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曉原：我們不能再跪拜影響因子了！

5年前，我和拍檔穆蘊秋博士在研究《自然》雜誌上的科幻小說時，看到加德菲爾鼓吹影響因子的文章，決定深究下去。這幾年我們持續在《上海交通大學學報》發表系列論文，並在《讀書》、《出版發行研究》等雜誌上發表相應文章。但今天我要嘗試把研究成果用講座的方式來和大家分享。《自然》在國內的神話地位《自然》雜誌至高無上的學術地位，不僅是大家的普遍印象，在中國高校和科研機構也有某些制度性的安排支撐。比如，十年前，在《自然》雜誌上發表文章，在中國科學院和某些高校可以得到25萬到30萬人民幣的高額獎勵。能夠獲得神話般的學術地位，首先和它非常善於營銷有關。1990年代，它就有先見之明地在中國科技界內大力營銷，會給你送雜誌，往你郵箱里定期送中文摘要。成功建構出神話的重要的理論依據就是具有高影響因子。以2016年數據為例，全世界收入的SCI期刊共8778種，《自然》名列第9名。排名前20名雜誌里大部分是專業雜誌，而《自然》是綜合性雜誌，位居第9，很多人就有理由把它說成世界頂級雜誌。相比而言，中國現在辦的英文雜誌中，影響因子成績最高的才14，而《自然》是38，以前曾到41。再以大家都知道的韓春雨事件為例，此事雖然塵埃尚未落定，但一開始大家基本相信他在《自然·生物技術》雜誌上發表的關於他發明新的基因剪輯方式的論文。《自然·生物技術》在2016年的影響因子是43，它是《自然》雜誌的子刊。論文刊發後，韓春雨在中國國內獲得了巨大的科學聲譽，由副教授身份當選了省科協副主席，在上海，這樣的職位一般都是院士之類的資深專家擔任；他也獲得了國家自然科學基金的經費，河北省更向他許諾了2億元的巨額研究資金。後來因為國內外許多團隊都無法重複他的實驗，人們開始質疑，但已經足見高影響因子在國人心中的地位。韓春雨事件是一個雙重例子，一方面表明了論文發在高影響因子刊物上能獲殊榮，另外一方面也表明，單靠影響因子判斷一篇論文也會失誤。刊發了錯誤的論文，在《自然》這類雜誌看來，事情很簡單，可以宣布撤銷論文。這和中國學界的思維完全不同，它們不會認為是名譽受損的嚴重事件。比如德國一個非常著名的造假的物理學家，被揭露後，《自然》雜誌撤文7篇，《科學》雜誌撤文9篇；前幾年日本的小保方晴子受寵於《自然》雜誌時，一期就刊發她兩篇文章，後來她被指控造假，《自然》雜誌就將她的論文撤銷了事。影響因子遊戲秘訣所以，我們要來看看影響因子究竟是怎麼回事？發布機構是一家私人商業公司首先，發布影響因子的機構是一家私人商業機構，名叫「科學情報研究所」。很多人都誤認為它是國際著名情報機構，而美國法律允許一個純粹的私人商業公司註冊這樣的名字，但在中國是不被允許這樣註冊的。公司創始人加菲爾德是位商業奇才。圖書情報專業出生的他在讀博期間就創立了小公司，出售圖書情報信息產品。1960年，他決定把公司更名為「科學情報研究所」，一下子就紅火了。他向人介紹成功經驗時說，這個名字，尤其會讓第三世界國家誤以為是一個國營的非營利機構。所以加菲爾德非常準確地揣度了發展中國家的心理，包括中國。公司每年發布SCI報告，報告迄今為止已經收錄了全世界8778種科學雜誌，統計了這些雜誌文章被期刊引用的數據；他再把引用的數據開發衍生產品，叫做JCR報告，就是這些刊物的影響因子排名，他每年要發布這些並賣錢。作為商人，加菲爾德所做之事從道德上來說無可厚非，商業機構追求利潤最大化，但不幸的是我們對他所做的這套商業體系頂禮膜拜，並誤認為是國際科學界的學術公器。「科學情報研究所」已被轉賣三次崇拜影響因子的人由此說我想黑他，私營企業就一定不公正嗎？作為私人企業，它有輝煌的業績。1960年，加菲爾德更名為「科學情報研究所」，簡稱ISI；1964年，開始出版SCI報告；1973年，推出了SSCI報告，即社會科學的SCI報告；中國國內有CSSCI，就是模仿SSCI，只是針對中文雜誌；1975年，正式開始出版JCR報告，影響因子遊戲從此開始。至今為止，加菲爾德的公司其實已經被轉賣了三次。第一次，1988年，向JPT公司出售了50%以上的股權（1964年他還向華爾街風投出售過20%的股權）；第二次，1992年，湯森路透收購了JPT公司，就是沖著旗下的ISI；第三次，2016年，又轉賣給一家加拿大公司。作為一家私人企業，被賣來賣去很正常，但這怎麼可能是國內許多人想像的「國際權威科學機構」呢？加菲爾德發起影響因子遊戲，與《自然》心照不宣ISI出版SCI報告已經盈利，衍生產品JCR報告發起的影響因子遊戲，讓公司更掙錢。本質上說，這個遊戲並不是加菲爾德發明，在他之前就存在這種思路了。比如，在每年訂雜誌經費有限的情況下，圖書館如何選擇？選擇文章被引用率高的雜誌，就能夠滿足更多的讀者。加菲爾德發揚了這種思想，他可以依據SCI的資料庫算出每本雜誌的影響因子。那幾年，加菲爾德到處去參加學術會議、做報告、提交論文，並在《自然》和《科學》雜誌上多次刊文，極力鼓吹影響因子。最初學術界也有人對此有異議，但那兩家雜誌「有立場」而不刊發反對意見。雜誌當然可以有立場。但還有一個事實，加菲爾德修改過了影響因子公式後，《自然》和《科學》雜誌的低排名一下子升高了，有一個雜誌一下子升高了100名。而且這些雜誌按照修改公式所體現的「精神」，來改進自己的編輯策略，讓雜誌影響因子更高。因此，從1975年影響因子遊戲正式開始時，我們有理由認為，ISI公司和《自然》雜誌之間，有著心照不宣的共謀。影響因子公式中的分子如何加大、分母如何減小在我們發表這方面的研究成果之前，國內科學界、圖書情報界和媒體普遍將影響因子的計算公式理解錯了。準確的影響因子公式是這樣的：一份期刊前兩年發表的「源刊文本」在這個年度的總被引用數，除以這個期刊在前兩年所發表的「引用項」數，就是這個期刊在這個年度的影響因子數值。期刊的文章被分成兩種類型，一種叫做引用項，一種叫做非引用項，兩個加在一起構成了「源刊文本」數，中國人普遍誤認為所有「源刊文本」都是引用項，其實不是這樣的。這就涉及我們對這謝雜誌的了解，像《自然》、《科學》、《柳葉刀》（2016年影響因子排第4位）這些雜誌，典型的狀況是什麼樣的？它們都是兩棲雜誌——既有學術文本，又有非學術文本。學術文本往往只佔文章總篇數的10%左右。學術文章對應引用項，其他那些都是非引用項，以《自然》雜誌為例，目前通常有18個欄目，只有三個欄目是屬於引用項，即學術文本。還有15個欄目裡面都是非引用項。而中國學術界和媒體普遍想當然地認為「源刊文本」就等於引用項。要提高影響因子數值，一是擴大分子，二是減小分母。分子由所有文章的所有引用構成，分母卻是由所有文章中的一部分文章數構成，讓學術文本在總文章數中占的比例變小，分母就變小了。這個公式給這些雜誌「指明了辦刊方向」：一方面設法讓自己的雜誌名頭大起來，就會有更多引用；另外越減少學術文章數，分母就會越小。我們做了細緻的數據統計，從1975年以來，《自然》雜誌減少了五成的學術文章，《柳葉刀》的學術文章數甚至只剩原來的四分之一到五分之一了。而且，雜誌還可以在刊登稿件時向高引作者和高引主題的論文傾斜，這樣影響因子就可以更高。這個遊戲就這樣玩開了。《自然》無匿名評審制度，從不設編委會，並非學術公器但這樣做要有一個前提條件，就是雜誌不能是學術公器。國內學術刊物通常被大家認為應該是學術公器，比如高校或學會的學報，有兩個重要指標：一是設有編委會，二是實行匿名審稿制。通常，學報會將稿件送交一個或兩個匿名審稿人審閱，來決定是否發表該文；如果一人同意，一人否決，則會提交第三人再審。每期稿件在刊登雜誌之前均會召開編委會，由各個編委對每篇文章進行詳細討論。對於有爭議的文章，一般會事先指定某個編委負責細審，並且作出判斷。在這樣的刊物中，主編只有一票，根據全體編委的投票決定文章是否發表。因此，文章是否發表，理論上是由編委會決定，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匿名審稿人決定。但無論如何，都不是由主編決定的，這就叫做學術公器。反觀《自然》雜誌，被我們頂禮膜拜了那麼多年，卻非學術公器。現任《自然》雜誌主編坎貝爾在2014年接受國內果殼網採訪時說，「我們從來不設編委會」。他還以此為榮，因為在他看來，設置編委會就會使雜誌失去獨立性。他還強調，《自然》雜誌的編輯非常優秀，足以決定文章是否刊登。另外，他還非常明確地表示，《自然》集團旗下的所有雜誌均是如此。而在目前影響因子位列前二十的雜誌中，有9個雜誌屬於《自然》集團，它們均不設編委會，所以根本不是學術公器。國內一些學者提出，在《自然》雜誌上發文章那麼難，為什麼還不公正？我回答說，發文難與公正是兩回事，不能劃等號。影響因子存在可以討價還價等系列弊端影響因子還可以討價還價，儘管JCR報告每年都重複刊登影響因子公式，但卻並不說明分母的計算原則。所以很多雜誌都和湯森路透或ISI討價還價，意圖提高影響因子。例如《柳葉刀》雜誌，1999年它的影響因子跌落了許多，就去找湯森路透理論，稱其多算了影響因子公式中的分母。最後湯森路透修正了分母的數值，此後《柳葉刀》大量減少學術文本（從2000年的821項減到2014年的271項），很快使影響因子大幅回升。又如《美國國家圖書館·醫學》雜誌，認為湯森路透把它的影響因子計算得過小，自己計算結果為11，而湯森路透計算的結果為3，雙方討價還價的結果是，第二年《醫學》雜誌的影響因子變成了8，但「公司拒絕把挑選『引用項』的過程公諸於眾」。影響因子遊戲還存在更多的問題。例如，已經有歐美學者做過研究，證明兩年期限明顯不合理，不同雜誌統一使用兩年期限也不合理。但這一問題一直沒有解決，ISI現在仍然堅持以兩年為界。另一問題是，能不能花錢進ISI的收錄名單？加菲爾德也說過，收錄一本雜誌意味著要錄入這本雜誌的數據，這是有成本的，讓雜誌自己承擔這項成本就能儘快收錄，而這就難免使人產生「花錢買進ISI收錄名單」的猜疑。實際上到底能不能花錢買進收錄名單，還沒有人公布過調查，而且如果真想花錢買進去，可以通過訂閱該公司的產品給它送錢。影響因子不僅在中國受到崇拜，在很多發展中國家也都受到崇拜，結果是損害了這些國家自己的雜誌，所以也有發展中國家嘗試進行過反抗，不幸的是以失敗告終。中國學術期刊的評價困境從加菲爾德發起影響因子遊戲之後，很快在歐美也得到了響應，《自然》、《科學》這些雜誌的鼓吹起到了很大作用。到上世紀90年代，這個遊戲已經非常風靡，也開始被中國引進。客觀地說，它確實提供了論文評價和管理的簡單工具，但到了今天，已產生嚴重弊端。權威時代的一言九鼎與「後權威時代」的量化指標中國學術界直到改革開放初期，仍可稱為權威時代。權威時代的特徵，是由國內一些學術界的泰斗級人物來出具權威意見，他們的意見毫無爭議。舉非常有名的例子，在何其芳擔任中國社科院文學所所長時，他指定錢鍾書擔任研究員，某人擔任副研究員，某人擔任助理研究員，大家對此均無異議，因為何其芳極具權威，而錢鍾書也確實很出色。權威時代表面上看似乎某些學術泰斗可以一手遮天，但同時也可以追責。如果錢鍾書不稱職，大家可以追責指定他的何其芳。所以，即便是學術泰斗也並不能隨心所欲，因為他需要承擔責任。進入「後權威時代」，沒有了權威，學者們互相誰也不服，就需要設計一個「客觀」的評價體系。量化指標就顯得比較「公正」。於是乎，我們現在看到，評選教授是一個學術委員會共同投票的過程，此時，計算論文的數量、發表論文的刊物影響因子的大小、文章引用情況等等評價標準，覺得再客觀不過了，後果是沒有任何人需要對結果負責。這種「客觀」的量化指標，具體到某一篇文章就容易產生荒謬的結果。比如你今天發表了一篇荒謬的文章，人們紛紛給予駁斥，駁斥就要引用，由於影響因子中的引用是絕對數值，無論引用的作用是批判還是贊同，均計入引用次數。所以那些被撤銷的論文，在撤銷之前往往都具有高引用率。簡單管理工具的弊端：國內優秀學術資源嚴重外流就管理的便利而言，有些人挺贊成，認為這是影響因子遊戲的積極意義。但它帶來的嚴重弊端，許多人還沒有認識到。強調學者在高影響因子刊物發表文章，首先導致中國優秀學術資源嚴重外流。現在很多學校、科研院所要求學者將論文發在高影響因子期刊上，而高影響因子刊物都在國外。換言之，就是把中國最優秀的學術成果送給《自然》和《科學》發表，因為它們的影響因子高，這樣會導致中國優秀學術資源嚴重流失。最後這會形成中國科學家用中國納稅人的錢為外國打工的荒謬局面。科研經費是中國納稅人提供的，科學家把研究成果發表在國外雜誌上，首先要向國外雜誌提供版面費（有一項統計表明，現在僅這一項就達每年數十億元）；若國內同胞想要閱讀這些成果，又需要再花一筆錢買回國外的雜誌。這樣持續下去，我們中國學術期刊就永無出頭之日，這會導致惡性循環。所以發展中國家應該而且必須對影響因子遊戲進行反抗。（整編：李念、金夢，依據2017年2月25日第107期文匯講堂現場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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