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合性論述 |饒宗頤先生辭賦與駢文初探（上）

饒宗頤先生辭賦與駢文初探

劉 夢 芙[1]

〔內容提要〕本文約三萬多字，由以下幾個部分組成：一、「引言」對饒宗頤先生之成就作簡括介紹。二、辨析辭賦與駢文之同異。兩類文體都有對仗、聲調、用典、藻飾的特點，但辭賦為文學，駢文是美文兼為應用文，二者之間是相對獨立而又交互涵蓋的關係。三、闡析饒宗頤先生言志類辭賦及駢文之主要內容與藝術特色，為本文主體部分：1、作品表現的愛國情懷、志士風骨；2、作品顯示的卓識偉抱，托意遙深；3、學藝雙攜，形成高華博雅的創作風格；4、漢字為傳統文學之基，饒先生的研究揭示了漢字的特色和巨大功效，其文學創作植根於漢字，體現了漢字的美學特質。五、餘論：「五四」後迄今辭賦、駢文創作未斷，名家輩出；從新文化運動到「文革」不斷批判傳統文化，後果嚴重，亟需反思並澄清認識上的誤區；饒先生的研究與創作為當今學苑文林樹立風範，堪為我輩師法，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共同作出貢獻。

〔關鍵詞〕饒宗頤 辭賦 駢文 情懷風骨 學藝雙攜 漢字 文化復興

一、引 言

饒宗頤先生是近百年來罕見的鴻儒，其學問之廣博、著述之浩繁，超過沈曾植、章太炎、梁啟超、劉師培、王國維、陳寅恪、錢穆等諸多大師級學者中任何一位。饒先生通多國語言（英、日、德、法語，梵文與巴比倫文），治學貫通古今中外，兼為傳統文學作家、書法家、畫家，知音律、擅古琴，「業精六學，才備九能」，在「道術為天下裂」的時代，更屬僅見。在文學創作方面，饒先生兼工古近體詩、詞、賦、駢體文與散文，融情志之善、學術之真與藝術之美為一體，運古為新，神明變化，為當今學苑文壇，樹立崇高典範。筆者通檢多種研究「饒學」的論文集與專著，極少有就饒先生的辭賦與駢文作專題探討者，因而試作此篇，重點闡述作品，兼及相關理論。

二、辭賦與駢文之同異

「賦」又稱「辭賦」，此一名詞，包含文體的起源與發展之義。「賦」原屬《詩經》「六義」之一，所謂「風、雅、頌、賦、比、興」，鋪敘其事曰「賦」，後人理解為作詩的一種表現手法。但班固《兩都賦序》雲「賦者，古詩之流也」；所著《漢書·藝文志》雲「不歌而誦謂之賦」，則視賦為詩之一體，是一種不配樂歌唱而朗誦的詩。馬積高先生《賦史》稱班固之說為「探本之論」，並詳加辨析^〔1〕，此不具引。最早出現「賦」名是戰國時期荀子的《賦篇》，宋玉亦有《風賦》，漢人將《楚辭》中作品通稱為賦，辭、賦不分，或單稱或合稱，意義無所區別^〔2〕。總之，賦源於古詩，擴展於《楚辭》，並融入先秦散文成分，至漢代形成固定體制，鋪張揚厲，氣勢恢宏，稱為「大賦」。經魏晉六朝至唐代，演變為各種體式，既有仿古的騷體賦、詩體賦、文賦，又有後起的駢賦（俳賦）、律賦、新文賦^〔3〕，其特點如劉勰《文心雕龍·詮賦》所言：「賦者，鋪也。鋪采摛文，體物寫志也」。

駢文之「駢」，本意為兩馬並駕一車，詩文中對仗句式即取「駢」字引申之義，演變為文體後，句法以兩兩相對為主，故名駢文。先秦兩漢文章中已有駢句，正式形成文體則在魏晉，繁榮於南北朝，到唐宋時因文中多用四字句與六字句，故又稱「四六文」。六朝駢文雖盛，但只有「文」、「筆」之辨，並無駢、散之名，即以此類對偶之文為文章之正格，其下者往往堆積典實，炫耀詞藻，陳陳相因，言之無物。中唐時韓愈、柳宗元等起而糾之，提倡散體古文，廢八代之辭藻，主以氣勢行文。此後，稱其用對偶之文為駢文，與散文相對。駢文的句式講求詞義、詞性、語法結構和平仄聲調兩兩相對，具有平衡勻稱、音節和諧之美，兼以大量用典與藻飾，風格上含蓄雅麗，無數文士為此嘔心瀝血，是將古代漢語之優長發揮到極致的美文，同時又是一種用途甚廣的實用文。

辭賦與駢文，是相對獨立而又交互涵蓋的關係。辭賦盛於兩漢，文體之成熟期早於駢文，漢賦為數百年文學之代表；賦體與篇幅相對短小之詩、與參差不齊之散文分疆劃界，有其獨立性。但駢文與賦之關係，則難於截然區分。古今多有論者論及駢文時不取駢賦，如清人李兆洛編《駢體文鈔》、民國初王文濡編《清代駢文評註讀本》、近人譚家健主編《歷代駢文名篇注析》皆擯駢賦於駢文之外。譚氏認為：「辭賦與駢文雖有交叉關係（如六朝駢賦），但它畢竟是一種獨立文體，其產生比駢文早，形式變化比駢文多，其發展大體與駢文平行，應當自成體派。故本文和本書所謂駢文，都不包括辭賦」^〔4〕。莫道才先生指出這種觀點「犯了邏輯錯誤，即偷換概念的錯誤。辭賦和駢賦不是同一的概念，通過否定駢文包括辭賦不能得出駢文不包括駢賦的結論。……辭賦是從鋪排的表現手法發展而來的一種特殊文體，而駢文是從對仗手法發展而來的一種特殊文體。兩者劃分的原則是不同的，固然可以說是平行發展的，但兩者必然是互相交叉的，這交叉部分為雙方共同擁有。駢賦既是辭賦的一部分，也是駢文的一部分，因為它具有雙方的特殊本質。所以，雖然駢文不等於辭賦，但駢文是包涵辭賦中的駢賦的。正鑒於此，我們認為駢文的義界涵蓋了駢賦（當然也包括駢體律賦）」^〔5〕。莫先生依據辭賦與駢文劃分的原則，辨其異而見其同，說明駢文應包括辭賦中的駢賦，言外之意是辭賦的其它體式如騷體賦、漢大賦、文賦等不屬於駢文。但仍有學者不按辭賦重鋪排、駢文主對偶的分體原則，如晚清王先謙編《駢文類纂》，將《楚辭》、兩漢大賦以及魏晉南北朝唐宋明清文賦、駢賦之代表作歸為「辭賦類」統統收入；今人周振甫先生編《駢文精萃》，選入宋玉《風賦》、潘岳《閑居賦》、謝庄《月賦》、江淹《別賦》、蕭綱《晚春賦》、蕭繹《採蓮賦》、歐陽修《秋聲賦》、蘇軾《後赤壁賦》，體式多樣，不僅僅是駢賦。

饒先生所著《清暉集》（海天出版社，1999年12月版），標名為「饒宗頤韻文駢文創作合集」，「韻文集」由三部分組成：賦（《蒲甘賦》至《詞榻賦》共13篇）、詩、詞；「駢文集」收文30篇，包括頌、譯詩、贊、銘、文、書序、序例、啟、壽序、贈序、題圖、畫展自敘等多種體式。但在《饒宗頤二十世紀學術文集》卷十四中，卻將《清暉集》中賦13篇連同駢文之頌、贊、譯詩、銘、文、書序、啟、題圖諸篇統統編為《選堂賦存》，無辭賦與駢文之區別。大學者如饒先生對自家作品之分類前後不統一，亦未說明理由，由此可見辭賦與駢文共同之處頗多，二體互涵，很難作明晰的區別。筆者考查文獻，經多方比較，以為駢文與辭賦同異之處約有數端：

（一）相同之處：文章藝術即表現手法與修辭方面都有排比、對偶、用典、藻飾、聲調等特點。莫道才先生所言「辭賦從鋪排的表現手法發展而來」、「駢文從對仗手法發展而來」的分體原則只能是從起源處而言，兩種文體在發展過程中融會貫通，駢文有大量鋪陳，辭賦亦多用對仗；用典隸事、詞藻華美，更是辭賦與駢文的共同特徵。至於語句平仄聲調的兩兩互對，辭賦中的駢賦（尤其是沈約等人發明四聲之後的駢賦）、律賦與駢文中的四六文幾無區別。正因辭賦與駢文在藝術方面多有趨同之處，所以學者編文，合為一類。即使是唐宋出現的新體文賦，如《秋聲賦》、《前後赤壁賦》，在使用散文句式的同時，也夾雜大量的駢句。

（二）相異之處：

1、辭賦有多種體式，如前文所舉騷體賦、詩體賦、大賦、文賦、駢賦、律賦等，是從藝術風格上分類。無論其內容是抒情敘事、還是寫景狀物，就總體而言，都屬於文學。而駢文之應用較辭賦遠為廣闊，如王先謙《駢文類纂》分為論說、序跋、表奏、書啟、贈序、詔令、檄移、傳狀、碑誌、雜記、箴銘、頌讚、哀弔、雜文、辭賦，名目繁多；莫道才《駢文通論》分為駢賦、駢序、駢書、公牘駢文、碑誌與祭誄駢文、銘箴贊駢文，除辭賦、駢賦在藝術風格上類似外，其它駢體之分類大都著眼於應用對象和內容之不同。因而部分駢文雖有文學色彩，更多屬於實用之文。舉凡一切文章，只要文中以駢句為主，即可視為駢文，也就是說，駢文兼具美文（文學）與應用文（含學術論文與專著，如劉勰《文心雕龍》、劉知幾《史通》）之雙重特點。

2、辭賦多用韻（隔句末一字押相同、相近的韻）。騷體賦、大賦、駢賦、文賦幾句一換韻無嚴格規定，律賦用韻有固定程式（如以題目各字之次序為一篇之韻）。駢文則可用韻亦可不用韻，名篇如王勃《滕王閣序》通篇皆不押腳韻。有人說四六文上下句中平仄相對也是用韻，如此則漫無標準，筆者並不認同。

根據以上判斷，饒先生《清暉集》中編入駢文的《汩羅吊屈子文》、《長沙吊賈生文》、《常熟吊柳蘼蕪文》共三篇，通篇用「兮」字句並押韻，含有濃厚的抒情色彩，實為騷體賦。而《饒宗頤二十世紀學術文集·選堂賦存》中的頌、贊、銘、啟、書序、壽序、題圖文之類，應為駢文而不是「賦」。總之，駢文可以包含辭賦，辭賦卻不等同於駢文中的實用文，作此區分，是為了強調辭賦的文學獨立性。饒先生多篇駢文雖兼有文學性，但既立駢文之名，與標準之辭賦就得有所區別，混而不分，不便於讀者把握文體。

三、饒先生辭賦、駢文之主要內容與藝術特色

饒先生的賦，在內容方面的突出特色是「言志」，頗具思想價值。《選堂賦話》首標斯義：

「賦者，古詩之流也。詩言志，賦亦道志，故漢人或稱賦為詩。庄夫子《哀時命》云：『志憾恨而不逞兮，抒中情而屬詩。』王褒《九懷》云：『悲九州兮靡君，撫昔嘆兮作詩。』劉向《九嘆》云：『舒情陳詩，冀以自免兮』。文廷式嘗舉此三例以明賦亦可謂之詩，見《純常子枝語》二十六。余謂屈賦《九歌》已云：『展詩兮會舞』。《九章》亦云：『介眇志之所惑兮，竊賦詩之所明』。展詩、賦詩，同以見志。此亦以詩代賦之先例，可補文氏之說。《漢書·藝文志》云：『學詩之士，逸在布衣，而賢人失志之賦作矣』。《楚辭》自屈以下至庄忌、王、劉之流，俱為失志之賦，名雖曰賦，其旨仍無以異於詩也。」（《清暉集》，19頁）

在國際賦學研討會上，饒先生提出關於賦之研究幾項建議，第一項即為「言志類賦之獨立研究」，重申上述之說：

「詩言志，賦亦言志。《楚辭·九章·悲迴風》云：『眇遠志之所及兮，憐浮雲之相羊。介眇志之所惑兮，竊賦詩之所明。』眇志所惑，即賦詩以明，賦亦言志。我寫過《騷以言志說》一文，賦中不少為賢者失志之作。……今宜輯歷代言志之作匯為一編，作深入研究」。（《清暉集》，46頁）

現代人撰文學史，雖承認《楚辭》為漢以下各體賦的起源，但一般只說屈原所作騷體為詩，漢魏六朝之賦則為文，強調賦之鋪陳狀物，忽視賦之「寫志」。饒先生特別指出賦與詩一樣可以言志，而且歷代有不少「賢者失志之作」，這就突出了作家獨立的個性與人格，提醒研究者注意賢者抱負不能施展之時在賦中的表現。所謂「志」，包含思想、情感、志向、理念、氣骨等諸多因素，是作家心靈之所在。饒先生的賦即以言志為主，故本文多加闡釋。

（一）愛國情懷與志士風骨

《清暉集》中存賦13篇。除《蒲甘賦》以緬甸地名命題外，皆以物象為題，如《寥天一閣沙礫琴賦》、《落花生賦》、《龍壁賦》、《蟹賦》、《觀雲賦》、《宋王台賦》、《馬矢賦》、《斗室賦》、《白雲賦》、《囚城賦》、《燭賦》、《詞榻賦》，鋪采摛文，體物寫志，形式上可分騷體賦與駢賦兩大類。而駢文30篇，體制多樣，題材廣涉古今中外之哲學、史學、文學、考古學、書畫藝術與歷史人物，融義理、考據、辭章於一爐，內涵之豐厚遠過於賦。本文篇幅有限，不可能窮其精奧，只擬扼要言之，先看饒先生在辭賦、駢文中顯示的情感意志，再論文章的藝術。

饒先生的賦未按寫作的時間順序編排。第一篇為《蒲甘賦》，「蒲甘」為緬甸地名，應是1963年遊學於印度之後在歸途中游緬甸所作。接下來的《寥天一閣沙礫琴賦》、《落花生賦》、《龍壁賦》、《蟹賦》、《觀雲賦》，其中《龍壁賦》序雲「辛丑冬十月十日自柴灣蕩舟再往游焉，歸而賦此」，辛丑即1961年，其它幾篇皆未標明寫作時間，大約皆作於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寓居香港期間。最後一篇《詞榻賦》，其序「憶在榆城，……頃發陳笥，忽得此照，欣舊夢之重溫」云云，回憶七十年代初在美國耶魯大學研究院講學期間填詞情況，賦當作於七十年代後期或八十年代。《觀雲賦》之後，從《宋王台賦》到《燭賦》共6篇，注云「抗戰期間，播遷西南，每登高以望遠，輒援翰而寫心。篋衍所餘，得此六首」，皆寫於抗戰違難期間，最能表現國家民族危難深重之時的思想情感與志氣節操，以下對此重點討論。

首篇《宋王台賦》作於1939年至1941年滯居香港期間。南宋末年，宋末二帝（景炎帝與繼位之祥興帝）流亡南海，被元軍攻逼，宋軍覆滅於厓山，陸秀夫負幼主祥興帝趙昺蹈海而死。香港九龍至今尚有「二王村」、「宋王台」之名，民間流傳宋帝播遷的故事。饒先生作多篇專論，詳考二帝在南海經行之地（見《饒宗頤二十世紀學術文集》卷六《史學·九龍與宋季史料》諸文），《宋王台賦》則抒寫深沉的悲慨：「招遺魄於泬寥兮，願傾南海而為醴。曰魂既化朱鳥兮，溘高翔而不歸。效西台之哭涕兮，冀一返而何時。……率冤禽而填海兮，指翔龍之有無。剩冬青之歷歷兮，撫片石於劫餘。望零丁而惶恐兮，天作浪而反風。列江山無以限華夷兮，曾百思而莫窮。……指九閽而不通兮，朅旋車而反側。陟高台閴其無人兮，悲迴風而向夕。睋海氣之昏昏兮，嗟恇恇而為客。留正氣於殘碣兮，非懷古而亦悲。瞻六合之博大兮，豈蹐地而靡歸」。賦中憑弔宋王，招其遺魄，海天瞻望，思緒瀾翻，是因日寇全面侵華、大片國土淪陷之危局而發悲感，與屈原乃至宋末、明末遺民的愛國情懷一脈相承。但饒先生並未停留在「亡國之音哀以思」的消沉衰颯之境，而是曲終奏雅，意氣風發，「亂曰：登彼廣武，思猛士兮。俯此滄溟，想蟠踞兮。九州南盡，佳氣聚兮。台空名在，垂萬古兮」。期望中華民族的英傑之士奮起救亡，稱祖國南方為人才會萃之地，宋王台雖僅剩廢墟而名稱仍在，足見民族精神萬古長存。這篇賦取法《離騷》、《哀郢》，風格蒼涼悲壯，辭章古雅，卻飽涵強烈的時代氣息。

《馬矢賦》作於1939年，饒先生注云「陶秋英女士喜誦之，許為抗戰文學之奇構」。小序云：「潮州淪陷之一年，大飢，民至拾馬糞，瀹其中脫粟而食者，予聞而悲之，為是賦雲」。「馬矢」原是污穢之物，賦作為高雅文學，歷代賦家自然不會以此為題材；但饒先生身經國難，目睹淪陷區人民飢不擇食，拾取侵略軍戰馬糞便中消化未盡的「脫粟」以苟延殘喘，因而將此悲慘之事寫入賦中，動魄驚心，堪為史鑒：

「豈大道之在糞兮，或齊觀夫餱糧。禁頁異類之不仁兮，驅降民於餓鄉。振草酪既不得兮，掘鳧茈且未央。仰肥馬之驍騰兮，廄充牣乎稻粱。可以人而不如馬兮，鼓枵腹而神傷。將攫奪而無力兮，妄意夫皂櫪之秕糠。意秕糠兮不得，嗟裁屬之弱息。惟飢炎之方盛兮，苟垂涎兮馬矢之餘皂。拾白粲於污腸兮，延殘喘於今夕。哀鮮民之無知兮，胡蒙恥而戀生？捐盜哺而喀喀兮，獨不見夫貿貿之爰精。有嗟來而不食兮，況為味非潔清。孰使異物遒其相迫兮，悲故國之腥膻……」

莊子雲「道在矢溺」，按其「齊物論」觀念，或許糞便可與糧食等同。開篇兩句活用道家語，引出無限悲哀的嗟嘆。以下展開鋪敘，寫毫無人性的侵略軍驅趕無抵抗力的民眾，禁止他們逃出佔領區，卻不供應食物。日軍的馬廄堆滿稻粱，饑民連秕糠都不可得，為了活命，只有尋取馬糞中的餘粒，顧不上羞恥。作者提出質問：是誰使野獸一樣的敵寇（非我族類的「異物」）如此橫行，將我國民眾逼入絕境，蒙受巨大的災難？筆鋒指向發動戰爭的日本軍政高層，也指向抗戰無能、喪權辱國的國民黨當局，問而不答，含蓄有力。以下文意轉進一層，「繄馬通之屬饜兮，自書傳而有焉」，歷述《論衡·商蟲篇》、《抱朴子·黃白篇》、《吳書·諸葛恪別傳》之記載，說古人曾以糞便「蒔百穀」、煉丹砂，以「啖馬矢」為嘲笑，文中列舉典實，富有波瀾，「寧古是而今不可」的對照，揭示今世民眾處境之慘。結尾部分抒發極為悲憤的情感：

「覽宇宙之修遼兮，軫人類之幺麽。萃芳鮑於一室兮，淪康莊於嵬瑣。獨悲心之內激兮，羌誰碎此枷鎖。感鹽屍之載車兮，閔滔天之奇旤。瞻溝壑之悠悠兮，蔽白骨以蓬蒿。苟餓夫而可敦以義兮，吾將訊諸黔敖」。

在無限遼闊的宇宙中，人類只是渺小的生物，人群中有善良有邪惡，共處地球，自相殘殺，道路兇險。饒先生為無數死難的人民而悲，目光不限於一時一事、一地一國，而是投向整個人類，貫穿歷史和現實，慨嘆弱肉屢遭強食，野蠻毀滅文明，這是極大的悲憫，是儒家民胞物與、攝天地萬物於一心的終極關懷。眾所周知，孔子的思想學說核心為一「仁」字，仁學即人學，儒家闡揚道德、建構倫理，旨在引人向善，遏制邪惡，希望人類和平共處，安居有序，建設美好家園，實現世界大同的理想。凡真能遵從孔子教誨的知識人士，無不關愛蒼生，心憂天下；無不修身進德，疾惡揚善，儒家文化陶冶了一代代風骨崢嶸、胸襟博大的士君子，是中華民族的脊樑。作為現代知識分子，饒先生的學問貫通中外，海納百川，在思想方面兼融釋道與異邦宗教，但本源終在儒家。其觀念超越塵凡而又關懷現實，《馬矢賦》於同胞之苦難寄以深切同情，繼而擴展到全人類，字字出諸人飢亦飢、人溺亦溺之仁心，堪稱抗戰文學中的傑作。

《斗室賦》寫抗戰期間顛沛流離、艱難迫厄的生活狀況：「何烽燧之連延兮，悼百姓之震愆。紛湖海其洶沸兮，逢否塞而播遷。……室小既不堪容膝兮，非泉明所能適。尋伯通而難接兮，乞廡下而不得」，但饒先生不為一己之處境而感傷，而是「招國殤於八埏兮，寧獨哀夫江南。思夫古之立國兮，羌每制於戎虜。豈北強而南爽兮，曾無以喻其故」；賦中對中國歷史上多遭強敵蹂躪、卻終能轉危為安的軌跡有深沉的思考：

「惟循環之既極兮，寓淘汰於自然。化氈鄉而為淳俗兮，世或鮮留意焉。繄始屯而終亨兮，固凡物之極則。生憂患而死安樂兮，亮今古之所共悉。彼越人之教訓兮，卒十載而沼吳。信內荏而弸其外兮，自顛覆而有餘。悟殷鑒之不遠兮，將奚為而不懌？……」

天道循環，陰陽消長，盛極而衰，衰極復盛，一如晝夜與四季之輪替，這是《易經》昭示的自然規律，宇宙間萬物與人事皆不能出此規律。中國多次遭到異族入侵，結果卻是「化氈鄉而為淳俗」，文明戰勝了野蠻。《易經》中屯卦，震下坎上，象徵險難，《彖》曰：「屯，剛柔始交而難生。動乎險中，大亨貞。」兇險中有光明美好的前景，體現了事物發展的極則。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是古今人皆知的道理；越王接受亡國的教訓，卧薪嘗膽，終於消滅吳國，堪為例證。侵略者貌似強大，實則本質虛弱，必然自取其敗，領悟到暴虐者必亡之理，心情就不會焦急鬱悶。抗戰期間饒先生還是二十多歲的青年，但自幼熟讀儒家經典，深明義理，在危難之際滿懷中國必勝的信心，目光遠大，非常人可及。賦之後篇雲「纘佚狐之餘緒兮，明吾道乎《春秋》。求魯連于海隅兮，幸神明之與休。繞斗室以回皇兮，結長悲乎萬里。相覽觀於四極兮，果惟此容吾可止。懷瑾瑜而履信兮，服儒服於終身。覬中興之目睹兮，又何怨夫為播遷之民」。饒先生為儒學之衰敝而感傷，表示要繼承董狐之直筆，誅伐暴虐，書寫歷史，像魯仲連那樣義不帝秦；身居斗室而胸懷天下，堅守節操，行其德性，終身為儒，盼望國家中興，不必因一時之困苦而怨艾。正因抱有堅定不移的信念，兼具洞察天道與世事的智慧，饒先生在天翻地覆、滄海橫流的年代獨善其身，潛心治學，取得輝煌的成就；中國歷史的曲折發展，剝極而復，也證明了饒先生的卓識遠見。饒先生之所以成為一代宗師，固然有許多可遇不可求的機緣，但如果缺乏安於淡泊的心境和決心擔負民族文化的毅力，不可能實現其理想。

《囚城賦》與《斗室賦》相似，都是抒發困境中的志向，但情感更為強烈，可謂窮且益堅。序雲「蠖居蒙山，危城坐困。妖氛未豁，淟涊交離。丘壑草木，皆狴牢也。感柳子厚有囚山之賦，故反其意而作焉」。賦作於1944年，正是抗日戰爭最艱難的時期，開篇描繪極險惡的處境：「惟重陰之凝沍兮，豈一陽之已微。飢毛食而寒裸跣兮，民昏墊而安歸。風騰波涌更相駘藉兮，爭臾曳以避虜。憎短狐之伺景兮，益雄虺以齊斧。歲崢嶸而愁暮兮，非終風而曀薶。紛霫霫以淫雨兮，蔽山林之畏佳。集榛棘於堂隍兮，戲麏鼯於閶闔。莽黃埃於四野兮，獸狂顧而人立。」天昏地暗，淫雨紛飛，日軍瘋狂進逼，民眾逃避，啼飢號寒，城鎮遍生榛棘，野獸遊戲門庭，到處是一片慘不忍睹的景象，「短狐」、「雄虺」為姦細勾引敵軍之比譬。《饒宗頤先生學術年曆簡編》記當年「桂林告急，先生疏散奔走蒙山。冬季，蒙山淪陷，先生兩度入大瑤山」^〔6〕，可知此賦作於蒙山被日軍攻佔之前，形勢十分危急。但饒先生臨危不亂，揮毫作賦，發出強音：「『非豕吾為牢兮，非兕吾為柙』。怪柳侯之讕言兮，會斬蓬蒿而去擸□」。唐代柳宗元謫居柳州，作《囚山賦》以「豕、兕」困於「牢、柙」自喻，情緒消沉，饒先生「故反其意」，表示要不畏艱險，突出重圍。以下更是警句迭出，可見志士恢宏之氣：

「吁嗟乎！日月可以韜晦兮，蒼穹可以頹圮。肝腦可以塗地兮，金鐵可以銷毀。惟天地之勁氣兮，歷鴻濛而終始。踽踽涼涼兮，孰得而陵夷之。鼓之以雷霆兮，震萬類而齊之。予獨立縹緲兮，願守此以終古。從鄒子於黍谷兮，待吹暖兮荒土。聽鳴笛之憤怒兮，知此志不可以侮。倘天漏之可補兮，又何幽昧之足懼也！」

《易傳》雲「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孔子云：「三軍可以奪帥，匹夫不可奪志」、「歲寒知松柏之後凋也」；曾子云「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孟子云「善養吾浩然之氣，……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於天地之間」，儒家經典鑄造了一代代文化精英的卓犖人格。在國難之際，尤能閃耀人格的光輝，看似文弱的書生，顯示剛毅的風骨氣節，文天祥《正氣歌》雲「時窮節乃見，一一垂丹青」，堪為典範。「踽踽涼涼兮，孰得而陵夷之」、「予獨立縹緲兮，願守此以終古」，正是上承華夏民族千古不衰的人文精神，與屈子之「深固難徙，廓其無求兮；蘇世獨立，橫而不流兮」（《桔頌》）何其相似乃爾。也只有具備這種堅強人格和獨立精神的知識人士，才能甘於寥寂，開徑獨行，在艱危窘迫的處境中固守善道，延續中國文化的慧命。《囚城賦》中這一大段，集中展現饒先生的志節抱負，音節鏗鏘頓挫，字字作金石之聲。

《燭賦》作於蒙山淪陷之後的1944年冬^〔7〕，篇幅短小。「撫予心兮赤裸裸，覷人世兮百無一可。長夜來襲兮天地失明，燒紅燭以照爛兮扶夢宵征。」……「吹落殘月，萬籟凄凄；委結予懷，鬱陶我思。」……「膏以明兮自煎，散餘耀兮徹天；寧幽暗兮無極，待重光兮自然」。篇末註明「在瑤山作」。詩集《瑤山集》自序云：「去夏桂林告警，予西奔蒙山，其冬敵復陷蒙，遂乃竄跡荒村。托微命於蘆中，類寄食於漂渚」^〔8〕。賦中所寫紅燭，是無邊黑暗中一線光明，是作者耿耿丹心的象喻，秉此心光，長燃不滅，必能照徹幽昧，迎來抗戰勝利的曙色霞輝。而在《囚城賦》、《燭賦》之前有《白雲賦》，作於1941年冬，是饒先生祖母逝世後極為沉痛的悼辭，序雲「悲哉，遠托異國，有登山涉水之勞；覯此閔凶，彌藐是流離之恨。……泣為此賦，以達黃泉；何日歸舟，奠我白屋」。節錄賦中警句：

「仰白雲之孤飛兮，思王母之劬勞。扇凱風於寒泉兮，極孺慕先二毛。……忽出國門而騎瘦馬兮，豈烏鳥之所堪。遭胡塵之泱漭兮，悲逾垣之曾參。……溘吾蒞此香爐峰兮，眷白頭之倚閭。忽雙鯉其先頒兮，猶慮乎其朝食而無魚。感春暉而悕危亂兮，復泗下之交如。……列丘陵而壅隔兮，睋故都其遼遠。慨晨昏而罔定省兮，腸一夕而萬轉。……忿欃槍其東出兮，厲烽煙於瑤島。絕關梁而不通兮，欲呼天閽而莫告。聥噩耗之遙傳兮，忍徒跣而雞斯。乾我肝而焦我肺兮，獨長號而漣洏。……恐寥廓而無歸兮，托余情乎寒螿。澈哀思於無垠兮，瞻雲樹而趨蹌。雖百身而莫贖兮，寧盡乎期年之通喪。披麻衣而踴悲兮，究年歲而不敢忘」。

賦題為「白雲」，不是泛泛的物象，而是隱含事典。唐劉肅《大唐新語·舉賢》：「（閻立本）特薦（狄仁傑）為并州法曹。其親在河陽別業，仁傑赴任，於并州登太行，南望白雲孤飛，謂左右曰：『吾親所居，近此雲下』。悲泣，佇立久之，候雲移乃行」。因此，後世詩文中多以「白雲行處」、「白雲親舍」喻指客旅在外而思念家鄉的父母親人。儒家道德，首重人倫，行仁以孝悌為本，百善以孝為先，《孝經》為十三經之一，兩千多年來從帝王、士大夫以至普通民眾，無不接受敬祖宗、孝父母的教育。孝，是中華民族特有的美德，植根於人類純樸深摯的情感，經儒家倡導，升華為全社會遵守的綱常倫理，是維繫民族生命並使之綿延發展的一種深厚的力量。而「五四」激進主義者對傳統道德不加辨析，反孔非孝（吳虞為代表人物，胡適稱之為「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文革」時更是鼓勵子女揭發批鬥父母，成為率獸食人之世。當今社會道德水平已降到歷史最低點，不能不反思百年以來不斷革傳統文化之命的教訓。再看饒先生這篇賦，開篇「仰白雲之孤飛兮」用典兼起興，引發悲思。以下先述自己出生後不久母親亡故^〔9〕，賴祖母撫養，關愛無微不至；再寫長成後離鄉，時值日寇入侵，故鄉淪陷，流離輾轉，寄居香港，思念祖母，而祖母寄來書信，憂慮他的生活。客居海島三年，因戰亂不得回鄉，得知祖母逝世的噩耗，肝肺焦裂，放聲痛哭。結尾部分反覆傾訴對祖母、對家鄉的懷戀，寫為祖母穿上孝服，終身不忘親恩，字字椎心泣血。通篇化用《詩經》、《禮記》、《論語》、《楚辭》乃至唐詩中的大量事典和語典，抒寫綿綿不匱之孝思，而這種家庭骨肉之情又與山河淪於敵手的悲哀和憤恨緊密交織，加強了情感的深度和廣度。

總之，饒先生這6篇賦首尾蟬聯，從為故國招魂、為黎民悲憫、為親人痛哭到自明心志，集中展現了國難期間作為知識人士的情懷抱負與風骨氣節，具有極高的思想價值。從史學角度看，既屬於一代文化精英的心靈苦難史，也是大動亂年代社會現實的真切反映。錢仲聯先生評選堂《瑤山集》云：「長吟短詠，出自肺腸，入人肝脾。以視浣花一老《悲陳陶》、《悲青坂》、《塞蘆子》、《彭衙行》以及《發秦州》至入蜀初程山水奇峻之作，亡胡洗甲，世異心同。……是集也，蓋繼變風、變雅、浣花以來迄於南明嶺表義士屈翁山、陳獨漉、鄺湛若之緒而揚之，其誰曰不然」^〔10〕。我們也可以說：「諸賦也，蓋繼屈子楚騷、庾子山《哀江南》以迄明季忠烈陳卧子、夏存古諸賦家之緒而揚之，其誰曰不然」，詩、賦皆作於同一時期，文體不同而心境則一也。

此外幾篇，如《蒲甘賦》憑弔緬甸古代國都，發興亡之感；《寥天一閣沙礫琴賦》因譚嗣同之遺琴而悼其遭遇有類稽康；《落花生賦》寫落花生「為物雖細，厥用乃宏」；《龍壁賦》描繪海邊石崖之高峻，屹立於驚濤駭浪，喻為「此良士之皤皤，知膂力之不愆」；《蟹賦》因著名畫家、詩人溥儒來港「啖蟹」而作，寫與蟹相關之景物與事典，「比蒓羹乎千里，永相忘於江湖」；《觀雲賦》寫雲氣之飛揚變化，「接前境之非真，悟來者之皆實，說法由假，忘言惟臆」，深涵禪宗哲理；《詞榻賦》刻畫詞心之淵微、詞情之繾綣、詞境之迷離，均可見饒先生辭賦之思路廣闊，文筆高妙，茲不詳述。

（二）緬懷古賢，卓識偉抱，托意遙深

《清暉集》中駢文30篇，題材與體式皆多種多樣，內容廣博，學術含量遠遠超過辭賦。筆者淺陋，難於一一考論，只擬對文中的思想稍作探索，與辭賦中所涵情感志節互為映照，可見饒先生從少年至晚年思想歷程之持續。

《廷鞫實錄序》作於1934年，饒先生18歲。是年完成《潮州藝文志》一書的補訂工作，「訪林熙春城南書庄」，偶檢明本圖書質疑，赫然見有記載揭陽儒士薛侃事迹的《廷鞫實錄》，遂重加點勘，兩年後，將此書出版^〔11〕；後又為薛侃專作年譜，載其行事與志節頗詳。薛侃從大儒王陽明受良知之教，「首鈔《朱子晚年定論》，刻《傳習錄》，於師門宗旨，多所敷發。……王學盛行於嶺南，論者咸推功於先生焉。先生之學，有入門、有歸宿，一生氣魄，百折不回」^〔12〕。明世宗嘉靖十年（1531），薛侃在朝中任行人司司正，「上《復舊典以光聖德疏》，乞擇親藩賢者居京師，慎選正人輔導，以待他日皇嗣之生。帝方祈嗣，諱言之，震怒。立下先生獄廷鞫，究交通主使者」^〔13〕。饒先生為《廷鞫實錄》作序，稱薛侃「有陳宓信道之篤，兼屠嘉守節之貞；立腳聖門，斂手權路」；揭示宦官結黨、權奸當道、皇帝蒙昧、忠良受害的政治內幕：「大明際逆瑾懷異之日，城王出封；先生當儲事諱言之秋，獨議復典。一疏懇愊，早具折檻之忱；九天蔽矇，終卻犯顏之諫。乃由大奸在位，虞並肩之奪寵；爰構機罟，興錦衣之大獄」。高度評價薛侃的風骨氣概：「先生七次被鞫，一詞弗易，屹若泰山，硬如鍛鐵，幽有鬼神，明有君父，玄首可斷，赤志無欺，浩然之氣，亦云偉矣」。在嚴刑逼供之下堅持說實話，這就是孟子所說的大丈夫「威武不能屈」，也正是受王陽明心學陶冶、知行合一的儒家人格。饒先生在青少年時代就深受古代賢哲的影響，奠立儒學的思想根基，善養浩然剛大之氣，百折不撓地開拓學術之路。編纂《潮州藝文志》，完成乃翁饒鍔先生未竟之業，是饒先生學術的起點；而闡發鄉賢的潛德幽光，更是樹立崇高的人格，作為學習的典範。由此可見，前文所述抗戰期間饒先生系列辭賦顯示的風骨志氣，是儒家思想道德踐履於人生之旅的自然結果。

《汩羅吊屈子文》、《長沙吊賈生文》、《常熟吊柳蘼蕪文》連續三篇，作於1980年。是年9月底，饒先生從香港初回大陸，歷時三個月，走遍十四個省市，參觀三十三個博物館，飽覽名山大川、名勝古迹。10月間「南下湖南登衡山，訪王船山故居。觀賞蘇州園林，抵臨常熟登虞山，吊柳如是墓」^〔14〕。在《清暉集》中，這三篇編入「駢文集」；《固庵文錄》中列為「儷體篇」，而觀其體式，實與騷體賦無異，《饒宗頤二十世紀學術文集》卷十四中便納於「賦存」。大約是題目都用了「文」字，就當作駢文，嚴格分類應該是賦。《汩羅吊屈子文》先言屈子之死：「躡彭咸於激流」、「叩巫咸乎久湫」；再言屈子精神千秋永在，為後世景慕：「余此心之不朽兮，與元氣而為侔。亘千載猶號屈潭兮，莫怨浩蕩之靈修」；「惟公之魂無不在兮，何必求乎故宇。覓天地之正氣兮，惟夫子之高舉」。結尾融情入景，抒發志向：「雲靄靄而比飂兮，霰冥冥其兼雨。雖遺迹之非昔兮，企前賢以踵武。欸騷台之悲風兮，鎮徘徊而不能去」。《楚辭》是饒先生在文學研究方面的重點之一，著有《楚辭論叢》、《楚辭地理考》、《楚辭書錄》、《楚辭與詞曲音樂》諸書，多方考論，彰明愛國詩人屈原的崇高人格、偉大精神及其作品對後世文學的深遠影響，諸書融義理、考據、辭章於一爐，是體大思精的力作。其中如《屈原與經術》論證屈子曾熟讀《論語》、《易》、《詩》、《春秋》，《離騷》里表現的修能與內美、善與義、時、中正等思想與經學息息相通；《騷言志說》闡明楚人實受中原文化之薰陶，因而屈子《離騷》一如詩之言志：《楚辭》和《詩經》同為中國自漢代以後文學作品的泉源，歷朝不僅韻文從《詩》、《騷》取法，散文亦一樣從那裡吸取精華；《楚辭地理考》詳考古代楚域地名，糾正錢穆先生著作中多種誤解；諸文無不精義紛呈，卓見疊出。《〈楚辭書錄〉自序》云：「……屈子之學，源出於儒，蓋不誣已！……夫古人遠矣，誦其書者，貴能窺其志之所存。……故《離騷》者，詩也。其論次前古治亂之故，則詩中有史矣。……予悲屈子內美之合於《易》、《庸》中正之義，猶晦暗而不見白於後世也，故因是書而發之」^〔15〕。詩人、學者曾克耑為《楚辭書錄》作序，稱「治《騷》之先路，而乃於饒子發之」。「殆以身世所遭，與屈子無殊，《哀郢》、《懷沙》之痛，明王宗國之思，無人故都之嘆，雖避地海隅，固未嘗夢寐忘也。……其微旨所寄，所以詔國人范來學，意至深切警悚矣」^〔16〕。書中輯錄古今注釋與研討《楚辭》的書目、論文要目、擬《騷》之作品目錄，旁及圖像、譯本，廣搜博採，並加考辨，為學界研究《楚辭》提供極為豐富的文獻知識和查閱資料的線索，以便取精用宏，為功殊偉。至其《〈楚辭〉與詞曲音樂》，闡明《楚辭》「可以培養出一種『傲睨萬物』的人生態度，提高一個人的獨立人格，踏進另一超現實的精神境界」^〔17〕。書中附錄《「離騷」解》一文，尤能抉發屈子遠離邦國之心：「是所云『離心』，即離憂也，亦即離騷也。寧溘死以流亡，而不忍枉道以苟合，此固屈子之初志。然於楚宗國之邦，義無可去，離乎？否乎？將安抉擇？此矛盾心理，即《離騷》一文所為作也。孔子云：『遲遲吾行，去父母國之道也』。屈子上天下地，臨睨故鄉，仆悲馬懷，蜷曲不行，寧從彭咸之所居，而終不願去其祖國，在此矛盾觀念交織衝突之下，又不忍以清白久居濁世，遂赴汩淵，自沉以死。故知《離騷》篇名之取義，要以離別之憂一說，最能道出屈子心事。顧欲明此義，須於《離騷》本文通體玩會，庶幾得其精神所在，尤當本悲劇之法則，以究其辨析善惡與去留衝突之心，苟徒乞靈於訓詁，將何從悟入耶」^〔18〕？這一段分析，極為透闢。蓋大陸鼎革之際，饒先生一介儒士，抱璞守貞，不去必罹劫難；既去又瞻顧鄉邦，依依不捨，此種極矛盾極悲苦的心理情感，與屈子異代相符。而屈子關懷現實又超越塵俗的獨立人格和九死猶未悔的堅毅志向，恰為饒先生潛心治學以弘揚優秀傳統文化的精神動力，是以艱難困厄，玉汝於成。由以上大量引述可知，《汩羅吊屈子文》雖只有很短的篇幅（160餘字），但高度濃縮了饒先生畢生的心志，文辭在多年研究《楚辭》的學術基礎上提煉而出；讀饒先生的文藝作品，需要兼觀其學術著作與人生歷程，方有全面的了解。饒先生釋「離騷」之義，「本悲劇之法則，以究其辨析善惡與去留衝突之心」，對於當今研究古籍只問文字訓詁卻不通義理、不明善惡的學者，頗有警示。求是求真更要求正，是饒先生治學的基本原則，大師之所以能成其「大」，正在於此。

《長沙吊賈生文》的序言說明作文緣起，是在長沙見到馬王堆中漢文帝時代的出土文書，而聯想賈誼為長沙王傅時，常常閱讀，「因知漢初湘中文教，其瑰瑋璀璨，固不止是。益信生之學術，所席履者深。」賈誼在漢初志在革新政治制度，但其著作「則用六為數，數六理，合六法，固嬴秦之舊義也。心有所疑，爰為文以訊之」。

賈誼（公元前200—前168），為西漢初年著名政論家、文學家。以年少能通諸子百家之書，文帝召為博士，一上任就表現出非凡的政治才能，提出改正朔、易服色、製法度、興禮樂等措施，旨在鞏固中央政權，限制諸侯勢力。文帝甚喜，屢加提拔，「一歲中至太中大夫」。因數次上疏陳政事、言時弊，為周勃、灌嬰、張相如等大臣所忌，詆其擅權亂事，貶為長沙王太傅。三年後召回長安，任梁懷王太傅，後因梁懷王墜馬而死，遂悲悼自責，不久去世。其思想以儒家為主，間采法家、黃老、陰陽家成分，通曉治亂，所著《過秦論》、《陳政事疏》、《吊屈原賦》、《服鳥鳥賦》、《惜誓》等皆為傳世名文。此外有《新書》，漢劉向編，原本已佚，後人有輯本。饒先生此文之開篇憑弔賈生，慕其崇德，彼雖短命而死，但「道若川穀之無止兮，奚系乎年壽之短長？」從出土文物之美富可見當時侯國生活之奢靡，由此高度評價賈誼的政治思想：

「世多生之《過秦》兮，知攻守之勢異。惟先醒之為難兮，時忳忳猶如醉。參六藝與六律兮，譬音和而成理。嬴名河曰德水兮，德與玉其同體。五行增其一而為六兮（《新書·道德說》倡言六行），固嬴氏之故智。殷之因於夏禮兮，蓋損益之所知。豈僅易六而為五兮，亦以趁時義之所宜。今觀生之論《易》兮，曰龍變而無常。小不寶而大不窕兮，用能幽而能章。生言秦之亟絕兮，繇設教之不臧。賴保傅之先諭兮，知輔拂之必用賢良。有教則化而易成兮，此至義亘古今而不可易。」

文中說後世多知道賈生《過秦論》分析和總結秦王朝興亡的原因，「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但很少知道賈誼還汲取了秦代的政治思想成分以設計制度，在舉世昏沉如醉的時期，賈誼對政局有清醒的識見。《新書·六術》及《道德說》中「用六為數，敷六理、合六法」，「參六藝與六律兮，譬音和以成理」；秦王朝以水為德性的象徵，其德與玉同體，賈誼將五行增其一為六行，這是師法秦之故智。〔按：戰國時期鄒衍創立陰陽五行學說，對秦漢以降的政治和社會影響極大。《史記·封禪書》：「自齊威、宣之時，鄒子之徒論著終始五德之運。及秦帝而齊人奏之，故始皇採用之」。《秦姓皇本紀》：「始皇推終始五德之傳，以為周得火德，秦代周，德從所不勝。方今水德之始，改年始朝賀皆自十月朔，衣服旄旌節旗皆上黑。數以六為紀，符法冠皆六寸，而輿六尺，六尺為步，乘六馬。更名河曰德水，以為水德之始。剛毅戾深，事皆決於法，刻削毋仁恩和義，然後合於五德之數。」漢武帝時大儒董仲舒也採用陰陽家學說，成其政治哲學，所著《春秋繁露》於五行相生之義多有闡述。〕賈誼《新書》為數用六，但他上疏陳漢興制度，「色尚黃而數用五」，在繼承秦制的基礎上有所修正，就象殷商承夏代禮制有削減有增加一樣，都是依據時勢的變化更改體制，用其所宜。〔按：《漢書·郊祀志贊》：「漢興之初，庶事草創，惟一叔孫生略定朝廷之儀。若乃正朔、服色、郊望之事，數世猶未章焉。至於孝文，始以夏郊。而張倉據水德，公孫臣、賈誼更以為土德，卒不能明。孝武之世，文章為盛，太初改制，而兒寬、司馬遷等猶從臣誼之言，服色數度遂順黃德。彼以五德之傳從所不勝，秦在水德，故謂漢據土而克之」。由此可見賈誼思想在漢代政制上起到的作用。〕賈誼論《易》，深明《易》理，認為龍變化無常，能小能大，能隱能顯（以此喻政治家治國方略）；秦朝很快滅亡是因設教的不善。作為帝王之師的儒士，應該使帝王懂得輔佐之臣必用賢良的道理，並在社會施行教化，形成良好的道德風尚，國家才能長治久安，這是古今不變的至義。

饒先生此文作於「文革」結束後中國進入改革開放時代的初期，看似憑弔古人，實則深含政治遠見。文中評論賈誼的思想，指出新時代的改革應在前朝奠立的體制上加以損益，興利除弊，而非全盤否定，無所繼承。儒家主張德治，選用賢良，重視社會教化，變馬上得天下為禮樂安天下，從鬥爭哲學轉為和諧哲學，國家方可穩步發展。這種積累千年、行之有效的政治智慧和經驗，已為歷史和當今現實所證明，概而言之，即孔子以來歷代儒家要求的「王道」、「仁政」。賦文結尾云：「前車覆而後車戒兮，見險征者去其增翮。細故安足為蒂芥兮，願服之而無忒」。意為統治者應以前朝之失敗為鑒戒，在改革過程中發現危險的徵兆要及時抑止，犯了小錯誤不必過多計較，正確的理念則長期堅持實行。這都是緊扣賈誼的思想立論，深含借古諷今之意，正乃賦家與詩人的傳統。饒先生當然不會直接參与中國當代政治，如古代士人那樣向執政者「獻賦」，賦這種古雅的文體也不可能在當今起到「勸諷」之效。他只是有感而發，對前賢懷有深切的同情，在賦中寄託儒家的道德文化理想。而近十年來國學復興，政府倡導的一系列主張和推行的政策，明顯融入了儒家思想因素，堪為饒先生卓識遠見之佐證。

最後的「重曰：覽彼德輝，鳳凰下兮；浩浩湘流，逝不舍兮。昌我南音，意惻惻兮；大鈞播物，芳無極兮」。以詩作結，彰明題旨，餘音不盡，是辭賦的一種格式。詩中化用賈誼《吊屈原賦》「鳳凰翔於千仞兮，覽德輝而下之」（傳為賈誼所作《惜誓》亦有「獨不見夫鸞鳳之高翔兮，乃集大皇之野。循四極而周顧兮，見盛德而後下」）以及《服鳥鳥賦》中「大鈞播物兮，坱圠無垠」，展現出瑰麗廣闊的境界，「鳳凰」的意象，是屈原、賈誼等歷代英賢的化身。詩句對劫後重生的中國寄以前景光明的希望，與開篇「竊慕生之崇德兮」、「道若川穀之無止兮」遙相呼應，章法圓滿，一體渾成。

除此文外，饒先生《固庵文錄》另有散體文《〈賈誼研究〉序》，對賈誼《新書》名稱之由來、賈誼的思想學術在雜糅儒法道之外兼有陰陽家學說、《過秦論》之發端及在當時與後世之巨大影響，均一一詳加考辨，與此《吊賈生文》互觀，可加深理解。

《常熟吊柳蘼蕪文》因緬懷明末奇女子柳如是而作。柳氏出身青樓，才情富艷，嫁與東林黨人、文壇領袖錢謙益。清軍南下，錢氏迎降，卻在暗中從事復明活動，柳如是多有助力，為此耗盡家產。錢謙益病故後，柳如是亦因族人勒索而自縊，兩人皆為悲劇人物。由於錢謙益大節有虧，反清之事又極隱晦，歿後墓碑不刻姓名，三百年來其人頗遭士林撻伐，著作亦被清廷禁毀。饒先生此文前半篇先述在寒風凄厲的冬初到常熟虞山，撫碑興感：「疇信三尺之朽壤兮，埋四海之文宗」；「諱其名而羞與為伍兮，更誰哀其遇之窮」。接寫南都被清軍攻佔，柳如是敦促錢謙益殉節，但他貪生畏死：「顧虞淵而旁皇兮，徒探手於寒淙」；「應死而不死兮，固千載之所恫」。後半篇則寫錢氏夫婦的復明活動，突出歌頌柳如是的風骨氣概：

「思絳雲之一火兮，豈文武之道終。追河山之失計兮，徒慕海上之長風。雖網羅之彌天兮，仍盡槖以付江東。竭羅漢之五百兮，僅一軍以臨戎。楸枰三局誰共揣摩兮，哀中興之俄空。至今誦《秋興》之前後兮，傷今昔之窮通。惟夫人之綢繆兮，無救乎家室之相攻。竟一死以殉之兮，有重於泰山之崇。凜驚風之隕葉兮，信芳草之埋英雄。訴吾憤懣而獻吊兮，泣斜日於寒蟲。」

文中融鑄大量史實：錢氏夫婦所居絳雲樓失火，萬卷藏書焚為灰燼；錢謙益在降清之後暗中與鄭成功聯繫，希冀鄭軍從海上反攻，並盡出家貲以裝備軍隊；又與瞿式耜密通，籌謀軍事計劃，種種活動在錢氏詩集中都有暗示。柳如是參與反清密謀，卻無法解決家境之艱窘，一死以殉，重於泰山，誠為巾幗英雄。文後附有多條注釋，對照錢柳，發抒感慨：「一則不必死而竟死，一則當死而不死。牧齋初惜其一死，晚且恨其遲死（《後秋興》之十二），終騰後來無窮之謗，可慨也夫！」全文將寫景、敘事、議論、抒情融成一片，筆勢宕折，感慨深沉，既有對柳如是的敬慕，也有對錢謙益的悲憫，責其怯懦失節而哀其復明之事失敗，賦家的情感與史學家的筆墨完美結合，不啻一篇高度精鍊的錢柳合傳。

無獨有偶，著名史學家陳寅恪嘔心瀝血的煌煌巨著《柳如是別傳》八十餘萬言，也在饒先生作此文的1980年出版。陳先生的思想觀念，與饒先生極相符契：「披尋錢柳之篇什於殘闕毀禁之餘，往往窺見其孤懷遺恨，有可以令人感泣不能自己者焉。夫三戶亡秦之志，九章哀郢之辭，即發自當日之士大夫，猶應珍惜引申，以表彰我民族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何況出於婉孌倚門之少女，綢繆鼓瑟之小婦，而又為當時迂腐者所深詆，後世輕薄者所厚誣之人哉！」^〔19〕陳先生晚年盲目臏足，「著書惟剩頌紅妝」；國門之外音信不通，「文革」間被迫害而死，其境遇之悲慘，與安居香港的饒先生不可同日而語。饒先生此文作於1980年10月間（或在稍後），未必讀到當年新出的《柳如是別傳》（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8月初版），但兩位大師級學者對歷史人物的褒貶和家國情懷，在互不相謀、處境迥異狀況下如出一轍，這當然是同受數千年傳統文化之陶冶所致。通觀饒先生的辭賦、駢文，從青年時代所作《〈廷鞫實錄〉序》、《宋王台賦》、《馬矢賦》、《斗室賦》、《囚城賦》到進入晚年的三篇緬懷昔賢之文，始終貫穿民族正氣，充溢愛國情懷，顯示中華文化知識精英的獨立精神與高尚人格，正是陳寅恪先生「珍惜引申」、深深致意的志節。在文章表述方面，饒先生早期作品尤其是抗戰間辭賦大多直面現實，抒發胸臆，有慷慨悲壯之氣；晚期弔古之文則借題興感，托意遙深，風格蒼涼沉健。其間微言大義，非區區本文所能盡繹，需要讀者多方探索，潛心體悟。

[1]劉夢芙，安徽省社會科學院文學所研究員，首都師範大學中國詩歌研究中心兼職教授。

嘯雲樓雪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