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詞論文〗詩家語」初涉淺綴

詩家語」初涉淺綴詩家語一說，見於南宋魏慶之編的《詩人玉屑》卷六:「王仲至召試館中，試罷，作一絕題云：『古木森森白玉堂，長年來此試文章。日斜奏罷《長楊賦》，閑拂塵埃看畫牆。』荊公見之，甚嘆愛，為改作「奏賦《長楊》罷」，且云：『詩家語，如此乃健。』」「奏罷《長楊賦》」，平鋪直敘、過於直露，是散文的修辭方法。「奏賦」，增加了動作，賦予了形象，是詩詞的修辭手法。詩和散文的區別，清代吳喬在《答萬季埜詩問》里，作了較為形象的比較：「二者意豈有異？唯是體制辭語不同耳。意喻之米，文喻之炊而為飯，詩喻之釀而為酒；飯不變米形，酒形質盡變；啖飯則飽，可以養生，可以盡年，為人事之正道；飲酒則醉，憂者以樂，喜者以悲，有不知其所以然者。」這裡精闢地闡明了詩家語的內在涵義，它既包含詩詞的語法特點；也涵容意象的表達技巧；還兼有與它種文學語言的區別。我們現在所說的「詩家語」，更多的出於對平白、直露、淺顯詩詞語言的對照和要求。講詩家語，離不開詩詞的特點。詩詞的特點，必然要求有特殊的語法方法來表達。王力在《詩詞格律》中說：「律詩為字數及平仄規則所制約，要求在語法上比較自由；詞既以律句為主，它的語法也和律詩差不多。這種語法上的自由，不但不妨礙讀者的了解，而且有時候還在一定程度上增加藝術效果。」所以研究詩家語，應當首先明白詩詞的特點。詩詞的特點，前人在眾多的詩話中涉而再涉、述之又述，已經十分全面、深入、縝密、準確。綜觀前人論述，詩詞的特點尤為緊要的有：一是含蓄性。袁枚說：「詩無言外之意，便同嚼蠟。」含蓄是詩詞與其它文體的主要區別，也是詩詞價值的核心取向。中華民族含蓄的特質，往往寄寓於中華文化，而尤以詩詞為勝。對詩詞含蓄這一特點的探究，古代一些著名詩人都有精當的見解。如 「言有盡而意無窮者，天下之至言也」；「語忌直，意忌淺，脈忌露」；「思之工者，寫難狀之景，如在目前，含不盡之意，見於言外」；如「讀之者盡而有餘，久而更新」等。概而言之，「含蓄就是用極少量的具體的可感的藝術形象，來表現豐富的生活內容和思想感情，用富於概括性和內涵豐富的形象去遙指天外，給讀者以想像的無限廣闊的空間。」可以說詩愈隱而不露、意在言外，其味愈濃郁強烈。詩句中有餘味，篇中有餘意，是詩詞含蓄性的生動詮釋。詩詞的含蓄性，決定了詩家語是含蓄的語言。詩詞是否具備含蓄性的關鍵，是作者的立意和格調。立意精巧、格調高雅，詩詞的含蓄品質就有了內發潛力。這種內發潛力憑藉嫻熟的修辭技巧，詩詞的含蓄性就有了保障，詩家語也會得以充分展現。我們所說立意和格調，就是古人所稱的物象和意格。物象為骨、意格為體。宋人魏慶之在《詩人玉屑》里論述了它們之間的關係：「摹寫景象，巧奪天真，探索幽微，妙與神會，謂之物象。苟無意與格以主之，才雖華藻，辭雖雄贍，皆無取也。」將意象寓於景物，景物描述浸潤意象，寫出的詩詞必然具有含蓄性。請看《黔詩新詠》中田兵的「月滿碧山」：「八月桂香南嶺秋，清輝月滿碧山頭。蘆笙農舍傳豐訊，苗舞侗歌古梁州。」此詩立意澹雅、格調清朗、文字雋秀，讀後使人浮想聯翩。作者對苗鄉侗寨的深切眷戀，寄寓於中秋的景物描述。「桂香南嶺」交待了具體的時間、地點；「月滿碧山」描述了迷人的侗鄉月夜；「蘆笙農舍」傳遞了農民的豐收之情；「苗舞侗歌」渲染了一派欣欣向榮的景象。深切的意象通過詩家語躍然紙上，讓讀者感到餘味不盡。二是形象性。詩詞的形象性是由創作詩詞的形象思維方法決定的。「形象思維也稱『藝術思維』，是用直觀形象和表象解決問題的思維。」南宋姜夔在《白石道人詩說》里說：「礙而實通，曰理高妙；出自意外，曰意高妙；寫出幽微，如清潭見底，曰想高妙；非奇非怪，剝落文采，知其妙而不知其所以妙，曰自然高妙。」理高妙、意高妙、想高妙、自然高妙，是運用形象思維的必然結果。因此，好的詩詞必然生動、傳神、飛揚、飄逸，使人浮想聯翩、情不由己。詩詞的形象性，決定了詩家語是形象的語言。形象的語言必須具體可感、由此及彼、鮮活逼真、生動傳神。曹雪芹在《紅樓夢》這本巨著里，借香菱之口揭示了形象語言產生的藝術效果：「有口裡說不出來的意思，想去卻是逼真的。有似乎無理的，想去竟是有情有理的。」黛玉笑道：「這話有了些意思，但不知你從何處見得？」香菱笑道：「我看《塞上》一首，那一聯云：『大漠孤煙直、長河落日圓。』想來煙如何直？日自然是圓的；這『直』字似無理，『圓』字似太俗。合上書一想，倒像是見了這景的，若說再找兩個字換這兩個，竟找不出這兩個字來。」這段描寫將詩詞特有的形像性，運用的形象語言，清楚明白、活靈活現地展現出來。三是精當性。詩詞囿於字數、限於音韻、束於平仄、縛於對仗，如果不講精當，邃密的思想羞於承載；深沉的感情難於容納；紛紜的世事艱於包含；龐雜的物象困於描摹。精，是語言精練;當，是運用恰當。惟精且當，詩詞的藝術秉性才能充分顯現；中華詩詞也才能穩步發展；也才能在群眾中流傳。「精」是經千錘百鍊的結晶；「當」是長期磨礪形成的特珠品格。所以姜夔說：「詩之不工，只是不精思耳。不思而作，雖多亦奚為？」詩詞的精當性，決定了詩家語是精鍊、深遂、雋永、獨到的語言。精當的語言不可一踘而蹴，必須循序漸進，才能獨上西樓。試讀《黔詩新詠》所載王尚禮的「憶陋巷」：「老父溪邊提水漿，歸來燈下拉風箱。古稀陋巷單身住，喜挽兒孫訴衷腸。」「提」、「拉」、「單」、「挽」勾勒出古稀老人的艱辛和孤苦。此詩用意甚深，看似平凡，實為獨至。讀之躍然紙上，如在眼前；思之愴然淚下，令人生悲。此類事例，前人遺事頗多，俯拾到處皆是。袁枚有詩云：「愛好由來下筆難，一詩千改始心安。阿婆猶如初笄女，頭未梳成不許看。」明代李東陽在《麓堂詩話》也舉例說：「『月到梧桐上，風來楊柳邊。』豈不佳？終不似唐人句法。『芙蓉露下落，楊柳月中疏。』有何深意？卻自是詩家語。」一個「落」、一個「疏」，精確恰當，活化了詩的形象；提升了詩的意境，故「自是詩家語」。四是音樂性。詩詞與音樂都是蘊涵於心、發乎於情、成之以聲色的產品。它們表現形式雖然不同，卻異曲同工、相間相融。詩詞因音樂性令人賞心悅目、易於流傳；音樂因有韻味的歌詞使人感受至深、引發共鳴。《隨園詩話》精闢指出這種相依相存的關係：「詩言志。言詩之必本乎性情也。曰：歌永言。言歌之不離乎本旨也。曰：聲依永。言聲韻之貴悠長也。曰：律和聲。言音之貴均調也。知此四者，於詩之道盡之也。」音樂性是詩詞特有的稟賦，也是與其它文體的涇渭之分。詩家語的音樂性即「聲」與「色」。所謂 「色」,即詩詞的文采與藻飾；所謂「聲」,即詩詞的聲調和音節。要使詩詞生「色」，則需要長期、持續的修養、積累；想使詩詞振聲，也需要對格律、音韻的熟諗、巧用。李獨清《觀演奏古樂四絕》其三：「暗香疏影梅花月，白石老仙旁譜留。遙想當年橋畔路，小紅低唱亦風流。」此詩文彩斐然、讀之如有聲相隨。正如袁枚所說：「夫詩為天地之音，有定而無定，到恰到好處，自成音節，此中微妙，口不能言。」詩詞的特點，雖各有不同，但又相互浸潤。比如形象性里有含蓄性，含蓄性里也寓形象性。以此論之，詩詞語言在表現詩詞固有特點時，雖有所不同，也互為關聯，難以截分。詩家語沒有絕對的標準，詩家語運用的生澀或嫻熟、優良或差次，都是通過比較相對而言的感覺。「詩以道性情。性情有厚薄，詩境有深淺。性情厚者，詞淺而意深；性情薄者，詞深而意淺。」總之，讀來流暢、誦來聲清、看來優美、思來清新、嚼來有味的詩詞語言，應該說，就是我們所言的詩家語。作者：蜀水釣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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