限制二胎讓中國老年化加速
自從2000年中國邁進老齡化社會門檻後，十多年來，中國人口正在加速老齡化，由此正在改變中國城鄉的人口結構，加之戶籍制度、社保制度的限制，老齡化的中國正在經歷經濟失速的危險。
人口老化正在提速
預計至2030年，中國60歲以上老人將達到3.5億之多，佔總人口的四分之一以上
在數十年極端生育控制政策下，中國人口早已邁入老化階段。老齡化的列車已經離站，不斷加速向前。這輛滿負重載的「人口老化高鐵」，在沿途還會不斷載入，運載慣性越來越大。這列承載著數億家庭的高鐵能否安全行駛，直到中國最終邁入現代國家之列呢？
中國人口形勢的巨大變化，遠不是簡單的人口總量或老年人口撫養比的問題所能概括。在今後相當長時間，真正值得關注的基本國情，已不再是「人口眾多、資源匱乏」，而是中國人口加速變老，同時應對老齡社會的基礎設施仍不具備。能否建立這些社會基礎設施，是決定中國現代轉型成敗的關鍵。
目前，歐美經濟持續低迷，中國10%以上的經濟增速似乎讓人有一枝獨秀之感。然而，這不過是一種短見的幻覺。2011年初公布的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結果揭示，中國並沒有太多時間來應對人口加速老化帶來的巨大挑戰。人口變化正在倒逼體制改革加速。
最新的人口普查結果證實了人口學者多年的研究。即中國的生育率已相當低，持續多年低於世代更替水平，平均每對夫婦終生只生育1.5個孩子，人口老化的速度快於此前官方的預期。這種老化，已經通過「民工荒」和工資大幅上漲而被證實。
根據普查結果，截至2010年底，中國60歲以上的老年人口總數已達1.78億，佔總人口13%，65歲以上的老年人口也已佔到近9%。持續十多年的低生育率會加快人口老化。預計至2030年，中國60歲以上老人將達到3.5億之多，佔總人口四分之一以上。
2010年，每個超過60歲的老人，有五個20至59歲的勞動年齡人口。但是，20年後，也就是到2030年，老齡人口與適齡勞動人口的比率將降至2比1。按照上述比例，中國社會面臨的問題與挑戰將與今天大為不同。
中國人口老化不僅規模巨大，更重要的是其速度之快。中國從高生育率到低生育率的轉變，是舉世少有的。
據人口學家測算，到2029年，中國60歲以上人口佔總人口比例將從2010年的13％升至25%。但是，同樣的人口轉變，英國、法國、美國、義大利和德國大約用了50年至75年。
與歐美國家不同，中國邁入老齡化社會時，居民生活水平較低，而養老和醫療等基礎社會設施還很不健全。中國的情況甚至與日本和韓國也不同。這兩個鄰國達到中國當前老齡化程度時，人均收入水平高出中國的1倍乃至2倍。
應當看到，中國人口結構的變化將對中國經濟增速和發展模式造成根本影響。中國亟待在經濟、社會、政治、文化等方面做出根本調整，加速經濟社會體制的全方位改革。面對高速老齡化危局，中國的制度性調整的機會稍縱即逝。
老齡化制約經濟增長
1978年後至2000年，中國的經濟增長，有15%至25%源於勞動年齡較多的「人口紅利」。而在未來20年間，人口老齡化將使中國年經濟增長率降低0.5至0.7個百分點
應當看到，人口結構的高速老齡化，將對經濟增速、勞動力供應、養老金支付帶來長期、持續、嚴峻的影響。
首先，中國經濟增長會減速。十多年的低生育率，導致中國年輕勞動力規模逐年縮小，人口紅利即將竭盡，這將使中國經濟增長加速減緩，並使勞動密集型產業帶動的增長模式無法持續。
中國經濟增長的前景，與個人感情和偏好無關，而由其內在的規律決定。所有經濟快速增長的國家進入減速階段，都受某些共同因素約束。
例如，隨著更多資本被用來替補先前投入的資本，資本用於折舊的比例上升，凈新增資本的比例下降，資本產出的效率下降；隨著更多的勞動力從製造業轉移到服務業，較之農業人口轉移到製造業，勞動生產率提高的速度會隨之下降；隨著經濟發展和收入水平提高，社會用於基礎設施、公共福利的開支也會增加，從而生產性投資會減少。
上述因素可被視為影響一國經濟發展的核心驅動力。除非中國經濟能甩脫這些因素的影響，未來中國經濟的減速不可避免。
更值得注意的是，較之其他經濟體，老齡化只會使中國本來就會減速的經濟增長更為放緩。1978年後至2000年，中國的經濟增長，有15%至25%源於勞動年齡較多的「人口紅利」。而在未來20年間，人口老齡化將使中國年經濟增長率降低0.5個至0.7個百分點。如果中國經濟增長率降至韓國和台灣地區目前4%的水平，0.7個百分點將是一個不小的份額。
經濟增速放慢會凸顯各種社會矛盾。首先，經濟增速下行意味著居民生活水平提高速度減慢。其次，增速減緩也會導致政府收入不成比例地下降。
再次，居民收入增長減緩甚至停頓會增加政府支出。這都亟待決策者未雨綢繆。
其次，勞動力短缺將導致工資大幅提高，傷及中國商品的國際競爭力。
近年來頻發的「民工荒」「招工難」正是勞動力供應由過剩進入短缺的拐點。一些人不願接受這一事實，還在用各種數字來掩飾已經到來的事實。一個常見的說辭是中國15歲-64歲勞動力年齡人口總數還很大，並在未來數年會繼續增加。
但是，這個勞動力年齡定義，其實是數十年前發展中國家的定義。它對現實的中國有多大的適用性？誰能知道，中國工廠里有多少15歲就開始工作的童工？城市人口中，還有多少人能工作到65歲？
以筆者估算，如果把20歲至59歲作為現實的勞動年齡人口，2020年前，這個年齡段的人口總量將會繼續緩慢增長。但是，隨後將直線下降。
更值得關注的是，如果把20歲至24歲作為新進入勞動力隊伍的年齡範圍，結論更加觸目驚心：目前，這個年齡組的人口規模已達峰值，並將在未來10年降低20%，在未來20年間減少30%。如此大幅度的減少，必然會深刻改變中國勞動力的市場格局。
其三，中國的儲蓄率將隨之下降。中國過去快速經濟擴張，一個重要的原因是大量的資本投入。這些資本的一個重要來源，便是中國相對年輕的人口結構。
對中國城市人口收入和消費生命周期數據的分析表明，中國城市人口由凈消費者成為凈生產者（即收入大於消費額），平均年齡是21歲，由凈生產者成為凈消費者，平均年齡是60歲。假定人均儲蓄量不變，21歲至60歲人口的規模決定了儲蓄的總量。
尤其值得關注的是，30歲至50歲年齡段的人口，其儲蓄幅度（也即收入大於消費的幅度）最大。20年後，該高儲蓄年齡段的人口佔中國總人口的比例會明顯下降，由2010年的50%降至2020年的46%，進而降至2030年的40%。
不僅如此，該年齡段人口的絕對數也會急劇減少，由2015年高峰期的6.8億人降至2030年時的5.8億人，整整減少1個億。
日本和韓國可謂前車之鑒。隨著人口老化加速，這兩個東亞國家的高儲蓄率都已經下降：日本從1990年的34%降至2007年27.8%，韓國則從1988年的39%下降到2008年的30.7%。儲蓄率下降將使高投資率支撐的增長不可持續。
體制改革時不我待
老齡化對現有的醫療保險體系、養老保險體系以及人壽保險業提出了變革的要求
中國老齡化加速，對制度性改革帶來長期而急迫的壓力。如果體制改革再止步不前，不僅會影響本來就將減速的經濟增長，而且會使未來的體制改革更加步履維艱。其實，中國多年來爭議不斷、時停時改的制度性改革都與對人口發展的估計有關。
在年輕勞動力規模不斷縮小的趨勢下，高昂的流動成本會使更多的人不願遠行。為了降低由於供給減少導致的勞動力成本上升，更有效地提高勞動生產率，就要更堅決、更快地打破制度障礙。當前最為緊迫的是，必須儘快打破城鄉分治的戶籍制度，建立統籌城鄉的醫療和社保制度。
老齡化也對醫療保險體系帶來更大壓力。在未來的中國，假定生育政策不變，不斷增加的老年人口，將使醫療費用大幅上升，而醫療服務的嚴重不足或短缺也會日趨凸顯。各級政府對醫療制度和醫保體系的改革，將受制於巨額的負擔而難以深入。
養老保險體系也將經受嚴峻考驗。在「全民養老」的華蓋下，中國養老保險體系碎片化嚴重，目前共有七種不同的養老金制度，待遇相差甚遠。儘管用人單位上繳的養老金比例在全球名列前茅、進而加大僱工成本，但現收現付的養老金制度仍將由於享受養老金人數急劇上升而不可持續。
不僅如此，個人為養老存入個人賬戶的資金也多被挪用。經過多年努力，全國各地目前也只有三分之一的省市宣稱做實了養老金個人賬戶。
貌似巨大的資金與巨大的退休年齡人口相比，不過滄海一粟。始於2000年、靠財政積累的社會保障基金目前共積累了10萬多億元資金。
僅以現有機關事業單位僱用的4000萬人為參照，如果這些人到時候全部退休，按每人每月4000元退休待遇計算，上述10萬多億元的養老保障基金僅夠支付60個月左右的退休金。
目前，中國巨額的養老金積累，如果不投入金融市場，必將因為利息率低於通貨膨脹而縮水。如果投入市場，誰來投資、如何監管，爭議也很多。現有以國有銀行為主的金融體系恐難當重任。這就要求加快利率制度的改革、加快金融市場的開放與開發、管理和監督。
更重要是的，隨著納稅人口比例下降、公共開支因人口老化而增加，公眾對政府收支的透明性和公平性要求會更強烈。
在決定財政收支時，各級政府也會面臨政治抉擇：是把錢更多地花在享有各種現行權利的老人身上，還是花在決定中國未來的兒童和年輕人身上。
最後一個問題是，中國獨生子女政策造成了上億個獨生子女家庭。他們將來很難承擔服侍失能父母的責任。為此，長期護理的需求會不斷上升。長期護理的費用高昂，必然要求保險市場開發相應的健康保險產品。這也對整個人壽保險業提出了新的挑戰。
中國能做些什麼
人類並未真正意識到長期的、持續的低生育率和人口壽命大幅延長帶來的挑戰。2011年，阿拉伯國家的年輕人推翻了多個老人專制政權，歐美國家同時在面臨巨大的養老、醫療、教育等公共開支的負擔
數十年來，一種簡單的認識一直主導著中國社會：窮盡一切努力，減少出生人數，控制人口增長。其實，這種認識是源自數十年前生育率居高不下的社會背景下，並基於對人口增長來源的錯誤理解。
其實，20世紀全球人口的劇增，並不是因為人們多生了，而是因為死亡率的大幅下降。正是因為，在短時間內人口生育率沒有與死亡率同步下降，因此，20世紀後半葉中國與世界都經歷了人口的急劇增長。當人們意識到存活率上升後，藉助現代節育技術，生育率就迅速下降了。
2011年，世界人口突破了70億大關。與此同時，世界人口增長的速度也進一步放緩。同時，人口衰老和繼續增長正在日趨兩極化。目前，近一半的世界人口的生育率已經低於世代更替水平。而中國正處於其中，人口正在快步衰老。
但是，中國決策者和部分公眾的認知還停留在近半個世紀前。目前，以控制人口數量為主的現行生育政策依然在執行。
現在回過頭來看，20世紀最有意義的變化不是人口的增長，而是人的壽命的大大提高。
一百年內，全世界人口期望壽命增長了1倍多，從30歲至65歲。世界人口總量增長了4倍，而全球經濟總量擴大了16倍。正是由於健康水平的提高，才有20世紀前所未有的經濟增長。
儘管生育率已大幅下降，但人類並未真正意識到長期、持續的低生育率和人口壽命大幅延長帶來的巨大政治經濟挑戰。
2011年，阿拉伯國家的年輕人推翻了多個」老人「專制政權的同時，更多的歐美國家，卻正在面臨巨大的養老、醫療、教育等公共支出的負擔。
在美國，隨著「二戰」後嬰兒潮時期的人口進入退休年齡，聯邦政府財政收入占國民收入的比例可能從目前的19%升至2015年的25%。未來25年，該比例將進一步升至40%。政府預算赤字正在困擾美國。為此，美國國會將不得不修改現行法律。
在歐盟，各成員國國有養老金債務已佔這些國家GDP總和的5倍。這些國家在退休福利方面的支出也有望在21世紀中葉升至GDP總量的14％。
近年來，民眾抗議提高退休年齡、減少退休福利的示威遊行蔓延英、法等國家，直接或間接導致了希臘、義大利、西班牙等政府更迭頻仍。
應該承認，人口壽命延長是人類進步的標誌，但是，這個變化也帶來前所未有的挑戰。對中國而言，應該看到，「地大物博，人口眾多」並非劣勢，較之於人口老化的嚴峻挑戰，常被作為基本國情表達的「人口多、底子薄」實在不算是太大的問題。
十多年來，中國建設了大量的鐵路、高速公路、機場，成就舉世矚目。但是，更大的挑戰是，如何健全公共醫療、養老保障體系，推進位度性改革，轉變政府職能，確保經濟較快增長。與不能再推遲的制度改革相比，過去的花錢搞建設看上去會是一件相當容易的事。
王豐為清華-布魯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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