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年前的延安文藝座談會

七十年前的延安文藝座談會

從革命聖地到文化之都

1936年初冬，被國民黨關押了三年、曾經名揚海內的左翼女作家丁玲，在一隊騎兵的護送下前往陝北保安。

作為第一個投奔陝北的著名文人，丁玲的到來對中共意義重大。抵達當晚，她就被請進中央駐地最大的一間窯洞，參加專門為她舉辦的歡迎茶話會。中共高層領導悉數到場，丁玲首先看見的是坐在窯洞門檻上的周恩來——陝北艱苦，椅子不夠，周恩來便一直坐在門檻上。

1937年1月，中共中央由保安遷至延安，大批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聞訊，衝破重重封鎖，從全國各地趕赴延安。幾年內，到延安的知識分子達4萬餘人。延安成了比上海、重慶還要興旺的文化之都。

在延安，雖然不能給每個知識分子都開個丁玲那樣的歡迎會，但中共竭盡所能給予他們優厚的待遇和尊崇：八路軍師級以上幹部，包括毛澤東本人，每月只有五元津貼，而到延安抗大教書的老師有十元津貼。如果老師們在其他學校兼課，還另有補助……

冼星海剛到延安時，吃不下小米。組織上想辦法給他弄了兩斤白糖。延安白糖一元一斤，價格是重慶的四倍，相當干八路軍師級幹部小半個月工資。冼星海盤腿在炕上，抽一口煙，吃一口糖，六天不出戶，寫出了《黃河大合唱》。

雖然在軍隊幹部和老百姓看來，延安給知識分子的待遇已經足夠好，但這些文化人似乎並不因此心滿意足、感恩戴德。

在延安，扔下鋤頭拿槍杆子打天下的工農紅軍被慣稱為「老幹部」。知識分子和老幹部的出身背景、生活經歷有天壤之別，雙方在很多方面格格不入。老幹部們從槍林彈雨中拼殺過來，紀律嚴明，生死都聽憑組織安排，他們看不慣文化人養尊處優還好發議論，標榜個性，不服從組織安排；文化人和學生也認為老幹部和他們理想中的形象有落差，說「老幹部可敬、不可愛」，覺得他們沒文化，「頭腦簡單」。許多在學校、醫院等專業機構工作的知識分子，對黨的幹部不懂業務卻擔任領導職位也多有不滿。

在延安，知識分子頗為不滿的是等級分配製度，比如「吃小廚房」和「有馬騎」。以飲食為例，當時的延安依據黨內職務高低、黨齡長短等標準，分大、中、小灶。騎馬則是高級幹部的權利，文藝界只有周揚、丁玲等幹部能騎馬。衣料也是分等級配給的，戰士和學生穿土布，一般幹部穿平紋布，延安外面買來的少量斜紋布給領導和高級知識分子穿，俗稱「幹部服」。這些現象刺激了知識分子「不患寡而患不均」情結，他們在小說、雜文中時常批評「衣分三色，食分五等，有人騎馬，有人走路」的「不平等制度」。

政治婚姻和延安舞會

1942年，國內外環境風雲突變，太平洋戰爭爆發使抗戰形勢逆轉。歷史的抉擇時刻即將到來，中共需要為民主建國做充分的軍事、文化、意識形態的準備。在此背景下，為「整肅作風，清潔精神，統一思想」，轟轟烈烈的「整風運動」在延安展開。

但是，大部分知識分子並沒有理解「整風」的涵義，他們把對延安種種現象的不滿集中表達出來，以此配合「整風」。1942年3月，幾篇引發爭議直到「文革」還未平息的作品發表在《解放日報》文藝副刊，包括艾青的《尊重作家，了解作家》，文章點明：「作家除了自由寫作之外，不要求其他的特權。」「希望作家能把癬疥寫成花朵，把膿包寫成蓓蕾的人，是最沒有出息的人——因為他連看見自己丑陋的勇氣都沒有，更何要他改呢?」羅烽發表了《還是雜文的時代》，主張應該像當年的魯迅一樣，用雜文來抨擊「陰暗的角落」。

3月9日，丁玲發表了重磅文章《三八節有感》。她以極富同情心和批判的筆觸，揭示了女性在延安的困惑和遭際。當時，38歲的丁玲剛剛力排眾議，嫁給比她小13歲的陳明，但在延安，大多數女性無法像丁玲這樣瀟洒地主宰自己的命運。早期延安革命隊伍男女比例為30:1，女學生們的到來緩解了「供需困難」，但男女性別比仍高達18:1。許多未婚女青年被「做組織工作」，嫁給戎馬半生耽誤了結婚的老幹部。

丁玲寫不服從組織安排的女性，「在某種場合聆聽著這樣的訓詞：『他媽的，瞧不起我們老幹部，說是土包子。要不是我們土包子，你想來延安吃小米!」……文章中頗具諷刺意味的一段話是：「被逼著帶孩子的一定可以得到公開的譏諷：『回到家庭了的娜拉。』而有著保姆的女同志，每一個星期可以有一天最衛生的交際舞。」這句話出處是江青說過的一句話：「每星期跳一次交際舞是衛生的。」

交際舞由美國記者史沫特萊引入延安，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央領導大力支持，周末舞會雷打不動，盛行一時。領導人支持舞會，一是因為跳舞利於身心健康；二是希望通過舞會鼓勵軍中將領結識女青年，解決婚戀問題。但舞會在領導階層內部和知識分子中間引發不少爭議。

雜文激怒賀龍、王震

如今回顧延安文藝座談會，王實味是繞不開的關鍵人物。他曾是北京大學預科生，外文功底紮實，1937年奔赴延安，在中央研究院從事馬列原著的翻譯工作。據當年的同事回憶，王實味「性格十分不可愛」。工作上，他的譯稿如果被人改動就要大吵大鬧；生活上，他作為特別研究員享受較高待遇，但該發給他的東西稍微差了一點也要大吵。

延安多狂狷之士，王實味性情乖戾本也不算大事，但1942年3月，他在《解放日報》發表了《野百合花》、《政治家與藝術家》等文章，將自己推到歷史的風口浪尖。他在文中諷刺延安舞會「歌囀玉堂春、舞回金蓮步的昇平氣象」，「請閉上眼睛想一想吧，每一分鐘都有我們親愛的同志在血泊中倒下」。他曾為了研究院沒按規定給他發過冬的「幹部服」，和研究院副院長范文瀾從山前吵到山後，直到范文瀾把自己的衣服給了他才罷休。但在《野百合花》中，王實味卻激烈地批判「衣分三色、食分五等」的等級制度。

這些文章發表的同時，延安中央研究院的整風壁報《矢與的》創刊，范文瀾親寫發刊詞「以民主之矢，射邪風之的。」王實味在創刊號上發了兩篇文章，矛頭直指中研院整風運動的領導人羅邁（李維漢）。

1942年3月，賀龍離開晉西北奔赴延安，並和妻子蹇先任離婚，恰巧這時看到丁玲的《三八節有感》，不禁氣憤地說：「我們在前方作戰，保衛延安，保衛中央；你們吃飽了卻暴露延安，罵黨，罵工農兵。再這樣搞，我就班師回朝了!」壁報貼在紅布上，掛在延安最繁華的南門外，來看壁報的人像趕廟會一樣多。王震看了《矢與的》牆報和《解放日報》文藝副刊的文章，拍案而起，直奔毛澤東的窯洞「報警」，指責寫這些文章的人；「前方的同志為黨為全國人民流血犧牲，你們在後方吃飽飯罵黨。」

深夜，毛澤東提著馬燈，去南門外仔細看了《矢與的》，看完後指出：「思想鬥爭有了目標了。這也是有的放矢嘛。」

毛澤東決定召開文藝座談會

1942年3月31日，毛澤東在楊家嶺中央辦公廳召集會議，親自過問《解放日報》改版問題。黨內老同志、重要將領、文化人等出席七十餘人。

賀龍說：「丁玲，你是我的老鄉呵，你怎麼寫出這樣的文章？跳舞有什麼妨礙？值得這樣挖苦？」

胡喬木見火藥味濃重，在旁邊跟毛澤東說：「關於文藝上的問題，是不是另外找機會討論?」

第二天，毛澤東對胡喬木說：「你昨天講的話很不對，賀龍、王震他們是政治家，他們一眼就看出問題，你就看不出來。」隨後，《解放日報》文藝副刊宣告停刊。

4月7日，中宣部組織中央研究院負責幹部和積極分子開會，嚴肅批評了研究院整風時出現的偏向。之後，研究院不斷派人與王實味談話。范文瀾說：「他仍是不認錯，並且辱罵和他談話的同志。」

兩個多月過去，宣傳幹事溫濟澤好心安慰開導王實味，王突然哭了。王實味覺得，自己一心為黨，意見提的也沒錯，這樣挨整太冤枉了。然而即使有心認錯，也為時已晚——王實味早年同情托派、與托派分子往來的舊事又被重提，康生把他定性為托派，王實味落入了「反黨集團」的深淵。（註：王實味被關押了近四年，後來被晉綏公安總局看守所秘密處死，下令者是誰至今成謎。）

經過1942年早春的一系列風波，共產黨已經意識到，到了黨著手改造知識分子、創建文化藝術體系的時刻。4月，毛澤東多次與各文藝團體的知識分子約談。毛澤東先後約談了丁玲、艾青、劉白羽、何其芳、嚴文井、周立波、草明、歐陽山等人。在充分聽取各方面意見和醞釀策劃之後，毛澤東終於決定以召開座談會的方式。討論並解決延安文藝界存在的種種問題。

1942年4月10日，經毛澤東提議，中央書記處決定，準備以毛澤東、博古、凱豐的名義召集延安文藝座談會。中央政治局委員凡是在延安的，都要求出席，包括朱德、壬稼祥、任弼時、博古、陳雲、康生等。

參會人員和開會時間確定後，中央辦公廳趕製出了請柬。請柬經毛澤東審定，是用延安生產的粉紅色土油紙印的。藝術家們接到請柬都覺得新鮮，以往他們參加會議，接到的都是通知，這次受到毛澤東的邀請，他們覺得很光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