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一公：海歸「第一代表」的理想主義

3月31日，瑞典皇家科學院授予清華大學生命科學學院院長施一公「2014年愛明諾夫獎」，這是一個在業內影響力與諾貝爾獎齊名的榮譽，以獎勵施一公在抗癌研究上的重大突破。他也是第一個獲得該獎的中國科學家。通知他獲獎的電話在去年9月份的一個下午從國外打過來，打了十幾次，卻被施一公摁掉了。他很開心地跟記者分享這樣的段子。他還透露了瑞典國王頒獎時跟他說的悄悄話，「把裝金質獎章的盒子翻轉過來，就能看到愛明諾夫的頭像了。」 施一公是科學家群體中難得的一個樂天派。不管從哪個方面來看，施一公都是新時期中國科學家海歸運動的標誌性人物。「千人專家」這項史無前例的中國引才計劃是從施一公開始的。而對於回國，他只用了一個晚上就下定了決心。施一公還有一個特殊的地方——他在不同的場合熱情抒發對於祖國的熱愛，卻沒法不讓人相信他的真誠。擁抱學業1967年，施一公出生在一個知識分子家庭。父親畢業於哈爾濱工業大學，母親畢業於北京礦業學院。婚後，父母兩人響應祖國號召，到河南焦作煤礦工作。施一公的名字就帶著深深的時代烙印：父母親給他取名「一公」，希望他「一心為公」。出生後，施一公一直生活在河南鄭州，兩歲半時，隨父母下放到河南省中南部的駐馬店地區汝南縣老君廟鄉閆寨大隊小郭庄。這個小村莊給幼小的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在一篇回憶文章中寫道，「1969年10月的一天上午，我們一家六口人乘坐解放牌大卡車，從鄭州啟程前往從未去過的駐馬店。我年紀小，跟著母親坐在駕駛室里，一路上又新鮮又興奮，嘰嘰呱呱說個不停。哥哥姐姐則是和傢具一起站在後面露天的車斗里。雖然只有兩百公里的路程，卡車卻顛簸了整整一天，好不容易在晚上十點鐘才到達小郭庄。我們的新家是剛剛把牲口遷移出來的一個牛棚，地上的麥秸稈還沒有打掃乾淨。父母點上早已準備好的煤油燈，忙著卸傢具，哥哥姐姐則幫著搬運一些較輕的物品。面對陌生的草房，聞著怪異的氣味，我抱著母親不肯鬆手，哭著鬧著嚷嚷要回以前的家。懂事的大姐把我抱過去，告訴我這就是我們的新家。」沒想到，這間牛棚伴隨施一公度過了幼兒時期的三年。直到1972年，一家人才離開小郭庄，搬到駐馬店鎮（現駐馬店市）。在那裡，他度過了童年和小學，上初中時，他回到鄭州。剛從駐馬店來鄭州上學時，施一公還是一個成績中等的學生。然而短短一年後，他通過不斷努力，考試成績就名列鄭州市第6名。曾擔任施一公初、高中時期4年班主任的數學老師，回憶施一公，印象深刻。他稱，施一公今天取得的成績，是源於他學生時代就有一個非常好的學習態度。這位河南省實驗中學數學特級教師多次提到，「他和別的學生不一樣。」施一公作業獨特，每道數學題都會註明多種解法，是用心在做作業。二是，其愛好廣泛，在校期間就已多次發表文章。同時，體育也很優秀。「要做誠實的學問，做認真的文章。」施一公高中畢業時，其相處4年的數學老師寫給他這樣一句畢業贈言。1984年，作為河南省實驗中學高二學生，施一公參加全國高中數學和物理競賽，分別獲得一等獎和二等獎，並被保送到北京大學物理系，然而，他卻選擇了清華大學的生物系。「我也很想學物理，因為覺得學物理是最聰明的人的選擇。」但在與北京大學簽訂了意向書後，清華大學的招生老師又找到他。「這位老師說得更美好：生物科學是21世紀的科學，儘管當時我對生命科學一無所知，但還是毫不猶豫地選擇了清華。無論是現在還是當時，我都覺得到清華是最好的選擇。」那時，施一公沒有意識到的一個事實是：當時清華生物系復建剛一年，並在1985年首次招收本科生。就這樣，施一公就成為清華生物系復建後的第一批本科生。施一公注重全面發展，他總是充滿激情，樂觀不服輸。在高中期間，他就練習長跑，練過的項目從800米到1500米，再到3000米。進入清華後，由於長跑隊只招收專業運動員，施一公便轉練競走，從5000米到一萬米。他還在校運動會上創下全校競走項目的紀錄。一直到1994年，在他大學畢業五年後，這個紀錄才被打破。施一公後來回憶道：「一萬米競走要繞操場走25圈，每走一圈都要打一次鈴，提醒你必須要堅持。這不僅是一個體育項目，還是意志品質的鍛煉，這種鍛煉讓我在以後的學習和工作中都受益匪淺。」

2010年6月23日，在清華大學實驗室中工作的施一公。回到祖國1990年初，作為清華大學生物科學和技術系畢業成績第一名的學生，施一公獲全額獎學金，赴美留學，成為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醫學院的博士生，攻讀生物物理學及化學。施一公初到美國時，最先發現的差距就是英語不行。他給自己規定每天背25個新單詞。科研上，他勤思苦幹，持之以恆。有一次，系主任兼實驗室導師自認為發現了一個生物物理學中重大理論突破，激動地向學生們演示。施一公當場敏銳地指出導師在一個演算上的錯誤。從此，導師對他刮目相看。畢業時，導師公開宣布「施一公是我最出色的學生」。自信心的重建，給施一公注入了一股巨大的力量，他的科研能力迅速提高。1997年4月，他還未完成博士後研究課題，就被普林斯頓大學分子生物學系聘為助理教授。此後，普林斯頓大學給他提供了面積達200平方米的實驗室和近50萬美元的啟動基金。在當時，這樣的待遇是很多人都無法企及的。良好的科研條件和機製為施一公提供了施展才華的空間。短短9年間，他就獲得普林斯頓大學最高級別的教授職位，並很快成為學校分子生物學系的領軍人物。2006年5月，施一公回國參加國內四年一度的生物物理年會。5月25日，清華大學黨委書記陳希找到他說：清華現在急需人才，能否全職回來工作？他說，需要與妻子商量。當天晚上，施一公給妻子打電話，妻子說：「這個機會挺好的，你不一直想回國嗎？你應該好好把握。」他非常高興：「沒想到她會這麼支持我。」第二天，他就跟陳希說：「我答應全職回國，但需要一個過渡期。」然而，他隨後才發現，在回國的問題上自己和妻子有一個誤會：妻子支持他回國工作，但沒想到他還要把家全部搬回去！為此，他們討論了近一年的時間。施一公的妻子也是清華大學生物系的本科生、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博士，當時在美國強生公司工作。她的擔心很實在，在普林斯頓，他們有一套500多平方米的別墅，近一英畝的草坪花園，一對雙胞胎兒女才4歲多，在美國有更好的學習生活條件……「我回來後，妻子和孩子也會回來。說實在的，我覺得他們在自然環境和物質條件上是有損失的，對妻子來講則是完全地付出。但我對孩子的教育也有一些自己的想法。」施一公說，在美國長大的中國孩子有一個身份認同問題，他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在中國接受早期教育，有一種民族認同感，在他看來，「這太重要了！等他們上了中學、有一些自己的想法後，如果願意出去學習，我也會送他們出去，讓他們自己做選擇。」其實，初到美國時，施一公並沒有很強的回國願望，這與他的家庭和個人經歷有關。1987年，施一公的父親因車禍突然去世。那是一場意外，但卻是一場可以避免的意外。當他父親被送到醫院時，血壓是130/80，心跳每分鐘62，是一個活人，只是昏迷了。可醫院要求先湊齊500元押金後才搶救，結果，當闖禍的司機在4個小時後將錢湊齊時，他父親在沒有經過任何搶救的情況下停止了心跳。父親的突然去世對施一公打擊很大，「這件事讓我對社會的看法產生了根本變化，覺得非常不公正，心裡有許多怨氣，出國時，對祖國沒有太多留戀，更多留戀的是母親和家庭，覺得父親不在了，我要擔負起撫養母親的責任。」然而，到美國後，他遭受了一系列更大的刺激。參加聚會時，大家彼此會問是從哪裡來的，施一公發現有些人會支支吾吾不願說自己是中國人，好像說出來是件丟臉的事。「我很難容忍這一點：我是中國人就是中國人，我們有五千年的文化，非常令人自豪，現在不就是窮一點嗎？為什麼看不起自己？」那段時間，美國媒體在中國申辦奧運會、西藏等問題上對中國進行極為負面的報道，這些事情對他產生了很大的影響，「愛國是一種最樸素的感情。我覺得家庭和清華對我的教育還是挺正面的，我的思想一點點地發生了變化，到1992年時，我就決定學成後一定要回國」。登上高峰2008年2月，40歲的國際著名結構生物學家、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終身講席教授施一公，全職回到中國，受聘為清華大學終身教授，並出任清華大學生命科學與醫學研究院副院長。如果只從科研條件角度出發的話，他沒有必要回清華，他也認為普林斯頓大學是美國最適合做研究的地方。然而，他回清華的目的不只是為了做科研。施一公說，「我回來的根本目的是為了育人，教育一批人，育人在育心，做科研是育人的一個重要環節。我想，如果引導正確的話，清華大學一定會有這樣的一批學生，他們在為自己奮鬥的同時，心裡還裝著一些自己之外的東西，以天下事為己任，驅使他們往前走，一定會有一批人這樣做。如果這樣，20或30年後，當我從清華退休時，我會很滿意的。」在清華，施一公開始了事業的新征程。他每天都工作16個小時以上，不知疲倦地忙碌著。他說：「回到清華後，我每天早上都很激動，又是新的充實的一天，又可以做很多事情。當你很有理想、心情愉快的時候，就覺得特別有勁。」儘管清華已盡其所能地為施一公的科研提供便利條件，但仍無法與他在普林斯頓大學的條件和環境相比。可施一公相信自己的研究水平不會受影響，「因為科學是人做出來的」。他每周都爬一次香山，每次都從北門最陡的地方爬上去。「第一次爬的時候花了近兩個小時，累得不行。現在，直上直下2300多個台階，半個小時就爬上去。回國不一定有多累、多艱苦，這點累是一種享受。就像大學時練體育，沒有什麼困難是不能克服的。」他說。施一公認為，中國的科技和教育體制、中國大學的科研和教學，都與美國一流大學有相當的差距。他發自內心地希望為清華、為中國科技和教育體制的進一步發展做出貢獻。在回國時，他給普林斯頓大學校長的信中寫道：「我回到清華，對普林斯頓大學的貢獻會比身在普林斯頓大得多。我希望將來能進行更多的學生交流活動，使普林斯頓、耶魯、哈佛等這些名校的本科生有機會到清華來、到中國來，因為這三所大學的學生很多都是美國未來的領導者，我希望美國這些優秀的人才在年輕的時候能在中國待上一段時間，真正了解中國。」他說：「現在很多人缺乏理想，缺少那種無論出現什麼情況都不會放棄的精神。」他希望自己能在清華為本科生開設一門思想政治課，用他在國外曲折而真實的經歷，激發同學們的愛國主義情感。2008年5月4日，在中南海召開了關於創新創業人才問題的研討會，包括習近平、李源潮等在內的國家領導人、各部委領導和專家學者參加了會議。出席該會的施一公就引進海外人才的問題作了發言。會後，時任中組部部長李源潮邀請他和另外一位參會的歸國創業代表進行了更深入的交談。經過4周的醞釀，施一公與北大的饒毅和陳十一提出了一個關於引進高水平人才、實施新時期人才布局的初步建議，6月2日遞交中組部。2008年10月，中組部正式開始實施迄今為止中國最高級別的大規模人才引進計劃——「千人計劃」。施一公也是第一批「千人計劃」的入選者。施一公一直成為國家引才計劃的積極倡導者、促進者，也一直不遺餘力地將「施一公效應」最大化。2009年歲末，他擬作為特邀報告人赴美國聖地亞哥出席華人生物學家大會，因故無法出席。他將一封「致華人生物學家協會」的長信發給了協會成員王小凡和利民，信末寫道：「最好的支持是以你們在美國堅守的職業道德標準為中國服務。」如今在施一公的博客上，這封英文信的點擊量已經破兩萬。回歸科學施一公並不是那類「明星科學家」，但卻兩度成為社會焦點。第一次，他放棄千萬美元的優厚科研待遇，從普林斯頓大學辭去終身教職，在美國引起震動。《紐約時報》還在2010年1月7日頭版對此事進行專題報道，高度關注在美華人科學家的「返流」。而第二次，是在中國。2011年12月9日，中科院院士增選名單發布，施一公落選。北京大學生命科學學院院長饒毅教授立刻撰文鳴不平，媒體迅即跟進、中科院出面聲明……一時，施一公被捲入輿論漩渦。然而，對於落選，作為當事人的施一公卻顯得泰然自若。那時，他全職回來已經整四年了。在回國的眾多目標中，從來沒有當院士一條。他覺得一個學者如果把當院士作為終極目標，未免太狹隘。「社會對科技界更應該關注的是：中國的科技現狀究竟在世界上處於什麼水平？中國的科技水平能否支撐中國發展模式的轉變和創新型國家的建設？能否保證國家安全？如果這些問題的答案不是很肯定，中國應該怎麼辦？如何改革科技體制？如何創新科研文化？」施一公認為如果大家對中國的科技現狀有這樣的共識，就會不再糾纏一些細枝末節的小事，而是一心一意投入到對現狀的改變中來。作為中國實施「千人計劃」引進的第一批海外高端人才，施一公在2008年正式辭去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的終身教席職位回到清華時，就受到了媒體的廣泛關注。此後，他並沒有從公眾的視線中消失。由於在不同場合對中國的科研體制提出意見和建議，他的名字常見於各大媒體。2010年，施一公和北大教授饒毅聯名在《科學》雜誌上發表了題為《China』s Research Culture》（中國的科研文化）的文章。然而，這篇只有676個英文單詞的短文把他推到了風口浪尖上。文中，他以直率之辭呼籲中國的科技體制改革，體現了一位知識分子的責任與擔當，卻意外招來「挾洋自重」的質疑和指責。儘管回國後施一公把相當一部分時間花在科學界的公共事務上，但他並沒有忘記自己的本職工作——科研。即使在最忙的時候，施一公也保證用60%的時間來「泡實驗室」。按照他的說法，「每天早晨六點就起了，晚上先回趟家，趕在孩子們睡覺前給他們講故事，然後再回實驗室。每天的睡眠不到6小時。」學術造詣高、率直、樂觀、平易近人，像是老師，更像是朋友，這就是學生眼中的施一公。在學生眼裡，施一公對學生「總是特別好」，他會隨時來指導學生實驗，有時組織學生去爬香山，每月和實驗室同學至少聚一次餐，與學生討論任何問題，關心學生要吃好穿暖……「與施老師談話時，他總是給你希望，即便是他很苦惱時，也不會把這種情緒帶給你，總是給你信心。」他的學生說。他還會給學生做各種講座。一位大一學生聽完他的講座後激動地說：將來一定要成為像施一公教授這樣胸懷祖國的科學家。一位大四學生在聽完他的專業講座後感慨地說：聽了這堂課似乎把本科4年的生物學全部串下來了。施老師一針見血地把要領全部提出來，要點全部串下來，講的是觀念，而不是具體的知識，告訴你如何向前走。施一公把實驗室的目標索定在膜蛋白上，這不僅是國際結構生物學領域最前沿的課題，也是國內製葯領域需要解決的重大創新。同時，施一公還擔任了科技部重大專項的首席科學家。由中國科學報社、中國科協科普部、中國科技新聞學會等主辦的「2013中國科學年度新聞人物」推選活動於2014年1月24日晚揭曉，施一公為10位獲獎者之一。頒獎辭中寫道：「他是聞名世界的結構生物學家，曾是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分子生物學系建系以來最年輕的終身教授……2013年也是他收穫榮譽的一年，他當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和美國科學院、美國藝術與科學院雙院外籍院士。他在科研中不忘育人之心，他深受學生愛戴。他就是清華大學生命學院院長施一公。」
推薦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