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觀史：中國歷史「百世可知」

思想者小傳 　　周振鶴　復旦大學特聘資深教授，中國歷史地理研究所教授、博導。主要從事歷史地理學研究，旁及地方行政制度史、文化語言學、近代新聞史及中外語言接觸史、中外文化關係史等。著有《西漢政區地理》、《方言與中國文化》（合著）、《中國歷史政治地理十六講》、主編《上海歷史地圖集》等。

　　思想者 第541期 思想者小傳 　　周振鶴　復旦大學特聘資深教授，中國歷史地理研究所教授、博導。主要從事歷史地理學研究，旁及地方行政制度史、文化語言學、近代新聞史及中外語言接觸史、中外文化關係史等。著有《西漢政區地理》、《方言與中國文化》（合著）、《中國歷史政治地理十六講》、主編《上海歷史地圖集》等。章太炎云：「孔子刪定六經，與太史公、班孟堅輩初無高下，其書既為記事之書，其學惟為客觀之學。」提到孔子，我們首先想到的是儒家學說、人倫、禮儀制度，讀　《論語》　也是為了更深一步去領會怎樣做人處世。我今天則想講講孔子的歷史觀，讓大家了解一下孔子少有人知的一面。中國古代有「一個人」和「一本書」引起了世界極大的興趣。這個人是指孔子，這本書則是指　《老子》。　《老子》　這本書，經常有西方的譯本出現，過幾年就有一本。這個「道」字不知有多少種譯法，想方設法要把它譯出來，但是都譯得不準確。因為　《老子》　說過了：「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你就是譯不好，所以就很奇妙。孔子則是中國的大聖人，大家認為他的思想可以跟耶穌比、跟釋迦牟尼相提並論。　《論語》　里的內容我們都可以聽懂，教導好像不是很高深，但是都有道理，所以外國人也容易懂，就像　《聖經》　一樣。相對而言，從印度傳過來的佛經理解起來就比較麻煩一些，思想內容比較深一些。不同文明，不同史觀埃及不要說公元前841年以前，再朝前一千年，他們也是一年一年有記載。我們沒有那麼細緻的記錄。而對於一件事的發生，印度人總想追問它的意義。至於這件事在哪一年發生，他們倒無所謂傳媒上經常說埃及是一個擁有五千年文明的古國。這句話初看沒有錯，實際上是有問題的。現在的這個埃及已經不是五千年前的那個古國了。現在的埃及人跟五千年以前的文明沒有關係，不是一回事。五千年以前的那個埃及屬於法老文明，後來被希臘羅馬化了。為大家所熟知的埃及豔后「克麗奧佩特拉」（Cleopatra　VII），就是埃及羅馬化的關鍵人物之一。再後來，埃及又伊斯蘭化了。現在生活在埃及的那些人、當地博物館所存的那些東西，都跟他們的祖先沒什麼關係。因此，準確地說來，埃及這塊土地上有五千年的文明存在，這是沒錯的。但如果說埃及是有五千年歷史的文明古國，就不夠嚴謹。在這一點上，我們中華文明就表現得相當不同。如果要「算」明確的紀年，中華文明比不上埃及文明，這是有證據的。你到埃及去看，人家幾千年，不要說公元前841年以前，再朝前一千年，他們也是一年一年有記載，很了不起。但是我們沒有那麼細緻的記錄。中國做過一個「夏商周斷代工程」，目的就是要研究公元前841年以前的年代，想把它一年一年排出來，起碼要把「武王伐紂」那一年排出來。那麼，到現在為止，　「武王伐紂」在哪一年還不能說已經完全確定了。當然，這也是有原因的。這是一項需要將天文、考古和傳世文獻結合起來的研究，需要理科、文科一起合作，要花很大功夫。目前的進展是能夠把武王伐紂年代大致確定，到這個程度其實已經不錯了。雖然關於我們的歷史，有些事情尚且不一定能夠搞清楚，但從長遠來說，我們要盡量把它搞清楚。再者，由於各種原因，具體到一時一地，歷史的真相不一定能夠全部弄清楚。比如文獻的缺失、傳播過程當中的流變、政治因素對於歷史記錄的影響等，都會影響歷史記錄的準確性。從這個意義上講，以前大都認為近代史、當代史肯定最清楚了，古代史才會模糊啊，其實未必。中國人有個很大的優點，就是喜歡歷史。這也是中國文化的一個特點，但並不是每個民族都這樣。比如我們的鄰居印度，他們對歷史就不大看重。他們很看重思維、擅長思辨，喜歡爭鳴、喜歡邏輯。中國人是不大講邏輯的，當然，先秦的時候也曾經有過邏輯的苗頭。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區別？因為中國人有個很大的偏好，就是極端崇尚「經世致用」。這本來是個好事，但一旦走到極端，就變成壞事了。中國人經常要問，　「這個有什麼用？」乍一聽，這問得很有道理啊。但是這也有毛病，它導致了對於那些看上去或者感覺上沒有什麼用的東西，我們就不研究、不願意做了。也因此，在中國，就沒有產生類似幾何學這樣的學問，就沒有產生近代科學。實際上，中國人之所以對歷史很感興趣，也是因為要「用」。對歷史的興趣，是普遍存在於思想家的思想里的。然而，印度也有很多思想家，但他們不大講歷史。印度也有很長的歷史，但像我們這樣統一的國家在印度歷史上沒有出現過幾回。印度次大陸經常是一個個分裂的土邦或者小王國。有兩次比較重要的統一時期是外族入侵的時候。例如在莫卧兒帝國時期，信奉伊斯蘭教的蒙古人的到來大致統一了印度。後來英國的東印度公司來了，印度有了更大範圍的統一。包括巴基斯坦、孟加拉、印度全部起初都是在東印度公司治下，而不是在英國治下。但是，在印度的文化里有一個很重要的東西：對於一件事的發生，他們總想追問它的意義。至於這件事在哪一年發生，他們倒無所謂。在他們看來，一件事背後最要緊的，是它本身的道理。至於它是發生在五百年以前，還是一千年以前，沒有多大關係。所以，他們在講歷史的時候，經常講起某某國王，但如果我們問「哪一年呢」，他們不知道。法顯到印度去的時候寫了一本　《佛國記》，也就是　《法顯傳》。玄奘去的時候寫了一部　《大唐西域記》，記述了哪一年到了哪裡，看到什麼東西、碰到什麼事情。印度古代史里最清楚就是這兩段，所以來自中國的歷史記載對他們來說太重要了。中國歷史記載對朝鮮、日本和越南也都很重要，中亞地區也受惠於中國的歷史記載。為什麼呢？因為中國人有重史的傳統。這是我們的一個文化特點，也是一個寶貴的文化遺產。雖然我們上古的年代不能像埃及那樣排得那麼清楚，但我們對於具體的事情非常清楚。除了夏商周三代具體從哪一年開端不是很清楚，我們對於商以來的歷史基本上是清楚的。尤其在甲骨文被發現以後，　《史記》　里商朝先王、先公的名號跟甲骨文可以對照得起來，地下的文物跟地上的記載完全可以吻合。這兩重證據證明了，中國人的歷史感是非常強的。孔子還是個大歷史學家孔子寫這個《春秋》　當然是在著史，為什麼偏偏強調它是「經」呢？因為，《春秋》的意義主要在於褒貶。孟子說過，「孔子成　《春秋》，而亂臣賊子懼」眾所周知，孔子是一位大思想家、大教育家。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他還是位大歷史學家，而且是一位對中華文明而言很重要的歷史學家。孔子因治魯史而寫《春秋》。但其實，《春秋》除了是一部編年史以外，還有一個重要的東西在裡面。那就是，寓褒貶之意於其中。所以，後世就將《春秋》歸之於「經」，而不是「史」。中國的正史里有六部附有「藝文志」或「經籍志」。它記載了在編纂該部斷代史之前存在的所有圖書典籍。比如《漢書·藝文志》　里記載了《春秋》　一書，但當時還沒有歷史類這樣的分類法。當時歷史類的功能尚且附在「經」裡頭，還沒有獨立出來。到南北朝的時候，歷史類的書的地位提高了，才有獨立意義上的歷史著作出來。到《隋書·經籍志》　時，人們才算是把「四部分類法」正式利用了起來，才有了嚴格意義上的「經、史、子、集」四部分類。那麼，孔子寫這個　《春秋》　當然是在著史，為什麼偏偏強調它是「經」呢？因為，　《春秋》的意義在於褒貶。孟子說過，「孔子成　《春秋》，而亂臣賊子懼」。這說的就是，之所以要寫　《春秋》，就是要讓亂臣賊子心裡感到畏懼，不敢隨便做壞事。中國人這個「筆」、這個漢字都是很厲害的。比如，同樣是表達「殺」的意思，漢字里除了「殺」還有「弒」，但兩者有所區別。比如寫「趙盾弒其君」。它講晉靈公是個很糟糕的君主，整天不務正業，拿彈弓打人。這個彈弓打出去打到人，他很愉快；　打不到人，他很喪氣。臣子當然勸他不要這樣，尤其趙盾就老是勸，於是晉靈公就煩了，派人去殺趙盾，沒殺成。但再後來，真的有人殺了晉靈公。結果，寫史書的人不說那個人「殺」了晉靈公，而寫「趙盾弒其君」。明明殺了晉靈公的不是趙盾，那位史家為何還這樣寫呢？他的理由是，　「子（趙盾）為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討賊，非子而誰？」意思是說，有人殺晉靈公的時候，你為了逃避責任就走人了；　既然你還沒有走出國門，到國境就停了下來，而且你「反不討賊」，回來以後沒有利用權力把殺晉靈公的人給抓起來，所以「非子而誰」，不是你弒君，是誰弒君？要是讓外國人來看「趙盾弒其君」這五個字，肯定就認為是趙盾一刀把晉靈公給殺了，其實根本不是這麼回事。這就是「一字寓褒貶」。一個字背後，蘊含著對一個人、一件事的觀點，這也揭示出在中國著史何以如此重要。正因為中國人喜歡歷史、注重著史，這使得我們的文明能夠長久，使得我們的子孫後代都能夠知道我們過往的文明是如何發展而來的。我們的文明並非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但是只有我們的文明是世界上沒有中斷過的文明。這一點是最最了不得的，足以讓我們驕傲。就算是曾經異族入侵了中國後，也沒有把中國在文化上給亡了，他們只是做了統治者，而且這些統治者在進入中原以後，大都學習、繼承了原來就存在於中國國土之上的文化。歷史的「變」與「不變」從租庸調製到兩稅制，再到明朝的一條鞭法、清朝的賦稅制度，都是有「損」有「益」的。中國的歷史和文化演變就是這樣一路走來，從某種程度上印證了孔子「百世可知」的觀點我們現在多半認為　《論語》　是教人怎麼處世的，但其實不是。《論語》里的內容非常豐富。在第二篇《為政》的倒數第二段，就有「百世可知」一語。有一次，孔子的弟子子張問道：「十世可知也？」這句話問得很有意思。孔子回答：「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就是說，殷朝的制度、禮儀是從夏朝來的，所以它刪減了哪一些、增加了哪一些是可以知道的。那麼同樣，「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孔子所在的時代是春秋末期，他看到了春秋的亂，知道這個周朝總有一天也是要被代替的，於是又說，「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一百世是多少時間？在中國，「一世」是30年，一百世就是3000年。孔子為什麼要這麼說呢？因為他知道，自己眼前的這個社會跟前面的社會相比，只是略有損益而已，並沒有太翻天覆地的變化。孔子的這樣一個歷史觀，多少也能啟發我們，怎麼看中國的歷史經數千年而沒有中斷的道理。大家想一想，是不是這樣？孔子看出來了中國歷史的特點是「損益」。換言之，任何一個朝代都不能把前面朝代的制度「一掃而光」。它一定是把前面朝代的制度接受一部分、改革一部分，然後形成自己的新制度。此後的朝代，差不多也是如此循環往複。孔子站在自己所處的時代，看出中國的歷史基本上是由「損益」變遷而來的，於是他可以有把握地說「百世可知也」。然而，在西方學者看來，這樣的一個歷史脈絡其實是沒有什麼變化的。為什麼呢？因為在他們的史學傳統裡面，若只是一個王朝替代另一個王朝，就意味著並沒有發生什麼實質性的變化。所以黑格爾在《歷史哲學》中就說，中國是沒有歷史的，因為中國歷史沒有什麼變化，從古到今都是如此。但其實，我們自己知道，它是有變化的。變化是什麼？就是孔子所說的「損益」。這就是中國歷史變遷的奧妙所在，很要緊。研究歷史地理的人都知道，行政區劃、地方制度就是慢慢變化的，不會一下子變過來：由郡縣制變成州、郡、縣，以後變成州、縣，變成路、府、州、縣，省、府、州、縣，省、地級市、市、縣……人們不會完全突然重新地創造一個制度。它一定是在前面的制度上進行調整，變成現在的制度。中央集權在中國歷史上其實也有過很多變化，猶如「鐘擺」一般。到宋朝的時候，它就發展為高度的皇權專制的中央集權，無論是調動軍隊、開倉賑災，還是要調撥錢款，都要皇帝親自下令。到了明朝，朱元璋非常羨慕宋朝的這種制度，就在此基礎上作了改進，搞了一個皇帝內閣制，六部直接向皇帝彙報，使政權牢牢控制在了皇帝手裡。所以，這個「損益」就是這樣來的：前一個朝代是怎麼樣的，毛病出在什麼地方，那麼後一個朝代就會對它進行調整、改進，讓它變得更合適。中國的政治是如此，經濟也是這樣。從租庸調製到兩稅制，再到明朝的一條鞭法、清朝的賦稅制度，都是有「損」有「益」的。中國的歷史和文化演變就是這樣一路走來的，從某種程度上印證了孔子「百世可知」的觀點。我曾寫過一篇隨筆　《中國文化的變與不變》。這裡面說到的「變」與「不變」，其實就是「損益」的意思。有損有益，就是變了，但這個「損益」是不斷發生、逐步進行的。於是，在這個過程里，它就有變、有不變。在一些西方人的眼中，沒有變化就沒有歷史。但事實上，如果變化太大，歷史早就不是原來那個歷史了。就拿誕生於尼羅河中下游的埃及文明來說，它的變化就非常大，因而早就變得面目全非。從今天來看，古埃及文明就是中斷了，而我們中華文明就是有變、有不變。因為它從來沒有全變，所以中華文明綿延至今。當然，如果一個文明完全不變，也不行。為什麼要有損有益？因為要適應時代的變化。如果真的一點都不損、不益，那麼你這個制度也就沒有了彈性，也就可能夭折。孔子說過的很多話，至今仍有一定的意義，所以我們要讀《論語》。不單是為了學習處世之道，裡面還有很多其他方面的智慧。如果我們想要使自己聰明起來，當然還要讀讀包括《老子》、《荀子》、《韓非子》、《墨子》、《管子》　在內的諸子百家學說，中國文化最大的智慧都在裡面。等把這些諸子百家讀完了，你會感到有一些提高，而且感覺還要再讀書。為什麼呢？因為你會感到，兩三千年前的人怎麼那麼聰明？！他們把我心裡想說的話都說出來了，有些恐怕比我們說得還要好一些。其實不單中國是這樣，外國也一樣。大家可能聽說過「軸心時代」。世界上有大智慧的人都出現在那幾百年間，西方、印度、中國概不例外。最聰明的大道理，那時候的古代人大都已經想到了。《金史》里有一句重要的話，「善吾師，惡亦吾師」。古人寫史，其實就是為了讓後來的統治者可以垂鑒資治。當然，除了這一點以外，歷史還有懲惡勸善的功能。對一般人而言，讀史會使人變得更聰明。中國人最愛聽歷史故事，到現在簡直是「歷史熱」了。這是我們這個民族的一個特點，也是非常好的一個傳統。但是我們的問題就是太注重「經世致用」，太強調這一點就會變成一個毛病，就可能以論代史，產生影射史學這樣的東西。所以，若要讀史書，就一定要多看幾部，要盡量看原著，要對照著看，這樣你才會得到接近歷史真相的機會。追求百分之百的歷史真相，應該說是不大可能的，但是接近歷史真相是有可能的。尤其是那些跟人物的評論沒有關係的典章制度，歷史上的記載基本上是靠得住的。章太炎還曾說過這樣一句話：「學以求真，不在致用。用以濟民，不在干祿。」對於歷史的態度也應如此。研究歷史首先是求真，而不是致用。當然歷史天然有致用的一面，那也是用來服務人民，而不是為了一己之私利。今天我借著講孔子的歷史觀，跟大家講了講歷史裡面有很多可以讓我們思考的問題。希望跟各位進行討論，共同提高。（本文根據現場錄音整理。本報有刪節，經演講人審閱。整理人：柳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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