酷評| 香港小說中的「幻想」與「身份」

圖為電影《胭脂扣》海報，由李碧華同名小說改編。

本文為著名漢學家、悉尼大學教授杜博妮（Bonnie S. McDougall）的英文論文The Uses of Fantasy in Hong Kong Fiction: Shaping Colonial and Postcolonial Identities

香港小說中的「幻想」：形塑殖民-後殖民身份

杜博妮/文 郭毅/譯

在三部值得重視的香港小說中，都存在一種有趣的「幻想」（fantasy）元素：儘管在對香港的殖民-後殖民社會所構築的幻想有所不同，但它們都在大眾或精英讀者中贏得了眾多擁躉。李碧華的《胭脂扣》（1984）書寫了三十年前香港的時代男女重尋自我的故事，故事因為濾掉了殖民地的英國人而取得巨大成功。[1]董啟章的獲獎小說《地圖集》（1997）藉助了來自未來的考古學家的視角，通過對遺迹的挖掘串聯起香港歷史的碎片。黃碧雲的《末日酒店》（2011）採用地理錯位的方式，以一家澳門酒店象徵東亞殖民社會的魅惑與腐敗。這些小說都沒有以一種說教的方式觸及現代香港身份的複雜性，反之，它們在恰當的距離之外創造出了一種幻想，而作者對當地歷史與民俗的依戀主導著這種幻想。

戰後最戲劇性的事件便是1997年7月香港回歸中國大陸。這個被俗稱為政權移交的事件，無論在虛構還是非虛構領域、在中國還是外國都吸引了無數人的目光。而在以下三部敏銳的小說中，香港回歸的意義被進一步探索：李碧華的《胭脂扣》（1984）[2]、董啟章的《地圖集》（1997）[3]和黃碧雲的《末日酒店》（2011）[4]均未明言香港的「回歸」，但都可以在某種程度上讀出這種意味，因為它們均藉助「幻想」來表達對香港的身份與生存的關切。

就語言和敘事風格而言，三部小說既有傳統的，也有實驗的。這三部小說都以普通話寫就，儘管對話中不時夾雜一些粵語的表達，包括一些粵語特有的漢字。在普通話中這些漢字或不存在，或者另有他義。但通常來說，通過上下文足以理解這些字的意思，並且大陸版的《胭脂扣》與《地圖集》都原封不動地保留了包含這些粵語對話。（《末日酒店》或許不太可能進入大陸，但即使如此，也非語言方面的原因。）另一方面，這三部小說風格迥異，是它們共同的主題與相同的「幻想」元素，共同揭示出香港的複雜性。

《胭脂扣》

因為1988年那部改編自小說的同名電影，《胭脂扣》是這三部小說中最廣為人知的。在小說對香港的刻畫中，到處是這樣一些中國人：他們活在當下，卻心懷對未來的恐懼，亦被過往糾纏。小說最初出版於1984年——那一年英國同意交出對香港的控制權——《胭脂扣》便描繪了這個殖民地的過去與現在，那時那位來自北方[5]的巨人在這塊土地還未扮演後來那樣的重要角色。

《胭脂扣》的敘述包含了兩條線索，它們無意中交織在一起。故事開始於1980年代，由報社辦公室、選美比賽、電子密碼等瑣碎事務拼湊而成的都市圖景——兩位主人公對這庸常、日復一日的生活、對彼此都感到厭倦。第二條線索在同一地點展開，時針撥回半個世紀之前，竟滿是青樓、鴉片、賭窩和粵劇館；唯有在一個來自過去的鬼魂攜帶著那段關於激情、自殺、背叛與犧牲的故事侵入他們的生活之時，這對情侶終於意識到：曾經的妒忌、情愛與溫存已是如此惘然。

《胭脂扣》被稱為第一部在本土當代史中汲取靈感與本土色彩的香港小說。這部小說重塑了香港的1930年代與1980年代。它過濾掉了曾在30年代與80年代成反比主宰過香港的殖民上層建築與經濟帝國主義，也沒有觸及悄然逼近的統治力量——80年代以來，剛剛富強起來的中國對於重新佔領這座城市的強烈意圖引發了激增的經濟投機行為。

因為香港再也不可能以新加坡那樣的獨立城市國家的身份出現，所以完全理性的敘述方式已不足以講述「香港故事」了。取而代之的是：30年代愛情傳奇的幻想在獨立社會的幻想中悄然重現。由此造成的消極敘述空間迴避了對國族、文化身份話題的公開討論，因而對人物內在精神世界情感發展的挖掘難以深入。

在寫《胭脂扣》之前，李碧華已經是一個非常有經驗的暢銷書作家了。與她的其他小說一樣，李碧華以一種談話式風格創造了《胭脂扣》中的故事、人物與描述，這與小說的靈異（supernatural）、浪漫基調形成了鮮明對比。小說對政治經濟現實的拒斥使其風格與內容互相對立，從而引發了關於區分幻想與現實的一系列可疑的問題（problematic questions）。

《地圖集：一個想像的城市的考古學》

董啟章這部小說的名字確認了蘊藏其間的幻想元素：一位來自遙遠未來的考古學家為了挖掘一座失落城市的碎片，穿梭於一張張地圖、藍圖和公文之間。透過這雙眼睛，董啟章重新打量著1990年代的香港。然而這些文件有其限度：它們取材自本土中國神話和早期殖民故事，但儘管它們包含了90年代以來的遺存，卻絲毫未見1950年代以來殖民管理者、商人或其他外國資本的蹤跡，而一股來自北方的神秘力量卻作為一個令人不安的「他者」在敘述中間或出現。[6]

當李先生沉浸在對浪漫過往的懷念以及對當下與未來存在的否定時，董啟章在絕大多數的篇幅里對香港——這座他生長於斯並即將永遠失去的城市——的消逝抱著一種近乎超然而理性的態度：個人的失落感僅在一些抒情段落中閃現。用作者的話說，《地圖集》創作並出版於1997年，這一年作為殖民地的香港被英國統治者歸還，成為了中國主權之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然而我並沒有選擇直接地、狹義地去書寫這一事件或當時的情形，而是把小說設置在一個未知的未來，主人公在一種回溯性、考古性的視角中探索這個城市的起源以及失落多年的過往。這是一個被認定為已經消失的城市，而學者們利用剛剛出土不久的地圖和文件，在想像性的閱讀中努力重建這個城市的歷史。的確，這座城市是在遺迹和碎片之上重建的，這就使得「歷史」的現實性與本真性成為了一個問題，反之也為虛構在歷史生產過程中的介入掃清障礙。[7]

董啟章筆下的敘述人一塊塊拼貼起這座城市的殘片：這個城市中的居民被外來者統治並忘卻了他們的歷史；這個城市被侵略者征服並被他們變成了流放地；這個城市湧入了企圖重新佔領這座城市的難民，人口因此非自然膨脹；這個城市華麗且污穢——既是財富與特權的花花世界，與此同時，大部分本地人與北邊那個經常揭不開鍋的、腐敗的鄰居共同創造著「貨真價實」的貧窮與墮落。

在《地圖集》中，董啟章創造了自己精確至極的風格，恰若一條泥沙俱下的濁流，時而融匯著歷史與虛構，哲學反思與官方規劃，地圖與詩歌，以及繪圖器物與浮城謎事的傳奇。當人物的情感糾葛為《胭脂扣》提供了強大的敘述驅動時，董啟章的小說卻沒有一種一以貫之的總體化敘事，它僅僅是一個個的片段，慾望匆匆來去，而自始至終除了無名的敘述者，沒有人物。

《末日酒店》

三部小說中出版時間距今最近的是黃碧雲的《末日酒店》，這部小說退到了一段殖民歷史中，但那卻不是香港的歷史。[8]故事被設定在澳門，對於香港的讀者而言，那或許是殖民主義的少兒版本（香港則是成年版本）。作為對殖民生活的一種幻想，將地點換到澳門可能會讓香港的讀者好受一些，儘管如此，小說對衰敗的社群的描繪還是讓人有種不祥的預感。

《末日酒店》創作並出版於香港回歸15周年慶典與第三次香港特首「小圈子選舉」的前夜。這部小說獨特、奇異、時而晦澀的風格（相比於其他兩部小說）與它極端殖民幻想的品質相符。小說表面是以澳門一家著名酒店的歷史為主角，酒店名為「貝拉·維斯塔」（Bela Vista）[9]，數代以來，無論來自香港、大陸還是國外的遊客們都喜歡住在那裡。就像一位法國記者所說的：

貝拉·維斯塔不僅僅是一家酒店，它還屬於那彷彿永遠不因時光而老去的浪漫所在。在1992年維修改造前，這是一個魅力十足、古色古香的舊式建築：既是澳門靈魂的化身，又是這個城市的象徵。這座擁有寬敞走廊的殖民風格建築矗立在高地之上，曾經傲視南灣大馬路一帶（the Praia Grande）……1936年，它再一次成為酒店……遠離戰場，澳門為人們提供了放浪形骸、醉生夢死的生活可能……（六七十年代的）那些員工看起來像這座建築一樣老，像這裡的水龍頭一樣毫無壓力……它就像一位飽經滄桑並樂天知命的老婦人，散發出一股安詳的魅力……這裡曾經擁有巨大的卧室，微風吹拂窗帘，而每到颱風天，那些不堪一擊的窗戶根本擋不住外面的狂風暴雨；但就是這滿是灰塵的老貝拉·維斯塔讓曾經在這裡待過的人魂牽夢繞。貝拉·維斯塔就是澳門。伴隨著酒店最終關閉，這座城市歷史的一頁被撕去了。[10]

在黃碧雲的小說中，末日酒店是殖民社會的縮影，那些只是偶爾意識到自己身處於眾多廣東人之中的土生葡人[11]註定在現代世界滅亡，而替代的統治者們卻沒有了他們那種歷史感、傳統以及對生活的愛。[12]

小說中的人物遊走於末日酒店的鼎盛時期：他們出生，戀愛，受難，死去，最後被其他人取代，而不幸的命運將再一次上演。[13]然而他們的人生故事從來不會單線發展：人物會先出現，但直到數段甚至數頁之後，作者才交代這個人物的身份，包括姓名、職業、與他人的關係等等。事件通常沒有明確的因果目的；冗長的描述也只是無目的的閑筆。激情、背叛、暴力在人物之間一再出現，但敘述者一般不會給出任何判斷；而人物經常為生活和思想的神秘而沉思、而交談。敘述不時穿插著歐洲音樂曲目的名稱；繪畫、噴泉和雕像若隱若現。只有十分細心的讀者才能在這本書兩個界限不清的部分之間追蹤到故事主線：一部分是酒店及其經理在1936到1941年間的歷史，另一部分是第一人稱敘述，該敘述者的家族在1941至1956年經營著酒店。黃碧雲自然流露出的文字中沒有創新之處，刻意求工的斧鑿痕迹也顯而易見，但她那種錯位的敘述策略既不尋常，又引人入勝。

但並不是所有與1997年相關的香港小說都選擇使用幻想。黃碧雲1994年創作的小說《失城》就沒有這麼做，小說站在香港的英國僑民和中國家庭——包括80年代移民離港、90年代返港的那些人——的角度，講述了這些人對即將到來的「回歸」的反應。[14] 類似地，約翰·蘭切斯特（John Lanchester）在獲獎小說《芬芳港》（Fragrant Harbour）中向我們展示了他在殖民-後殖民的香港收集的軼事，它們往往有現實依據。這本小說也用了數頁篇幅介紹90年代移民澳大利亞、97年後歸來的中國人。（同樣值得注意的是：由居住在香港的外國人所創作的英語虛構小說通常很少使用幻想：也許香港的現實對於這些盎格魯薩克遜人而言，就夠得上幻想了。）[15]

與一些對香港困境作現實主義式[16]摹仿的作品不同，前文論及的這三部小說構成了耐人尋味的「幻想」三部曲。它們的特別之處在於它們堅信：作為獨特現象的香港背後，存在著一種明確的身份認同（a specific identity）[17]。

如果說中國在漫長的二十世紀中經歷了持久的動蕩，那麼區區香港亦是「身世沉浮雨打萍」，這反映但非複製了中國大陸種種此起彼伏的運動。香港走過了屬於自己的那創傷性的一幕幕：這個小島由村莊變為城市，由帝國一隅淪為殖民地一角，由英人治下回歸大陸。

在這一階段的初始，香港文盲率極高，本土文化繁盛。作為定位於全球化社會的先例，20世紀的香港利用自身的殖民-後殖民不確定因素（colonial and postcolonial uncertainties），將自己轉化成21世紀多元文化的世界中心。儘管有列強的入侵和進駐，但19-20世紀的中國並非是一個殖民地，反而是一股殖民勢力：在英國和日本（或民族主義者）的統治力量分別撤出香港和台灣後，中國大陸開始宣稱自己享有對這兩個地區的主權。對於現代中國共同體（a modern Chinese community）之中的殖民主義與後殖民主義的文學敘述而言，香港為想像性的寫作提供了一座豐富的礦藏。

香港文學的一個個方面，是全球化社會的種種初期現象，這為我們提供了關於中國現代性的另一種視角。香港對世界大潮的應對是充滿活力與創造力的；香港極其尊重傳統，但這種尊重並非一成不變，反倒不時透出譏諷。香港文學被世界其他地區忽略，更多是因為全球政治的問題，而非複雜的文學與文化的地位原因。在一種「三語文學」（trilingual written literature）中被解釋或被抵抗的一種新的身份認同，是現代香港最卓越的成就之一。[18]但這項成就在很大程度上被掩蓋了，因為學者們通常將關於香港的中文作品與英文作品區別對待，全然無視其共同點。 比如說，蘭切斯特的《芬芳港》[19]就不會被歸入香港小說，儘管作者個人及其家族在香港的經歷使得這部作品具有非凡的洞見。然而儘管這部以英文寫就的「香港小說」在全球暢銷，本土作者用中文完成的那些小說卻幾乎不為海外讀者所知。[20]如此說來，香港的中文小說丟掉了一大部分潛在的海外讀者，與此同時，大陸讀者對香港的主流文化亦是所知無幾。

無論是否以幻想為特色，不可否認：香港漢語文學文化無論對於漢語讀者還是英語讀者，都是一個謎一樣的存在。與瑞士、丹麥、愛爾蘭和挪威這些歐洲國家相比，香港儘管有著不相上下人口數量，但其文學依舊沒有得到足夠的重視。香港文學中大量作品因為語言問題與大陸讀者、英語讀者存在隔閡，而這一現實問題又因這些讀者缺乏對香港的了解惡化。大陸讀者、英語讀者尤其難以理解從一個殖民社會過渡到後殖民社會的特殊問題。考慮到澳大利亞被殖民的歷史（以及在有些人看來是殖民主義者的現在），也許澳大利亞人較之其他人更能理解這種複雜性。

為什麼由香港本土作者創作的文學作品很少被翻譯成英語？為什麼這些作品在英語讀者中不流行？香港文學的虛構是否能夠幫助形塑本土身份認同？抑或這些身份認同只能是外在事件的產物？為什麼這些作家都選擇去寫幻想小說？這篇論文僅僅是為各種猜想提供了空間。然而說到幻想，可以再多提幾句。幻想可以被視為一種有意無意間實施的「自我審查」（self-censorship）。它可以為思考社會現實提供想像性、啟發性的方式，將娛樂與憂傷的調子相結合——有時小說中的幻想本身就是一種報償。也許最為驚人的是，幻想給我們創造了距離：這是我們與社會現實、政治現實之間的距離；是過去與未來之間的時間距離；是澳門到香港的空間距離。在現代漢語寫作的後殖民語境中，幻想可能提供了一種不一樣的闡釋學。

2012年以來，香港大學開展了一項「冷酷無情」的問卷調查，這項研究著重關注的內容包括「香港/中國」身份認同（Hong Kong/Chinese identities）、市民對新特首前所未有的敵意（他甚至還沒宣誓就職）以及港人對大陸觀光客的仇視情緒——這一切（甚至更多）都使得香港的身份問題愈發具有爭議性。2014年，陸港關係的緊張程度只升不降。而毋庸置疑的是，上述這三部小說均或隱或顯地堅信：作為獨特現象的香港背後，存在著一種明確的身份認同。更為有力的證據是，這三部小說擁有一個共同敘事特點，那便是幻想：無論是借用愛情傳奇的形式、懷舊或是時空距離，幻想性的敘述在一段時間內，都將作為表達香港身份認同的一種恰切模式。

杜博妮（Bonnie S. McDougall），悉尼大學訪問教授，愛丁堡大學榮休教授，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研究所研究員，曾任香港中文大學翻譯研究中心執行主任（2006-2007），香港城市大學翻譯系訪問教授（2009-2010）。

[1] 「濾掉了殖民地的英國人」原文為「depopulating the colony of its colonials」，大意是：《胭脂扣》的故事極為單純，它對香港的描繪里沒有英國人存在的跡象，而是完全由一些中國人演出了一場情與愛，這在杜博妮看來，這並不符合真實的社會狀況（特別是在政治、經濟層面）——譯者

[2] 李碧華：《胭脂扣》，香港：天地圖書，2003年。

[3] 董啟章：《地圖集：一個想像的城市的考古學》，台北：聯合文學，1997年。

[4] 黃碧云：《末日酒店》，香港：天地圖書，2011年；亦有英譯本Doomsday Hotel ，M. Klin譯。

[5] 在這篇論文中，「北方」多次出現，用以指稱中國大陸——譯者

[6] See McDougall, Introduction to Dung Kai-cheung, Atlas: The Archaeology of an Imaginary City, trans. Dung Kai-cheung, Anders Hansson & McDougall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2), pp. xvii–xxxiii.

[7] Author』s Preface in Dung, Atlas, pp. xii–xiii.

[8] 筆者十分感謝黃念欣將這部小說推薦給我，她給我介紹了很多香港文學。黃博士是研究黃碧雲小說的專家，可以參見她的著作《晚期風格：香港女作家三論》（香港：天地圖書，2007年）。

[9] 可以譯作「峰景」，譯者認為音譯更有情調。該原稱竹仔室酒店，是澳門最歷史悠久的酒店，現作為葡萄牙駐港澳總領事之官邸。參見維基百科：http://zh.wikipedia.org/wiki/峰景酒店——譯者注

[10] 參見Philippe Pons, Macao, un éclat d』éternité (Paris: Gallimard, 1999), pp. 21–22, 31–34；Anders Hansson將這個段落翻譯成英文。亦參見César Guillén Nu?ez』s forward for Austin Coates, A Macao Narrative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9), p. viii。貝拉維斯塔在1990年被改為一家豪華酒店，1999年則成了葡萄牙駐港澳總領事官邸。我特別感激Anders Hansson與César Guillén Nu?ez在香港、澳門歷史上給我提供的幫助。Anders Hansson在1969年第一次參觀了貝拉維斯塔，這之後他又造訪了數次；我則於1978年第一次遊覽這座酒店。

[11] 「土生葡人」原文為「the Macanese」，即澳門土著，指的是發源於16世紀的澳門的一個種族，他們中的大多數人有著葡萄牙血統。參見維基百科：http://en.wikipedia.org/wiki/Macanese_people——譯者注

[12] 在小說的結尾，一個富有的中國賭場主關掉了這家酒店，因為只有7個房間且沒有賭場的酒店是很難維持生計的（《末日酒店》，第77頁；Doomsday Hotel, p. 103）；這印證了澳門賭王何鴻燊的觀點：1960年代早期的「所有澳門酒店都是次等的」；參見Jill McGivering, ed., Macao Remembers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 113。

[13] 這裡的意思應該是：小說裡面沒有一個貫穿性的人物，就像《長河》、《呼蘭河傳》那樣，主角是place而不是person——譯者注

[14] 正如黃念欣指出的，黃碧雲之前更直接地（並且沒有使用幻想）寫過人們對即將到來的香港回歸的反應。《失城》這部短篇小說最初出版於1994年，人們認為它過於敏感因而難以在大陸出版發行。（來自黃念欣2012年8月30日的通信）Martha P. Y. Cheung 的英譯本以「失去這座城市」（ Losing the City）為題，參見Hong Kong Collage: Contemporary Stories and Writing, ed. Cheung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 205-32。

[15] John Lanchester, Fragrant Harbour (London: Faber & Faber, 2002).

[16] 原文中並無「現實主義式」這一表述，但考慮到此處指稱的是與「幻想」三部曲對立的那類小說，譯者加上了這一定語——譯者注

[17] 「Identity」既表示「身份」，又表示「認同」。譯者認為，二者不可分割，而「認同」建立於「身份」之上，因此在本文結論性的句子中，我們將這個詞譯為「身份認同」，其他部分則譯為「身份」——譯者注

[18] 這三種書面語分別是：英語、普通話和廣東話。漢語大眾媒體——例如動漫和刊於報紙上的連載小說——通常混和著普通話和廣東話；小說則多用普通話寫就，但其中的對話可能夾雜著廣東話或帶有地方色彩（見下文的評論）。當地人或外國作者用英文寫的關於香港的小說一般被批評家和記者們歸入另一個領域，這種劃分導致人們對香港殖民、後殖民寫作的想像資源有了一種錯誤的印象。

[19] 這類優秀的小說還包括：Timothy Mo的《美猴王》（The Monkey King, London: Faber & Faber, 1978）以及Martin Booth的《竹弦曲》（Music on the Bamboo Radio, London: Hamish Hamilton, 1997）。

[20] 從Somerset Maugham到John le Carré，有大量由當地居民或遊客——既有中國人，也有外國人——用英文寫就的小說均暢銷全球。相比之下，儘管翻譯者已經付出了很多努力，《胭脂扣》依舊尚未被翻成英語；僅有《地圖集》才在2012年推出了英文版；而香港作者的其他作品獲得它們應得的認可的希望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