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費正清稱為天才的歷史學家，如何看待這個時代？|尚書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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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生活的時代》

入江昭

中信出版社

2016年3月

內容簡介

如果你的腦子裡經常出現這種問題的話，比如：

我們生活在一個怎樣的時代？

我們的時代從何時開始，又將走向何方？

誰能左右全球局勢？

還會有下一個超級大國嗎？

那麼

此書能治

作者簡介

入江昭

美國當代最傑出的歷史學家之一

（哦）

曾任哈佛大學歷史系主任

（原來如此）

1982年入選美國國家人文與科學院院士

（厲害嘛）

1988年當選為美國歷史協會主席

（米國的協會主席還是真材實料地，牛筆）

是迄今為止唯一擔任過此職務的日裔學者，

（知道了，牛筆......）

2000年榮獲日本天皇頒發的榮譽勳章。

(請繼續......)

在中國如雷貫耳的費正清先生曾稱讚本書作者為："非同尋常的天才史學家"

（好......可以了）

入江昭不僅僅在於提出了關於美國外交史，特別是美國與東亞關係史諸多新解釋，更在他的領導下，推動了美國外交史研究的範式轉變。其學術思想和著作在美國、日本、中國和歐洲具有廣泛而巨大的影響。多年來一直致力於跨文化理解，倡導國際史、跨國史和全球史研究以及從文化視角闡釋國際關係史。

無論怎麼說

還是要看書

世界史與全球史之間

如上所述，如今，歷史學家們正試圖在世界歷史（Global-history）及人類歷史（Human-history）的框架下探討從過去到現在的趨勢。人類的跨國連結讓世界變得如此之小。將這一過程明確，其實也是學習現代世界史的任務。

當然，以全球史觀比照"現代以前"也是適用的。即使是那些冠以古代及中世紀之名的時代，世界也是以各種形式與方式連結著的。通過陸路、海路的交易，宗教的普及，或是民族對立以及由各政治集團挑起的軍事入侵、殖民地的形成等，世界各地人與人之間的連結源源不斷，並且形成了用於交流的場所。

在此意義上，人類歷史自始便是"世界的歷史"。尤其是在1900年前後，由於交通、通信技術的進步，世界各地的接觸與交流更是獲得了飛躍性的發展。這一時期大量的以"世界史"為題的著作發表也是可以理解的。譬如：英國作家、評論家HoGo威爾斯，歷史學家AoJo湯因比等，在20世紀初就以世界史為題出版了眾多著作。到了20世紀60年代後，加拿大裔美國學者威廉o麥克尼爾出版了題為《西方的興起》的人類史著作。湯因比與麥克尼爾是世界史研究的開山鼻祖。

然而，世界史未必就與全球史一樣。眾多的現代歷史學家在世界（World）與全球（Global）這兩個詞中，更喜歡選擇使用"全球"（Global），也反映了這點。

世界史給人的印象是：全世界國家、地區、文明的總括。然而，從事全球史研究的學者中，大部分卻是通過選擇幾個題目謀求追尋歷史的動向，且在研究視角上，大多符合交流、連結、混合的特點。在世界各地，擁有這種意識的歷史學家逐漸活躍起來了。總而言之，世界歷史就是交流、連結、混合不斷反覆的歷史。這種歷史觀如今已然成為了全球性的趨勢。

歷史學的軌跡

如前所述，這種歷史觀在全世界影響力加大是在比較近的20世紀90年代以後的事情。而這件事本身也成為了現代史的一個特徵。那麼歷史觀是為什麼？又是怎樣變化的呢？下面我想結合自身的經歷對歷史學的軌跡進行闡述。

1953年，我來到美國留學。留學之初，我並沒有全球觀點，可以說那時歐美歷史學界也完全沒有全球觀點。當時的歷史研究幾乎都是以國家為單位。本科期間，我主修英國史，碩士期間是美國史和中國史。

不管修哪門歷史，在基本的研究態度、研究方法以及成績評定方面，大都一樣，沒有太大的差異。正因為如此，我可以與任何國家的學者、學生交流，一絲不苟地查閱各個國家的政治、經濟、宗教文獻。同時，鑽研學術的演進與變化，在此基礎上致力發掘自己所能做的新貢獻。即使到了今天，這樣的一種學術態度，依然使我受益匪淺。

只是，從當時到其後的數十年間，歷史研究的框架都是以國家為單位。學者們的關心雖也有從政治史向經濟史甚至社會史、文化史轉移，但其專業領域依然是諸如美國政治史、德國思想史，或中國經濟史這樣，以某個國家為研究對象。同樣，大學歷史系裡的終身教授也都是美國史、英國史、俄國史的專家。

雖然，大學裡也有歐洲史、東亞史課。但這些課也不是從歐洲、亞洲等宏觀的綜合視角出發，而是以構成這些區域的一個個國家為視角。

20世紀六七十年代，我主要從事美國外交史的研究與教學。我真正開始在更廣域的全球視野下關心歐洲是20世紀80年代後期的事了。

外交史即以國家間關係為主，基於外交文獻的研究，是歷史研究中最早存在的一個領域。然而，其基礎是單個的國家。因此，美國外交史通常會被認為是美國史的一部分，而我本人也一直被稱為美國歷史學家（Americanist）。

外交史需要查閱多個國家的政策，所以，也有人認為應該稱之為"國際關係史"。雖然稱為"國際"，但僅指國與國之間的交際，以國家為單位的歷史是不變的。

諸如此類，以國為單位的歷史研究，在進入20世紀90年代後，開始發生有目共睹的變化。由國家為中心的"國家歷史"（NationalHistory）轉向將國際社會納入視野的"世界歷史"（InternationalHistory），繼而轉向以全人類為研究對象的"全球歷史"（GlobalHistory）的趨勢日益加深，我自身也備受衝擊，並逐漸融入其中。

對歐美中心史觀的反省

這種新趨勢的背後存在種種原因。其中之一正如世界（International）與全球（Global）這兩個詞所表示的那樣。傳統的歷史研究存在偏重歐美的傾向，因而占人類大部分的非西方世界極易被放在西方歷史的框架內一併看待。對此進行的反省便是認識到歐美世界不是現實世界本身。

在一部分學者（尤其是年輕的學者）中，這種反省早在20世紀60年代後期反對越戰運動時就已開始了。反對以大國意志左右亞洲小國命運的運動，其中一部分與所謂的"近代化路線"批判聯繫了起來。於是，亞洲與非洲反對以歐洲大國思維左右他們政策的運動，很快便演變成了對西方中心史觀的批判。

為什麼這麼說呢？因為在近代化框架下，對亞洲、中東、非洲等國歷史的思考，是以近代歐美歷史為樣本的。以歐洲範式將非西方國家對號入座豈不是支持帝國主義--對此一部分歷史學者的觀點發生了變化。日本史學者約翰o道爾、中國共產黨史學者馬克·賽爾登等年輕一代歷史學家的影響力漸漸強大起來，也是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這一時期。

在20世紀七八十年代，不僅是對近代化框架，甚至對傳統文化以及西方印象就是真理的觀點，也進行了反省。即所謂的對"東方主義"（Orientalism）批判。這個觀點經巴勒斯坦出身的比較文學學者愛德華·薩義德提出後便迅速在全世界廣為傳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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