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千年前的毛筆字《侯馬盟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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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千年前的毛筆字《侯馬盟書》

2006年，山西古籍出版社再版了一本名叫《侯馬盟書》的書，作者署名張頷。此書第一次出版的時間是1976年，那時署的是山西考古研究所。時隔30年以後，這部著作才物歸原主，恢復了它的本來面目。因為張頷先生為《侯馬盟書》的研究傾盡了大半生的心血，作出了巨大的貢獻。可以說，沒有張頷先生，就沒有《侯馬盟書》的今天。翻著這本還散發著墨香的書，又把我們的思緒帶到了30年前晉東南那座小城——侯馬。

別看這座小城不大，卻歷史的積澱十分雄厚。侯馬古稱「新田」，是春秋時五霸之一的晉國都城。公元前585年，晉景公以「新田土厚水深，居之不疾，有汾澮以流其惡，且民從教，十世之利」，將都城遷至新田，稱為新絳。傳位13世，歷時216年。其間，晉國曾保持了100多年的「中原盟主」地位，在長達兩個多世紀的歲月里，這裡曾是宮殿林立、商賈雲集的都會和政治文化中心，成為當時北方各諸侯國最為繁華的都城之一。明洪武8年（1375）在此設驛站，北接平陽府，直達幽燕，南出鐵嶺關，通往秦、豫、蜀、楚，為北方最大的驛站之一。因配備馬匹多，過往的朝政要員多在此食宿等候，換乘馬匹，故稱侯馬。

時間又回到1965年12月，在侯馬市東郊澮河北岸的台地上，距秦村約0.5公里的侯馬發電廠基建工地，考古發掘出土了大量的盟書，出土盟書的這片遺址被稱為「盟誓遺址」，面積約3800餘平方米。

考古工作者將盟誓遺址分為甲區和乙區兩個部分。甲區集中在遺址西北部，分布的豎坑一般都較小，而且密集，盟書都是在這個區域里出土的。在面積約132平方米範圍內，共有39個坑出土了盟書。在和盟書相伴出土埋犧牲的坑裡有羊、牛、馬等，只有盟書沒有犧牲的坑6個。這片出土盟書的區域稱為「埋書區」。乙區坑位比較分散，面積稍大，重疊情況少，埋葬的犧牲不僅有羊，還有牛、馬等，唯獨不見有盟書，但發現3個坑的玉幣上有卜筮辭文，這個區域稱為「坎牲區」。盟誓遺址已發掘的326個坑中所埋犧牲有羊177頭，牛63頭，馬19頭。所埋犧牲葬姿不一，有俯身、仰身、側身或左右前後腳分別捆綁在一起的側身葬，也有部分是活埋的。

盟書，是這次發掘中的主要文物，共有5000餘件（包括斷殘、字跡不清和脫落無字者），其中可以辯識、並能臨摹者有653件。同時，還有數量與種類眾多用於祭祀的玉幣。這些出土的玉幣，按形狀分有壁、環、瑗、璜、瓏、圭、璋、鏟（中間有孔）戈、刀等，還有呈不規則狀，是加工玉器後剩餘的材料，也有長方形、龜形、圓形、角形等。其中製作精美的壁、圭、璋等被切害成薄片，其薄如紙，體現了古人高超的工藝水平。盟書就寫在這些玉片上。

這次考古發掘，就是在張頷先生的領導下進行的。

出生於1920年的張頷先生，父母早逝，家境寒素，雖命運乖舛，百事艱辛，卻嗜文史成癖好，苦讀書為癮性。上世紀30年代張頷在杜任之身邊做幹事時，開始接觸社科書籍，郭沫若《中國古代社會研究》一書中引用的彝器銘文引起了他的興趣，此為他從事古文字、考古學研究的開始。

1965年冬，因工程建設需要，文物部門抽調全國力量在侯馬發掘，時任中科院山西考古研究所所長的張頷先生兼任侯馬東周遺址發掘隊隊長。此間遺址發掘出土了帶有大量朱書文字的石片五千餘件，對上面黃豆般大小、天書般難識的文字，當時人們一籌莫展，認不出是什麼字。但經張頷先生悉心整理，反覆琢磨，認定其為盟書。

「盟書」又稱「載書」。盟誓乃春秋時代盛行的一種政治活動，有天子與諸侯間的盟誓，有諸侯間的盟誓，也有卿大夫間的盟誓，其目的或為和平相處，或為共同對敵，並通過這一政治鬥爭形式相互制約，協調關係。此盟書便是晉國卿大夫之間訂立的盟誓言辭。盟誓時照例要舉辦莊嚴儀式，殺牲歃血，宣讀盟辭，誓盟後一份誓辭作為存照存藏於盟府，一份則作為圖讖挖坑埋起來，侯馬盟書即為瘞埋地下的那份。

這是我國發現的最早一批官方文書實物標本，也是最早使用毛筆書寫文字的實物證明，史料及書法價值皆高。為此，張頷先生很快寫出了名曰《侯馬東周遺址發現晉國朱書文字》的文章，此文與郭沫若的《侯馬盟書試探》一文同時在1966年《文物》第二期上的發表，在學術界引起了不小的反響，之後，唐蘭、陳夢家等也先後發表了探討性文章。此項研究尚待深入，「文革」便開始了，張頷先生也受到了批判。由於國家文物局局長王冶秋的干預，張頷先生於1973年又投入到了對這批盟書的查考研究中來。值得慶幸的是，當年那批盟書被裝在紙箱，放在一個破廟裡，躲過了文革的劫難，完好地保存了下來。張頷先生廢寢忘食從事侯馬盟書的研究，最終把幾千件盟書殘片全部辨認了出來，考古學及古文字學的巨制——《侯馬盟書》於1976年12月隨之誕生。此書不僅是侯馬盟書資料的集大成者，而且也是盟書研究中考古學、古文字學與歷史學三者相結合的學術專著。它對盟書性質、內容及各方面的論證，成為春秋史乃至先秦研究的必讀書之一。此書出版時的署名是張頷先生單位的名字，不過2006年再版時，終於物歸原主，算是求得了真實，也彌補了缺憾。1979年，張頷先生又發表了《侯馬盟書叢考續》一文，對其進行了更深入的探討。

這些盟書，是我國春秋晚期晉國世卿趙鞅同卿大夫間舉行盟誓的約信文書。時間為晉定公十五年至二十三年（前497～前489）。共5000餘件，用毛筆書寫在圭形的玉石片上。字一般為硃紅色，也有黑色的，字體接近春秋晚期的銅器銘文。內容分作5類：①宗盟類。要求與盟人效忠盟主，一致討伐敵對勢力，是主盟人團結宗族內部的盟誓；②委質類。與盟人表示與舊主斷絕關係，逃離他的統治，並制止其重返晉國；③納室類。與盟人表示盟誓後不再擴充奴隸、土地和財產；④詛咒類。對某些罪行加以詛咒；⑤卜筮類。為盟誓占卜文辭的記載，不屬於正式盟書。侯馬盟書對研究中國古代盟誓制度、古文字及晉國歷史有重要意義，在書法史上，也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

這批文字，是我國目前所發現的古代文字中用毛筆書寫而篇章完整的古人手書真跡。其書法非常熟練，有的纖巧，有的洒脫，儘管有的字很小，但筆鋒非常清晰，足可證明是用柔軟而有彈性毛筆書寫，因而字形古雅，運筆流暢，渾厚凝重，飄逸洒脫。從中可以明顯感受出柔軟毛筆特有的韻律，行筆輕重有度，具瀟洒柔勁的風格，又不失古樸典雅，變化繁雜。同時還能看出運筆出鋒，筆鋒外露明顯，有收筆自然回勾的意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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