱勢必導致文治體系的破產和統治成本的上升。這都是朝廷至關緊要的核心利益，而不是理論上的虛擬。

總理衙門的意義在於：設置一道防火牆，延緩天下秩序遭到侵蝕的速度，為朝廷爭取更多的自強時間。然而，根本的前提已經確定：要麼天下秩序證明自己仍然具備教化蠻夷的能力，華夏文明世界將再度通過和平同化而擴大邊界;要麼西方秩序證明自己的文明優越性，將華夏世界降格為半文明的見習生。在馬嘉里案件的交涉中，威妥瑪就公然以文明教師自居，訓導見習生如何學習萬國公法。

總理衙門利用萬國公法，確實能在不利條件下維護具體的利益。薛福成和曾紀澤的交涉都能證明這一點。然而，這種成就本身就強化了大清在國際體系中的見習生地位、損害了大清賴以統治的天下秩序。天下秩序的力量在於：它必須被公認一種類似自然法則的至上存在;通過道德榜樣和模仿-獎勵，可以實現較低成本的文治。如果大清自身接受了西方的榜樣和獎勵，她就只有兩種選擇：放棄有效統治;或者更多地依靠實力實施有效統治。後者意味著更重的稅收，更龐大、更專業的行政機構，更昂貴的軍隊。在這條道路的終點，大清變成了中國。

第三階段：中國與文明世界，庚子以後條約體系的確定與中國的蠻夷化

庚子之亂是天下秩序對萬國公法的最後一次反擊。在國際體系中，理性的行為主體不可能同時對所有其他行為主體宣戰。然而，理性有其邊界條件。合理和不合理只有在特定的邊界條件下才能定義。通過萬國公法建構中國，本身就是對天下秩序的謀殺;正如通過萬國公法劃定邊界，本身就是對大清的肢解。光緒二十六年己亥(1901)，梁啟超發明中華民族的概念。光緒二十七年庚子，列強最終決定：通過條約體系監護中國。

割地賠款和條約特權是歐洲國際關係史常見的現象，並不格外特殊或不平等。《辛丑條約》的特殊之處在於：它不僅試圖訓規戰敗國;而且試圖重新解釋萬國公法，建立勝利者對失敗者的永久性內政監護權。從列強的角度看，庚子之亂是一次不及格的考試，證明中國不能適應文明國家的遊戲規則，從國際俱樂部見習生降格為候補殖民地。從中國政治精英的角度看，天下秩序從此不再是現實的選項了。中國不是自我建構為地方性邦國，就是等待殖民化。二者都是歐洲體系業已升格為世界體系的證明，除此之外不再有其他體系。

在當時的政治習慣中，條約體系的監護無異於殖民化的觀察磨合期。埃及和朝鮮都曾經接受過類似的監護。因此，赫德預感到：自己這一代人即將讓位，新一代人將會把中國當作非洲黑人部落的同儕。

條約體系的主要作用在於：確定了外重內輕的基本約束條件。從此，中國憲制演變和社會演化的基本動力來自世界體系的演變。中國政治精英依據他們對世界體系的不同理解，逆向改造中國。他們顛倒了西歐歷史演進的正常秩序;根據世界歷史塑造中國憲制，根據中國憲制塑造中國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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