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克誠與《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

07-21

　　勛勞卓著、德高望重的革命老前輩黃克誠同志百年誕辰之際，重讀了他的講話文稿「關於對毛主席評價和對毛澤東思想的態度問題》。講話文稿充分顯示出一個徹底的唯物主義者的寬大胸懷和錚錚風骨，感人肺腑，令人敬佩。黃老以畢生的實踐譜寫了一位忠誠的共產主義戰士，傑出的無產階級革命家、軍事家的人生價值軌跡，是我們共產黨人永遠學習的典範！　　1902年10月1日，黃克誠誕生在湖南永興縣一個貧苦農民家庭。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參加了中央根據地五次反「圍剿」、二萬五千里長征、八年抗戰、三年解放戰爭和新中國的建設。粉碎「四人幫」以後，1977年12月，黃克誠同志出任中央軍委顧問。1978年12月，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上被增補為中共中央委員，併當選為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常務書記。1986年12月28日與世長辭。在60餘年的革命生涯中，他歷盡艱辛，屢經坎坷，百折不撓，矢志不移，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和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建立了不朽的功勛。他具有堅強的無產階級黨性，堅持真理，剛正不阿。他在歷史上多次因為堅持正確意見而受到錯誤的批判、打擊，甚至被撤職、降級，但他始終堅持真理，敢講真話，保持剛直敢言、為人民無私無畏的高尚品質。他的這篇講話文稿，正是他的這種高尚品質的又一次生動體現：他的這篇講話及其公開發表，對《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形成產生了重要的積極作用。　　「文化大革命」結束後，我們黨面臨的一個重大的歷史課題，就是如何評價毛主席、如何對待毛澤東思想。　　1977年2月7日，《人民日報》、《紅旗》雜誌、《解放軍報》三家聯合發表學好文件抓住綱》的社論，文中提出了「兩個凡是」的觀點，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5月24日，鄧小平在同中央兩位同志談話時嚴肅地指出，「兩個凡是」不符合馬克思主義。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毛澤東都沒有說過凡是他們說的做的都是絕對正確、不能改變這一類的話。毛澤東思想是個思想體系。我們必須世世代代地用準確的完整的毛澤東思想來指導我們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把黨和社會主義的事業，把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事業，勝利地推向前進。　　在批評「兩個凡是」之後不久，黨內和社會上某些搞資產階級自由化的人，一度掀起了詆毀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惡浪。有些人在報刊上發表文章專以挑毛澤東毛病為能事，比如毛澤東提出的大公無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被歪曲指責為是不顧人們的死活，沒有所謂的「人道主義」和「人性」；毛澤東倡導的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生活是文藝源泉的觀點，以及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講話中其它許多正確的思想理論，也被某些人加以否定和批判。有些人還大肆無限擴大毛澤東的所謂「錯誤」，如此等等。　　具有偉大歷史意義的中國共產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勝利閉幕後，黨中央為了從根本上糾正「左」的和右的錯誤傾向，引導全黨和全國人民正確地認識建國以來黨走過的曲折道路，科學地總結黨在這個時期的歷史經驗，把思想統一到三中全會的路線上來，決定從1979年11月起，開始著手起草《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以下簡稱《決議》）。　　1980年3月19日，鄧小平看了《決議》起草小組的提綱，感到鋪得太寬了。他說：這個決議「總的要求，或者說總的原則，總的指導思想，就是這麼三條，其中最重要、最根本、最關鍵的，還是第一條」，即「確立毛澤東同志的歷史地位，堅持和發展毛澤東思想。這是核心的一條。不僅今天，而且今後，我們都要高舉毛澤東思想的旗幟。」「不提毛澤東思想，對毛澤東同志的功過評價不恰當，老工人通不過，土改時候的貧下中農通不過，同他們相聯繫的一大批幹部也通不過。毛澤東思想這個旗幟丟不得。丟掉了這個旗幟，實際上就否定了我們黨的光輝歷史」。「對毛澤同志的評價，對毛澤東思想的闡述，不是僅僅涉及毛澤東同志個人的問題，這同我們黨、我們國家的整個歷史是分不開的。要看到這個全局」。「不把毛澤東思想，即經過實踐檢驗證明是正確的、應該作為我們今後工作指南的東西，寫到決議里去，我們過去和今後進行的革命、建設的分量，它的歷史意義，都要削弱。不寫或不堅持毛澤東思想，我們要犯歷史性的大錯誤」。《決議》初稿寫出後，當年10月交黨內4000人討論，徵求意見。討論中，大家提出了許多很好的意見，但也有一部分人對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有些偏激，對其錯誤看過了頭。鄧小平明確指出：「對於錯誤，包括毛澤東同志的錯誤，一定要毫不含糊地進行批評，但是一定要實事求是，分析各種不同的情況，不能把所有的問題都歸結到個人品質上。毛澤東同志不是孤立的個人，他直到去世，一直是我們黨的領袖。對於毛澤東同志的錯誤，不能寫過頭。寫過頭，給毛澤東同志抹黑，也就是給我們黨、我們國家抹黑。這是違背歷史事實的。」（以上引自《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291--302頁）　　「不提毛澤東思想，對毛澤東同志的功過評價不恰當」，這個問題也引起了黃克誠同志的高度注意。黃老經歷了將近20年的不公正待遇，但一點也沒有改變那敢講真話、敢講公道話的品格。當他看到黨內和社會上一些人對毛主席和毛澤東思想的評價、議論「離譜」時，心裡極不平靜。於是，他經過反覆思考，果敢地站出來，旗幟鮮明地支持和擁護鄧小平同志的一系列指示，堅決維護毛主席的歷史地位和毛澤東思想。黃老說，我們黨一貫是實事求是的，要有「左」反「左」，有右反右，正確進行兩條戰線上的鬥爭。他的觀點得到了鄧小平的贊同。鄧小平同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負責同志談話時說：「黃克誠同志講，有『左』反『左』，有右就反右。我贊成他的意見。對『左』對右，都要做具體分析。」（《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379頁）　　1980年11月27日，中紀委召開第三次貫徹《關於黨內政治生活若干準則》座談會，黃老說他要講話，講什麼內容他也沒有說，人們多以為無非是端正黨風之類的問題。此時，他雙目已經失明，多種疾病纏身，在別人攙扶下走上主席台。他沒有講稿，也不可能有講稿，坐下的頭一句是：「今天我來這裡講話，不講別的，想先談一談如何正確對待毛主席和毛澤東思想的問題。這對我們黨和國家來說，是一個根本性問題。」「前一段有些同志對這兩個問題的態度比較偏激，有的人甚至放肆詆毀毛澤東思想，醜化毛澤東同志。這種態度使我很為憂慮。」接著，他從大革命時期講起，沒有套話，沒有官話，會場安靜極了。他講了2個多小時，共計6個問題，把毛澤東在中國革命各個歷史時期的巨大功勛做了系統深刻的闡述。在講到毛東晚年錯誤時，他說，毛主席後期的錯誤主要有兩條：一條是在建立社會主義政權、完成社會主義三大改造之後，沒有及時地、明確地把工作重點轉到社會主義建設上來，並且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具體指導上犯了貪多圖快的急性病錯誤；另一條是混淆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把許多人民內部矛盾當做敵我矛盾，把階級鬥爭絕對化、擴大化，並且用對待敵人的辦法來處理黨內矛盾，以致被壞人鑽了空子，導致「文化大革命」的嚴重錯誤。客觀公正地說，如果把黨曾犯的錯誤都算在毛主席身上，讓他一個人承擔承任，這是不符合歷史事實的，也是不公平的。小平同志講得對，包括他自己在內，我們這些老同志都是有責任的。毛主席去世了，革命事業還要我們這些活著的人來干。我們多從自己方面總結經驗教訓，只會有利於今後更好地為人民工作。　　黃老在講話中還坦率地指出，有些同志對毛主席說了許多極端的話，有的人甚至把他說得一無是處。我認為這是不對的。有些同志，特別是那些受過打擊、迫害的同志有些憤激情緒是可以理解的。大家知道，在毛主席晚年，我也吃了些苦頭，但我覺得，對於這樣關係重大的問題，決不能感情用事，意氣用事。醜化、歪曲毛主席、毛澤東思想，只能醜化、歪曲我們黨和我們社會主義祖國。那樣做，會危害黨和國家的根本利益，危害十億人民的根本利益。現在國內外的敵對力量都希望我們徹底否定毛主席，以便把我國人民的思想搞亂，把我們國家引向資本主義。我國人民內部也有些人受了西方個人主義、自由主義思想的影響，和那些人唱同樣的調子，這是很值得警惕的。　　黃老講話後的反響極為強烈。有人說，好久沒有聽到這麼有見地的報告了；有人說，好久沒有見到過高級領導人這樣講話了。報告記錄稿很快送到黃老手中，有關同志建議他拿出去發表。黃老說，這完全是我個人的想法與見解，要發表還要請小平同志審查一下。　　今年7月，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原副主任華楠同志，為了紀念黃克誠同志誕辰100周年，特地寫了《立足實際，高瞻遠矚，無私無畏》一文，文中披露了如下鮮為人知的史實：　　「在1981年初召開的全軍政治工作會議期間，黃老的秘書交給我一篇文章，說是黃老在中紀委一次座談會上講話的第一部分，後兩個部分已經發表了，要我看看這部分，是否可以在《解放軍報》發表。我接過文章一看，是關於評價毛主席和毛澤東思想的，內容很詳實，感情很真切，又很符合小平同志的講話精神，是一篇站得很高、看得很遠、非常感人、很有說服力的好文章。我便很快報告了當時總政治部的韋國清主任和梁必業副主任，又徵求了《解放軍報》有關領導同志的意見，他們都認為此文非常好，贊成發表。於是，我便報告黃老。黃老說：請報告小平同志批准後再發。』很快，我們將文稿和有關發表的建議呈報給了小平同志。3月27日，韋主任、梁副主任和我向小平同志彙報工作時，小平同志說：黃老的文章我同意發。發表前請喬木同志看看。』喬木同志接到稿子後在個別文字上略作了修改。發表前黃老又講：我現在還不習慣稱毛澤東同志，從感情上來講過不去，還是稱「毛主席』為好。就這樣，當年4月10日，軍報在第一版發表了。」　　這篇文章在《解放軍報》上發表後，全國各大報紙紛紛轉載，立即在黨內外、國內外引起了強烈反響。許多黨員、幹部讀後熱淚涌流，給報社和黃克誠寫信。有的稱讚他實事求是，敢講真話；有的對他光明磊落，不計較個人恩怨，忠心為黨為國家著想的高尚品格，無比欽佩：一些原來挨過整、受過委屈的幹部，表示要學習他的博大胸懷；曾參與整過他的人，紛紛上門道歉拜訪，他都一一諒解，予以安慰。但是也有人說黃克誠不識時務，自己幾乎被整死，如今還講這樣的話，簡直不可思議。聽了這種反映，黃老很嚴肅地說：「對於這樣一個關係重大的問題，每一個真正的共產黨員都必須採取嚴肅、鄭重的態度，決不能感情用事、意氣用事，不能從個人恩怨和得失利害出發考慮問題，更不能對歷史開玩笑。」有的人對黃克誠「把建國以來我們黨所犯的錯誤都算在毛主席身上，讓一個人承擔貢任不符合歷史事實」的說法不贊成，問黃克誠：「不讓毛主席一個人承擔錯誤的責任，你承擔不承擔？」黃老說：「凡是我有發言權的時候，我沒有發表意見反對錯誤的決定，事後我就不能推卸對錯誤的貢任。比如把右派擴大化，錯整了很多人，就不能只由毛主席一個人負責。我那時是書記處成員之一，把有些人劃為右派，討論時未加仔細考慮就倉促通過了。自己做錯的事情怎麼能都推到毛主席身上呢？大躍進中許多同志作風浮誇，把事實歪曲到驚人的程度，使錯誤發展到嚴重的地步，也是有責任的。在中央來說，凡是開中央會議舉手通過決議的事情，如果錯了，中央都應當承擔責任。當然，毛主席作為中央主席要負領導責任。過去解放全中國，建設新中國，我們這些老共產黨員都盡了一份責任，功勞大家有份。現在把錯誤卻都算到毛主席一個人身上，好像我們沒有份，這是不公平的。」黃老語重心長地說：「毛主席給我們留下了寶貴的財富，也留下了一些消極因素。消極因素只是暫時起作用的東西，經過我們的工作是可以克服的。但毛主席留下的寶貴財富即毛澤東思想，卻將長期指導我們的行動。如果要丟掉毛澤東思想這面旗幟，甚至把毛澤東正確的思想、言論拿來批判，就會把中國引向危險的道路，是會碰得頭破血流的。」「毛澤東思想作為一個科學體系，有一個不斷豐富和發展的過程。我們不應當苛求前人，只能通過我們後人的鬥爭實踐，糾正前人的錯誤，並不斷豐富和發展毛澤東思想，在這面光輝的旗幟上寫下新的篇章。」他還說：「毛主席在晚年有缺點，有錯誤，甚至有些嚴重錯誤。現在我們黨糾正這些錯誤，總結我們奪取政權以來的經驗教訓當然是必要的。但我們應當有一個正確的態度。我記得1956年蘇共二十大以後，赫魯曉夫那秘密報告送到我們中央，中央討論《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時，毛主席給我們念了一首杜甫的詩：「王楊盧駱當時體，輕薄為文哂未休。爾曹身與名俱滅，不廢江河萬古流。』王、楊、盧、駱是指唐初文壇四傑，王勃、楊炯、盧照鄰、駱賓王。當時盛行駢體文，王勃的《滕王閣序》，駱賓王的《寸武氏檄》都是有名的駢體文。到唐朝中葉杜甫那個時代，反對駢體文，提倡古文，很多人寫文章罵王、楊、盧、駱。杜甫是有點歷史唯物主義思想的，他這首詩的意思是：王勃等四人的文章是他們那個時代的體裁，現在一些人輕薄地批判恥笑他們，將來你們這些人身死名滅之後，王、楊、盧、駱的文章，卻會像萬古不廢的江河永遠流傳下去。毛主席念這首詩，是針對赫魯曉夫反對斯大林的問題。我想，我首詩今天仍值得我們借鑒，使我們注意不要以輕薄的態度來評論毛主席。　　綜上而言，黃克誠作為一名堅強的共產主義戰士，拋開了個人的恩怨得失，面對著來自周圍的壓力，實事求是地對毛澤東進行評價，真誠地捍衛毛澤東思想這面旗幟，不愧是中國共產黨人的楷模，不愧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驕傲！《決議》問世後的實踐充分表明，黃老《關於對毛主席評價和對毛澤東思想的態度問題》的講話文稿，進一步提高了人們對如何正確評價毛主席和毛澤東思想的認識，對統一全黨的思想起到了極為重要的作用，也為《決議》順利出台發揮了正確的輿論導向作用，有著很強的指導意義。《決議》是中國共產黨發展歷史過程中的里程碑，也是飄揚在中華大地上的一面鮮艷的旗幟，繼續指引著中國共產黨全體黨員和全國各族人民沿著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江澤民「三個代表」思想開闢的道路奮勇前進。

來源：中青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