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領袖蔣介石(之一)

抗日領袖蔣介石

（連載之一）

袁定華

第一章 中日往事掠影

第一節 優美的傳說

中日兩國，一衣帶水，隔海相望，是由蔚藍的大海「連結」起來的兩個鄰邦。那浩淼無垠碧浪騰空的滄海，閱歷了多少盪氣迴腸的人生歲月，歷史煙塵？古往今來，蘊涵著幾許中日之間難以理清的歷史往事？中日兩國開始交往的日子實在是太遙遠太遙遠了，遙遠到誰也無法說清的時刻。

那個連結的「結」字，本是由絲絛把「吉祥」結為一體賜予兩國民眾的禮物，然而在滾滾的歷史烽煙中，日本滿懷私慾的政客們，由於魔心獸性的作祟，將吉祥化為兵燹，幾度給兩國民眾造成無法言狀的苦難！

世間事，說得清的是歷史，說不清的叫傳說。

二十四史之首的《史記》，是司馬遷撰寫的說得清的歷史，就在這說得清的歷史撰述中，也記載著許多無法說清的往古傳說。

據《史記·秦始皇本紀》記載，秦王嬴政吞併六國，統一天下，分天下為三十六郡。郡置郡守，縣設縣令，一切權利集於中央，郡守、縣令皆由中央派遣，把百姓民眾更名叫做「黔首」，於是，天下便成為了他一個人的天下。這時秦王嬴政認為，自己已處於人生的頂峰、極點，建立了三皇所未有，五帝所不及的功勳，如果不更改名號、稱謂，就算不得人生事業的成功，且無法傳於後世。於是便廢除三代時王的稱謂，取三皇之「皇」，五帝之「帝」二字，連在一起，號曰「皇帝」，自稱「始皇帝」。秦始皇原想，其後世子孫以數計，二世三世至於萬世，傳至無窮。好在秦政暴虐，二世而亡，如果當年秦始皇的這個想法真的實現了，那麼，現代的我們，將都是他N代子孫的臣民了。

秦始皇完成統一大業之後，志滿意得，西巡隴西，東登泰山，巡視天下，周遊四方。基業既定，在充分領略了一切物質享受的同時，另一個最大的慾望就是千方百計追求長壽。於是走訪神仙，尋求仙丹，尋找長生不老靈丹妙藥，遂成為秦始皇朝朝暮暮的心思。上之所好，下必趨奉。 「既已，齊人徐市等上書，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萊、方丈、瀛洲，仙人居之。請得齋戒，與童男女求之。於是遣徐市發童男女數千人，入海求仙人。」 （《史記·秦始皇本紀》中華書局1959年第一版第一冊P247頁。）

徐市，就是後世傳說中的徐福。其實，世上哪有神仙，哪有長生不老的仙丹靈藥。因此徐福帶領數千童男童女，漂洋過海，一去不返。東漢時沿海民眾仍有傳言，秦始皇遣方士徐福，將童男女數千人入海，求蓬萊神仙不得，徐福畏誅不敢還，遂止此洲，世世相承，有數萬家。據說他們在那遙遠的海島上拓荒耕種，繁衍生息，立邦建國，這便是後來的日本，日本與中國原本是同文同種的一家人。在日本，也流傳著關於徐福的傳說，則是另一個版本。日本人認為，徐福為他們帶來了童男童女、百工、穀種、農具、藥物及生產技術和醫術，對日本經濟國力的發展起了重要作用，因此尊徐福為「司農耕神」和「司藥神」。每年十一月二十八日都要祭祀徐福。

第二節 倭奴國

在中國歷史典籍中，對於日本的最早記載是在《漢書·地理志》中：「樂浪海中有倭人，分為百餘國，以歲時來獻見雲。」倭即對日本的早期稱謂。

到了東漢時代，中日兩國才有所交往，在範曄所著的《後漢書·東夷列傳》中，對日本亦稱倭，始有記載：「倭在韓東南大海中，依山島為居，凡百餘國。……建武中元二年（西元57年——筆者），倭奴國奉貢朝賀；使人自稱大夫，倭國之極南界也。光武賜以印綬。安帝永初元年（西元107年——筆者），倭國王帥升等獻生口百六十人，願請見。」

東漢光武帝賜給日本倭奴國的是一顆「漢倭奴國王」金印。這顆金印於兩百多年前在日本志賀島出土，一九五四年被日本定為一級國寶，現藏於日本福岡的市立博物館。

由上述史料可知，中華帝國於漢代時始知在東海之濱有倭人，而在史冊中尚不稱其為國，只有一個倭字，行文中才稱其為倭奴國。漢光武帝及安帝時倭奴國曾兩度派人來中國奉貢朝賀。史書上雖未記載他們是如何來到中國的，顯而易見的事實是，當時的倭人已經擁有航海知識，並掌握了航海技術，建造了航海船隻，已可以航行於大海波濤之中。

中華帝國東漢之後，經歷了三國、兩晉、南北朝，在這將近五百年的時光裏，在魏、晉及南朝之初的宋時。日本仍時有使者前來奉獻方物。

隋文帝楊堅結束南北分裂統一全國之後，中日交往有所發展。在《隋書·列傳第四十六·東夷》篇中，開始稱其為國，有了稍多文字的記載：「倭國，在百濟、新羅東南，水陸三千里，於大海之中依山島而居。魏時，譯通中國。三十餘國，皆自稱王。夷人不知裏數，但計以日。其國境東西五月行，南北三月行，各至於海。」「開皇十二年（西元592年——筆者）倭王姓阿每，字多利思比孤，號阿輩雞彌，遣使詣闕。上令所司訪其風俗。使者言倭王以天為兄，以日為弟，天未明時出聽政，跏趺坐，日出便停理務，雲委我弟。高祖曰「此太無義理。」於是訓令改之。……內官有十二等：一曰大德，次小德，次大仁，次小仁，次大義，次小義，次大禮，次小禮，次大智，次小智，次大信，次小信，員無定數。有軍尼一百二十人，〔軍尼〕猶中國牧宰。八十戶置一伊尼翼，如今裏長也。十伊尼翼屬一軍尼。……」

隋煬帝大業四年（西元608年——筆者）派遣文林郎裴清使於倭國。途經倭國的十餘個屬國，達於海岸。倭王遣小德阿輩臺，率領數百人，設儀仗鳴鼓角相迎。十幾天之後，倭王與裴清相見，非常高興地說道：「我聞海西有大隋，禮儀之國，故遣使朝貢。我夷人，僻在海隅，不聞禮義，是以稽留境內，不即相見。今故清道飾館，以待大使，冀聞大國惟新之化。」可見當時的日本對於中國的文化禮儀，相當仰慕：「我聞海西有大隋，禮儀之國，……冀聞大國惟新之化」，這是何等敬重之語。

從歷史典籍的記載中，可以看出，在大約一千五百年前，中國對於世界上國際關係如何處理，外交原則如何確定，已經初步形成。《隋書·列傳第四十六·東夷》篇中載有：「史臣曰：廣穀大川異制，人生其間異俗，嗜欲不同，言語不通，聖人因時設教，所以達其志而通其俗也。九夷所居，與中夏懸隔，然天性柔順，無獷暴之風，雖緜（mian)邈山海，而易以道禦。夏、殷之代，時或來王。暨箕子避地朝鮮，始有八條之禁，疏而不漏，簡而可久，化之所感，千載不絕。今遼東諸國，或衣服參冠冕之容，或飲食有俎豆之器，好尚經術，愛樂文史，遊學於京都者，往來繼路，或亡沒不歸。非先哲之遺風，其孰能至於斯也？故孔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mo)之邦行矣。」誠哉斯言。其俗之可采者，其徒楛（hu)矢之貢而已乎？……兵志有之曰：「務廣德者昌，務廣地者亡。」然遼東之地，不列於郡縣久矣。諸國朝正奉貢，無闕於歲時，二代（隋煬帝楊廣——筆者）震而矜之，以為人莫若己，不能懷以文德，遽動干戈。內恃富強，外思廣地，以驕取怨，以怒興師。若此而不亡，自古未之聞也。然則四夷之戒，安可不深念哉！」

隋文帝楊堅以其雄才大略，結束南北分裂，統一全國，輕徭役，薄賦斂，與民休養生息，在位二十四年，致使天下殷實，國力強盛，據說倉中所積糧食，可供全國食用五六十年。楊廣登基，窮奢極慾，揮霍無度，複修長城，開挖運河，遠征高麗，不求廣德，務求廣地，違背兵志古訓，遂導致楊隋亦成為二代即亡的短命王朝。一千五百年後，跨入世界列強行列的日本，發動侵華戰爭所招致的慘敗，亦同樣是違背了「務廣德者昌，務廣地者亡。」這一兵志古訓的結果。

第三節 遣隋、遣唐使

到了唐朝、宋朝的時候，正史典籍中有了日本的稱謂。《舊唐書·列傳第一百四十九》「東夷篇」中，將倭國、日本並列。「倭國者，古倭奴國也，去京師一萬四千里。……日本國者，倭國之別種也。以其國在日邊，故以日本為名。或曰：倭國自惡其名不雅，改為日本。」《宋史·列傳第二百五十》「外國七」篇中，只列有日本國，不再將倭奴國並列。文中稱：「日本國者，本倭奴國也，自以其國近日所出，故以日本為名，或雲惡其舊名改之也。」

貞觀五年（西元631年），日本國派遣使者奉獻方物，唐太宗矜其道遠，敕所司不要讓他們年年來貢。

日本人久仰中國文化，所以在隋、唐兩朝時代，先後多次選派人數眾多，包括各類人才在內的使團，前來學習，史稱遣隋使和遣唐使。西元717年（唐·開元·五年），李隆基統治大唐的第五年，第九次日本遣唐使抵達長安，使團隨員多達557人，除了正使、副使以及大量的工作人員之外，還有不少十八九歲的留學生，十九歲的阿倍仲麻呂就是其中之一。使團人員來到中國後，他們廣泛瞭解大唐文明，觀察社會，博覽群書，經史子集無不流覽，對於唐朝的典章律令，教育制度，文化藝術，人文服飾，醫藥農藝等無不悉心研究；對於當時流行於唐朝的佛教文化，也是用心吸納。使團人員學成回國時，常常攜帶大量的漢文典籍，匠藝工具以及作物花卉種子回去，從而將中國的傳統文化、生產技術傳播到日本。

據有關史料記載，一千多年前的日本「遣唐使船」，大約船長三十餘米，船寬近十米，頭尾高翹，分為三層，每船可以運載一百餘人。使團最龐大的一次，四艘大船，六百餘人。船隊揚帆起航，駛向日本西方文明之鄉的中國，乘風破浪，奮力航行，其雄心毅力，執著追求的精神，堪稱為千年以前日本人的「下西洋」了！這要比明成祖時代的鄭和下西洋，早了四五百年。

日本大和民族，是一個勤於學習的民族，也是一個強悍的民族，更是一個不知天高地厚的民族，在處理對外關係上，常常具有無法確定的兩面性。

隋朝時代，他們就派遣使團與隋朝通好，唐朝初年仍繼續派遣使者奉獻方物。但是，為了所謂的盟友及自身的利害關係，其實質是為自身的利害關係，竟與大唐發生衝突，且不惜與大唐王朝兵戎相見。

唐朝初年，朝鮮半島處於高句麗、百濟、新羅三國鼎立的局面。三國都想統一半島，但都又沒有能力實現自己的心願，於是便向鄰國尋求援助，各自分別與唐朝和日本建立了外交關係。最後形成了以高句麗、百濟、日本為一方，新羅、唐朝為另一方的政治格局。西元660年，百濟向新羅發動進攻，想一舉吞掉新羅。新羅見勢立即向大唐告急，乞求唐朝出兵救援。唐高宗接到新羅告急求援的表章之後，立即派遣劉仁軌為主帥，帥軍渡海攻擊百濟，解除新羅危難。在唐軍與新羅軍的南北夾擊之下，百濟軍隊很快潰敗。接著，唐軍與新羅聯兵向百濟都城泗沘進軍，不到十日，便滅亡了百濟。

唐新聯軍滅了百濟之後，原百濟將領福信遣使至日本，向日本乞求出兵援救。為了保住自己在朝鮮半島上的勢力與既得利益，日本天皇任命阿曇比羅夫、阿倍比羅夫、秦田來津分率前軍、後軍和別動隊，組成了一支遠征軍，率領兩萬七千餘人的船隊開赴百濟，西元663年6月向新羅發起進攻，在白江口與唐軍激戰，這是在一千三百多年前，中日兩國之間發生的第一場戰爭。關於這場戰爭的戰況與戰果，《舊唐書·列傳第三十四·劉仁軌傳》中，曾有扼要的記載：「仁軌遇倭兵於白江之口，四戰捷，焚其舟四百艘，煙焰漲天，海水皆赤，賊眾大潰。」很顯然，唐軍大勝，日軍慘敗。倭人白江口之戰的倖存者，乘船逃回日本，中國歷史上的第一次抗日戰爭至此結束，日本勢力退出了朝鮮半島。

日軍在朝鮮的慘敗證明了當時日本根本無力與中國抗衡。損失慘重的日本深知若不趕緊求和，唐朝一旦下決心進攻日本的話，後果不堪設想。於是日本立即換上另一副面孔，再連連派出「遣唐使」來華，開始認真的向中國進行全面學習，以求改造日本。

日本大和民族是一個極其擅於權變的民族，更是一個善於學習他人長處的民族。

雄偉的長安城，壯麗的大明宮，大唐的興旺氣象，深深地震撼了日本人。那時的日本全面向大唐學習，與日後的明治維新時期全面向西方學習如出一轍。一次又一次的遣唐使團返回日本的時候，不僅帶回大量的典籍，還包括不少藝術珍品。大唐王朝不計前惡，派遣各類工匠，隨船前往日本，幫助日本營建廟宇宮室。仿照長安城的形制，日本人建造了自己的都城——平安京；根據大明宮的風格，日本天皇建造了自己的皇宮——平城宮。從典章制度到律法規範，從都城營建到生活習俗，日本文化都深受大唐的影響，今天在日本的京都和奈良，這些世界文化遺產無不銘刻著盛世大唐的印記。

十九歲就隨同遣唐使團來大唐留學的阿倍仲麻呂，當他踏入大唐帝國高度文明的土壤時，可能不曾會想到，他將在大唐的繁華世界中度過自己的一生。開放的大唐，不僅為日本留學生提供飲食起居，而且還發放數額不菲的獎學金，到達大唐不久，年輕的阿倍仲麻呂就進入長安的太學。一千多年前的長安太學，或許是當時國際化程度最高的大學，日本人，新羅人，西域人，波斯人，東西方的留學生濟濟一堂，如饑似渴地學習大唐文化。數年之後，阿倍仲麻呂參加大唐的科舉考試，竟然以才學出眾而進士及第，唐玄宗欣賞阿倍仲麻呂的才華，特賜名晁衡，一個外國人，在學者如林的大唐，能夠取得如此優異的成就，堪稱奇跡。正因為阿倍仲麻呂的才華出眾，他不但與詩仙李白相識，而且成為了知心好友。

阿倍仲麻呂離鄉日久，思親心切。西元753年，他呈表唐玄宗，請求恩准隨遣唐使回國探親，唐玄宗許之，並命他為回訪使者。阿倍仲麻呂非常感動，他寫了一首「銜命還國作詩」，贈給他的唐朝朋友。詩曰：

銜命將辭國，非才忝侍臣。

天中戀明主，海外憶慈親。

伏奏違金闕，騑驂去玉津。

蓬萊鄉路遠，若木故園林。

西望懷恩日，東歸感義辰。

平生一寶劍，留贈結交人。

他和遣唐大使藤原清河等，共乘一舟回國。船出長江口，他仰望明月，思緒縈懷，感慨萬端，遂又寫了一首「望鄉詩」。詩曰：

翹首望長天，神馳奈良邊。

三笠山頂上，想又皎月圓。

回國途中，不幸在海上遭遇颱風，航船迷失方向，遂在人們的視野中消失。長安傳說，使團航船在海上被颱風吞沒，船上人員皆葬身大海。李白聞聽，為好友晁衡罹難極為傷心，遂寫下《哭晁衡詩》一首：

日本晁卿辭帝都，

征帆一片繞蓬壺。

明月不歸沉碧海，

白雲愁色滿蒼梧。

其實，使團的航船，雖曾遭遇海上風暴，但並未沉沒，而是漂到了南海一帶。最後晁衡又返回中國，繼續在唐朝任職。西元771年，在長安逝世，終年七十三歲。

第四節 宋朝時中日僧眾的往來

日本派遣僧人來到中國學習佛經，在隋唐時代已經開始。到了宋朝時，僧人交往更加頻繁。《宋史·列傳第二百五十》「外國七」篇中記載：「雍熙元年（西元984年——筆者），日本國僧奝（diao)然與其徒五六人浮海而至，獻銅器十餘事，並本國職員今〔令〕、王年代紀各一卷。奝然衣綠，自雲姓藤原氏，父為真連，真連，其國五品品官也。奝然善隸書，而不通華言，問其風土，但書以對雲：「國中有五經書及佛經、白居易集七十卷，並得自中國。土宜五穀而少麥。交易用銅錢，文曰『乾文大寶』。畜有水牛、驢、羊，多犀、象。産絲蠶，多織絹，薄緻可愛。樂有中國、高麗二部。四時寒暑，大類中國。」」

宋太宗趙炅（jiong)特意召見奝然，存撫甚厚，賜予紫衣，讓他住到太平興國寺，生活學習上給予諸多優待。奝然在開封生活學習了一年多後，搭乘台州甯海縣商人鄭仁德的商船回國。

鄭仁德在日本經商數年後返回大宋，奝然派遣弟子喜因等奉表隨船再來中國，向宋朝皇帝謝恩。表曰：

「日本國東大寺大朝法濟大師、賜紫、沙門奝然啟：傷鱗入夢，不忘漢主之恩；枯骨合歡，猶亢魏氏之敵。雖雲羊僧之拙，誰忍鴻霈之誠。奝然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奝然附商船之離岸，期魏闕於生涯，望落日而西行，十萬里之波濤難盡，顧信風而東別，數千里山嶽之易過。妄以下根之卑，適詣中華之盛。於是宣旨頻降，恣許荒外之跋涉；宿心克協，粗觀宇內之瓌（gui)奇。況乎金闕曉後，望堯雲於九禁之中，巌扃（jong)晴前，拜聖燈於五台之上。就三藏而稟學。巡數寺而優遊。遂使蓮花逥文，神筆出於北闕之北，貝葉印字，佛詔傳於東海之東。重蒙宣恩，忽趁來跡。季夏解台州之纜，孟秋達本國之郊，爰逮明春，初到舊邑，緇素欣待，侯伯慕迎。伏惟陛下惠溢四溟（ming)，恩高五嶽， 世超黃、軒之古，人直金輪之新。奝然空辭鳳凰之窟，更還螻蟻之封，在彼在斯，只仰皇德之盛，越山越海，敢忘帝念之深，縱粉百年之身，何報一日之惠。染筆拭淚，伸紙搖魂，不勝慕恩之至。謹差上足弟子傳燈大法師位嘉因、並大朝剃頭受戒僧祚乾等拜表以聞。」 （《宋史·列傳第二百五十·外國七》中華書局1997年11月北京第一版

P14135—14136頁。）

這是一千年前一個日本僧人，呈送給大宋皇帝的一篇謝恩表，表章開篇，首先暢述對於大宋皇朝的感恩眷戀之情，然後依次敍述他如何離開日本國土，如何漂洋過海來到中國求學；到達中國之後，又是如何受到皇帝的恩寵，除安排他在京城學習之外，還安排他去許多地方遊歷參觀；學成回國，普通僧俗人等與達官貴人們無不以羨慕的目光歡迎他的歸來，使他自感無上榮光。因此奝然發自肺腑地說道：在彼在斯，只仰皇德之盛，越山越海，敢忘帝念之深，縱粉百年之身，何報一日之惠。染筆拭淚，伸紙搖魂，不勝慕恩之至。全文不到四百字，奝然用了不少「漢典佛語」，由此可見其漢學、佛學造詣之深。這篇充滿激情的謝恩表，使今天的我們深深地感受到，千年之前中日兩國關係的融洽與和諧。

那時，來往於中日之間海上的船隻，無論是航船設備，航海技術還是駕駛能力，都還無法抗拒海上風暴，所以常有因風浪而漂泊到兩國的船隻。如宋真宗趙恆咸平五年（西元1002年）建州海賈周世昌在海上遭遇風暴，他的商船漂至日本，在日本居住七年才返回中國，在日本還交了不少朋友，平日尚有詩詞唱和。

在那航海事業尚不發達的年代，船行海上，一遇風暴，常常會隨風漂泊。宋孝宗趙眘淳熙三年（西元1176年），日本船隻在海上遇到風浪，隨風漂泊到明州（今浙江寧波地區）船上食物已經用盡，一百餘人行乞到臨安府，朝廷下詔，每人每天給錢五十文、米二升，等待日本商船來臨，一起回國。此後，在近四分之一個世紀的時間裡，有日本船隻多次漂泊至浙江沿海地區，宋朝均給予妥善安置，送其回國。

《宋史·列傳第二百五十·外國七》中曾記載了當時發生的一樁命案：「淳熙二年，倭船火兒滕太明毆鄭作死，詔械太明付其綱首歸，治以其國之法。」

這類外交事件，一千年前的古人處理得冷靜而人道。

第五節 日、中「心結」

元朝是用鐵蹄踏出的江山，戰馬嘶鳴，馳騁疆場，一代英傑成吉思汗，率領蒙古鐵騎，征戰歐亞大陸，創建起蒙元帝國。元世祖忽必烈稱帝之後，滿懷雄霸天下之心，但不諳治國之術，更不通睦鄰之道。他從歷史典籍中得知，自東漢以來，日本國常來中國朝貢，隋唐時代更為頻繁，派遣人數眾多的遣隋使、遣唐使，到中國來留學，常常遣使朝貢，奉獻方物。而他登基之後，卻不見日本前來通好，心中頗是不悅。

元世祖至元二年（西元1265年），高麗國告訴元世祖，海國日本可以通好，可以選派使者，前去聯絡。元世祖聞聽甚是高興，遂於翌年三月，命兵部侍郎黑的，擔任國信使，禮部侍郎殷弘為國信副使，持國書出使日本。國書曰：

「大蒙古國皇帝奉書日本國王。朕惟自古小國之君，境土相接，尚務講信修睦。況我祖宗，受天明命，奄有區夏，遐方異域畏威懷德者，不可悉數。朕即位之初，以高麗無辜之民久瘁鋒鏑，即令罷兵還其疆域，反其旄倪。高麗君臣感戴來朝，義雖君臣，歡若父子。計王之君臣亦已知之。高麗，朕之東藩也。日本密邇高麗，開國以來亦時通中國，至於朕躬，而無一乘之使以通和好。尚尚恐王國知之未審，故特遣使持書，佈告朕志，冀自今以往，通問結好，以相親睦。且聖人以四海為家，不相通好，豈一家之理哉。以至用兵，夫孰所好。王其圖之。」 （《元史·列傳第九十五·外夷一》中華書局1997年11月北京第一版P4625—4626頁。）

原本是一篇遣使通好的「國書」，字裏行間所流露的倒像一篇通牒對方的「戰表」。咬文嚼字二百言，有受命上天洋洋自得的狂傲，有威加四方蔑視鄰邦的輕浮，更有不相通好以至用兵的威脅。

元世祖命兵部侍郎黑的等，持書取道高麗，前往日本國。高麗國國王王禃奉命立即派遣他的樞密院副使宋君斐、禮部侍郎金贊作為嚮導，陪同黑的等前往日本。但因季節不合，風向不順，行船艱難，不至而還。

黑的等出使日本未達目的，忽必烈終不甘心。兩年以後，再次派遣黑的等赴高麗，傳諭高麗國王王禃，全權辦理通好日本事宜，必須要有結果。高麗國王王禃以為，海道險阻，不可勞煩上國天使，於是派遣他的起居舍人潘阜等持書前往日本，在日停留半年有餘，但仍不得要領而歸。

元世祖至元五年九月，第三次派遣兵部侍郎黑的，禮部侍郎殷弘複持書前往日本，這次他們到了日本國的對馬島，但日本人卻拒而不納。黑的、殷弘深感憤怒，遂強行將兩個叫作塔二郎、彌二郎的日本人帶回元朝。第二年，又命高麗國官員金有成拿住元朝中書省的信函，將塔二郎、彌二郎二人送還日本。金有成雖將信函呈送日本官府，結果仍是杳無迴音。

元世祖忽必烈，對於日本，不管條件具備與否，志在必得通好，實際上就是一定要日本臣服於他，成為他的一個藩屬國。至元六年十二月，又命秘書監趙良弼持書四度出使日本，書曰：

「蓋聞王者無外，高麗與朕既為一家，王國實為鄰境，故嘗馳信使修好，為疆場之吏抑而弗通。所獲二人，敕有司撫慰，俾齎（ji)牒以還，遂複寂寞無聞。繼欲通問，屬高麗權臣林衍構亂，坐是弗果。豈王亦因此輟不遣使，或已遣而中路梗塞，皆不可知。不然，日本素號知禮之國，王之君臣寧肯漫為弗思之事乎。近已滅林衍，復舊王位，安集其民，特命少中大夫秘書監趙良弼充國信使，持書以往。如即發使與之偕來，親仁善鄰，國之美事。其或猶豫以至用兵，夫誰所樂為也，王其審圖之。」（《元史·列傳第九十五·外夷一》中華書局1997年11月北京第一版 P4626—4627頁。）

很顯然，忽必烈是個不懂外交的皇帝。

忽必烈的思維方法，隨著他的閱歷與成功，已經形成一種固定模式，目空一切，惟我獨尊。如是數次派人，遠赴日本謀求通好，終因大海茫茫，風浪無時，再加語言隔膜，中多誤會，十數年間，雖說使節亦曾數度往返，忽必烈始終未能如願。

至元十七年（西元1280年）二月，不知何故，日本國竟擅殺元朝國使杜世忠等。忽必烈多次派人出使日本，所持國書，雖多有威脅話語，但其基本理念還是通好修睦，建立鄰國間相互友好關係。日本國莫名其妙的殺戮，這就惹怒了忽必烈。十八年正月，忽必烈下旨，命日本行省右丞相阿剌罕、右丞範文虎及忻都、洪茶丘等率十萬大軍征討日本。

在航海船艦，航海知識，航海技術，航海能力等諸多方面，尚處於朦朧時代，初級階段，冒然派遣十萬大軍，出海遠征，很顯然是一次非常冒險的行動，其結果不難預見。所以這次出征，終因不諳東海水道，不懂季節信風，不知日本地理，不察倭人民俗，不悉日本國土輿情，故而與日人接戰即遭潰敗，再者暴風破舟，招致喪全師以還。據元史記載，戰敗，「餘二三萬為其虜去」，「十萬之眾得還者三人耳」。

日本雖是小國，既生存與天地之間，自有其民族的崇尚，國家的尊嚴，不能受他人之辱。

第六節 寇犯海疆

在元朝統治中國的將近一個世紀裏，雖屢屢遣使與日本通好，元朝始終也未能與日本相通。但是，對於日本國的情況，還是有了一些的瞭解。

朱元璋推翻元朝，建立大明王朝，歷時二百七十餘年，兩個多世紀裏，對日本國多有交往，因此對日本也就有了較多地瞭解。所以在清代，張廷玉等撰寫的《明史》中對於日本國的記述，比以前的史書就詳細得多。

「日本，古倭奴國。唐咸亨初，改日本，以近東海日出而名也。地環海，惟東北限大山，有五畿、七道、三島，共一百十五州，統五百八十七郡。其小國數十，皆服屬焉。國小者百里，大不過五百里。戶小者千，多不過一二萬。國主世以王為姓，群臣亦世官。宋以前皆通中國，朝貢不絕，事具前史。惟元世祖數遣使趙良弼召之不至，乃命忻都、範文虎等率舟師十萬征之，至五龍山遭暴風，軍盡沒。後屢召不至，終元世未相通也。」（《明史·列傳第二百十·外國三》中華書局1997年11月北京第一版P8341頁。）

朱元璋推翻元朝建立明朝之初，當時與朱元璋爭奪江山、雄霸一方的方國珍、張士誠相繼被消滅，方、張手下的一些人，有的就逃往海上，甚至逃上日本的一些海島，勾結島上居民，入寇山東濱海州縣，這大概就是歷史上最早出現的倭寇。

為了解決海邊寇患，保障居民安全，洪武二年（西元1369年）三月，朱元璋曾派遣行人楊載詔諭日本國，且詰以入寇之故。並告訴日本國王：「宜朝則來廷，不則修兵自固。倘必為寇盜，即將名將徂（cu)征耳，王其圖之。」（《明史·列傳第二百十·外國三》中華書局1997年11月北京第一版P8341—8342頁）

日本國王良懷，對朱元璋的正告不理不睬，倭寇仍然侵犯海疆，並由山東沿海，擴展到浙江、福建沿海一帶。

洪武三年三月，朱元璋再次派遣萊州府同知趙秩出使日本，責問日本國王何以屢屢寇犯大明海疆？趙秩等泛海至析木崖，進入日本國境。日本守關者拒而弗納，不許通關。趙秩遂致書日王良懷，良懷無奈，不得不請趙秩入境相見。

趙秩見到良懷，向他呈遞了國書，並曉諭大明國威，詔書中多有指責日本不臣的話語。良懷聽後很不高興，對趙秩說：

「吾國雖處扶桑東，未嘗不慕中國。惟蒙古與我等夷，乃欲臣妾我。我先王不服，乃使其臣趙姓者〔言術chu〕我以好語，語未既，水軍十萬列海岸矣。以天之靈，雷霆波濤，一時軍盡覆。今新天子帝中夏，天使亦姓趙，豈蒙古裔耶？亦將〔言術chu〕我以好語而襲我也。」（《明史·列傳第二百十·外國三》中華書局1997年11月北京第一版P8342頁。）

良懷言罷，即目視左右示意將趙秩拿下。趙秩大義凜然，毫無懼色，厲聲說道：「我大明天子神聖文武，非蒙古比，我亦非蒙古使者後。能兵，兵我！」良懷見勢，遂立即請趙秩坐於客位，禮遇甚優。然後又派遣他的僧人祖來於洪武四年（西元1371年）十月赴大明，奉表稱臣，貢獻馬匹及方物，並且送還東南沿海被掠去的七十餘人。朱元璋非常高興，認為日本國民信奉佛教，於是派遣大明高僧祖闡、克勤等八人攜帶佛教典籍送日本使者還國。

那時的大和民族，是個沒有所謂傳統文化的名族，所以日本國是一個反復無常的國家。就在祖闡、克勤等送日本使者還國的當年，倭寇又到浙江溫州一帶搶掠。翌年，又入寇福建沿海多個縣城。此後七八年間，時而寇犯大明海疆，劫掠人口，搶奪財物。時而又奉表稱臣，貢獻方物。朱元璋對此極為憤恨而厭惡，遂命禮官移書斥責日本國王，如再不講信義，反復無常，將要對其進行討伐。

日本國王良懷，年少氣盛，血氣方剛，一見明朝移書指責於他，於是便立即回復上言：

「臣聞三皇立極，五帝禪宗，惟中華之有主，豈夷狄而無君。乾坤浩蕩，非一主之獨權，宇宙寬洪，作諸邦以分守。蓋天下者，乃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臣居遠弱之倭，褊小之國，城池不滿六十，封疆不足三千，尚存知足之心。陛下作中華之主，為萬乘之君，城池數千餘，封疆百萬裏，猶有不足之心，常起滅絕之意。夫天發殺機，移星換宿。地發殺機，龍蛇走陸。人發殺機，天地反覆。昔堯、舜有德，四海來賓。湯、武施仁，八方來貢。

「臣聞天朝有興戰之策，小邦亦有禦敵之圖。論文有孔、孟道德之文章，論武有孫、吳韜略之兵法。又聞陛下選股肱之將，起精銳之師，來侵臣境。水澤之地，山海之洲，自有其備，豈肯跪途而奉之乎？順之未必其生，逆之未必其死。相逢賀蘭山前，聊以博戲，臣何懼哉。倘君勝臣負，且滿上國之意。設臣勝君負，反作小邦之羞。自古講和為上，罷戰為強，免生靈之塗炭，拯黎庶之艱辛。特遣使臣，敬叩丹陛，惟上國圖之。」（《明史·列傳第二百十·外國三》中華書局1997年11月北京第一版P8343—8344頁。）

回書言語，激昂慷慨，稜角分明，儘管地小人稀，但卻表現出日本人不屈服、不怕威脅的強悍精神。由此可見這是一個具有潛在實力的民族。

朱元璋見表，雖說極為震怒，但終有元蒙王朝的前車之鑒，不曾發兵征討日本。

明朝開國以後，鑒於倭寇屢屢侵犯海疆，搶掠沿海居民財物人畜，所以明初，即在沿海要地建立衛所，製造戰船，設置都司、巡視、副使等官。對東南海防控制周密。

一代雄才朱元璋，儘管對海防建設極為重視，終朱明一朝而倭寇為患不但未平，且呈危害程度日益嚴重的趨勢。其所以如此，是因為倭寇不單單只是倭人，他的成分極其複雜。所謂倭寇這個亂世群體，其中有方國珍、張士誠戰敗後逃亡海上的殘部；有好逸惡勞，鋌而走險，以搶劫為生的強盜；有走私海上，渴望非法謀求財富的奸商；當然更有以劫掠為業的日本浪人。據《明史》記載：大抵真倭十之三，從倭者十之七。他們盤踞海上，要生存，要生活，要吃要穿。海島不產方物，不生五穀，不種絲麻，生活一應所需，只有從大明東南沿海州府縣城搶劫而來！再加上陸居的不法奸人與之相互勾結，作為內應，狼狽為奸，為之囊橐，危害鄉鄰，這就導致了倭寇的氾濫成災。朝廷雖曾下達禁海令，嚴禁海上一切交易，但不能做到令行禁止，所以隨時隨地就有倭寇進犯沿海州府，燒殺搶掠，擾亂社會的事件發生，造成人心惶惶，民不聊生。

為了平定倭亂，安定沿海人民生活，大明王朝先後曾派遣朱紈、周珫、胡宗憲、戚繼光等將領，率軍專職剿伐倭寇，也曾一度或數年取得輝煌戰績，但是，由於中央內部矛盾錯綜、利害複雜，爾虞我詐，相互傾軋，致使平倭戰績，一次又一次的化為烏有，平倭名將朱紈無端被誣，憤而自殺！致使倭寇對中國東南沿海地區所造成的禍亂不斷，不能根除。

第七節 援朝抗日

中華民族的歷史進入朱明王朝時代，在朱元璋大刀闊斧的治理下，國內日久承平。嘉靖後期，在胡宗憲、譚倫、俞大猷、戚繼光等的聯合打擊下，中國東南沿海的倭患也曾一度得以暫時的平息。然而，這暫時的平靜，卻正在醞釀著一場更大的倭患。

日本的歷史發展，也曾經經歷了一百四十餘年各路諸侯拼殺爭雄的戰國時代，史學界比較一致的看法是：日本戰國時代的起始一般以1467年的應仁之亂為起點，直到1615年德川家康於大阪夏之陣打敗豐臣秀賴，豐臣氏滅亡，戰國時代告以結束。日本大和民族的這段發展史，大致與明朝明憲宗朱見深成化早期，至明神宗朱翊鈞萬曆後期相對應。

經過征戰廝殺，1590年豐臣氏家族基本完成了日本境內的統一。1592年，豐臣秀吉為了平息國內土地不足分封的問題，決定出兵攻打明朝。豐臣秀吉向朝鮮國提出「假道入明」的請求。朝鮮與中國交往日久，中國是朝鮮的宗主國，朝鮮是中國的藩屬地，所以朝鮮對中國的文化、歷史非常瞭解，假途滅虢、唇亡齒寒的歷史故事，朝鮮君臣非常熟悉，因此，對於日本的請求，遂一口拒絕。

當時朝鮮的國王叫李昖，對於日本「假道入明」的請求雖說口頭上拒絕了，但內心非常緊張，遂立即將日本的動靜、慾望向明朝發出了緊急報告。

其實對於日本戰國末期的社會動態，政客們的慾望，不論是明朝朝廷也好，朝鮮的國王也罷，應該都還是有所瞭解的，只不過是沒把他當回事情罷了。

商人經商，為了賺錢，凡能獲利的地方，不管有多艱難險阻都會去。一個福建泉州籍叫陳甲的商人，多年來在琉球、日本經商，他就知道豐臣秀吉的作為，知道日本當時所發生的事情。這是一位愛國的商人，他擔心日本的舉動會對中國不利。那時，琉球是明朝的藩屬國，年年要向大明進貢。陳甲就和他琉球國的朋友聯繫，希望琉球國的使臣出使明朝時，將有關日本的資訊報告給朝廷。但他還擔心琉球國的使者傳遞的資訊到不了北京，所以他專程從琉球回到家鄉，把他在琉球、日本的所見所聞告訴福建巡撫，巡撫便將這些情報立即上報朝廷。萬曆皇帝的內閣、兵部見是關於日本的情況，他們本能的認為，日本離我們數千裏海路以外，還是比較遠的，不可能很快危及本朝。很明顯，所有情報都是針對朝鮮的，所以，只是用公文的形式向朝鮮作了個通報。

中華民族是崇尚和平的民族，中華民族立國，從沒有想過要去侵略別人。千古聖哲孫中山先生曾言：

「世界上立國百有數十，雄強相處，難保不有戰爭發生，惟中國數千年來即知和平為世界之真理。人人均抱有此種思想，故數千年來之中國，純向和平以進行。」（《孫中山全集》第二卷「在南京參議院解職辭」P318（中華書局2006年11月第 2版）。）

萬曆二十年（1592年）三、四月間，兩萬日軍渡過對馬海峽、朝鮮海峽，攻佔朝鮮的釜山。直接向王京（今稱首爾）推進，當時的朝鮮有材料記載：「朝鮮承平久，怯不諳戰，皆望風潰。」國王李昖一邊逃亡，一邊派人火速報告明朝天子，請求急救。

這時的明朝已建政二百餘年，對外無征伐之念，對內無大的戰事，承平日久，故而武事不舉，戰備不修。當外患降臨時，朝廷大員們，著實緊張，不過萬曆中期，朝堂上下尚能一心不二，朝野都認為這一仗必須打。便立即派信使赴朝，告訴朝鮮國王李昖：明朝十萬大軍整裝待發，馬上就要渡過鴨綠江，援朝抗日。並「諭以匡扶大義」，告訴他保家衛國，匡複國家是你國王必須要盡的義務。

日本由於第一軍團進展迅速，所以第二、第三軍團也先後在釜山登陸，向王京進發。朝鮮陸軍不堪一擊，望風而逃，日軍順利佔領了平壤城。但朝鮮的海軍非常厲害，戰鬥力很強，這得益於朝鮮有一位傑出的海軍統帥李舜臣。李舜臣為了很好履行保衛國家的義務，他多年堅持不懈，進行海上戰備操練。日本發動侵朝戰爭，陸軍越過海峽，在釜山登陸，李舜臣即帥海軍在海上對日本的給養船隊進行攔截。並對日本的海軍進行打擊。

萬曆皇帝任命英勇善戰的名將李如松為提督禦倭兵備。那時豐臣秀吉侵略朝鮮動用兵力近二十萬。當時明朝究竟派出了多少部隊入朝參戰，明史無明確記載，在李如松傳中只有「會朝鮮倭患棘，詔如松提督薊、遼、保定、山東諸軍，剋期東征。弟如柏、如梅並率師援助。」寥寥數語。李如松率軍入朝鮮，出奇兵收復平壤，隨後又火焚倭寇龍山倉積粟數十萬，致使日軍糧絕求和退兵。

四百年前的這場援朝抗日之戰，是中日兩國之間歷史上的第二次戰爭，在此期間豐臣秀吉兩次入侵朝鮮，明朝兩次派軍援朝抗日，直到1598年，豐臣秀吉病死，始告結束，戰爭長達七年。在李如松英勇果敢的指揮下，雖說打擊了日寇的囂張氣焰，遏制了日寇的侵略邪念，但也付出了李如松戰死沙場的代價！並給明朝造成了嚴重的後果：

1. 明朝的國力大為消耗；

二、明朝遼東地區的精兵遭到大量消耗；

三、從而為努爾哈赤的崛起提供了歷史機遇與社會條件；

四、為大明的滅亡埋下了伏筆。

第八節 進逼國門

中華民族是世界上開化最早，文化優秀，文明綿延，古今貫通的民族。古代的日本國對中國文明頂禮膜拜，隨時隨地以中國為師,無時無地不向中國學習。隋唐時代，多次派出眾多的遣唐使，來到中國留學，將優秀的中國文化源源不斷地帶回日本，用以改造、優化大和民族的原生文化，推動本國文明的前進與發展。

古代的中國，自三代以至於漢、唐、宋、明，人文進步，科技發達，處於世界領先、獨強的地位，自稱天朝，以禮儀通好天下，呈現了四方來貢，八方來朝的輝煌！

鬥轉星移，日月輪逥，時光老人的步伐踏入了十九世紀。

十九世紀的中華民族，正處於大清王朝的統治之下，而且已是滿清王朝的後期。王朝的巔峰時刻已過，開始走向腐朽、衰敗與沒落。

這時的中國，沒落衰敗，固步自封，完全失去了古代的光彩，再也沒有值得他人學習的地方了。

而這時的西方，正在興起轟轟烈烈的工業革命，首先進入蒸汽時代，機器生產代替人工生產，產品數量大大提高。繼而又進入電氣時代，用電力取代蒸汽，生產效率再度提高，從而促使歐美各國民富國強，遠遠超過了中國。

而這時的中國，在滿族獨裁政權的統治下，一切為了維穩，固步自封，不思改革。

而這時的日本則不同，立即開始向西方學習，一批有識之士，開始維新，進行變法：在政治上：「廢藩置縣」，加強中央集權,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