尖銳中的柔軟，黑暗裡的微光

07-21

尖銳中的柔軟，黑暗裡的微光 ——關於《大勢》及其他林宋瑜（《抓癢》、《大勢》責任編輯）如果讓我用一個詞來形容陳希我的寫作，我會想到「分裂」。這是一個文學功底很好，同時矛盾性、衝突性很大的作家。讀陳希我的作品，我會懷疑，他如何安放他的內心？那種纖毫畢現的追究、不顧一切的拷問，究竟是否有一種自虐式的快感？抑或痛苦的釋放？他切入問題的方式一直是劍走偏鋒，也劍拔弩張、咄咄逼人，那種銳利實在讓人受不了。而敘述的內容又總是極端而且不留情面，極度誇張的場景往往顯現你不敢睜眼直面的生活真相。譬如他的第一部長篇小說《抓癢》，他要對婚姻的意義窮根問底，他的主人公做不到睜一隻眼閉一隻眼。遊戲、網戀的表面下是不能遊戲的心態；一方面是文學語言很乾凈，一方面卻又「髒話」滿篇……這種對閱讀者心理局限的挑戰與嘲弄，也是其作品為什麼屢屢遭到爭議甚至被禁的原因。人們往往注重有形的東西，形式的東西，因為這很容易「抓住」，容易被看見。至於有形之中背景性的東西、精神性的東西，解讀它是需要耐心的。所以陳希我註定要被誤讀、甚至被指責。如果說《抓癢》對於婚姻意義的詰難是以一種常人難以接受的「變態」方式表達某種絕望的心境，那麼陳希我的第二部長篇小說，2009年出版的《大勢》則是通過一對父女間相互折磨的「愛」，達到對家庭倫理關係的質問，進而達到對民族集體無意識的追問。這種關係、這種狀況，同樣讓人感到「變態」與沮喪。這樣的「愛」，更象是恨。或者說，仇恨披上愛的外衣，在愛的表象下，你能夠覺察到人的攻擊性、侵略性、佔有慾和支配欲。所謂的「我為了你好」不過是一個漂亮的面具，愛恨交織的情感中那種人與人之間的相互仇視，暴露了心靈深處的惶恐不安與孤獨無助。讀到這樣的作品，你會覺得寫這些作品的這個作家真是「陰沉沉」的。那麼，我為什麼一而再、再而三地推出這些作品？我不能說我很喜歡它們，或者說我很認同陳希我的寫作理念。但我明白這種寫作存在的意義。正如伏爾泰那句廣為流傳的名言：「我不同意你的觀點，但我誓死捍衛你說話的權利。」在文學創作的領域中，尤其如此。否則，我們的想像力、創造力、表達力只有一點點萎縮、直至泯滅。這是一件可悲的事。陳希我的寫作，究竟意味著什麼？在我看來，他比一般人怯懦，又比一般人勇敢。而且他過於較真。他的怯懦在於他的極端敏感而無法迴避那些生活真相、靈魂話題；他「躲在陰暗角落裡」，內心充滿不安、沮喪和焦慮。而他的勇敢又在於他敢直面人性之惡，通過抒寫現實慘象走出恐懼的困境。相比之下，大多數人更象是道德壓力下的懦夫，衣冠楚楚的犬儒。從這個層面講，陳希我追求更為理想化的東西、終極性的東西，並企圖以此尋找解脫的路徑，達到心靈的平靜。這種追求就是尖銳中的柔軟，黑暗裡的微光。這也是我們的生活所需要的。陳希我在寫作《大勢》之前，更多的作品沉溺於私人生活鄰域，甚至過於隱匿的個人世界。所以，他的作品顯示了才氣，但格局並不是很大。有時候會讓人懷疑作家是否在炫技？然而《大勢》首先在題材上就擴大了許多。從家庭倫理題材進而延伸到民族性問題，而且是民族性不太健康的一面。《大勢》的題材運用目的在於反思民族的問題，也反思傳統家庭倫理關係問題。這些問題與歷史記憶相關，與民族心結相關，而它們往往在現實生活中體現為一種集體無意識。這種洞察力和寫作的勇氣需要作者具備相當的思想力量與責任感。讀過陳希我的大多數作品之後，你會看到在《大勢》中所隱藏的內容遠比他以往的寫作深厚而豐富，它體現了一個作家創作上的自我突圍。在那些看來很誇張、很變態的父女關係及「陣地」同胞的行為方式背後，是作者清醒而理性思考。所以說，《大勢》是有關一個經歷苦難的民族的寓言。它通過一個「鬼魂」講述「我」以及「我」的愛恨情仇，還有「我」的精神掙扎及心靈衝突。「鬼魂」是虛擬的隱喻，「我」的故事卻是非常細膩且寫實。陳希我在這個構思中顯露了他的寫作野心，也暴露了他的主題先行的急躁心理。所以，他的「分裂」有待他自己一步步去彌合。一個人只有不斷地反省，才能不斷進步，一個民族也是一樣的。說你不好的話，揭你的短，要看看動機是什麼。我認為《大勢》就是反思這樣的問題，並且提出和解的問題。這是一個世界的方向，比起不切實際地大談「中國不高興」，這樣的反思更能給讀者帶來啟示。尤其是中國正處於現代化進程中，也是地球村的一員，它在國際舞台扮演的角色越來越重要，那麼這個國家的人民，一言一行都是與其國家形象相關的。每個國家、每個民族都有它光榮與屈辱的歷史，我們如何看待這些問題、處理這些問題，這不只是國家領導人乾的事，每一個中國人都有責任和義務來承擔這些。所以，我認為陳希我的《大勢》不僅是他個人創作的一個飛躍，也提出了一個非常重要的文學話題。儘管從文學技巧上看，它有些觀念化，類型化；寫得不夠自由、放鬆。而且極端化的特點作為陳希我寫作風格的延續體現，也表現出有些刻意的痕迹。好作品就要達到象徵的境界

廖述務：先說說書名吧。小說《大勢》的誕生比十月懷胎還艱難。所幸，它沒有流產，要給萎靡文壇一個驚喜。誕生往往意味著選擇的喪失。這時，尤有必要追懷一下那兩個近乎註定流產的書名——《中國》與《操》。這种放棄，差不多是複雜文化語境伏擊的必然結果。這些，您和讀者都會懷抱遺憾與惋惜。不過，在我看來，儘管「大勢」二字有些折中和避讓的味道，但也更令人叫絕，其語義相當豐富，幾乎包含了前兩個書名的全部內涵：對國族的反省與身體文化政治學的考察，以及對兩者曖昧關聯的追索。陳希我：我很欣賞你說的，誕生往往意味著選擇的喪失，我每個作品被印成鉛字後的感覺就可以證明，很索然。這也許是因為我的過分苛刻，我承認我是完美主義者，但是似乎還談不上完美不完美，因為我的作品，無論長的短的，哪怕是一篇隨筆，都幾乎不可能按原來的面目誕生。所以所謂的誕生，勿寧是被閹割的完成。當然這還不包括我在寫時的自我閹割，我說寫作是「冒犯」，我的作品常被認為把世界寫得太不堪，但實際上我在寫的時候，已經自覺或不自覺地自我閹割了。我記得魯迅曾經說過這樣的話：我所想的和我所寫的是不一樣的，我為自己寫和為別人寫是不一樣的。我也是如此。所謂表達，在我，只是說真話和說謊話之間的掙扎。我其實也會告誡自己什麼能寫，什麼不能寫，在中國寫作，這種意識已經溶到血液里了，只不過我常會忍不住，任性了。《操》是在我腦子裡冒出的最初的題目，自己也覺得不可能用，一部名叫《操》的小說是不可能被出版的，於是就閹割成《中國》。我以為這應該不會有什麼問題了，但是有一次，和一個搞出版的朋友說起這書，馬上被潑了一盆冷水：單這書名就不可能出來。為什麼？那首叫《中國》的歌曲不是很被認可嗎？經常在主流晚會上被演唱。回答說：因為這是你陳希我寫的，你陳希我寫「中國」，能有什麼好事？敢情是我這個人的問題，我具有象徵性。果然，《中國》這書名就讓人望而生畏。一個好心的編輯在送審時，還為它敷衍說，所以叫「中國」，是因為小說中的主人公名字叫「王中國」，只是以人名作為書名。西方作品經常以人名作為書名，比如《歐也妮?葛朗台》、《大衛?科波菲爾》、《普寧》……中國雖然喜歡在書名中蘊涵意味，但是也不是沒有用人名的，至少當代就有《劉慧芳》。但是這麼說沒有用的。在出版的時候，我想改成用小說中女主人公的名字：《女媧》，但是仍然不被通過。問題不在於是否用人名，而是其中的象徵意味。哪怕是人名，也是具有象徵意味的。我承認確實有象徵意味，包括另一個人物的名字：王國民。我認為好作品就要達到象徵的境界。也因此，我再妥協時，仍然想到的是個有象徵意味的書名《勢》，仍然不被通過，最後成了《大勢》，闡釋為中華民族走向大國的「大勢所趨」，其實是拿筷子遮鼻子，你也看出來了。當然《大勢》這書名也並非沒有「大勢所趨」的意思，但是探討的卻是，在這種「大勢」之下我們的「勢能」。

廖述務：確實，女媧、王中國、王國民等人名都具有隱喻色彩。這當中，「女媧」的命名值得深究。我們只要稍稍結合性別意識形態，就可以發現，其名字具有戲仿效果，寓示了一種文明形態，一種陰性、內斂、易被欺凌的農耕文明。女媧造人是我們的創世神話，是整個民族在神話學意義上的源頭。整個民族之柔弱與堅韌，恰似一個靜態、溫雅的女子。對此，我們不由得會想起有關《河殤》的激進表述。不過，在《大勢》中，柔弱（黃色文明）並不是一無是處，所謂懷柔四方倒是在「順勢」時體現了出來。這正是您反思中日關係的一個重要入口。陳希我：「順勢」、「以弱克強」是弱者的策略，如果真是強勢，就沒有必要這樣。從中國的武術和西方的拳擊就可以看出這一點。中國人不強，所以講究順勢借力，講究謀略。這是我們無可奈何之下的選擇，誰叫我們弱嘛！關於女媧，還有一個很著名的傳說，就是「補天」。小說中的女媧所以叫女媧，也就因為她的父親企圖「補」，她最後和她的男友佐佐木鬧翻，佐佐木強暴她時，也一邊說她身體有缺口，本來就是給男人填的。當然佐佐木是借用日本女神伊邪那美命的傳說，在日本，女人有缺口，就要認這個「缺」。中國人是不認。所以我們不甘的時候，就更加激進。你發現沒有，對列強，我們更看重用外在的拳頭來解決，比如義和團，李瀚祥的《火燒圓明園》里，僧格爾沁用拳頭跟西方外交官巴夏禮比勝負。我們對體育成敗十分依賴，奧運聖火傳遞在國外遭到阻饒，就拳打腳踢人家，包括在日本用人海戰術組成人牆護衛，火炬是通過了，但是又能表明什麼呢？在日本，我經常聽中國人叫囂：中國快快有航母吧！郁達夫在《沉淪》喊：「我一定要復仇！」值得一提的是，日本其實也是這樣，因為它本來也是弱者。所以在《大勢》里，有日本學者菅野跟王中國的對話，他似乎比王中國更參透「順勢」。這是日本的國民性。中國的國民性是知弱，但不認（從好的方面說，也可以說是不屈），日本人則是知弱而服弱，從而讓自己強起來。日本人是服從強者的，所以當中國強大時，它恭恭敬敬學中國，當美國佔領了它，它服服貼貼學美國，所以他們的「國罵」不是「操」，是「馬鹿野郎」。在中國，「指鹿為馬」是一個關於道義的故事，但是在日本，則只是一個關於認知的故事：你認不認得鹿？在中日戰爭問題上的態度，也體現了這種區別，中國人要日本人道歉，有的日本人就說，戰爭就好像男人跟男人打架，打輸了就輸了，中國卻像女人一樣糾纏著道歉。

「勢能」與國族

廖述務：對於「勢」，人們的理解肯定是多層面的。「順勢」就是一個重要的維度。我對這個字做了語義考辯，「勢」亦作「睾丸」的別稱。《古今醫鑒?臟氣各殊論》中說：「男子腎氣外行，上為須，下為勢，如女子，宦人無勢。」從這個含義來看，「勢」是男根的代稱，寓示一種雄性的力量，一種理性的無堅不摧。去勢是閹割、宰制的形象代稱，對男性而言無疑是奇恥大辱。這種文化心理，包含一種揮之不去的性別壓抑關係——女性天然無勢，因此如同宦人，是被歧視和凌辱的對象。這種解讀，應該可算作是進入您這個長篇的一個可能的秘密通道吧。陳希我：是的，勢，指的就是「睾丸」，也就是男根，它體現了男人的性能力。小說中寫到了書法中「勢」的概念，在中國古代，「勢」的概念在許多領域都存在，但其源頭就是性能力。太監被閹割，於是「去勢」，於是成了廢人。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國，性，表面上看只是為了生殖需要，傳宗接代，實際上這不是主要的。小說中的王中國為生了女兒而沮喪，如果說是在農村，女性不能成為勞動力，女兒最終要出嫁，可以成為理由，那麼在城市，已經不存在靠兒女養老的情況下（實際上在當今城市，女兒往往比兒子對父母照顧得更周到），傳宗接代觀念也日漸淡薄了，為什麼他還有沮喪？其實是失敗感。失敗在哪裡？因為你沒本事，生了女孩了。據說生男生女還真的跟男方的性能力有關係，我覺得這是一把打開中國人心結的鑰匙，那些不著邊際的解釋，應該重新審視。個人如此，民族也如此。中華民族一百多年來，總有失敗感，因為被外族欺侮了，我們失去了「勢能」。有意思的是，這種被欺侮往往突出性上的被欺侮。《火燒圓明園》里，外國軍隊侵入北京城，燒殺搶掠，無惡不作，其中最刺激人的就是那個強姦中國婦女的場景。在列舉日本侵華罪行時，一定會提到強姦，並且特彆強調，比如「下到8歲女孩、上到80歲老太太都不放過」。性的屈辱，是最大的屈辱。也因此，遭受性屈辱者也負有了雪恥的責任。《火燒圓明園》里，那個被強姦了的女人，只能去跳井，邊上一個老者對大家喊：「不要拉她，讓她死了乾淨！」一個民族受難，首先是女性的受難。女性是弱者，更何況在中國這個「男尊女卑」的社會，女性一直被歧視。但是弔詭的卻是，女性在戰爭中又被賦予過於沉重的責任。一個民族要侮辱一個民族，首先是侮辱它的女性，而被侮辱了的女性，在自己民族也要被歧視，因為她不只代表了自己被侮辱，而代表了整個民族被侮辱。更可怕的是，女人還是母親，這個被玷污的身體還可能繁殖後代，所以最好她自決，「死了乾淨」。不知你注意到沒有，小說中那些中國人，他們實際上並不是普通意義上的中國人，而是福建人，福建是被中原漢人征服的土地，漢人攻佔了福建，把男人殺死，把女人趕進森林，腳上繫上繩子，讓征服者牽，牽上誰就是誰的妻子。王中國、王國民們就是這樣母親的後代，所以其屈辱感跟普通中國人又是不一樣的。

廖述務：確實是這樣。不過我也注意到主體的變異，女媧不再是《火燒圓明園》中那個跳井的女人。在某些層面，她甚至是天真爛漫的哈日一族。在薩義德看來，主體「喪失」與精神「淪陷」，是後殖民時代的典型癥候。這是一種遭人詬病的「遺忘」。饒有趣味的是，王中國、王國民等人因自身強烈的屈辱感，偏偏要把她立為貞潔牌坊，這就不可避免要起衝突。王中國的死就是為這一衝突獻祭的。這裡其實無所謂貞潔可言，它僅僅是捍衛男性自尊（勢能）的面具，與虛偽的民族主義是孿生兄弟。陳希我：民族主義總是出現在弱的民族，像中國這樣的弱的民族又是以男性為主宰，所以他們是民族主義旗幟的主舉者。但很奇怪，中國人本來是一盤散沙，怎麼在民族主義旗幟下就能那麼團結集合？其實是因為，這些男人都有自己的需要。王中國的屈辱感其實在赴日前就有了，而王國民也欺侮中國人，在日本那個中國人聚居地「陣地」，中國人也並不團結，訛虞我詐，但是當跟日本人乾的時候，他們就集合起來了，因為他們有自己的需要。所以民族主義只是幌子，捍衛民族是假，捍衛個人尊嚴是真。很簡單的一個道理，如果是捍衛民族，作為女性的女媧也是這民族一員，為什麼就不能捍衛她的選擇呢？捍衛民族，本來就是要捍衛民族裡的每個人，民族是由每個具體的個人組成的，個人權益都得到保護了，民族的權益才有所附麗，否則只能是那些掌握權力的人（王中國和王國民都是掌握權力的人）的伎倆。

廖述務：從您前面講的可以看出，《大勢》的一個意義向度在於，它特彆強調了一種身體的文化政治學。將身體與國族聯繫在一起，當然不是您的首創。整個近現代，作家們其實都被「東亞病夫」這個惡毒的殖民魔咒所籠罩。因國家的貧弱，我們的身體，以及身份認同均遭受嚴重的危機。廢纏足，剪長辮，都是國族現代性的急切訴求。在當代文學中，身體走了兩條路：一是被完全套上意識形態的工農制服；二是在各種傳媒上，興緻盎然地跳起了收取小費的脫衣舞。據此，我們可以謹慎地推斷，百年文學史在這個問題留下了修辭殘缺：身體是完全被政治、文化、商業所宰制的，它自身的苦惱與抗爭都被忽略了。您讓我們的身體真正顯露出了崢嶸的面孔，它關涉到人類一些永恆的困境，而不僅僅是國族的被動承體。陳希我：身體是身體，也是象徵。「東亞病夫」就是拿身體作為象徵。一個人身體不行了，就被認為其他也不行，特別是男人，身體具有特殊重要的意義。中國人在面對西方人時，是有自卑心態的，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身體。這也可以理解，為什麼我們把「奧運」及體育比賽上的勝利看得那麼重要，因為體育是身體的。一個身體不好的人，首先就是希望身體好起來，一個弱者希望自己強壯，哪怕是也成為強盜。至於道義，對弱者還是奢侈的，他只知道不擇手段達到強大。看看當今社會上的許多言論，就可以證明這一點。但是體育畢竟只是體育，花拳繡腿，一個體育強國，仍然可能是弱國。這也就昭示了身體其實並不重要，日本就是一個例子，從身體上說，同屬於東亞人種，身高甚至還不如中國，所以被叫做「倭」，「倭」就是個頭不高、短小的意思。但是仍然被他欺負，儘管你罵他，但沒有用。這就很說明問題，正如魯迅說的，身體再強壯也只配拿去宰殺。身體不強壯，可以通過其他更重要的方面強大，比如制度，從而也使身體強壯起來，比如日本人普遍身高現在就比中國人還要高。再回頭看日本，日本也是很重視身體的，從明治維新，就開始重視國民的身體，實際上也是當時處在不自信狀態中的日本人對身體的看重。日本人曾經也不自信，甚至現在還焦慮於被西方邊緣化，在《大勢》里，佐佐木後來為什麼日子過不下去了？因為日本社會不景氣了，日本景氣與否，很大程度上取決於美國，他總是受制於美國。這似乎是宿命。中國也在宿命之中，所以無論如何，王中國折騰也罷，仇恨也罷，寬恕也吧，都沒有用。甚至遺忘也不可能。

「看」的哲學

廖述務：關於《大勢》，一些評論家將其稱之為您創作的一個轉向。對此我有所保留。相對《冒犯書》、《抓癢》，《大勢》確實突出、強化了另一些東西，比如，在《我們的罪惡》中已經表達過的。所謂「轉向」，隱隱有種勸您「改邪歸正」的味道。我果敢揣測：身體依舊是《大勢》的重要主題，而且是它的得意之筆。中國人的虛偽在於，有關身體的，就必然有關墮落。在文化研究領域有所謂的「身體轉向」，但在「神聖」的創作這裡，它卻成了忌諱，不管這個身體在文本里形態如何，意在說明什麼，也不管作家是怎麼「看」身體的。「寫什麼」依舊是今天作家們的形而上學。陳希我：我想的是突破，而不是轉向。突破與轉向不同，突破是在同一個方向的運動，有力量的延續，而轉向則不是。所以那些認為我改邪歸正的表揚可以收起來了。從策略上說，我覺得一個作家不能這寫寫，那寫寫，要有一個恆定的寫作面目，更不能什麼時髦寫什麼。讀者和批評家也不必要求作家「變臉」，那與其是新生，勿寧是毀滅。當今不少作家的覆滅就是例子。當然作為讀者，這種期待是可以理解的，喜歡節目多樣，但是作家首先是為自己寫作，思考和趣味要有個一慣性，作家要有一猛子紮下去的勇氣，哪怕死也不回頭。當然如果能夠突破就更幸運了，那將是更精彩的世界。《大勢》跟我以前的作品比，確實企圖突破一些東西，責編我《冒犯書》的人文社編輯看了後驚呼：「比《冒犯書》冒犯多了！」這冒犯，不只是身體。其實我的冒犯一直不只在身體，只不過大家總是被身體擋住了視野，排斥也罷，歡呼也罷。在中國，確實存在著將身體跟墮落聯繫在一起的問題，我的《冒犯書》其實就是因為這被查禁的，也確實，某種意義上說，身體冒犯是最根本的冒犯，身體反抗是最大的反抗。我猜尼採在說「一切從身體開始」時，也是這麼想的。性所以被視為洪水猛獸，就因為它是對體制的根本顛覆，所以薩德才長期被囚禁，所以才「萬惡淫為首」，所以一場革命，如果沒有觸及到性革命，就是不徹底的革命。但是值得指出的是，當今中國「身體寫作」已經泛濫，如果說當初寫身體，還有反叛的意味，現在已經成了媚俗，走向了反叛的反面，不少作家像灑胡椒粉一樣地在作品裡點綴性描寫。很有意思的是，那樣的作品倒是不會被查禁。現在就連《廢都》都被解禁了，什麼時候解禁我的《冒犯書》？估計難。從這裡也可以看到我的作品跟它們的區別，因為我在「看」，他們只是在「寫」。長期以來，我們的文學確實存在著只懂得「寫什麼」的問題，當然某種意義上說，這裡的「寫」也並非沒有「看」，問題在於，你要怎麼「看」。寫身體只「看」到身體，那就問題不大。張賢亮從「改造知識分子」來「看」身體，也不會有什麼大問題。相反王小波用身體抵抗「改造」，就有問題了。當然最沒有問題的是江姐式的身體受難，這個身體已經不再是身體，而是身體的否定，是像齊澤克說的那樣，是「超越了普通生理軀體的崇高軀體」。必須說明的是，我筆下也並非沒有「崇高」，我的人物大多是具有理想精神的。無論是《抓癢》里的男女主人公，還是《我們的骨》里的一對老夫婦，《罪惡》里的作為罪惡一環的那些人，包括《遮蔽》里的行苟且之事的那個殘疾人。雖然他們不是完人，甚至還行惡，但是他們有痛苦，在彷徨。為什麼有痛苦在彷徨？就因為他們有理想。在我們這時代，這就是理想主義了，舊的理想主義已經遙不可追，而且對處在現代困境中的人，無異於隔靴搔癢。他們甚至因此而偏執。《大勢》里的主人公王中國無疑是偏執的，他活得比他周圍的國人痛苦得多，為什麼？就因為他有理想，他無法擱置自己的心靈。我記得一個批評家批評我的作品只有黑暗，沒有「光」，我要告訴他，這就是「光」。比如《大勢》里，能解決國族之間的問題嗎？能將歷史記憶遺忘嗎？不能，所以作為弱者唯一能做的，就是將受虐升華為虐戀。這就是現代的理想主義。

廖述務：怎麼「看」，應當會給當下文壇一個警醒。至於一些批評家還在糾纏所謂的「黑暗」、「消極」，不過是題材決定論沉渣泛起的後續反應。這與主流意識形態構成了一種心領神會的共謀關係。從黑暗中發現黑暗，批判黑暗，這是傳統現實主義近兩百年來一直恪守的創作方式。在加入現代性的大合唱之後，它很多時候還習慣於陷入一種偏於浪漫的發展主義邏輯，只要經濟發展了，政治進步了，「黑暗」就會隨之煙消雲散。相比而言，您卻走了另一條路，在貌似光明的表象中發現了「黑暗」，在看似平靜的地表，探測到了潛行的熊熊地火。《大勢》中的王中國就是如此。在常人看來，他無端地身陷了個人戰爭的泥淖，畢竟有千百個退卻的理由：他無需為生男生女焦灼不安，無需為女兒的未來操慮過多，也無需對政治的問題過問太多，至於民族主義更是類似於集體無意識的情感保健操……可以想見，這種固執源自作者自身的執拗。人物虐戀是作者自身精神虐戀結出的一枚苦果。作者內心的凄「苦」（精神虐戀）在日本文學中是很常見的。陳希我：中國的價值觀是成王敗寇，雖然有成王之後的空虛，但是成王還是好的。我們歷來缺乏謳歌失敗者，謳歌另類，我們歷來不謳歌不合時宜，在這種情況下，敢於不合時宜的，首先應該得到盛讚。中國歷史上歷來缺少另類，有的看似很另類，其實是與主流很契合，是同舟共濟，只不過他是唱「二花臉」的。我將來會寫一部小說談論這個問題，擬名為《太陽》，這來源於陀斯妥耶夫斯基的話：「每個人都需要信仰，就像小草需要陽光一樣。」中國人沒有信仰，所以我們的「陽光」只能是「王」，這是我們文化的問題。在這種文化哺育下，虐戀是難以被理解的。日本也沒有宗教，好在日本能夠從虐戀中讓精神飄揚起來，於是跟我們拉開了距離，我們的文學被拋在後面，中國文學與日本文學不在一個級別上。實際上，虐戀是一種高級的精神追求，不懂得虐戀，就不能「看」到精神，而文學恰是要抵達這種精神的。我曾說過，文學不是比贏，而是比輸。文學不是比快樂，而是比痛苦；文學不是比適宜，而是比不適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