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把中國的千年專制都歸罪儒家

現在把中國的千年專制都歸罪儒家，這是網路上的一個流行偏見。儒家是有不足，比如王道政治，推崇聖賢集權，三代傳統，但我們應該注意：

1、儒家的政治哲學是在一千年前的夏商奴隸社會向周的封建社會轉型時提出來的，那個時候，孔子提出國家領導人不能血緣繼承，要向堯舜學習，讓給德才兼備的人繼承國家權力，這種理論可能不符合今天的憲政制，但在當時是一種先進理念；我們只能批判今人不進步，死守聖賢集權政治哲學，但不能譴責孔子本人，不然就跟文革批孔子不是革命者一樣的思維了。

2、儒家歷代是有思想進展的，只不過沒有歐洲17世紀以後的政治思想進展大，但歐洲在17世紀前的古希臘、古羅馬，民本思想是不如孟子明確而激進的，比如孟子說「民為重，君為輕」，歐洲中世紀一千年就沒有人說過。西方學者一百多年來，認為古希臘的城邦共和，羅馬的法制是歐洲好的傳統源頭，但別忘了古希臘還是奴隸制、羅馬帝國也是跟毛一樣的僭主模式，西方學者何曾苛求過古代學者為何不批評奴隸制和羅馬帝國主義？

3、要把儒家的文人論述與皇權制度將儒家的利用及改造為官方理論區分開，現在把儒家說成完全與皇權專制制度穿一條褲子，這既不符合事實，也是沒有好好讀過歷代儒家典籍，往往只是抓住孔孟的片言隻語，就指責儒家為專制站台。秦始皇焚書坑儒，坑儒之後還有儒生無畏批評秦始皇，歐洲中世紀的知識人何曾有過這種壯舉？儒家歷代真正的代表文人大家，基本上都不得志，從道家到宋明理學都主張天道高於皇權，這實際上就是一種批判思想。晚明以後，王船山到阮元都對官方化的孔孟理論有所批評，指責儒家是中國專制的源頭從何談起？

4、中國至今的專制，不能讓古代文人去承擔責任，我們只能批判今天的文人無行，儒家古人在當時的條件下時有甚至當時歐洲思想家都說不出的激進的觀點，如果簡單化拿今天的價值觀去要求古人，那豈不是犯了跟五四一樣的激進病？

5、中國比歐洲率先實現科舉考試和文官制度，使得底層子弟能有上升通道，這在當時世界上是一種先進位度，歐洲當時是等級社會，階層無法流動，中國當時是流動的，歐洲後來也是學中國的文官考試製度的。所以，對科舉，我們只能說後人沒有改進，但不能站在今天的角度，說科舉一開始就是不對的。

6、現在有人認為中國仍應該搞聖賢集權制，先不說世上有沒有聖賢，有了聖賢，也不可能升遷到最高權位。再說，儒家自己實際上也否認有聖賢，「人非聖賢，熟能無過」。中國的歷代統治者，宣揚聖賢集權，要點在於集權，而非聖賢。但老百姓甚至歷代文人，很為王道政治理論蠱惑，至於中國專製為何長久，豈能歸罪文人，魯迅說了，文人最多幫閑諂媚鼓噪，真正的重大決策，統治者何曾聽過文人的良善建言。中國上千年的皇權專制，實質是內法外儒，即內核是以法家為基礎的秦制，儒家不過是用來裝門面和懷柔統治的輔助手段。

西方的憲政文明是由三塊決定的，一是基督教的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到後來盧梭提出的主權在民的觀念；二是羅馬的法制雛形，到英國限制皇權的大憲章；三是商人、資產階級的作為政治力量的崛起。第一點，儒道文人早提出過「天道高於皇權」，「民為重」，儒家文人一直有限制皇權觀念的；第二點，堯舜時代有五族共和的制度傳統的，第三點，晚清的君主立憲和辛亥革命，張謇不僅是洋務運動商人，亦是清朝最後一代狀元，蔡元培亦是清末舉人，國學大師章太炎、劉師培等儒學文人毅然投奔共和，說明儒家的內在精神與人格機制是與現代憲政相容的。就上述三點而言，儒家從古至今並不缺知識分子的批判性參與。

古人儘力了，今人沒有思想進展，是今人的問題，怎能鞭屍古人不好？重要的是，要避免學說決定歷史的理論邏輯，一個學說不可能決定歷史，認為學說和思潮能決定歷史，那是五四的流行症。來源：其人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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