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煉成：讓「中國經濟學」走向世界的夢想變為現實

——對話經濟學家何煉成

　　【核心提示】「中國經濟學向何處去」的問題，牽涉的即是中國人能否獨立自主地對社會主義制度下生產力與生產關係及其相互關係做出科學規劃與合理解釋，從而為人類作出更大的貢獻。那些以「與國際接軌」為借口照搬當代西方經濟學，把當代中國的案例硬塞進去冒充中國經濟學的現象不足為訓。

　　何煉成，1928年生，湖南瀏陽人，1947年底參加地下團組織，1950年加入中國共產黨，現任西北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和陝西師範大學國際商學院名譽院長、教授、博士生導師，兼任20多所國內外大學的兼職教授。1960年被評為全國勞動模範，1990年起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榮獲孫冶方經濟科學獎、中國圖書獎、中國高校人文社科研究優秀成果獎、張培剛發展經濟學著作獎等重要獎項，入選「影響新中國60年經濟建設的100位經濟學家」。

　　作為經濟學家，何煉成始終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從60年代開始，著有《價值學說史》、《中國經濟管理思想史》、《生產勞動理論與實踐》、《中國發展經濟學》、《西部大開發：戰略、政策、論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經濟學》等論著60多本和480多篇學術論文，成為我國《資本論》、勞動價值論、中國發展經濟學、中國經濟思想史和西部經濟研究的權威學者之一。作為教育家，他在西北紮根教學一線50多年，其間擔任西北大學經管學院院長20多年。　　

　　耄耋之年的何煉成先生精神矍鑠、思維清晰，精闢論斷娓娓而來，經典語錄脫口而出。當記者展開訪談時，何先生主動提出，他更願意以一位普通學者的身份，就相關問題提供他的見解。　　1 必須從社會主義生產方式的角度揭示社會主義特殊生產勞動的本質　　《中國社會科學報》：生產勞動與非生產勞動在政治經濟學史上一直是各派學者論辯的根本問題之一。作為國內最早討論、研究社會主義生產勞動問題的學者之一，1962年在《中國經濟問題》第9期上發表了草英、攸全同志的《關於生產勞動和非生產勞動》一文後，您就在《經濟研究》（1963年第2期）上發表《試論社會主義制度下的生產勞動與非生產勞動》一文，提出商榷意見，從而拉開了生產勞動理論大討論的帷幕。您也被稱為「中派」代表。時至今日，這場討論餘波未盡，您能重申一下關於社會主義生產勞動理論的核心觀點嗎？　　何煉成：在《剩餘價值學說史》中，馬克思曾提出，就古典政治經濟學家來說，「生產勞動與非生產勞動之批評的區分，依然是全部資產階級經濟學的基礎」。在區分社會主義生產勞動與非生產勞動時，我以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和科學方法為指導，採取了從簡單勞動過程和具體生產方式兩方面進行研究的方法，得出了一些今天看來依然有效的結論。　　首先，從一般勞動過程的角度界定社會主義社會中的一般生產勞動的本質。我認為從簡單勞動過程角度劃分社會主義社會中的生產勞動與非生產勞動的問題，實質上就是區分社會主義社會中的物質生產部門和非物質生產部門的問題，而二者劃分的基本出發點是社會生產和再生產。在農業、工業、建築業、運輸業、郵電業、生產性商業，以及為生產過程直接服務的科學研究部門，還有在出版業、電影製造業等其他生產部門中直接從事生產的勞動，都體現了人與自然之間的物質變換過程，結果都會創造出物質財富，並有抽象勞動物化在其內，從而參加社會總產品和國民收入的創造。因此，這些勞動都是屬於一般意義上的生產勞動，這些部門都是屬於物質生產領域；不屬於以上部門的就是屬於非物質生產的領域。我的這種從簡單勞動過程的角度對物質生產部門與非物質生產部門的基本劃分，被視為生產勞動理論「中派」觀點的基本內容之一。　　其次，必須從社會主義生產方式的角度揭示社會主義特殊生產勞動的本質。社會主義制度下，社會生產的目的是為了最大限度地滿足整個社會和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和文化需要。因此，凡是能直接滿足這種需要的勞動，就是生產勞動，凡是間接有助於滿足這種需要的勞動，就是非生產勞動；至於不能滿足這種需要甚至有害於滿足這種需要的勞動，則只能算是無效勞動甚至有害勞動了，以此為標準可以準確劃分社會主義生產勞動與非生產勞動。　　《中國社會科學報》：實踐性非常強是生產勞動作為理論問題的重要特徵，在社會主義實踐的大背景下考察，國民收入的計算和國民經濟核算體系的設計是兩個重要方面，也是生產勞動問題討論的全過程中一直貫穿著的兩個問題，請談談您對此的見解。　　何煉成：對於國民收入的計算，首先要確定國民收入的創造過程。我認為只有從簡單勞動過程的本性來考察的生產勞動才創造國民收入，而這種生產勞動僅指物質生產勞動，因此說只有物質生產勞動才創造國民收入；而一切非物質生產勞動，包括一切能提供特殊使用價值來滿足人民需要，屬於社會主義生產勞動特殊含義的生產勞動，都不參與國民收入的創造。　　其次，對於服務勞動是否創造價值，要從服務是個複雜概念的實際出發，按照政治思想方面、經濟方面以及科教文衛方面等分門別類，不能一概而論。當然，經濟學研究的主要是經濟方面的服務，也兼及教科文衛。這些服務按其提供的使用價值可分為實物型服務、活動型服務和知識型服務三種類型。知識產品的價值決定和一般產品一樣，都是由生產某一產品所必需的勞動時間決定的，所不同的是生產知識產品的最初勞動耗費要大於再生產這種知識產品的勞動耗費，而且這種耗費具有不確定性，要靠猜測。　　關於國民經濟核算體系，我提出當計算社會總產品和國民收入的實際數額時，就應當而且只能計算各物質生產部門中直接從事物質生產的勞動的全部結果。如果把本來應當屬於物質生產領域的勞動（包括從事客運和為居民服務的郵電業等的勞動）劃入非物質生產領域之內，從而把它們的勞動結果排除在社會總產品和國民收入之外，就必然會人為地縮小社會總產品和國民收入的實際數額，這對社會主義經濟計劃的安排不利；反之，如果把不應當屬於物質生產領域的勞動，例如把只創造特殊使用價值的各種服務和活動，甚至把不創造任何使用價值的勞動也劃入物質生產領域之內就必然會人為地擴大社會總產品和國民收入的實際數額，從而會給國民經濟計劃造成虛假現象，這對社會主義建設事業更是不利的。　　2 堅持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主導地位不動搖　　《中國社會科學報》：學術研究必須名正言順，對於學科本身的合法性也要進行追問和辯護。您曾經寫過一篇《為「政治經濟學」正名》的文章至今仍讓人印象深刻，能談談這方面的情況嗎？　　何煉成：自從法國重商主義代表人物安·德·蒙克萊田在1615年出版的《獻給國王與王太后的政治經濟學》一書中第一次公開使用「政治經濟學」以來，這個名詞經歷了 「九曲十八灣」。正是在這種歷史的曲折演進中，我們發現必須對政治經濟學，尤其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進行「正名」。　　所謂「正名」，就是要堅持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主導地位不動搖，這就必須學習馬克思的《資本論》。特別是在經濟學科研究生的教學中，必須把《資本論》的教學放在首要地位。《資本論》是我們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學的主要依據。　　要學，就必須堅持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來學習和研究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才能真正學到和學好，否則就學不進去，甚至產生懷疑和抵觸。在高等院校中，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之所以被邊緣化，與這種立場、觀點、方法的未能轉換有很大關係。　　同時，必須正確認識和對待蘇聯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其中資本主義部分基本上是按《資本論》和《帝國主義論》編寫的，問題不大；而其中的社會主義部分是按照《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寫的，大部分是符合社會主義各國的客觀實際的，當然也存在不少錯誤，需要根據實踐的發展加以改進。　　另外，必須把堅持和發展結合起來。在堅持的基礎上發展，只有不斷創新才能真正做到堅持。這已為國際共產主義運動100多年來的實踐所證明，更為我國30多年來改革開放的實踐所證實。　　3 《資本論》是理解恩格斯的價值定義的關鍵

　　《中國社會科學報》：您從20世紀50年代末開始了對勞動價值論的研究。請介紹一下您的主要研究方法。　　何煉成：我的研究是從「史」和「論」兩個角度、「點」和「面」兩個方面進行的。從研究的特點看，一方面，我通過對價值學說史的系統考察，比較了馬克思勞動價值論同其他價值論的區別，說明了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產生的淵源和變革；另一方面，我對馬克思價值理論中的重要概念、基本理論進行了深入研究，並結合現實進行了相對合理的闡發。　　關於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的基本內容，我認為主要集中在《資本論》第一卷第一篇中，但也有個別重要觀點散見於其他章節中，對其基本內容，應當從馬克思的整個經濟理論體系中做整體把握。我的研究也就從兩個方面展開，一是從價值學說史的角度，分析了古典經濟學在價值理論上的貢獻和缺陷，以及馬克思在勞動價值論上的變革和發展，進而論證了古典學派價值論與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的本質差別；二是以橫向角度系統地研究了馬克思整個經濟學說中的關於勞動價值論的所有內容，從而系統而完善地把握了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的基本內容。　　《中國社會科學報》：您對恩格斯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中提出的重要命題——「價值是生產費用對效用的關係」得出了怎樣的認識？中國學術界圍繞這一命題進行了長達60年的爭論。　　何煉成：很多人沒有注意到，恩格斯關於「價值是生產費用對效用的關係」這一命題的基本前提，就是恩格斯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中再三強調的因私有制而形成的市場競爭，正是從這個基本前提出發，恩格斯既批判了英國古典經濟學家撇開市場競爭來談生產費用決定價值的問題，也批判了法國庸俗經濟學家薩伊的主觀效用決定價值的觀點。　　恩格斯之所以特彆強調競爭這一基本前提是因為：價值本身不是孤立地存在和決定的，它只不過是人類勞動一般的社會形式，體現了人與人之間的經濟關係。通過這種經濟關係，才能理解價值的本質，才有從勞動到價值的轉化過程；而市場競爭，恰恰為理解以私有製為基礎的商品經濟中價值的本質及其形成過程提供了一把鑰匙。基於此，恩格斯把價值看成是「生產費用對效用的關係」，看成是各種產品的有用效果——它們被相互衡量並和製造它們所必需的勞動量相比較。　　同時，又正是馬克思《資本論》中的論述詳盡地科學地證明了恩格斯的這一正確命題，馬克思關於兩種含義的社會必要勞動與價值決定的關係的論述，是理解恩格斯的價值定義的關鍵。　　通過對於恩格斯價值命題的前提條件以及《資本論》中兩種含義的社會必要勞動與價值的關係的揭示，就可以合理地、科學地、成功地解釋恩格斯的這一命題與《資本論》中的價值概念的一致性，從而徹底揭開了困擾經濟理論界的謎團，這也算是我對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一點貢獻吧。　　4 《史記》是一部經濟思想史專著　　《中國社會科學報》：您還有一個研究方向是對中國古代經濟管理思想的梳理，並常有讓人耳目一新之論。比如往往被視為史學家、文學家的司馬遷，您卻把他定義為我國古代著名的經濟學家，這有什麼根據呢？　　何煉成：研究古代學問家，一定不要拘泥於現代西方的學術分野尤其是學科分野，否則，就容易脫離傳統學術包羅萬象「圓融無礙」的實景實情。比如司馬遷，一部《史記》完全可以看成司馬遷本人的一部經濟思想史專著。　　我國古代最早的也是最好的經濟篇章《史記·貨殖列傳》、《史記·平準書》等，要比西歐類似的論著早了一千多年；即便與同時期先秦思想家比，司馬遷也是一個反潮流的英雄，在一片重農輕商的喧嚷噪鬧中，他卻已看到「農、工、商、虞」四大經濟不可偏廢，皆為人類「衣食之源」的道理，提出「待農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不僅如此，《貨殖列傳》第一次為工商業者立傳，並留下了熱情讚揚工商業者求利行為的話——「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這對中國經濟史有重要意義。此外，他還有一些微觀經濟、區域經濟的思想等都值得今天的人們好好研究。當然，學術界無論是在司馬遷經濟思想的專題研究以及司馬遷與亞當·斯密的比較性研究都已經取得了豐碩成果。　　5 構建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發展經濟學　　《中國社會科學報》：「中國經濟學向何處去？」從20世紀80年代以來我國經濟學界一直為此熱烈討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經濟學》的出版，算不算您和您的研究團隊幾十年來研究所給出的答案？　　何煉成：新中國成立60多年來，中國的經濟發展速度是舉世皆無的，而且其有一系列基於中國國情的理論建構誕生和發展。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在改革開放歷史新時期開創的，但也是在新中國已經建立起社會主義基本制度、並進行了20多年建設的基礎上開創的。」 而「中國經濟學向何處去」的問題，牽涉的即是中國人能否獨立自主地對社會主義制度下生產力與生產關係及其相互關係作出科學規劃與合理解釋，從而為人類作出更大的貢獻。那些以「與國際接軌」為借口照搬當代西方經濟學，把當代中國的案例硬塞進去冒充中國經濟學的現象不足為訓。　　目前來看，我們已經找到一條新路，這就是堅持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指導地位，突出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經濟理論，體現科學發展觀與和諧社會建設的政策，充分吸取張培剛教授的新發展經濟學思想，並借鑒當代西方經濟學有關經濟發展的科學觀點和數量分析，構建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發展經濟學。　　我相信，只要我國經濟學界凝聚在黨中央「不能用改革開放後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也不能用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後的歷史時期」的共識之下，很好地總結改革開放30多年來的經驗和教訓，找出我國經濟發展的基本規律，提升到理論的高度，加以高屋建瓴的闡釋，就可以使「中國經濟學」走向世界的夢想變為現實。那種妄自菲薄、崇洋媚外之風可以休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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