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企到哪裡尋求安全感

　　作者：宦艷紅 本報記者朱艷燕

　　保育鈞：民營企業的優勢是產權明晰，但是單個企業的力量還是很有限的，所以需要通過股權合作等方式聯合起來逐步做大，而在做大的途徑中，上市又是相對安全的一個途徑

　　吳曉波：民營企業家階層必須要實現從財富自覺到階層自覺的決定性演進。中國民營企業家的命運掌握在他們自己的手上。安全感必須是由你自己的強大才能夠產生的

　　國資、外資多元競爭的生存環境擠壓，宏觀調控依然繼續，通脹壓力，資本金的匱缺，世界工廠的成本優勢不再……在較長一段時間內，一直依賴投資和出口驅動的中國民營經濟，在面對經濟模式、產業模式轉型時，如何尋找安全感？在日前由現代傳播集團主辦、《東方企業家》雜誌承辦的第六屆中國民營企業發展論壇上，中華民營企業聯合會會長保育鈞表示，民營企業通過上市從一個私有公司變成一個公眾的公司，從而受到更多人的關注，上市是目前民營企業擺脫不安全感的一個很好的途徑。而著名的財經作家、「藍獅子」財經圖書出版人吳曉波則強調說，必須從思想和戰略的高度來解決中國民營經濟的安全感缺失問題。

　　保育鈞：

　　上市是民企擺脫不安全感的良好途徑

　　對於民營企業來說，現在的總體環境是安全的。民營企業從不合法到合法，經歷了5年時間(1982年－1987年)；從市場經濟的補充到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即從體制外進入體制內，又經歷了十餘年。民營企業從身份不明到登上政治舞台，參選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已經有了很大的進步，但是仍有許多不盡如人意的地方，尤其是在金融危機衝擊下，讓民營企業的安全感受到威脅。

　　目前民營企業的不安全感來源於自身和外部環境兩大方面。由於經營不善、管理混亂引發內訌導致垮台的民營企業並不少見，而國內宏觀調控政策和國際經濟環境的變化使得民營企業的經營更加艱難。「國外經濟不佳導致出口受阻，訂單沒有辦法維持，浙江和珠三角大量的企業垮台，這是不可阻擋的事情。」

　　此外，由於市場經濟尚不規範，存在「權力配製資源」的現象，導致民營企業被迫尋租，最後因為違法違規導致垮台，也是民營企業發展的一大阻礙。

　　在目前的環境之下，部分民營企業投資者選擇「移民去國外投資」並不可取，而是應該「調整心態，認清形勢，改變體制，科技創新」，「把自己的心態調整好非常關鍵，中國的轉型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權力配置資源的狀況也不可能很快改變，平等競爭格局到來之前會有一個相當長的磨合期。」

　　經過30年的發展，中國低成本擴張時代已經結束，現在進入高成本時代，民營企業要想在高成本時代里獲得勝利必須依靠創新，「高成本時代就看你的反應、你的創新能力，你是否能夠提供比別人更優質的產品、更優質的服務。」

　　此外，民營企業應該學會打破封閉，善於合作、聯合。與國有企業相比，民營企業的優勢是產權明晰，但是單個企業的力量還是很有限的，所以需要通過股權合作等方式聯合起來逐步做大，而在做大的途徑中，上市又是相對安全的一個途徑。現在上市公司如果有問題，不僅交易所、當地政府關注，股民也關注，上市是擺脫不安全感的很好的途徑。

　　從長遠來看，民營企業還應該積极參与中國的民主政治建設。現在談企業社會責任，談來談去都是捐款、慈善、幫扶，但是我覺得把民營企業的社會責任僅僅局限於慈善事業是遠遠不夠的，民營企業的社會責任不僅是辦好企業，提供優質的產品和服務，解決就業，為社會貢獻，還應該通過合法的組織有序地參與和推動中國的民主政治建設。現在民營企業已經成為一個很大的社會力量，投資者達到1700萬人，佔中國企業投資者總數的90%以上，這麼大的力量，應該推動社會改革、法制建設，促進建立一個公平競爭的發展環境。

　　吳曉波：

　　安全感取決於自身的強大與否

　　中國的民營企業在過去相當長的時間裡面，一直處在一個非常不安全的環境之下，所以有很多人都在談論尋找安全感的問題。

　　2008年9月金融危機爆發之後，中國民營企業的不安全感逐漸加劇。2009年12月至今，關於房地產政策的爭論還在繼續，這樣討論下去，很讓人擔心這種整治房地產業的方式，可能會讓民營的地產商會承擔起泡沫的所有代價。

　　中國民營企業之所以出現尋找安全感這樣一個情況，有幾個方面的原因。第一個是金融危機之後，

　　中國產業被嚴重割裂，民營資本越來越「輕」，這主要是指民營經濟在國民經濟增長中的權重以及民營資本結構的變化。2009年以來，國有資本利用金融危機，在重大產業中形成壟斷性控制；第二個是到今天為止，很多做實業的企業家，對再投資這件事情已經失去了很大的信心。中國的民營企業家現在掀起了兩個浪潮，一個是移民的浪潮，另一個是投機的浪潮，大家覺得賺錢快的可能是PE，或者是VC，做實體的變成了一件很愚蠢的事情。不少民營企業家很長一段時間都懷疑自己存在的價值。對自己所做實業都失去了信心，產生了自我的懷疑。這應該是自1990年以來中國民營企業家信心最低落的一個時期；第三個是很多社會共識喪失，企業家變得有點不知所措。

　　我們現在要解決民營企業的安全問題和信心問題，必須要從思想上來解決。

　　首先，我們國家宏觀調控的方式，以及國有資本在國民經濟中的角色要重新思考。國營企業應該在關係到國計民生的支柱性產業中處於主導地位。我們要解決這個國家經濟成長的戰略到底是什麼的問題。這是1979年中國剛剛開始改革開放的時候，于光遠先生講的。他從1979年就開始關注中國的宏觀經濟，那時候已經意識到，單靠政府投資這樣的一個國家戰略是不可持續發展的。

　　其次，還要解決中國改革的整體方案問題。遺憾的是，我們的改革沒有藍圖。我們就知道我們要改變要富強，但是這個改革的戰略步驟是怎樣的，在哪一個年份哪一個時間點突破哪一點，沒有。今天我們的經濟、社會體制改革是沒有時間表的，但全民需要這樣一張表，而且中國的學術界需要提供給大家一張時間表。

　　第三，我們還需要重新思考企業家階層在中國社會中的角色、作用，以及與其他各階層的關係問題。我們有80萬個千萬富翁，中產階層在中國已經成為一個比較中堅的階層，還有1700多萬個投資人，這些都是目前中國社會的中堅力量，這些中堅力量必須要有社會角色。我們富有的階層，在中國歷史上扮演什麼角色，是我們需要考慮的。

　　第四，民營企業家階層必須要實現從財富自覺到階層自覺的決定性演進。從歷史上來看，中國未必需要在國民經濟中由民營企業處於主導地位。所以，所有的權利都得大家自己爭取。中國民營企業家的命運掌握在他們自己的手上。那些入榜2010民營上市公司100強的企業家，應該在中國未來的5年、10年，甚至更長的時間裡面，承擔更大的責任。所謂尋找安全感，這個安全感必須是由你自己的強大才能夠產生的。(13F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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