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軍事家熊廷弼手跡

熊廷弼《行書東圓十詠》選頁

熊廷弼（1569-1625）明代軍事家，民族英雄。字飛百，亦作非白，號芝岡，湖北江夏（今湖北武昌）人，楚黨。熊廷弼有膽略，知兵事，且善射，為明末「遼東三傑」之一。　　少時家境貧寒，放牛讀書，刻苦強記。萬曆二十五年（1597）舉鄉試第一，次年中進士，授保定推官，盡釋被稅監王虎冤系獄者多人，並上撤礦疏，以能擢為監察御史。《明史》稱其「有膽知兵，善左右射」，「性剛負氣，好謾罵，不為人下，物情以故不甚附。」　　三十六年巡按遼東。面對遼東地廣人稀，邊防多事，特別是後金勢力興起，指出李成梁罪可至死，並提出保衛遼東的方略——「實內固外」和「以夷攻夷」。實行軍屯，建糧倉十七所，三年之內屯積糧谷三十萬石。修建七百餘里的邊牆以及城池七座、墩台一百餘座，按劾將吏，軍紀大振。並上疏備陳修邊築堡、以守為戰的存遼大計，與巡撫楊鎬之議不和。不久督學於南直隸，以嚴明聲聞。　　四十七年，在與後金軍的薩爾滸之戰中，經略楊鎬指揮的號稱四十七萬大軍慘敗，從此明朝力量大衰，在遼東失去優勢，不得不由進攻轉為防禦。戰後，經廷議，擢升熊廷弼為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代楊鎬為遼東經略。其時開原、鐵嶺相繼失陷，瀋陽軍民紛紛逃奔。熊廷弼到任後，逮捕了準備逃跑的知州李尚皓；斬殺逃將劉遇節等，以求穩定軍心。前遼東經略楊鎬被熊廷弼逮解進京下獄，前遼東總兵李如柏（李成梁之子，薩爾滸大敗中唯一沒有被殲滅的一路總兵）被召回北京後自殺。熊廷弼在任期間督造軍器，修繕城堡，調兵遣將扼守各衝要地點，互為應援，守備大固。他還親巡瀋陽、撫順，相度形勢，召置流移，安定民心。熊廷弼的策略是以守為主，反對浪戰，並聯合朝鮮牽制後金，卓有成效，使後金軍一年多內不敢輕進。　　明光宗泰昌元年（1620）八月，時明神宗方死，明光宗即位。努爾哈赤再率兵攻打瀋陽，熊廷弼親自督陣，擊退後金，於是遼東局勢初步穩定下來。　　熹宗初立，此時楊鎬的叔父楊淵怪熊廷弼不肯保奏楊鎬，反把他押解進京，所以聯手與熊廷弼不睦的御史馮三元、大學士顧慥、尚書姚宗文等上疏彈劾熊廷弼，說熊廷弼在邊地假名增稅，勒索小民，聲言築城禦敵，實是誤國欺君。明熹宗詔下熊廷弼於獄。左輔楊漣上疏挽救，才下旨革熊廷弼職。朝廷以袁應泰代。在天啟元年（1621）不到一年的時間裡，遼東重鎮瀋陽、遼東首府遼陽相繼失陷，袁應泰畏罪自殺，遼河以東全部淪為後金所有。　　明熹宗再度起用熊廷弼，熊廷弼被召入朝，提出三方布置策：在廣寧（今遼寧北鎮）厚集步騎以牽制後金主力；在天津與登、萊（今山東蓬萊、掖縣）各設巡撫，置舟師，乘機入遼南；在東面聯合朝鮮從後方打擊後金；在山海關設經略，節制三方。　　明朝任命他為兵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駐山海關，第二次升任遼東經略。朝廷同時擢王化貞為巡撫。王化貞雖然有膽略，但是他對後金的軍事力量估計不足，主張主動出擊，三個月內蕩平後金。二人一主戰，一主守，造成「經撫不合」的局面。然而朝廷上爭論的結果是支持王化貞而放棄熊廷弼的策略。王化貞擁重兵守廣寧，而熊廷弼則徒擁經略虛名，僅有數千軍士。王化貞不聽節制，計劃以降敵明將李永芳作為內應，發動進攻。還沒來得及實施，天啟二年（1622）正月，努爾哈赤親率五萬人馬，分三路向河西進攻。渡過遼河，攻佔西平堡。王化貞調出廣寧、閭陽的守兵去攻打後金軍隊，三萬大軍全軍覆沒。同時後金方面派入廣寧的間諜孫得功挑起了兵變，打開城門迎接後金軍隊。王化貞狼狽逃出廣寧，在右屯見到熊廷弼。王化貞在熊廷弼面前痛哭流涕，熊廷弼嘲笑他：「你那個六萬軍隊三個月蕩平後金的計劃，進行得怎麼樣了？」王化貞建議再設法阻擊後金軍隊，熊廷弼認為事已不可為，遂撤回山海關。廣寧失守，熊廷弼竟未率軍入城進行殊死戰，熊廷弼塑像盡守土之責，只是消極退至山海關，接著王化貞也退入關內。山海關以外的整個遼東完全被努爾哈赤佔領，消息傳至北京，上下大震，「京師戒嚴，士大夫日夜潛發其幣南還，首鼠觀望」。王在晉上疏：「東事一坏於清（河）、撫（順），再坏於開（原）、鐵（嶺），三坏於遼（陽）、沈（陽），四坏於廣寧。初壞為危局，再壞為敗局，三壞為殘局，至於四壞則棄全遼而無局，退縮山海，再無可遲。」　　天啟二年（1622）二月，明政府將王化貞、熊廷弼逮捕聽候審理，後經刑部和大理寺的審判，二人處以死刑。楊漣、左光斗等人上書冤之，反被誣以受賂，東林黨人皆入大獄。熊廷弼被殺不只是因為他丟掉遼東，也是由於魏忠賢的陷害。天啟初年東林黨人和魏忠賢黨鬥爭激烈。天啟四年（1624）六月，東林黨人左副都御史楊漣上疏彈劾魏忠賢二十四條罪狀。魏忠賢大興黨獄，為了迫害東林黨人，就乘機誣陷東林黨人接受熊廷弼賄賂。他的黨徒馮銓又編造偽書《遼東傳》陷害熊廷弼，說：「此書為熊廷弼所作，流傳市上，希圖為自己開脫。」，閣臣黃立極建議：「夜半片紙了當之！」通過殺害熊廷弼，來打擊東林黨。天啟五年八月二十八日五更，刑前，主事張時雍見熊廷弼胸前掛一執袋，問是何物？熊廷弼答道：「此謝恩疏也。」張時雍冷笑道：「公不讀《李斯傳》乎？囚安得上書！」熊廷弼怒道：「此趙高語也。」張時雍一時無言。熊廷弼被冤殺，傳首九邊。死前奏疏也被毀棄不報。御史梁夢環誣告熊廷弼生前侵盜軍資十七萬餘兩，追抄其家產，熊廷弼的長子熊兆圭，不堪受辱而自殺，其女熊瑚憤激過度，吐血身亡，江夏知縣王爾玉為討好閹黨，將熊家兩名婢女的衣服褪去，笞四十。人們無不為之「憤嘆」。　　崇禎元年（1628），魏忠賢伏誅，工部主事徐爾一等上疏為熊廷弼申冤，不果。第二年五月，大學士韓爌再上疏成功，崇禎帝詔許其子持頭歸葬，始得昭雪。謚襄愍。遺著有《熊襄愍公文集》。

熊廷弼致友人手札

延伸閱讀

熊廷弼——魏忠賢打擊東林黨的犧牲品 熊廷弼(1569—1625)，字飛百，號芝岡，湖廣江夏(今湖北武昌)人，明朝名將。

熊廷弼先世為南昌望族大姓，曾祖時遷居江夏，後世代為農。從小聰穎好學，但家境不好，有時輟學，只能邊讀書邊勞作。二十歲時家鄉連續三年鬧饑荒，全家奄奄一息。多虧一對賣油皮的夫婦不時給以接濟，才度過饑荒。這段極其艱苦的經歷對熊廷弼有深刻的影響。　　　　　　　　　萬曆二十五年(1597)，二十九歲的熊廷弼舉鄉試第一，次年登進士。二十七年(1599)，授保定(今屬河北)推官。先後在保定任職六年，其中有一年零八個月為代理掌管府印。作為推官，熊廷弼正確地判斷是非，解決了不少冤案。當時明廷為了搜刮錢財，派太監到保定收所謂礦稅。熊廷弼對此進行了機智的鬥爭，在一定程度上減輕了百姓的負擔。萬曆二十八年(1600)，保定府大旱，饑民遍野。在熊廷弼建議下，巡撫汪應蛟率先捐款，募集數千金，賑濟災民，熊廷弼還親自到各地督查。萬曆三十二年(1604)，又鬧水災，到處一片汪洋，賴儲備的二萬餘石糧食，好多災民才得以生存。熊廷弼雖有政績，但並沒有被重用。萬曆三十三年(1605)，遷為工部屯田司主事，管理營造事宜。萬曆三十六年(1608)改授浙江道御史，剛到任又改為巡按遼東。　　　　　　　　　　遼東是明朝的九邊之一。它負山阻海，為京師屏翰，地理位置十分重要。萬曆年間，明在遼東設有總兵、巡撫、參將、兵備等官率重兵防範土蠻、朵顏三衛和建州等衛的內犯。萬曆三十四年(1606)八月，遼東鎮守總兵官李成梁和巡撫趙楫放棄寬甸等六堡八百里疆土給建州女真，強逼生活在那裡的六萬四千戶居民遷於內地，然後以召回逃人有功，向朝廷邀賞。萬曆三十六年六月，兵科都給事中宋一韓劾李成梁，認為棄地不是什麼功勞，要求進行勘核，於是熊廷弼被授為巡按御史。

熊廷弼到任之後，立即進行實地勘界，然後上疏朝廷，指出趙楫、李成梁之罪，「可勝誅耶」。此後，熊廷弼又到遼東各地察看，「北抵黃龍，東抵鴨綠，南極于海，西至山海、錦義一帶，間關險阻，雖逼近虜穴、人跡罕到之處，無所不遍歷，無所不相度。」他的足跡遍及遼東的山山水水，對遼東的地理形勢，敵我情況有了實際的考察和了解。在此基礎之上，他提出了完整地保衛遼東的方略，並採取了一系列的措施。　　　　　　　　　對於當時的形勢，熊廷弼認為：「西邊的蒙古族，雖強盛，然所欲不過搶掠財物，無遠志」，而東邊的建州女真「城郭田廬飲食性情與遼同，所志在我土地也」。因此，必須把鞏固遼東的重點放在防範努爾哈赤的建州上。為防範建州的努爾哈赤，熊廷弼制定了「實內固外」，「以夷攻夷」的方略。「實內之事非一，而屯田積儲為大，固外之事非一，而修邊並堡為大」。「屯田積儲」和「修邊並堡」是聯繫在一起的。「壕牆修然後台軍有恃而烽火明，烽火明然後趨避得早而屯寨固，屯寨固然後守御有賴而人民聚，人民聚然後耕種有主而田野辟，田野辟然後收穫得利而財賦足，財賦足而後軍食贍、饋餉省也。」要屯田先修邊。以高城深池來保衛屯田積儲，以屯田積儲來贍養軍隊，增強防衛。「虜來則拒，去則勿追，而一以生聚教訓為主」，即以守為戰。 「以夷攻夷」就是動員女真族的其他部落和蒙古族來反對努爾哈赤。其基本點是「親北關以樹其仇，撫西人以伐其羽翼，召南關、灰扒諸部攜其腹心，間速兒答韃斷其手足」。北關葉赫部勢力較強，和建州有世仇，努爾哈赤又要吞併它，支持和扶植北關是扼制努爾哈赤發展的重要手段；保持與虎敦兔憨等西人的和好關係，不給努爾哈赤以可乘之機；哈達部(南關)和輝發(灰扒)部的民眾，有來投奔的，授以官職，安置在近邊，用來號召其部眾，瓦解努爾哈赤的勢力；挑撥努爾哈赤同其弟速兒哈齊的關係，造成統治集團內部矛盾。這樣，就使努爾哈赤自顧不暇，窮於應付，無力進攻明朝。　　　　　　　　　　「實內固外」，「以夷制夷」是保衛遼東的完整的戰略方針。「實內固外」使自己立於不敗之地，「以夷攻夷」使努爾哈赤無法擴充自己的勢力。　　　　　　　　　　熊廷弼任巡按期間，努力實現這一方略。他修建了自海州衛、蓋州衛、三岔河起，經遼陽、瀋陽到開原、鐵嶺、北關止七百餘里的邊牆；增修了清河、叆陽、寬奠、大奠、長奠、草河、熊岳等七座城池，並修墩台一百餘座。還建糧倉十七所，每所三五十間，三年之內積穀三十萬石。整頓了軍隊，革去貪污、隱佔等弊端，改變了風氣，充實了營伍。他與北關葉赫部、蒙族各部搞好關係，使努爾哈赤深感不利，不得不採取退縮方針，還故地，革車價，以求和好。　　　　　　　　　　熊廷弼在努爾哈赤剛剛興起的時候，指出了他是遼東的主要威脅，制定了扼制其發展的戰略，並做了不少實際工作。這是很有遠見的。這一戰略如能實現，將使努爾哈赤「終身老死於穴中而不敢動」。　　　　　　　　　　但是，當時人們並沒有認識到這一點。有人認為努爾哈赤不如江南一富家，其一系列對抗朝廷的行為，不過是某些武臣的誣陷罷了；有的主張採取「疏北關，親奴酋」的方針。因此，隨著熊廷弼的離任，這一衛遼方略也無人實行了。　　　　　　　　　　萬曆三十九年(1611)六月，熊廷弼改任南直隸督學御史。四十一年(1613)因杖死生員芮永縉被劾聽勘，回歸故里。　　　　　　　　　　熊廷弼在家一呆就是七年。萬曆四十七年(1619)三月，經略楊鎬督四路大軍進攻後金，三路喪師(參見薩爾滸之戰)。這時朝廷又任命熊廷弼為大理寺丞兼河南道御史，宣慰遼東。熊廷弼兼程來京，但朝廷遲遲不給他關防文書，直到六月，努爾哈赤佔領開原，才又任命他為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經略遼東。七月，熊廷弼離京赴遼東，行至十三站(今遼寧錦縣西北)得知鐵嶺失陷。進入遼陽，遼陽已半是空城，一些官紳都已離去，道員和將領也備下快馬欲逃，人心惶惶。熊廷弼果斷地採取了一系列措施：以將自己家眷送走、動搖人心的罪名，逮捕了知州李尚皓；斬逃將劉遇節、王捷、王文鼎，震懾欲逃者；公開祭奠開原、鐵嶺戰鬥中的殉難者，激勵士氣，從而初步安定了民心，穩定了軍隊。但遼東形勢並不令人樂觀，軍隊雖有幾萬，但「遼之軍器一空如洗」，遼之「兵又皆無人統領」，戰馬瘦損不足，軍心民心不穩，而哨探報努爾哈赤攻破北關後要乘勝攻佔遼陽。形勢危急，困難重重。面對這種形勢，熊廷弼一次次上疏，要求朝廷派兵遣將，發給軍器，補充戰馬。他斬貪將陳倫，沒收其贓銀；撤換紈絝子弟無能總兵李如楨，而以李懷信代之。他適當收縮兵力，並守瀋陽的絕大部兵力於遼陽，並大饗軍士，準備乾糧、行具，佯示進兵。後金果然疑慮，沒有立即進攻遼陽。熊廷弼抓緊時間，加強遼陽城防。在城外掘壕三道，每道闊三丈，深二丈，中灌河水，阻敵前進。在此基礎之上，熊廷弼進一步採取措施。他與總兵賀世賢率精兵一千，踏著冰雪，突然出現在已被努爾哈赤佔領了的撫順關，大張旗鼓，坐在馬上，以鞭指點地形，「宣言某可營，某可伏，某可戰」，故意讓後金哨探知道，然後取道而回。努爾哈赤以為熊廷弼要襲擊他，砍樹堵山口，運石整修關隘、山城。熊廷弼又贏得了時間，大修遼陽城，薄者加厚，低者加高，並在城西、北、東壕外再築大堤，瀦水。二三個月後，一座高厚壯固的遼陽城屹然雄峙在遼東大地上，防衛空前加強。熊廷弼進一步加大防禦縱深。他分析了遼東地形，認為努爾哈赤進攻遼陽必出撫順關。瀋陽、奉集距撫順各六七十里，互為犄角，完全可以控扼撫順。於是熊廷弼於萬曆四十八年(1620)四五月間，親自督修瀋陽、奉集城防，然後部署了兵力，命總兵官賀世賢率領三萬人守瀋陽，柴國柱率兵二萬守奉集。剛剛部署完畢，六月十二日，努爾哈赤兵分兩路分別進攻瀋陽和奉集，被賀、柴二部擊退。八月，又以五六萬人進犯瀋陽，熊廷弼親自督陣，後金又未得逞。 在遼陽的防禦鞏固之後，熊廷弼希圖進一步進取。早在萬曆四十七年(1619)十一月，他就提出了對努爾哈赤實行「坐困轉蹙」的戰略設想。即把自己的軍隊分成四路，分別置於叆陽、清河、撫順、柴河三岔河間，每路三萬人，自成一能攻能守戰區，各路相互策應。各路組織機動部隊，消滅零星擾邊小分隊。在農忙季節，各路實行迭進互擾的戰法，使後金不得耕種，陷入困境，然後相機或四路同時，或三路牽制一路進征。到泰昌元年(1620)九月，熊廷弼已集結兵力十三萬，重二百斤以上的大炮數百門，七八十斤的三千餘門，百子炮以千計，戰車四千二百餘輛，鐵箭、火箭四十二萬餘支，準備於冬季率軍去撫順關顯示威力，第二年春天，自率大軍駐撫順，逐漸進逼。如果後金出兵不與其交戰，而派兵從叆陽、清河、寬奠等地出擊，迭進互擾，疲憊對方，並採取招撫的辦法，爭取其內部響應。 但是，就在這種形勢下，給事中姚宗文在朝廷散布流言蜚語，煽動一些人攻擊熊廷弼，必欲去之而後快。御史顧慥、馮三元、張修德，給事中魏應嘉先後彈劾熊廷弼。泰昌元年九月，罷熊廷弼職，聽勘。十月，以袁應泰代之。天啟元年(1621)閏二月，朱童蒙勘察熊廷弼衛遼的情況後，向朝廷回奏，多言熊廷弼守遼的功勞。熹宗雖然說：「熊廷弼力保危城，功不可泯」，但沒有復其職。　　天啟元年(1621)三月，瀋陽、遼陽相繼失守，袁應泰自殺身亡，京師大震。這時人們才認識到「使廷弼在遼，當不至此」。熹宗決定再起用熊廷弼，在敕諭中，肯定了熊廷弼前段守遼的功勞，對罷他的官表示悔恨，最後懇切提出「勉為朕一出，籌畫安攘」。熊廷弼接到敕諭十分感動。他扶病而起，拜過祖墳，告別官吏、鄉親，又踏上了去遼東的征程。　　　　　　　　　　這時的遼東，形勢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嚴重。三岔河以東均落入後金手中。遼東軍民，除部分金、復等衛和東山礦徒結寨自固外，其餘死的死，降的降，逃的逃。五萬多殘兵敗卒到了寧前一帶，四萬人逃到了海島或渡海到了登、萊，還有兩萬多人流落到朝鮮。在河西人心惶惶，競向關內逃命；兵力空虛，廣寧只有弱卒千餘人。四月，任命右參議王化貞為巡撫，他收集流亡，只得萬餘人，但裝備奇缺，戰馬寥寥，根本不能抵禦後金的進攻。 面對這種形勢，熊廷弼提出了收復遼東的「三方並進」策(或稱三方布置策)，即以廣寧為基地，部署重兵，抗擊後金，牽制其全部兵力；在天津、登、萊各置舟師，以備將來進攻金、復、海、蓋等地；遼東、天津、登、萊各設巡撫、總兵，經略駐山海關「節制三方，以一事權」。熹宗批准了這個方略。接著，熊廷弼又提出，三方並進策要聯絡朝鮮。派有智謀的大臣到朝鮮，把流落到朝鮮的遼東軍民組織起來，與朝鮮軍合勢，與登、萊之軍保持聯繫，構成復遼的又一方。這樣，三方並進策實際是四方並進。其基本要求是各方積極準備「必使兵馬、甲仗、炮車、芻糗等項一一齊備，正對者成一正對，策應者成一策應，然後約期並舉，進足以戰，退亦足以守」。這是一個積極穩妥的復遼方略，全面實行這一戰略，即使不獲大勝，也不至於大敗。實行這一方略的關鍵是準備。　　　　　　　　　　就當時的形勢來說，熊廷弼是有時間進行準備的，這主要是努爾哈赤本身也遇到了麻煩。首先，佔領遼、沈後的後金內部矛盾重重，有漢人和滿人的矛盾，也有滿人對連年戰爭的不滿，需要調整和安頓；其次，佔領區域擴大，分兵四下把守，欲大規模進攻河西，須徵集兵員，進一步做準備。 雙方都在做進一步較量的準備，關鍵是誰準備得好。　　　　　　　　　　天啟元年(1621)六月初六，升熊廷弼「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駐紮山海經略遼東等處軍務」，同時，升登州道按察使陶朗先為登、萊巡撫，與早已任命的天津巡撫畢自嚴、廣寧巡撫王化貞一起，構成了三方並進策的領導機構。熊廷弼任職後積極準備實現其三方並進策。首先，請求兵部負責抽選各鎮精兵二十餘萬，戶、工二部準備糧餉、器械；其次，請求任用在遼有一定威望的劉國縉、佟卜年、洪敷教等，以收遼人之心；第三，調工匠，買鐵，伐木，制車，造炮；第四，天津，特別是登、萊巡撫積極做準備，出使朝鮮的使者也準備就緒。 但是，熊廷弼的三方並進策，執行的開始就不順利，請調之兵遲遲不到，更嚴重的是廣寧巡撫王化貞輕敵，不執行計劃。　　　　　　　　　　王化貞不懂軍事，不整飭軍隊，不做進攻的實際準備，而把恢復遼、沈的希望寄託於蒙古虎敦兔憨的出兵，叛將李永芳的內應；認為努爾哈赤無意久居遼陽，防禦兵力單弱，潛師出兵，勢在必克，他一次次率兵出擊，一次次無功而返。他派毛文龍襲取鎮江，過早地暴露了三方並進策，使遼南四衛反努爾哈赤勢力遭到重大損失。熊廷弼反對王化貞的這些做法，從而經撫之間不和。而兵部尚書張鶴鳴、首輔葉向高對王化貞積極支持，言聽計從。王化貞不受熊廷弼的節制。四方調來的援軍，張鶴鳴不通過經略自行發戍。熊廷弼詢問情況，張鶴鳴置而不答。王化貞擁兵十四萬，而熊廷弼身邊只有兵五千。熊廷弼要兵無兵，要權無權，十分惱火，動輒語言憤激，朝廷一些官僚多支持王化貞，反對熊廷弼，甚至要撤掉他的經略之職。三方並進策成了泡影。　　　　　　　　　明與後金較量的準備，明朝失敗了，接踵而來的必然是戰場上的失敗。　　　　　　　　　　天啟二年(1622)正月，努爾哈赤調動五萬人馬，分三路向河西進攻。二十日，渡過遼河，進攻西平堡。明守將羅一貴頑強抵抗，給以重大殺傷。終因眾寡懸殊，救兵不至，羅一貴以身殉職，西平堡落入後金之手。 　　當後金軍圍攻西平堡時，熊廷弼令守衛鎮武堡的劉渠增援。巡撫王化貞聽西平被圍後，輕率地採納游擊孫得功的計謀，撤了廣寧、閭陽的守兵。以孫得功為先鋒，會合劉渠兵增援。努爾哈赤分兵一部迎擊援軍於平洋橋。孫得功實際早已投降後金。一交戰，他在陣後大喊：「兵敗了！」率先策馬逃跑。陣後大亂，劉渠、祁秉忠先後被殺，明軍三萬餘人全軍覆沒。　　　　　　　　　　孫得功逃回廣寧，立即封府庫及火藥庫，聲言捉住王化貞，投降後金。王化貞狼狽逃出廣寧，在大陵河遇見熊廷弼，要守寧遠、前屯。熊廷弼說：「晚了，你要是不撤廣寧的守兵，不會有今天這個樣子。」他把所帶的五千人交給王化貞為殿後，向山海關退去。兩天後，努爾哈赤才進到廣寧。　　　　　　　　　　正月二十六日，熊廷弼入關，接著王化貞等也退入關內。山海關以外的整個遼東棄之於敵。遼東的陷落主要責任在王化貞，支持王化貞的張鶴鳴和葉向高，也難逃脫罪責。但作為經略的熊廷弼在遼西危機時刻，意氣用事，匆忙後退，也是有責任的。 天啟二年二月，明廷罷熊廷弼職，聽勘。四月，判他死刑。　　　　　　　　　　天啟五年(1625)八月二十六日(9月27日)，熊廷弼被處死，傳首九邊，棄屍荒野。接著，株連全家，財產被查抄，妻子系辱縣庭，長子熊兆璉被迫自殺，女兒熊瑚嘔血斃命。但是，殺害熊廷弼不是因為他失去了遼東，而是由於閹黨的陷害。天啟初東林黨人掌握朝廷一部分權力，但同時閹黨勢力也在增長。天啟四年(1624)六月，東林黨人左副都御史楊漣上疏彈劾閹黨頭子魏忠賢二十四條罪狀，接著掀起一股反閹黨的高潮。魏忠賢對彈劾他的東林黨人恨之入骨，決定下毒手，興大獄。為了羅織東林黨人的罪名，把敗壞封疆的罪名加在他們頭上，就誣陷東林黨人接受熊廷弼賄賂。殺害熊廷弼，打擊東林黨。 （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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