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靈魂都西化沒了的中國知識分子將是中國夢的障礙

　　中國知識分子之所以陷入這種尷尬處境，恰恰是因為他們用一個人為製造的西方文明神話，取代了真實的西方文明。只不過他們沒有意識到，這個神話的真正製造者恰恰是西方自己。換句話說，中國知識分子所想像的西方文明其實不過一種歷史的產物。幾個世紀以來，西方人不斷地炮製出各種神話和意識形態，其中一個最大的神話就是：只有西方才代表著真正的文明，而所有非西方的一切都是野蠻。因此毫不奇怪的是，近代西方政治思想家在建構民族國家觀念時，毫無例外地預設了「自然狀態」和「文明社會」的對立。在他們看來，「自然狀態」象徵著野蠻、愚昧和無序，而「文明社會」當然意味著文明、理性和秩序。隨著歷史的發展，這個「自然狀態」的外延不斷地擴大，從十七世紀的美洲印第安民族，到十八世紀的非洲地區，最後到十九世紀的印度和中國等東方文明。一言以蔽之，在西方眼裡，所有的非西方文明都變成了野蠻的自然狀態，只有西方本身才是真正的文明社會；既然野蠻狀態需要理性和文明來「立法」，那麼文明對野蠻的統治就是「自然正當」，從而西方對非西方的統治和征服就是天經地義。

　　西方文明的「強大」並非僅僅體現為它的「船尖炮利」，更是依靠這套極端富有欺騙性的神話；它不僅用武力摧毀了其他民族的肉體意志，更是通過這套神話摧毀了他們的精神意志。反過來，一個民族在肉體上被打敗還不可怕，最可怕的是她在精神上被徹底打敗，從而放棄了對自己文明的絕對自信，並且把自己等同於被征服的奴隸，自覺地接受征服者灌輸給自己的奴隸道德。就此而言，一百多年來中國主流知識分子的集體無意識，恰恰就是這樣一種奴隸道德。他們打心眼裡認為，幾千年的中國歷史只是一個愚昧、黑暗、落後和野蠻的歷史，而西方則從古希臘以來就一直是理性、光明、進步和文明的歷史。他們對中國文明恨不得拋墳絕戶，卻反過來把西方文明美化得無以復加。如果說這不是奴隸道德，那還能是什麼呢？

　　上個世紀九十年代，中國知識界爭先恐後地謳歌一個名叫顧準的自由主義「聖人」。原因不外乎是顧准認為，幾千年的儒家文化只是黑暗的封建專制，而西方在兩千多年前的希臘城邦時代就已經有了自由民主傳統。顧準的這套說法當然不是自己的發現，而是取自一位十九世紀的英國歷史學家。其實他根本不知道，歷史學從來就最受政治意識形態的影響。比如說在十八世紀，同樣是談論希臘城邦，英國主流的歷史學家卻把希臘城邦罵得一文不值，大批特批後者是專制和野蠻的奴隸制。這當然是為了批判荷蘭和西班牙等國的殖民擴張，並且反過來襯托英國自由和民主的偉大。十九世紀，英國也走上了帝國擴張的道路，需要為自己的擴張尋找合法性，於是乎就要證明它的自由和民主繼承了西方文明的真正傳統，同時也是要證明它對東方的征服、殖民和販賣鴉片完全是天經地義，因為包括中國在內的所有東方民族都是愚昧、落後和專制。在這種情況下，歷史學家當然就不願意承認希臘城邦是野蠻和專制，而要反過來論證它是英國自由民主傳統的最早源頭。英國當然不是特例。實際上，幾乎所有的近代西方國家都堅持這種根深蒂固的「自我中心主義」。譬如說，遠在德國完成政治統一之前，黑格爾就建構出了一套世界歷史的神話，這個歷史的開端是沒有任何精神內容的中國，而歷史的終結或最後目標則是他本人所在的普魯士德國；美國的聯邦黨人在建國之初，就堅定地認為美國擔負了一種真正的「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