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頭往事竟成塵——歷史巨輪中的李鴻章

19世紀中後期的晚清政府彷彿是大海中的一葉扁舟，隨時面臨翻覆的危險。在風雨飄搖之際，清廷命令地方豪紳大辦團練，以曾國藩為代表的漢族地主勢力逐漸坐大，在鎮壓捻軍的過程中，淮系逐漸超越湘系成為晚清最重要的力量，作為淮系領袖的李鴻章亦成為晚清政壇的一顆閃耀明星。

李鴻章

曾國藩言：「李少荃拚命做官，俞蔭甫（俞樾）拚命著書」。在1862~1901年長達四十年的宦海生涯中，李鴻章歷任江蘇巡撫、兩江總督、直隸總督、北洋大臣、兩廣總督等官職，可以說，他的一生始終與「做官」牢牢地捆綁在一起。

咸豐十一年（1861），李鴻章接恩師曾國藩之命，回鄉招募淮勇。次年二月李鴻章率領剛剛練成的淮軍抵達上海，旋即授江蘇巡撫之職，由此開啟了他的「宏偉事業」。初至上海，面對「蘇省吏治凋敝」的現狀，要想立穩根基做出點政績，李鴻章認為必須要形成以自己為核心的「領導班子」。在上任不久後，首先奏保與自己政見相同又是兒女親家的郭嵩燾為江蘇司道實缺，復「奏調」馮桂芬、王凱泰、王大經等七人。對郭、馮等人的舉薦與奏調，不僅穩固了李鴻章的官運，而且也成為其為官做事的重要臂膀。郭、馮等人均為近代史中的重要人物，他們的被挖掘也顯示出李鴻章獨到的「識人」之才。

馮桂芬 楊鵬秋繪

然而，在朋黨長期浸淫下，淮湘系鬥爭越來越激烈，以至於出現「寧用淮奴，不用湘才」的用人腐敗現象，即便有識人之才的李鴻章亦不能倖免。如被李鴻章稱為「驍勇堅強，饒有智略」、「其才可當一面」的葉志超，不過是一個倚傍出身、溜須拍馬上位的小人。以小才委大任的結果便是平壤一役全軍潰敗，葉志超率殘部在7天時間內，狂奔250公里，放棄朝鮮北部義州等戰略要地，全部退過鴨綠江，日軍隨之佔領朝鮮全境，並將戰火燒到中國境內。官場腐敗累及戰事，著實可恨！

甲午戰爭中國慘敗，《馬關條約》簽訂後，國人莫不談李色變，殺之以圖後快。這一系列的變故將官運亨通了二十多年的李鴻章拉下了「神壇」，「其一生事業，掃地無餘」。然而寄居京城賢良寺的李鴻章並未因此消沉。仍然強烈的權力慾望驅使他韜光養晦，閉門不出，以待東山再起。

《馬關條約》的簽訂地點——春帆樓（重建）

正當李鴻章韜光養晦之際，維新運動奮然而興。作為洋務首領，從某種程度上來說，李鴻章的變革主張與維新派的變法要求，除了在「民權」、「議院」問題上有分歧外，基本一致，因此在民族危機深重的情況下，李鴻章對待維新派是持一定同情態度的。

然而長期浮沉宦海的經驗，讓李鴻章意識到維新風潮是由帝黨和維新派鼓動起來的，他敏銳地感到「變法自強」雖系素志，但吉凶難卜，帝後不睦，新舊水火，一旦表態極易捲入帝後、新舊之爭中，危及仕途，這對處於蟄伏期的李鴻章來說是不能容忍的。

因此，即便在情感上同情維新派，但他從未公開表示過支持。梁啟超在《清末學術概論》中說:「甲午喪師，舉國震動，年少氣盛之士疾首扼腕言維新變法，而疆吏若李鴻章、張之洞亦稍稍和之。」「稍稍和之」四字說得含蓄而委婉，但也一針見血地闡釋了李鴻章的態度。作為封建傳統培養出來的穩健官員，李鴻章「既要維新，但首先是自保」，因此對待維新派只能選擇「稍稍和之」。

光緒被囚後，慈禧原本打算進一步擅權。然慈禧素與洋人交惡，迫於時局與洋人的壓力，不得不依靠在列強中素有聲望的李鴻章出面打聽洋人態度。此時，李鴻章認為自己東山再起、重獲大權的機會終於來臨。他提出廢立之事當屬內政，不好直接去問外國意見，倘若將他外放做總督，各國使節祝賀之時再迂迴探聽，巧妙而不失國體。慈禧以為然，旋即任命他為兩廣總督。

光緒帝肖像

外放總督，不僅是出於自己重掌實權的考慮，也存有避開宮廷政治鬥爭明哲保身的打算。1900年1月7日，李鴻章春風得意、精神抖擻地離京南下，於1月16日到達廣州，只隔了一天就接印視事。從甲午戰後人人指摘，仕途幾近斷送到以八十高齡重任封疆大吏，李鴻章的蟄伏之術、做官之道、權力之欲不可謂不深。莫不怪他自己也說：「天下最容易的事，便是做官。」

梁啟超說：「李鴻章所以為一世俗儒所唾罵者以洋務，其所以為一世敝夫所趨重者亦以洋務，吾所以重李責李而為惜李者亦以洋務。」「洋務」二字與其相隨半生，談李鴻章不得不談「洋務」。

18、19世紀以來，康乾盛世的餘暉逐漸暗淡，老大帝國頹勢畢現，中國面臨數千年來未有之變局和在數千年來未有之強敵。為此，李鴻章在一眾大臣中站出來大聲疾呼「我朝處數千年未有之奇局，自應建數千年未有之奇業。」欲建奇業必先自強，欲自強必須講求洋務。

英國在印度的鴉片儲存庫

李鴻章對於洋務的認識是逐步深化的。最初，他只是認為辦洋務「須以廣購機器為第一義，精求洋匠為第二義。」這種認識是和他的生活閱歷分不開的。1862年李鴻章率領剛剛訓練成的淮軍奔赴上海，在這個「華洋雜處」之地，李鴻章直觀地感受到洋人的船堅利炮，不禁發出「中國但有開花大炮、輪船兩樣，西人即可斂手。」的感嘆，遂將「自強」寄托在引進、仿造外洋船炮、創辦軍事工業上。出於「欲學習外國利器，則莫如覓制器之器」的考慮，李鴻章於1865年創辦江南製造總局，自此以後李鴻章操辦洋務一發而不可收拾。

江南製造總局

經過十多年的實踐，李鴻章進一步認識到軍事工業需要完整的近代工交體系，需要雄厚的經濟基礎，因此必須發展工商業以求富。這種將「自強」與「求富」進一步結合的思想，致使他在19世紀70年代後將主要精力轉向民用企業方面。1872年李鴻章創辦輪船招商局時，即較為成熟地表達了自己的觀點「夫欲自強，必先裕響，欲浚飽源，莫如振興商務。商船能往外洋，稗外洋損一分之利，即中國益一分之利。」經過和外國輪船公司長期「跌價相爭」，輪船招商局終於站穩了腳跟，打破了外輪獨佔中國航運的局面也為中國的近代航運事業開了先河。

而在興辦洋務的過程中，海軍籌建更是傾注了李鴻章極大的心血。1875年，李鴻章從英國訂購了8艘「蚊子船」。1879年，又另外定購了「超勇」、「揚威」兩艘巡洋艦。後來他又通過出使德國的李鳳苞在德國定購了「鎮遠」、「定遠」兩艘鐵甲艦、一艘名為「濟遠」的巡洋艦以及一些魚雷艇，1885年，三艦抵華。1888年，英國製造的「致遠」、「靖遠」和德國製造的「經遠」、「來遠」4艦抵達天津大沽。北洋艦隊正式成軍，大小艦艇總計近50艘，其實力一時號稱亞洲第一、世界第四。

鎮遠艦

然而，興辦洋務阻力之大，有時讓李鴻章也頭痛不已。李鴻章曾有預見性地提出在中國修建鐵路，認為「鐵路一事，利國利民，可大可久。」然而清廷內部對於修建鐵路疑慮較深，群臣掣肘之下，無人敢主持。但他不甘心就此放棄，為實現其修建鐵路的計劃，1880年他開始試探性地動工修建開平煤礦唐山至胥各庄鐵路，1881年這條鐵路建成後，他才奏報清廷，並將鐵路說成是「馬路」。從1880年開始修唐胥鐵路到1888年延長到天津，幾年間李鴻章一直緊鑼密鼓，不放過任何機會，硬是一點點將原先只有10公里的鐵路擴大到130公里左右，其中辛苦，唯其自知。

正是這三十年洋務的努力，使得清廷在大廈將傾之際復有一絲振興之光，即所謂「同治中興」。作為中興名臣的李鴻章也因其超越同時代人的思想與實踐而為「一世敝夫所趨重」。然而這種中興假象卻在九十年代中期戛然而止，1895年作為洋務最大「業績」的北洋水師於甲午戰爭中全軍覆沒，為洋務奮鬥半生的李鴻章晚年絕望地感嘆道：「我辦了一輩子的事，練兵也，海軍也，都是紙糊的老虎。」究其原因，在興辦洋務中「官督商辦」模式難辭其咎。

盛宣懷

洋務運動中軍事工業均由官辦，在清廷官僚所主持下的軍事工業，管理制度極端混亂，一個工廠就好比是一個衙門，由於大量官僚們貪污中飽，使得軍事工業糜費太重，效率低下，鑒於軍事工業實踐中的經驗與教訓，在興辦以求富為主要導向的民用企業中，李鴻章提出「官督商辦」的折中做法，這一做法雖然一定程度上減少了興辦企業的阻力，但官督商辦卻嚴重掣肘了企業的發展。曾經輝煌一時的輪船招商局在1885年以後基本陷入停滯狀態，最主要的原因是在企業經營中「官」的色彩越來越重。

再加上，作為洋務運動的主要發起者和實際指導者的李鴻章本人在鞠躬盡瘁之餘也並不是一個兩袖清風的人物。從國家利益上看，李鴻章大力推舉洋務，是為挽清之大廈，從個人利益來說，李鴻章大辦洋務亦不乏有充實私產的考慮。在興辦洋務過程中，北洋水師成為其穩固權力的基石，輪船招商局、開平煤礦等實際上也幾乎都姓「李」，初入仕時李家僅是中產之家，李府最盛時，有田100多萬畝，「宰相合肥天下瘦」！如此作態，洋務焉能不敗，中興豈能長興？

李鴻章以「知洋務」自詡，並因其出色的外交能力而享譽國外，然成也蕭何敗也蕭何，《馬關條約》《中俄密約》《辛丑條約》一系列喪權辱國的條約均簽自其手，在「外須和戎」外交思想的指導下，直接導演了晚清末年的屈辱外交，受萬人指摘，真可謂「一生功過在和戎」。

《辛丑條約》的簽約場景

1870年李鴻章擔任直隸總督和北洋大臣始涉外交，而中日外交又是李鴻章外交活動的重點。1868年的「明治維新」，使日本迅速走上了向外擴張的軍國主義道路。1869年日本向朝鮮發難不成，決定先向中國遣使，妄圖仿照西方列強同中國訂立對日本有利的條約。1870年10月，日本派遣使臣柳原前光等人來華要求訂約，兩國都曾被列強侵略的相似國情引起李鴻章情感上的共鳴，鑒於日本的迅速發展，他逐漸產生「聯日」的想法。1871年7月9日，李鴻章被清政府委任為全權大臣，與來華的日本大藏卿伊達宗城、外務大臣柳原前光等交涉訂立通商條約事務。然而對日本企圖援引清王朝給予西方列強以最惠國待遇的先例，分享西方列強在華取得的侵略權益的要求斷然拒絕，經過中日協商，最終雙方於1871年9月13日簽訂《中日修好條約》。

從李鴻章強硬的態度中我們可以發現，儘管李鴻章對日本的迅速發展心存佩服，但是傳統的輕日心態依然在他腦海中揮之不去。他認為日本之所以強大不過只是近來拾人牙慧，學了一些西洋之器，但仍從歷史的角度視日本為小國，對其不屑一顧。因此，當日本侵華已近在眼前時，李鴻章卻絲毫沒有察覺，仍然幻想著聯合日本抵抗歐美。這種錯誤的國際戰略構想和外交方針的結果，必然對日本接踵而至的侵略活動措手不急。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爆發，慘敗之下清政府派出李鴻章為全權大臣赴日商定和約，名為商談，實為乞降。

日本人繪製的甲午中日戰爭中的對戰圖（黃海海戰）

外交以國力為後盾。3月14日李鴻章一行人到達日本，春帆樓下面對日本全權大臣伊藤博文與陸奧宗光提出的極為苛刻的停戰條件，李鴻章只能不斷無力感嘆道：「過苛！過苛！」直到3月24日，事情才稍稍有了一絲轉機，而這一絲轉機則是建立在李鴻章的生死之上。這一天，李鴻章在談判結束回寓所途中被一名叫做小山豐太郎的日本人開槍打中左頰骨，子彈深嵌骨縫，國際輿論嘩然。為此日本在談判之事上也稍稍讓步，放棄了前行談判中堅持的讓李鴻章大呼過苛的停戰條件，同意先行簽署停戰協定。弱國外交之艱難讓人唏噓，可氣亦可憐。

《馬關條約》簽訂後，清廷內部仇日情緒高漲，鑒於俄國在「三國干涉換遼」中的作為，讓李鴻章又一次想到了「聯俄制日」。1896年李鴻章以賀沙皇尼古拉二世加冕為由趕赴俄國「密結外援」，隨後即簽訂了《中俄密約》。《中俄密約》的簽訂，使沙俄侵略勢力在中國東北地區得以更有「保障性」地深入和擴大。對這一開門揖盜之舉，李鴻章卻無所察覺，天真地以為這一紙密約，可以給國家爭得20年的太平。無怪乎他的好友黃遵憲譏其為「老來失計親豺虎」，《中俄密約》成為其外交生涯中不能洗去的污點。

黃遵憲（前排正中）與他的族人

八國聯軍侵華戰爭爆發後，兩廣總督李鴻章被任命為全權大臣北上議和，1901年9月7日李鴻章完成了他外交生涯中最後一件大事——簽訂《辛丑條約》，兩個月後這個曾經被倚為中興名臣、洋務之首、外交第一人的李鴻章在舉國唾罵聲中悄然而逝，晚清國祚此時也幾殆盡。

欲以做官而安身，以洋務而保國，以外交而立於世界的李鴻章在歷史巨輪的轉動中，成為與晚清共命運的標誌人物，徒留一聲「舟大水小」的嘆息！

參考資料：

1、李鴻章：《李文忠公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版《近代資料史叢刊》

2、吳永：《庚子西狩叢談》，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

3、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戊戌變法》第四冊，《康南海自編年譜》，2000年

4、孫寶瑄：《忘山廬日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

5、丁文江，趙豐田編：《梁啟超年譜長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

6、梁啟超：《飲冰室全集·專集之三十四》，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

7、雷頤：《李鴻章與晚清四十年》，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

8、梁啟超：《李鴻章傳》，天津：天津文藝出版社，2016年

9、雷頤：《從"聯為外援"到"永久大患"——李鴻章對日觀演變淺論》，《抗日戰爭研究》，2006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