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代後中國的「新潮」民族主義

1990年代後中國的「新潮」民族主義

大國崛起和「中國認同」的普遍價值問題 （之三）

徐 賁

民族認同話語最強勢的表述是民族主義。1990年代以後，民族主義思潮同時活躍在政治、知識精英和大眾中間,雖然形成了「新潮」的民族主義，但民族主義並不只是1990年代才有的現象。在中國歷史的一些其它時期也出現過類似的現象。民族認同問題總是與一定的現實環境、思想框架和與此有關的群體目標聯繫在一起的。例如,五四時期民族主義的思想框架和提倡目標分別為「中西文明衝突」和「保存國粹」。三十年代到四十年代,這兩者分別改變為「中日戰爭」和「救亡」。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則改變為「反帝反修」和「自力更生」。八十年代則再改變為「球籍問題」和「現代化」。1990年代民族主義的基本背景是,「救亡」並不迫切,「自力更生」無人再提,「現代化」屢遭質疑,但「文明衝突」(或「文化對立」)仍繼續在起作用。

現有的種種民族認同話語有不同的側重點,但基本上可以從價值取向上分出反對和堅持普遍價值的兩個類別。反對普世價值的並不是全然忽視民族認同中的價值因素,而是堅持這種價值必須符合中國自己的傳統、適應中國自己的條件、具有中國自己的特徵,等等。而堅持普世價值的則認為,沒有人類價值就沒有中國價值,狹隘的中國價值只不過是在價值問題上蹈華夷之辨、夷夏之防的復轍而已。

反對普世價值的民族認同話語以三個反對為特點：反對西方化,反對自由主義和反對普遍化。早在1990年代,80年代的「新權威主義」便以「亞洲價值」的名義變化為一種以國家為中心的民族主義。它提出,為了有效地確立國家權力合法化的基礎,現存政權必須在「革命意識形態」中增加「實用的世俗主義和沒有假想外部敵人的民族主義」 。〔注9〕它認為,民族主義對於中國轉向一個社會主義-民族主義階段非常必要,因為「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的基本原則,作為中心象徵符號的基本組成部分,對保持政治秩序的歷史連續性,具有不可替代的功能。」改革和經濟發展的社會成效固然提高了現存體制的合法性,但堅持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同時又強調發展,引發了「如何避免意識形態資源因缺乏必要的補充而空洞化和貧乏化」的問題。因此有必要將民族思想作為這種文化的資源。〔注10〕這種民族主義一直把以公民權和人權為核心的憲政民主視為一種可能對國家統治權力形成威脅的自由主義或西方政治理念。

同樣以國家為中心的另一種民族認同話語把關注點放在「敵我區分」之上。它直接運用「敵對」、「鬥爭」、「衝突」、「征服/反征服」這一類「戰爭」言辭想像，把辨明民族的敵對勢力當作凝聚「我們」集體意識的民族生存體驗。阿隆(Raymond Aron)在分析「敵我」政治觀時曾區分過「生物學」(種族)、「意識形態」和「政治」這三種不同意義上的敵人。〔注11〕中國的民族主義關注的是後兩種意義上的敵人(再就是「文化」的敵人)。例如日本被視作為中國地理政治或歷史上的敵人,而美國則被同時視為意識形態和地理政治上的敵人。1990年代的敵我民族主義主要表現為堅持「新反帝」。新反帝思潮強調民族主義是一種重要的人民經驗,民眾通過與美帝國主義敵人「鬥爭」達到民族自我意識的覺悟。有論者以第三世界和西方的敵對模式,區分了進步的民族主義和倒退的民族主義,提出:「在西方,地方主義和民族主義強調的是西方帝國主義列強的優越性,但在第三世界,地方主義和民族主義展現的卻是反對西方化的積極力量。」〔注12〕還有論者提出了一種新「文明衝突論」,即中國近百年來的挨打受辱,不是因為政治、社會制度或經濟力量的落後,而是因為一切先進文明都會成為「蠻族征服」的對象。中國遭受文明之敵的攻擊,證明了中華文明的先進。重和諧、反衝突的中華文明最終一定會「戰勝」衝突和擴張的西方文明。〔注13〕

人權普遍價值成為這種民族認同猛烈質疑和攻擊的對象。1999年中國在前南斯拉夫首都的使館被炸事件後，以及2001年哈貝瑪斯訪華期間,中國學界在人權和主權孰為優先的問題發生激烈爭論。民族主義者把哈貝瑪斯支持北約對南斯拉夫的「人道援助」直接指責為支持帝國主義,並強調主權高與人權。〔注14〕進入二十一世紀後,敵我對立繼續成為中國反美、反日民族主義的基本思維方式,在反對日本成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和譴責美國霸權和台海政策的大眾聲浪中獲得了廣泛的認同。甚至有人提出，為了與美國進行核對抗，可以不惜讓核戰毀滅西安以東的半個中國。〔注15〕與此同時,國內出現的「施米特(Carl Schmitt)熱」則更從政治理論上確立了敵我區分和戰爭狀態對於中國國情的合理性。以敵友意識主導民族認同,自然也就把國家危亡擺在國家自身的價值思量之上。〔注16〕

敵友論甚至會滲透到本不以國家為中心的文化民族話語之中。堅持在文化上確立「中國性」或「中華性」的民族主義,這是一種文化民族主義,包含著一個似乎永遠不變的「中國文化」之敵,那就是「西方」。這種民族主義先是在1990年代初的「後學」(後現代和後殖民)理論中形成的,它強烈挑戰「現代性」這一「普遍性話語」在中國的「西方宰制」作用。這種「後學」話語所提出的「中國式現代性」與「中國性」其實是同一個意思。文化民族中所包含的尊嚴、自由價值只是針對西方而言的。「說不」類書籍包含的價值觀也是一樣,它們強調做中國人和說不的尊嚴,但這種尊嚴只涉及與西方的關係,而不涉及國內政治和社會的權力關係。由於它只針對局部的對象,它的價值立場不能完整,而且實際上自相矛盾。例如《中國可以說不》的作者之一宋強在接受《經濟學家》雜誌採訪時被問到對1989年事件的看法。宋強說,全世界人民當然都渴望自由和民主。記者問宋強,這不正是美國人要說的嗎?宋強答道,「即使我們有錯誤,我們也不需要壓迫者(美國)來給我們指出。」〔注17〕在這種辯詰邏輯中,任何價值都附屬於「我們」或「他們」,既不可能客觀存在,也不可能相互溝通。

進入二十一世紀之後,「中國性」或「中華性」以各種不同的形式持續在激勵文化民族主義的進一步發展,如論說「在全球化時代如何做中國人」(套用的是「如何做歐洲人」的模式)(張旭東)、「打造中國正典,輸出中國文化」(王岳川) 、建議設立某些學科排斥留學生的「華人大學」、「中國是世界例外的例外」說 (甘陽)、要求政府干預和限制「韓劇」的播放,文化民族主義涉及了思想、文化、教育、大眾娛樂等諸多方面。〔注18〕2005年的「國學」和「儒教」熱再度升溫, 也使得文化民族主義成為國內爭論的一個焦點。據曾軍介紹, 「中國人民大學成立國學院，紀寶成校長的《與傳統和解 — 國學不是落後愚昧的代名詞》及其它文章或訪談（它們分別是《光明日報》6月7日的《關於振興國學的思考》、《新京報》6月1日的《重倡國學，是為延續中國文脈》和《南方都市報》6月8日的《為何創辦國學院？如何培養國學生》)，引發爭論。…… 與此同時，圍繞廢除科舉100年紀念和祭孔的爭論也為該年的『國學熱』推波助瀾。」2005年底, 儒教復興的領軍人物蔣慶發表《關於重建中國儒教的構想》一文，使儒教復興構想「遠遠超出了2004年『讀經』和2005年『國學熱』的範圍，超越了『道統』而指向『政統』，要以儒學為『王官學』，以儒教為國教，甚至號稱『將堯舜孔孟之道作為國家的立國之本』，即國家的憲法原則寫進憲法，上升為國家的意識形態」。〔注19〕這些都展現了文化民族主義向政治民族主義轉變的新趨勢。

　 與前面這些否定普世價值的民族認同話語相比,堅持普世價值則成為另一類民族認同思考的重要特徵。這種普世價值論的民族認同觀堅持的是,在人類世界中存在「超民族(亦即超『文明』)的普世價值」,這些價值包括個人的自由、平等和尊嚴以及公共政治的公開民主程序、公民權利和參與等等。普世價值指的是「把個人整合為社會的規則,」如「對個人選擇的尊重程度、對個人權利的保障程度,對個性自由的容納程度以及因此達到的全體社會成員享有的總效用。」〔注20〕由於普世價值的存在,民族國家的制度之間是有優劣差別的。例如,秦暉把民族主義嚴格地限定為兩種認同。一種是「文化認同」,或「純粹符號審美的認同」,這種認同只具情感價值,與政治制度無關。另一種是「國家利益認同」,國家利益的評議主體必須是公民而不是少數掌權者。秦暉強調,只有後一種認同才構成「合理民族主義」的核心。合理的民族主義反對「以民族主義的口實來壓制公民權利。」〔注21〕民族主義關係到每一個具體公民的利益,「民族主義所要捍衛的民族利益只能是民族中每個成員個人利益的整合,因而民族利益的體現者只能通過自由公民意志的契約整合程序(即民主程序)產生。任何人不能超越這一程序而自稱為民族利益體現者並要求別人為他所宣稱的『民族利益』作出犧牲。換句話說,合理民族主義是以民主主義為前提的。」〔注22〕

普世價值的民族認同思考特別重視民族主義的政治性和成為專制統治意識形態工具的危險。徐迅指出,民族主義是一種歷史運動的形式,本身不涉及價值判斷。但民族主義政治卻進入了價值、道德、倫理的範疇,意識形態包括了社會觀、歷史觀、社會動員方式、政治目的、組織形態,等等。要判斷一個民族主義的性質及其和政治的關係,只能根據它的意識形態和其所訴求的政治權力。在自由民主的制度中,民族主義可以支持「以理性為基礎的個人自由」和由此構建的群體生活方式和秩序。但在專制國家中,民族主義則可以用來「鼓吹種族主義、軍國主義和國家主義,強調領袖的絕對權威,實行專制的獨裁恐怖統治。」〔注23〕以國家為中心的民族主義具有暴力傾向,因為「民族國家已經是最高的暴力機器,……制約民族主義暴力的力量不可能從孕育暴力的民族主義本身去尋找,這個力量只能是超越民族的,即道德的力量。」〔注24〕自由主義者不是反對民族主義,而是反對以民族主義之名施行國家暴力。自由主義者與民族主義並不天然抵觸,因為每個人都有濃淡程度不同的民族情懷,都帶有一定民族文化傳統的烙印。在中國這樣一個後發國家,民族主義不是有與無的問題,而是一個多與少的問題。〔注25〕

不同民族認同觀在探討中國民族認同的實質性內涵時,都會涉及到群體的政治共識和價值共識的關係問題。如何看待現有政體體制的基本價值取向,認同或不認同這種價值取向,是試圖將它置之不顧,還是把它作為一個重大問題提出來討論,這些都直接影響到具體民族話語的形成和特徵。堅持以價值共識為基礎的群體認同,也就是堅持認為民族主義認同必然包括公民政治和民主政治的條件,因為民族不能自動代表整個社會的和諧,也不能代表整個社會利益。在民族成員之間,實際上也是社會成員之間,不存在自然的利益和諧和相互認同。由於種族、社會地位、個體經歷、文化傳統的差異,關於自由、公義、社會、秩序、慾望、個體的信念和經驗觀察等等,是高度分歧的。「民族」要能整合這些差異,靠的不是「民族共性」,而是公民政治。這種公民政治的基礎價值便是與現代普遍人權,而它的制度保障則是民主的憲政法治。

注釋：

[注9] 肖功秦:〈走向成熟：當代中國改革的回顧與展望〉,《北京青年報》,1993年5月13日,第三版。

[注10] 肖功秦:〈民族主義與中國轉型時期的意識形態〉, 《戰略與管理》,1994年第四期,第24頁。

[注11] 轉引自Jan-Werner Muller, A Dangerous Mind: Carl Schmitt in Post-War European Thought.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 100.

[注12] 11 孫景堯:〈全球主義,本土主義和民族主義〉,《中國比較文學》,1997年第三期,第1頁。

[注13] 盛洪：<什麼是文明>，《戰略與管理》, 1995年第五期。

[注14] 張汝倫：<哈貝馬斯和帝國主義>，《讀書》，1999年,第九期，第34-42頁。

[注15] 張偉國：<朱成虎核武言論事件後續和反應 > www.ncn.org/asp/zwgInfo/da.asp?ID=64839&ad=7/16/2005 （2006年2月28日登陸）

[注16] 徐賁： 《中國不需要這樣的政治和主權者決斷》， 《二十一世紀》 no. 2, 2006.

[注17] Interview with Song Qiang in 「Saying No: China.」 Economist 340, no. 7975, 20 July, 1996, p. 30.

[注18] 參見，<我們現在怎樣做中國人？— 張旭東教授訪談錄>，www.cc.org.cn/newcc/browwenzhang.php?articleid=5583 （2006年2月28日登陸）。毛燕：<從「文化拿來」到「文化輸出」— 北京大學教授王岳川談當代中國文化問題>, booker.com.cn/gb/paper16/ 39/class001600006/hwz198796.htm （2006年2月28日登陸）。甘陽：<獨立自主還是附庸藩屬？— 華人大學理念與北大改革> , www.philo.ruc.edu.cn/pol04/ edu/p_edu/popular/200407/473.html （2006年2月28日登陸）。<張國立痛斥韓劇《大長今》>， www.61.184.45.151:8100/show.aspx?id=740&cid （2006年2月28日登陸）。

[注19]曾軍：<思想於學術在當代文化種合流：2005年人文學術熱掃描>，www.cc.org.cn/newcc/browwenzhang.php?articleid=5（2006年2月28日登陸）。

[注20] 秦暉:〈自由主義與民族主義的契合點在哪裡〉, http://www.yannan.cn/data/detail.php?id=3516 （2005年9月3日登陸）。

[注21] 同上。

[注22] 同上。

[注23] 徐迅:〈解構民族主義:權力、社會運動、意識形態和價值觀念〉,見李世濤主編：《知識分子立場:民族主義與轉型期中國的命運》（長春:時代文藝出版社,2000年）, 第39頁。第33頁。

[注24] 同上，第43頁。

[注25] 劉軍寧:〈民族主義面面觀〉,見李世濤主編：《知識分子立場:民族主義與轉型期中國的命運》,第1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