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論太平天國政權的性質

再論太平天國政權的性質

吳雁南

一九七八年，筆者在成都寫了《關於太平天國政權的「兩重性」》一文(此文已收入北京太平天國史研究會編：《太平天國史論文集》。），就教於川大歷史系的師友，比較全面地談了對太平天國政權的一管之見。一年多來，史學界對此一問題的討論有了很大進展，筆者感到對一些問題有進一步闡述的必要。在此，擬對太平天國政權的革命性作幾點粗淺的補充。(關於太平天國政權的封建性問題，擬另文補充。）

　 一

　　太平天國政權是否具有革命性，首先要聯繫到這次運動是不是一場革命來考察。從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對舊式農民運動的論斷來看，一般有三種提法，即：「騷動」、「運動」、「革命」。一般否認太平天國運動是一場革命的同志，往往引用列寧在《世界政治中的引火物》一文中的一段論述：「在中國，反對中世紀制度的革命運動近幾月來也表現得非常強烈。……『新精神』和『歐洲思潮』在中國的強有力的發展，特別是在日俄戰爭以後，是用不著懷疑的，所以中國的舊式的騷動必然會轉變為自覺的民主運動。」(《列寧全集》，第15卷，第159頁。）在此，列寧將中國的「自覺的民主運動」興起以前的農民的反抗運動（包括太平天國在內）都概稱做「舊式的騷動」。但是，只要我們多讀一點列寧關於農民問題的論述，列寧在一些文章中是完全肯定農民鬥爭的革命性的。如在《列甫·托爾斯泰是俄國革命的鏡子》一文中說：「幾百年來農奴制的壓迫和改革以後幾十年來的加速破產，積下了無數的仇恨、憤怒和拚命的決心。要求徹底剷除官辦的教會，打倒地主和地主政府，消滅一切舊的土地佔有形式和佔有制度，掃清土地，建立一種自由平等的小農的社會生活來代替警察式的階級國家，這種要求象一條紅線貫串著農民在我國革命中的每一個步驟。」(《列寧全集》，第15卷，第180頁。）在此，列寧所描繪的農民的思想方式和要求都是自發的農民群眾的思想方式和要求，而不帶有「自覺的民主運動」的性質，但他卻給以很高的評價，稱這種要求「象一條紅線」，並將這種反抗鬥爭稱之為「革命」。這種鬥爭的革命性來自何處？列寧認為，主要來源於農民所遭受的殘酷壓迫和剝削。他在《〈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第二版序言》中指出：「在貧苦農民空前貧困破產的情況下，勞役制經濟的許多殘餘和農奴制的各種殘餘充分說明了農民革命運動的泉源之深，說明了農民群眾革命性的根基之深。」(《列寧選集》，第1卷，第157頁。）這說明，封建制的剝削和壓迫是農民產生革命性的根基。由此可見，列寧有時把舊式農民運動稱做「騷動」，主要是為了突出其「自發性」，強調「自覺的民主運動」興起的重大意義，而並沒有否定農民的革命性的意思。

　　至於太平天國運動的性質，馬克思和恩格斯曾經不止一次把它稱做革命。在1853年5月，馬克思曾經寫了一篇專論太平天國運動同歐洲革命之間的關係的文章，題目就叫《中國革命和歐洲革命》。他在文章里指出：「中國的連綿不斷的起義已延續了十年之久，現在已經匯合成一個強大的革命」，「這個革命將來會對英國並且通過英國對歐洲發生什麼影響？」「可以大膽預言，中國革命將火星拋到現代工業體系的即將爆炸的地雷上，使醞釀已久的普遍危機爆發，這個普遍危機一旦擴展到國外，直接隨之而來的將是歐洲大陸的政治大革命。」(《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1—6頁。）在毛澤東同志的著作中把太平天國運動稱為革命運動更是人所熟知的事。長期以來，人們把太平天國運動稱為革命運動，是有經典根據的。

　　由此可見，革命運動一詞，不僅可用於變革社會制度的革命運動，同時也可用於封建社會農民反對封建地主階級的暴力鬥爭。筆者認為，我們應當區分歷史上不同範疇的革命；反對無限地讚揚農民的自發性的傾向，是為了給歷史上的農民階級和它的鬥爭以正確的評價，而不是以一種革命否定另一種革命，把變革社會制度的革命鬥爭說成是唯一的革命，從而貶低農民階級的歷史地位和作用。

　 　二

　　既然，太平天國運動是一場革命，那麼，在這場革命運動中應運而生的政權是否具有革命性呢？

　　有的同志認為，農民政權只能是封建政權，太平天國政權也不例外，不能說它既具有封建性，又具有革命性。

　　筆者認為，太平天國政權就其建立在封建的經濟基礎之上，不能不受經濟基礎的制約而言，它不能不具有一定的封建性；而就它作為農民階級反對地主階級的反動統治的工具，同反動政權相對峙而言，又是完全不同於清政權的革命政權。把太平天國政權說成是新的封建政權是不符合歷史實際的。筆者認為，在歷史上要建立一個貫串整個社會形態的農民階級的統治是不可能的（這是農民所處的階級地位所決定的）。然而，歷史上出現短暫的農民革命政權卻是可能的事，這已為中外歷史上無數事實所證明。列寧曾經這樣說過：「歷次革命的一般進程表明了這一點，在這些革命中，往往有過短時間的、暫時得到農村支持的勞動者專政，但是卻沒有過勞動者的鞏固政權；經過一個短時期，一切都又倒退了。所以倒退，是因為農民、勞動者、小業主不能有自己的政策，他們經過多次動搖之後，終於要退回去。」(《在全俄運輸工人代表大會上的講話》，《列寧選集》，第4卷，第496頁。）列寧的這一論述，是完全符合歷史實際的。太平天國政權，正是這樣的一種革命政權。其理由如下：

　　（一）太平天國革命政權是太平天國英雄們進行革命鬥爭的有力工具。1851年1月金田起義之始，洪秀全、楊秀清即宣布建立太平天國革命政權，同清朝反動政權相對峙，擔負起了組織、領導群眾反封建反侵略的歷史任務。毛澤東同志指出：「一百年來，中國的鬥爭，從鴉片戰爭反對英國侵略起，後來有太平天國的戰爭，有甲午戰爭，有戊戌維新，有義和團運動，有辛亥革命，有五四運動，有北伐戰爭，有紅軍戰爭，這些雖然情形各不相同，但都是為了反抗外敵，或改革現狀的。」(《青年運動的方向》，《毛澤東選集》，第527—528頁。）從這個意義上說，太平天國革命政權領導和組織群眾的鬥爭，成為近代中國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準備階段的一個組成部分。

　　這個政權，在政治上舉起反對封建統治的旗幟。在它的領導和組織下，太平天國英雄們以雷霆萬鈞之力，橫掃大半個中國，狠狠打擊了清朝的反動統治，嚴懲了貪官污吏和土豪劣紳，推動了各族人民的革命鬥爭。在建立比較穩固的政權的地區，他們沒收反動官僚的田產充公，對一般地主的租額實行嚴格的限制和監督。(參見拙稿：《試論太平天國的土地制度》，《歷史研究》1958年第2期。）並強迫地主富商交納很重的田賦捐稅。史稱「曩稱富人，重為刻剝」。有的地主收租如乞丐狀，有的地主被迫賣出土地。

　　這個政權，還堅持著反對外國資本主義侵略的鬥爭。它面對當時世界上最強大的資本主義侵略國家英、法、美、俄的侵略，毫不畏縮，毅然高舉起反侵略的大旗，在江浙地區同侵略者展開了可歌可泣的武裝鬥爭，打得「洋鬼不敢與我見仗」；它在處境日蹙的情況下，拒絕接受英國侵略者以「援助」為幌子變中國為殖民地的陰謀。1861年冬，英國參贊巴夏里、海軍提督何伯前詣天京，覲見天王洪秀全，提出「幫助」太平天國打倒清政權平分中國的要求。他說：「爾天王兵而雖眾，不及洋兵萬人。有我洋兵二、三萬眾，又有火舟，一手而平（按指打倒清政權）。」天王拒絕，說：「我爭中國，欲相（想）全圖，事成平定（分），天下失笑；不成之後，引鬼入邦。」(《忠王李秀成自傳原稿箋證》，中華書局1957年版，第333頁。）表現出無限的英雄氣慨。值得注意的是：在洪秀全為首的太平天國政權的領導下，農民英雄們第一次把反侵略反封建的鬥爭結合起來，給中外反動派以迎頭痛擊。這種鬥爭，雖然是自發的，有著很大的局限性，「但是，太平天國革命作為先驅者來看，大路輅輪，還是值得中國人民的永遠紀念。」(范文瀾：《金田起義一百周年紀念》，《范文瀾歷史論文選集》，第165頁。）

　　由此可見，太平天國革命政權，作為農民政權來看，它是歷史上農民政權的繼承和發展；但是，從它所擔負的歷史任務來看，它又起著近代中國反帝、反封建鬥爭的先驅者的作用。因此，這一政權又具有它的特殊性，對於近代中國革命起著繼往開來的作用。這是我們討論太平天國政權的性質時不可不注意的。

　　（二）太平天國革命政權有著革命的指導思想和革命的綱領。早在金田起義前，太平天國英雄們，就以洪秀全在《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訓》、《原道覺世訓》中所提出的平等主張為指導，進行革命活動。這種平等思想，在金田「團營」之後的第一次巨大實踐就是確立聖庫制度，實行「一切所有繳納於公庫，全體衣食俱由公款開支，一律平均。」(韓山文：《太平天國起義記》。）這種聖庫制度的產生，在當時是完全必要的。恩格斯在《德國農民戰爭》一書中曾經分析過歷史上這樣一種現象：「社會的最下層要發展自己的革命毅力，要明確自己和社會其他一切階層對立的地位，要集結成一個階級，必須從何下手呢？必須把自己還可以和現存社會制度妥協調和的一切完全拋棄；必須把那種使他們備受壓迫的生活有時尚堪忍耐的些微享樂，甚至最殘酷的壓迫也不能剝奪掉的些微享樂，完全拋棄掉。」(《德國農民戰爭》，單行本，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52頁。）及至太平天國定都天京，革命政權又在這種平等思想指導下制訂了《天朝田畝制度》，作為自己的政綱和改革社會的方案，企圖在平均土地的基礎上，平均分配社會一切財富，消滅私有，建立一個「通天下一式」的沒有剝削壓迫的理想社會，這實際上是一種農業社會主義的空想。這種空想是農民小生產者絕對平均主義的表現，只能是一種幻想。事實上，不建立在大工業生產的基礎上，純粹從分配、消費著眼，企圖把社會經濟固定在劃一的平均的小農經濟基礎上，來實現「處處平均，人人飽暖」的理想社會，是行不通的，而且也是違反社會發展規律的，因而是錯誤的。但是在經濟學形式上錯誤的東西，在歷史上卻是革命的。《天朝田畝制度》所表述的農業社會主義空想，即是如此。從當時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來看，外國資本主義已開始入侵併起著激化中國社會內部階級矛盾的作用，然而農民階級同地主階級的矛盾、人民大眾同封建主義的矛盾卻是主要的社會矛盾。清朝皇帝為首的地主階級的統治，封建的大土地佔有制，成為中國社會向前發展的主要障礙。《天朝田畝制度》要求在廢除封建土地佔有制、平分土地的基礎上實行絕對平均主義的社會改革方案，其主要鬥爭鋒芒是指對的，大方向是正確的。列寧曾經指出：「『地權』和『平分土地』的思想，無非是為了完全推翻地主權力和完全消滅地主土地佔有制而鬥爭的農民力求平等的革命願望的表現而已。」(《紀念赫爾岑》，《列寧全集》，第18卷，第12頁。）「在反對舊專制制度的鬥爭中，特別是反對舊農奴主大土地佔有制的鬥爭中，平等思想是最革命的思想。……因為它反映了反對封建農奴制的不平等現象的鬥爭。」(《社會民主黨在俄國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綱領》，《列寧全集》第13卷，第217頁。）因此，《天朝田畝制度》在當時歷史條件下，首先是革命的政綱，表達了農民階級強烈的革命願望。有的同志說，不對，太平天國的《天朝田畝制度》反對工商業，不僅沒有好處，而且對農民的運動帶來危害，因而農民拋棄得愈快愈好。這種看法，顯然是離開了當時的具體歷史條件談論問題。誠然，《天朝田畝制度》將小農經濟理想化並企圖把它永遠保持下去，是農民局限性的表現，同時這又是當時歷史時代的一種產物。我們知道，太平天國時期，我國雖已萌芽著資本主義因素，有了一些資本主義手工工場和手工作坊，但中國民族資本主義近代工業的產生，還是在金田起義之後二十年的事情，在當時，農民英雄能夠設計出的改革社會的方案，只能是舊式農民戰爭「等貴賤」、「均貧富」一類方案。由於這種方案的主要鬥爭矛頭是指向封建主義，因而它的主要方面是進步的。列寧在分析俄國民粹派和勞動派關於重分土地問題時指出：「歷史的辯證法是這樣的：民粹派和勞動派在俄國土地問題方面，提出執行最徹底最堅決的資本主義辦法，把它當作反對資本主義的手段。土地重分的『平均制』是烏托邦，但是土地重分必須與一切舊的，即地主的、份地的、『官家的』土地佔有制完全決裂，這卻是在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發展方向上最需要的、經濟上進步的、對於俄國這樣的國家最迫切的辦法。」(《兩種烏托邦》，《列寧全集》，第18卷，第351頁。）我們知道，早期的民粹派的活動是在十九世紀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當時俄國的資本主義遠比中國太平天國運動時期的資本主義發展。如果說，列寧在指出民粹派提出反對資本主義和其他一些理論的錯誤的同時，還告誡人們「應當透過民粹派烏托邦的外殼細心辨別農民群眾真誠的、堅決的、戰鬥的民主主義健全而寶貴的內核。」(《兩種烏托邦》，《列寧全集》，第18卷，第353頁。）難道，太平天國的《天朝田畝制度》所表達的農業社會主義空想，就沒有什麼可以值得肯定的東西嗎？正是列寧在給俄國民粹派的歷史評價中給我們做出了典範，嚴格地把早期的民粹派和後期的、即自由主義民粹派區別開來。他在《我們究竟拒絕什麼遺產》一文中指出：「民粹主義在當時是一個進步的現象，因為它第一次提出資本主義問題（按指防止資本主義），而現在則是一種反動的和有害的理論。」(《列寧全集》，第2卷，第456頁。）列寧的這一論斷體現了馬克思主義的歷史主義觀點。分析歷史問題時，首先應當把它納入一定的歷史範圍，對具體問題作具體分析。如果我們從十九世紀五十年代的中國的歷史實際出發，太平天國的土地綱領，正是一種「比較徹底的土地綱領。在中國資本主義還未發展的年代裡，不管太平天國革命領導者的主觀願望如何，太平天國革命在客觀上卻為資本主義的發展開闢了前途。所以，按照太平天國所處的歷史條件，農業社會主義的主張，進步的一面還是主要的。」(范文瀾：《紀念太平天國起義一百零五周年》，《太平天國革命性質問題討論集》第9頁。）我們這樣講，是否意味著贊成「平均主義」思想呢？當然不是。我們認為，在太平天國時期的農業社會主義空想的主要方面是革命的、進步的，在今天則是絕對錯誤的。有的同志從今天的思想標準出發，全盤否認太平天國的這種思想主張，把歷史上農民英雄們提出的平等、平均主張說成比封建主義還壞，這是很值得商榷的。

　　值得注意的是太平天國革命政權，不僅提出過《天朝田畝制度》，而且還在後期提出過帶有資本主義傾向的政治綱領《資政新篇》。這說明，太平天國革命運動發生於資本主義列強開始將中國社會捲入資本主義世界的漩渦的時代，農民的反抗運動正發生著一些變化。作為太平天國政權的政綱和社會改革方案，從《天朝田畝制度》到《資政新篇》，其總的發展傾向是值得肯定的。(拙稿：《試論洪秀全的思想特徵》一文（載《人文雜誌》1959年第4期），對此曾作過粗淺的探討。）應該說，它們都是革命的，有利中國社會的進步的。

　　（三）太平天國政權是革命鬥爭的必然產物，在當時起了巨大的革命作用。馬克思主義從來就認為，在階級社會裡，階級鬥爭是生產力同生產關係間的矛盾的集中表現。在封建社會裡，農民同地主之間的矛盾和鬥爭，正是封建社會生產力同生產關係之間的矛盾的集中表現。這種鬥爭，歸根結底在於推動社會生產的發展，調整與緩和生產力同生產關係之間的矛盾。鴉片戰爭以前中國社會的矛盾就很尖銳，外國資本主義的入侵，更激化了農民同地主之間的矛盾。當時中國社會的情況，正如天地會發布的一張文告所說的那樣：「民之財盡矣，民之苦極矣。」封建統治階級的殘酷壓迫，使當時社會生產力的主要代表者農民掙扎於死亡線上，給社會生產力造成了很大破壞。農民只有起而造反，沉重打擊封建生產關係中最腐朽、反動的部分，才有出路，社會生產力才又有繼續維持和發展的可能。

　　因此，從歷史唯物主義的根本原理來看，農民的階級鬥爭、農民的起義和農民的革命戰爭，它們都起著衝擊與調整封建生產關係的作用。太平天國革命政權，不僅是這種矛盾和鬥爭的產物，而且在衝擊和調整封建生產關係中起著巨大的槓桿作用。它英勇地堅持反對外國資本帝國主義侵略的戰鬥，沉重地打擊外國侵略者，延緩了中國社會半殖民地的過程。它猛烈地打擊了清朝統治者和封建地主階級，使太平天國統治的地區，自耕農的數量有很大的增加，(參見《中國近代農業史資料》，第1輯，第172—174頁。）一些地方在太平天國革命運動之後，「地主多以經商為重」，(參見《中國近代農業史資料》，第1輯，第252頁。）「捨本逐末」，(參見《中國近代農業史資料》，第1輯，第171頁。）「不欲多佔土地」，(參見《中國近代農業史資料》，第1輯，第176頁。）「往往脫籍徙業」。(參見《中國近代農業史資料》，第1輯，第167頁。）這些情況說明，太平天國政權領導的反抗鬥爭，不僅使農村的封建生產關係一度鬆懈，而且使一些地區的地主「脫籍徙業」，把他們的田產房屋典賣、而投資於工商業，這種情況，無疑對於我國商品經濟的發展和民族資本主義近代工業的發生、發展產生了良好的影響。有的史學家認為，太平天國為資本主義的「登場拉開帷幕」。(劉大年：《論中國近代史上的人民群眾》，《中國近代史問題》，第101頁。）這個論斷是很深刻的。太平天國運動是當時社會發展的主要推動力。

　 　三

　　但是，持太平天國政權是封建政權觀點的同志認為，應當把農民階級的「兩重性」，同農民運動中出現的政權的性質區別開來，二者不能混為一談。意思是說，儘管農民階級具有革命性和用宗法式的眼光來觀察社會等局限性，農民政權卻只能是封建政權，而不具有任何革命性。

　　這種觀點，也是值得商榷的。

　　我們知道，農民階級的主要特點：他們首先是被剝削者、被壓迫者；其次是小生產者，小私有者。因此，「他們極度憎恨舊的秩序，他們非常深切地感受到了現制度的一切重擔，他們自發地渴望從這些重擔下解放出來並找到美好生活。」但是，他們都用宗法式的觀點觀察問題，「他們的憎恨不夠自覺，他們的鬥爭不夠徹底，他們僅僅在狹小的範圍內尋求美好的生活。」(以上引自《托爾斯泰和無產階級鬥爭》，《列寧全集》，第16卷，第352頁。）正如列寧上述論斷所說的那樣，由於農民是處於被剝削被壓迫的地位，他們有著強烈的革命要求；又由於他們是小生產者和小私有者，並活動封建的社會經濟體系之中，因此他們的鬥爭又具有極大的局限性，並使他們的活動和鬥爭不可能擺脫封建的影響。這就是我們所理解的舊式農民的「兩重性」。

　　如果說，舊式的農民作為階級的特點來說，具有「兩重性」，那麼，這個階級所建立的政權是否具有「兩重性」呢？

　　恩格斯在《卡爾·馬克思》一文中說：「在全部紛繁和複雜的政治鬥爭中，問題的中心始終是社會階級的社會和政治的統治」。(《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第40頁。）因此，爭奪統治權力和建立本階級的統治，是一個階級的階級意志的集中表現，階級性的集中表現。農民階級的階級性與階級意志，必然在它所建立的政權中得到明顯的反映。以太平天國政權而論，它一方面要求建立一種平等的小農社會生活，並在軍中實行了比較平等的供給制度——聖庫制度；另一方面又制訂了等級森嚴的《太平禮制》。它一方面實行男女平等的政策，另一方面又公開聲言「妻道在三從，毋違爾夫主」，要求人們遵從封建倫常。它一方面以「上帝天父人人共」、「何得君王私自專」相號召，激發人們的反清鬥志；另一方面又宣稱「王獨操權柄」、「生殺由天子」，要人們絕對服從天王洪秀全的意志和統治。農民的民主主義的思想和封建的等級思想交織在一起，在太平天國的制度和政策中互相矛盾著混雜著。這種矛盾，顯現出農民階級的內在矛盾，反映了這個階級的「兩重性」。如果我們把眼界放得更為廣闊一些，即可發現某一階級的特性對某一特定的政權是起決定性作用的。在古代，奴隸主統治奴隸和其他勞動群眾的政治機構，則為奴隸主政權；在中世紀，地主階級統治農民和其他群眾的政治機構，則為封建地主階級政權；在近代，資產階級統治工人和其他群眾的政治機構，則為資產階級政權；在現代，無產階級建立的統治機構，則為無產階級政權。農民階級由於它不是新的生產力或新的生產關係的代表，雖然不可能建立一個橫貫一個長的歷史階段的政權，卻可以建立一種短暫的但是不鞏固的「勞動者專政」。由此可見，企圖把某一階級的特點同它所建立的政權特性分割開來，是不符合歷史實際的。

　　列寧在《國家與革命》一書里說：「每當革命破壞國家機構的時候，我們都清楚地看到，統治階級是如何力圖恢復替它服務的特殊武裝隊伍，被壓迫階級又是如何力圖建立一種不替剝削者服務，而替被剝削者服務的新型同類組織。」(《國家與革命》，單行本，人民出版社1970年12月版，第10頁。）這一論斷有力地說明了農民在革命運動中建立的政權，不是脫離本階級的意志的，恰恰相反，而是它本階級的階級要求和階級特性的強烈表現。國家政權在階級社會裡始終是以某一特定的階級的專政工具而存在，它是不能脫離一定的階級性而存在的。

　　 四

　　綜上所述，作為一個貫串一個歷史階段（或社會形態）的統治，農民的統治是不可能的；但是，在農民的革命運動中卻可能建立短暫的農民政權。太平天國政權即是這樣的一種政權。它既有一定的封建性，又具有革命性。

　　以洪秀全為首的革命政權，作為農民革命鬥爭的工具，曾經起過巨大的革命作用。它領導的革命鬥爭，成為當時歷史前進的槓桿。

　　這個政權，一開始建立就具有「兩重性」，這是農民的階級地位所決定的。在革命過程中，它的封建性雖然有所加強，但是一直到太平天國失敗，它都沒有發生質的變化，始終堅持著反侵略反封建的革命鬥爭。

　　否定或者不承認太平天國政權的革命性，把太平天國政權說成是一種新的封建政權，就會把一場轟轟烈烈的農民反對地主階級殘暴統治的階級鬥爭，說成是一場新封建主義者反對舊的封建主義者之間的鬥爭，把一場你死我活的政治大搏鬥看成單純的爭王稱霸的權位之爭。這樣做的結果，必然會導致將中國封建社會中農民的革命運動和農民的革命戰爭基本勾銷，必然會導致否定階級鬥爭是階級社會的基本線索和真正動力的馬克思主義論斷。

　　否定太平天國政權的革命性，也必然否定其指導思想和政綱的革命性。必然會導致美化封建主義，否定農民階級在歷史上提出的「平等」、「平均」等反封建主張，甚至提出要洪秀全等提出過這種主張的農民領袖對中國社會的落後負責。在一些同志的筆下，貶低農民階級達到了驚人的程度。馬克思主義從來就認為，人民是歷史的主體，是歷史的真正的創造者。在太平天國時期，農民是中國革命的主要力量。如果他們被斥為歷史的絆腳石。那麼，當時社會發展的動力究竟是什麼呢？難道會是清朝反動統治者么？！

　　因此，否定太平天國運動和太平天國政權的革命性，我們都是難以苟同的。

　 （資料來源：《貴州社會科學》1980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