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庫全書》與文瀾閣本

　　《四庫全書》是我國古代所編的最大一部叢書，同時也是一部最備受爭議之書。此書由乾隆帝發起，彙集了當時全國各科碩儒300餘人，參與者達數千人，耗銀數千萬兩，歷時15年，共抄成七部，又專建七閣庋藏，分北四閣，南三閣。在不到百年的戰火中，七部書毀亡過半，所剩還不到三部半，所存三部為文淵閣、文溯閣、文宗閣本，這不到半部之書即是杭州文瀾閣本。太平天國戰爭之際，南方三閣同被太平軍佔領，文宗、文匯二書遭到滅頂之災，閣與書具化灰燼，文瀾閣也同罹劫難，杭州仁人志士丁申、丁丙奮力冒險從死神手中硬搶救回來約四分之一殘書，並從民間五省十七家藏書樓補抄成全書的十分之九，民國時又主要借文津閣本進行了三次補抄，全書庶幾恢復原貌，創造出一部獨特的《四庫全書》。丁抄將其中一些原本殘缺之書覓到了全本，又據原書未加刪改，因而文獻價值要超過原來的《四庫全書》，更其中的浙人在保護《四庫全書》中所體現的精神和勇氣是值得人們永誌不忘的。這是浙江對文化保護的重大貢獻，是浙江人的驕傲。

　　下面就《四庫全書》編纂情況與文瀾閣本經歷過程的概況作一大致介紹。　　一、《四庫全書》編纂　　　　1.原因　　（1）繼承傳統。中國自古皇帝有編書的傳統。出於武功文治之因，武力奪天下，文治守江山。一方面為保持其家天下世代相傳，另一方面也為附庸文雅，在文化上樹碑立傳，名垂千古。　　秦始皇「焚書坑儒」：「非秦紀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者與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為城旦。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史記·秦始皇本紀》）先秦之書很多失傳。　　項羽燒毀阿房宮，又使秦朝大量文獻消亡。　　漢初廣開獻書之路。成帝時使陳農求遺書於天下，令劉向等校書，其子劉歆接替編成《七略》。對存世之書作了全面整理。《四庫全書》仿其制式。　　隋開皇三年，秘書監牛弘上表請遣人搜訪異本，每書一卷，賞絹一匹，校寫既定，本即歸主,於是民間異書往往間出。　　宋太宗於太平興國間，編《太平御覽》1000卷、《太平廣記》500卷、《文苑英華》1000卷、真宗時編《冊府元龜》1000卷。　　明成祖編《永樂大典》22937卷，11095冊，收書7000餘種。　　清聖祖編《古今圖書集成》10000卷，目錄40卷，5020冊。　　乾隆帝要編一部超軼歷代之書。　　 　　（2）直接原因——從擴充府庫到輯《永樂大典》　　三十七年正月初四乾隆諭：「然古今來著作之手，無慮千百家，或逸在名山，或未登柱史，正宜即使採集，匯送京師，以彰稽古右文之盛。」未經響應。　　十月十七日乾隆再次下諭：「速行設法訪求」。各地響應仍然寥寥，所進「不過近人解經、論學、詩文私集數種」。　　此時安徽學政朱筠上奏獻上四條建議：一、漢唐宋元舊刻、抄本當急收。二、金石、圖譜也當收錄。三、《永樂大典》中多有佚書。四、著錄、校讎並重，仿劉向每書撰寫提要。其中提到藏於翰林院的《永樂大典》中「然古書之全而世不恆覯者，輒具在焉」之言，引起了乾隆的重視，即命大臣查明議奏。經初步調查，劉統勛回奏中有「世不經見之書多至三四百種」。乾隆立即下諭「即派軍機大臣為總載，率翰林詳細檢閱」。　　數日後，大臣取《永樂大典》首套書十冊與目錄十冊呈上。於是在翰林院開館校輯，四庫全書的編纂也由此開始。三十八年二月十一日，乾隆下令「將來辦理成編時，著名《四庫全書》」。　　從訪書充府庫到編《四庫全書》，是受啟於《永樂大典》，編一部超越《永樂大典》的書的設想從而形成。《永樂大典》只是四庫中的一部大類書，而乾隆要編的則是四庫的全書：「俾古今圖籍，薈萃無遺」。　　乾隆於三月二十八日立即下第三道訪書令。乾隆找到了兩次征書不成功的原因：一是藏書家擔憂所送書中若有違礙內容，將會累及其身，地方官員若是送有違礙之書，同樣怕受牽累；再者藏書家擔心那些視若性命的珍貴書籍將會有去無回。諭中作了不「罪及收藏之人」和「借後仍還故物」 的保證。　　三月二十九日，又諭兩江總督高晉、江蘇巡撫薩載、浙江巡撫三寶，指定江浙為人文淵藪，藏書家遍地，並點傳是樓、述古堂、天一閣、小山堂等各大藏書家名。以民間藏書家為中心的征書運動轟轟烈烈全面展開。地方官登臨藏書家門，使其呈出藏書目錄，一一甄選。此名為借取，實乃強征。　　從三十七年起至三十九年，經三年的全國性徵書運動，包括內府所藏與《永樂大典》輯出以及欽定新編之書，共彙集到書12000餘部，其中江蘇、浙江佔三分之二以上。　　進書五百部以上：揚州商人馬裕、寧波范懋柱天一閣、杭州鮑士恭知不足齋、杭州飛鴻堂汪啟汝，獲贈《古今圖書集成》一部。　　進書百部以上：周厚堉、蔣曾瑩、吳玉墀、孫仰曾、汪汝瑮、黃登賢、紀昀、勵守謙、汪如藻，獲贈《佩文韻府》一部。　　從「借書錄副」，中變成編完後歸還，到最後《四庫全書》編完後，乾隆食言，書絕大多數未予歸還，各藏書家精華散盡，許多從此一蹶不振。　　

　　2.四庫全書成書　　將收到之書令大臣審閱挑選，分應刊、應抄、應存目三類，所收書校勘文字，所有書撰寫提要。應刊書138種（武英殿聚珍版叢書）；應抄書3461種，79309卷，36000餘冊；應存目叢書6793種，93551卷。又先期編成《四庫全書薈要》463種，20828卷，11178冊。自三十七年始，至四十六年第一部完成，至五十二年七部相繼抄成。七部全書：北京故宮文淵閣、瀋陽文溯閣、圓明園文源閣、承德避暑山莊文津閣、揚州大觀堂文匯閣、鎮江金山寺文宗閣、杭州孤山文瀾閣，二部薈要：故宮摛藻堂、圓明園味腴書屋。　　必須指出的是，在編書期間，開展了歷史上最大的全國性禁毀書運動，被禁毀之書達3000餘種，15萬餘部。同時也對《四庫全書》也進行了撤毀與多次刪改，其刪改之廣之烈，使大量書被刪改得面目皆非，體無完膚。如岳飛《滿江紅》名句：「壯志飢餐胡虜肉，笑談渴飲匈奴血」。「壯志飢餐飛食肉，笑談欲灑盈腔血。」（改成）又孔子語：「微管仲，吾其被發左衽矣。」「微管仲之仁，謂民受其賜。」（改成）刪改遍及經史子集，一部《明文海》被刪即達一百五十人，一千五百餘篇，約佔全書的五分之一和三分之一。　　3.各閣狀況　　七閣仿寧波天一閣建造。文淵閣本 1917年清點，發現缺9種23卷：《四書大全》十卷、《天經或問》四卷、《天步真原》一卷、《天學會通》一卷、《鄧子》一卷、《公孫龍子》三卷、《鬼谷子》一卷、《關尹子》一卷、《李太白集》一卷。經向文津閣補抄齊全。1925年，書歸故宮博物院圖書館接管。1931年「九·一八」後，書於1933年南遷上海。1936年再遷南京故宮博物院。抗戰期間，書避難重慶，1947年運回南京。1948年，國民黨帶往台灣，現藏台灣故宮博物院。　　文溯閣本　　成書於乾隆四十七年。1914年，運存北京故宮保和殿，經清點，缺16種72卷：《禮書綱目》十卷、《春秋列國世紀編》一卷、《春秋集傳詳說》八卷、《翻譯五經四書》七卷、《瑟譜》六卷、《韶舞九成樂補》一卷、《勝朝殉節諸臣錄》十二卷、《盛京通志》四卷、《謚法》四卷、《證治準繩》一卷、《高齋漫錄》一卷、《鯨背集》一卷、《西河集》九卷、《御制詩集》二卷、《玉瀾集》一卷、《雁門集》四卷。書向文淵閣本補抄。1925年，運回瀋陽文溯閣。1931年「九·一八」後，書由偽滿國立奉天圖書館接管。1934年，又借文津閣本補抄《禮書綱目》、《翻譯五經四書》、《揮麈錄》。1935年在文溯閣邊上建造鋼筋水泥新閣。1937年書移入新閣。1946年抗戰結束，改為瀋陽圖書館，後又改為瀋陽故宮博物院圖書館。1949年書歸屬遼寧圖書館。1950年抗美援朝戰爭爆發，10月運黑龍江訥河縣，1951年又移北安縣。1954年運回瀋陽。1966年，文化部發文，書遷蘭州，撥交甘肅圖書館。　　文源閣本　　成書於乾隆四十八年。1860年文源閣《四庫全書》與味腴書屋《四庫全書薈要》毀於英法聯軍火燒圓明園。　　文津閣本　　成書於清乾隆四十九年十一月，於乾隆五十年三月運往承德避暑山莊文津閣，共36304冊，分裝6144個書函，陳列擺放在128個書架。1909年7月，清政府允准撥文津閣《四庫全書》為籌建京師圖書館所用，1913年12月底全書自承德啟運，1914年1月初到京，暫存故宮文華殿內，1915年9月由京師圖書館正式接收，現為國家圖書館。　　文匯閣本　　藏揚州行宮天寧寺大觀堂。清咸豐四年（1854）毀於太平天國戰火。 　　　 　　文宗閣本　　藏鎮江金山寺行宮。「先殘於道光年英人」（《金山志·例言》，後毀於咸豐三年（1853）太平天國戰火。　　　二、文瀾閣四庫全書與保護　　1.編纂起因：　　乾隆四十七年七月初八，清高宗下諭：「因思江浙為人文淵藪，……茲《四庫全書》允宜廣布流傳，以光文治。如揚州大觀堂之文匯閣、鎮江金山寺之文宗閣、杭州聖因寺之文瀾閣，皆有藏書之所。著交是庫全再繕寫全書三分安置各該處，俾江浙士子得以就近觀摩謄錄，用昭我國家美富，教思無窮之盛軌。」 並指明文瀾閣由「聖因寺後之玉蘭堂」改建。此是文瀾閣之名、地點和起因。《四庫全書》從供御覽轉向南三閣向社會開放。乾隆五十二年抄成，文瀾本為36525冊。　　　　2.建閣　　當時閩浙總督兼浙江巡撫陳輝祖、浙江布政使署理織造盛住接旨立即前往勘察，見玉蘭館「逼近山根只九尺余，地勢潮濕」，提出易址於「東迤下有藏書堂，現為藏貯《圖書集成》之處，堂後地盤寬闊，其後照三楹，……堪以改建文瀾閣」 。聖因寺行宮原為康熙四十四年聖祖南巡時在西湖中孤山南面臨湖建造之行宮。雍正五年世宗發諭旨，將行宮改成了聖因寺。主宮前部供奉菩薩，後部供奉聖祖牌位。乾隆間又在原行宮西面擴建，即今中山公園以西部分。　　第六次南巡，四十九年三月辛丑到杭，游文瀾閣，賜題「敷文觀海」匾額。又《題文瀾閣》詩：四庫抄成蕆次第，因之絜矩到南邦。班佣此實官帑發，盧徑彼殊眾力扛。袞鉞必公慎取捨，淄澠細辨斥蒙龐。范家天一於斯近，幸也文瀾乃得雙。 《趣亭》詩：文源取式逮文津，亦有趣亭棲碧峋。寄語將來抄書者，文瀾不外史經循。《月台》詩：疊石為山路不長，月台重肖米襄陽。限於地異平湖好，登望微嫌似面牆。閣亭等在咸豐中毀，光緒六年重建，水池假山仍是故物，又在閣東面增建一間「太乙分青室」，供士子借閱抄寫之用。　　　　3.特點　　——紙張 南三閣本皆用「堅白太史連紙」，與北四閣所用開化榜紙不一。為何不用同一紙張，理由一是與北閣本「恐致牽混」，二是「許多士編摹謄錄，在於光布流傳，與天府珍藏，稍有不同，……以示區別」。此外，減輕開支也許是其中原因。太史連紙較開化榜紙稍差，白色偏黃，屬於皮紙類，紙質略粗，但柔韌堅實，二百多年來，仍無什麼變化。　　——書幅 因其紙「尺幅較小」。　　　　　——抄寫 北閣本逐一抄寫，南三閣本一式三分。館閣體恭楷。北閣本抄手從落選考生中選取，「自備資斧，五年期滿給予議敘」。而南閣抄手則是「出示五城，廣行招募」，「發給紙張，各寫數行呈送」，經選擇後錄取，按字給價，一千字銀二錢五分。　　——印璽 文淵閣本首鈐「文淵閣寶」大方印，末鈐「乾隆御覽之寶」。文溯閣本首鈐「文溯閣寶」，末鈐「乾隆御覽之寶」。文津閣本首鈐「文津閣寶」、又「古稀天子」，末鈐「避暑山莊」、又「信天主人」。文源閣本首鈐「文源閣寶」，末鈐「圓明園寶」，又「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寶」，又「八征耄念之寶」。嘉慶續藏本鈐印則不同，文淵本《八旗通志》首鈐「文淵閣寶」，末鈐「嘉慶御覽之寶」。清高宗《御制文集御制詩集》首鈐「夙聞詩禮凜心傳」、末鈐「太上皇帝之寶」。印皆小篆朱文方印。摛藻堂《薈要》首鈐「摛藻堂」橢圓小印，末鈐「乾隆御覽之寶」橢圓小印，皆朱文，又書尾襯頁上鈐「摛藻堂全書薈要寶」陽文方印。南三閣均鈐「古稀天子之寶」；後寶均為「乾隆御覽之寶」。前寶陰文，後寶陽文。南閣本印章較北閣本要小。「古稀天子之寶」7.3厘米見方，「乾隆御覽之寶」5厘米見方。嘉慶續藏書《八旗通志》前印與北閣本不同，為「稽古右文之寶」，朱文方印，單邊10厘米，後印為「嘉慶御覽之寶」朱文方印，單邊8.9厘米。清高宗《御制文集御制詩集》印與北閣本同。　　——裝幀 原書七閣均用絹面，經史子集分用四色，北閣本由內府裝潢，南三閣由江浙自己裝潢。文瀾本經部葵綠色、史部紅色、子部淡藍色、集部褐色。另北閣本《四庫全書總目》、《四庫全書簡明目錄》、《四庫全書考證》皆用黃色，而文瀾閣本則與集部顏色同。書匣各閣各具特色。文淵閣書匣用楠木，文溯閣書匣用樟木，文津閣書匣用楸木，《薈要》書匣用紅木，南三閣書匣用楠木。文瀾閣遭劫後，光緒間重新整理，改書匣為銀杏夾板，絹面全都換成紙面。　　　　4.遭劫　　清咸豐十年、十一年（1861）太平軍兩次攻佔杭州，文瀾閣樓毀書散。杭州八千卷樓藏書樓主人丁申、丁丙先後避難逃到留下鎮，發現攤上包裹紙為文瀾閣《四庫全書》，遂集丁壯人員乘夜前往文瀾閣搶撿，直至書盡，將收到書藏於風木庵中。又用船運往上海。同治三年杭城為清軍收復，運回杭州，藏於府學尊經閣。又四處收集殘餘之本，共得8389冊（其中徐葵之收集549冊）。光緒七年文瀾閣重建後，搬回閣中。　　5.丁氏補抄　　光緒八年，丁丙發起並主持補抄殘缺《四庫全書》部分。以東城講舍為基地，用八千卷樓與民間鄞郡范氏之天一閣、盧氏之抱經樓、錢塘汪氏之振綺堂、孫氏之壽松堂、海寧蔣氏之別下齋、山陰沈氏之味經堂、慈溪馮氏之醉經閣、長沙袁氏之卧雪廬、常熟瞿氏之恬裕齋、宣城李氏之瞿硎石室、錢塘吳氏之清來堂、仁和朱氏之結一廬、湖州陸氏之皕宋樓、金華胡氏之退補齋、豐順丁氏之靜持齋、南海孔氏之三十有三萬卷堂 十七家藏書樓等之書補抄。歷時十六年，抄成3103種，加上原抄，達34769冊。書全部改裝成四色紙面，用銀杏夾板，易架為櫥。　　6.書閣分離　　清末，西學東漸，宣統元年（1909）學部定各省建立圖書館。三年，浙江在原孤山行宮遺址毗鄰文瀾閣邊建造圖書館，並將文瀾閣與圖書館合併。民國元年落成，將文瀾閣書移歸圖書館藏，從此閣書分離。　　1929年第一屆「西湖博覽會」舉辦後，在文瀾閣地成立了西湖博物館（浙江博物館前身），文瀾閣遂與圖書館分離。2001年成「全國文物重點保護單位」。　　　　7.民國補抄　　——乙卯補抄：1912年錢恂任浙江圖書館館長，便編《壬子文瀾閣所存書目》，列出文瀾閣所缺目，著手補缺書。同年11月去職赴北京。在京期間，借文津閣本進行補抄。自1915年（乙卯）起，歷時八年，補抄33種（缺書13中，缺卷22種），購回原抄182種。　　　　　——癸亥補抄　　1923年張宗祥任浙江教育廳長，即發起主持補抄。在京借文津閣本補抄，歷時二年，補抄211種，2046冊，又校丁抄213種 。此次所花銀一萬六千六百餘元是浙江人募捐的。 　　　 　　——甲戌補抄　　1934年陳訓慈長浙江圖書館時，借文津本補抄《三吳水考》八、九二卷1種，購回原抄《歐陽文忠集》《李義山詩注》等七種 。8.抗戰轉移　　抗日戰爭時期，為保護此書，對其進行了大轉移。1937年8月4日140箱書船運藏富陽魚山石馬村趙宅。12月3日浙大派卡車1輛，「賴浙大卡車之功，分運三天」至建德北鄉松陽塢。1938年1月再運至龍泉，存縣城中心學校。4月間再遷貴州，在江山峽口，一輛車傾覆，十餘箱書落水，經打撈翻曬，幸無大礙。4月30日抵貴陽，放置省立圖書館內。9月28日移至城外西郊一里地張家祠堂。1939年4月8日因日寇軍機轟炸貴陽，再移距城八里的山上地母洞中。1944年12月8日至23日由六輛軍用卡車運送至重慶青木關丁家灣9號教育部長公館隔壁瓦房中。1946年5月15日租公路總局卡車六輛，警員11人武裝押送回杭，路途中遇土匪，開槍驅散。八年余間艱辛備嘗，多方出力，共護國寶。　　1970年中蘇珍寶島邊釁，為備戰，文瀾閣本又運往浙江龍泉，1976年返回杭州。　　今天文瀾閣《四庫全書》以特製的樟木書箱保存在浙江圖書館恆溫恆濕的書庫中。　　結語　　文瀾閣本作為南三閣僅存之本，與北閣本有著較大的區別，對《四庫全書》的研究意義重大。文瀾閣《四庫全書》之所以劫後能殘存九千餘冊，並補抄完整，是因與有丁氏兄弟、錢恂、張宗祥、陳訓慈等於文化保護有拳拳之心志士的努力所分不開的，沒有他們，將不會有今天的文瀾閣《四庫全書》。他們將載入史冊，芳名長存。

（童正倫：浙江圖書館研究館員、浙江圖書館古籍部首席專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