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以為 : 仁義道德的現代價值

07-21

蘇小和批評我讀書太少，我承認。說我「以儒家為理由畫地為牢」，則有必要解釋一下。我倆在宗教問題上針尖對麥芒，但是政治主張幾乎沒有分歧。假如我在美國有投票權，會是共和黨的鐵杆支持者。共和黨的鐵杆支持者通常是虔誠的基督徒，我甘與基督徒為伍，因為價值觀接近。

政府是個以維持秩序為目標的強力機構。沒有民主、法制和福利的國家很多，沒有軍警，國將不國。秩序有兩個來源，他律和自律。對人的道德越有信心，越主張自由市場，反之，就會呼籲行政和法律管制。

我與基督徒的分歧在於，基督徒認為道德來自敬畏上帝，而我認為道德來自理性。儒家是一套以理性養成道德的學說，所以我認同儒家。

歐美的知識分子通常基督教信仰淡薄，又對自發生成道德的信心不足，所以親近社會主義，美國大學教授八九成是民主黨的支持者。中國的知識分子支持自由市場的比例，遠比歐美為高，經濟學家不必說，文史哲也是如此。

右派知識分子人多勢眾，這是一大中國特色，但不是因為基督教。像蘇小和這樣狂熱信仰基督教的中國知識分子並不多見。一些人由於心裡過不了坎，諸如反進化論、耶穌死而復活之類，只能做教外的文化基督徒，更多的人是沒有宗教信仰，直覺地認為人應該自由。

達至直覺的境界是很好的，但是容易發生動搖。借熟讀西方經典鞏固自由主義信念很難湊效，不可能比歐美知識分子讀得更多，他們讀成了左派，更有一眾海龜的新左派作為教訓，劉小楓、甘陽、汪暉、王紹光……實際上中國知識分子對自由主義的好感，來自我們身邊這個《論語》熏陶出來的社會，鞏固價值觀的最好辦法也是熟讀《論語》。

徐友漁是我認為當今公共知識分子群落中，思維最為清晰的少數人之一，他是研究哲學的，我是讀他的著作涉獵哲學的，但是他最近發的一篇文章《毛澤東遺產》讓我大跌眼鏡。徐友漁用「不患寡而患不均」概括兩種東西——毛澤東的精神遺產和中國傳統心理，且不說後兩者是否重合，把「不患寡而患不均」等同於「均貧富」，就犯瞭望文生義的低級錯誤。「不患寡而患不均」出自《論語》，朱熹的註解：「均，謂各得其分。」這個解釋沒有多大爭議，況且不必逐字逐句研讀《論語》，只要大致通讀一遍，就不會從中讀出均貧富的思想來。

中國傳統當中的確有均貧富的元素，例如墨家、法家和佛教，漢代以後主要是佛教的「眾生平等」在起作用，但從來沒有成為社會主流思想。具體到毛澤東個人，顯然是家庭的佛教信仰影響了他的價值觀，學生時代的作文有所反映。

平等主義不僅是佛教的價值觀，而且是耶穌教的價值觀。亞歷山大征服印度之後，彌勒教流行於希臘羅馬，猶太教受其影響，衍生出一支耶穌教。彌賽亞即彌勒，即救世主。佛教和耶穌教都超越族群，號稱普世信仰，一致推崇平等主義。明代中葉，中國人將傳教士當成蕃僧，不算誤解，佛教本身就派系林立。起初傳教士樂得以番僧身份獲得傳教自由，但是很快發現和尚沒有政治地位，為了與士人打成一片，才與佛教劃清界限。

天主教和佛教國家現代化進程無一例外地磕磕碰碰，根本原因就是平等主義價值觀。基督教社會相對成功，不是不推崇平等主義，而是主張政教分離，要由教會實現平等，反對政府支配經濟，客觀上約束了政府權力。所謂憲政，核心就政教分離這一條，其餘民主、人權、三權分立都是點綴。天主教國家，選舉反而成了侵蝕憲政的因素，這不是選舉錯了，而是國民信仰與憲政不咬弦。反觀非天主教和佛教信仰的東亞社會，就不存在什麼「中等收入陷阱」。

關於平等主義與基督教的關係，可參閱福爾格寫的《第四次大覺醒及平等主義的未來》，遠比馬克斯?韋伯那本《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更靠譜。馬克斯?韋伯說資本主義歸功於新教的禁慾，豈不知佛教也禁慾，資本主義在佛教社會舉步維艱。現代美國政府背負巨額國債，街上遍是SUV和大胖子，進健身房的人比進教堂的還多，也看不出資本主義有啥危機。馬克斯?韋伯毒害中國人，僅次於卡爾?馬克思。

《論語》講的不是教義，而是道理，道德生成原理。原理有二，仁與義。仁又稱恕道，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義又稱忠道，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仁義是倫理思維的元規則，可以推導出一切道德主張，適用於所有理性狀態的人。憑直覺，我們會喜歡自由社會，只有了解仁義道德，對自由社會的信心才經得起考驗。

現在很多知識分子嚮往自由社會，個人秉持自由主義的價值觀，卻對中國社會悲觀失望，因為看不到傳統文化和現實社會的積極因素。中國社會有幸受平等主義洗禮的程度還不太深，依靠這寶貴的比較優勢，在制度劣勢未除的情況下，經濟還能頑強增長。現在拖後腿的，主要是體制內外所有熟讀教科書的人，對中國近百年經歷的苦難缺乏同情，我用五個字替他們概括：「中國人活該！」。

剛去世的百歲老人羅納德?哈里?科斯，生在英國，活在美國，卻對中國寄予厚望，他呼籲中國建立思想市場。與中國人的交往當中，他應該感受到了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