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汪精衛到釣魚島——評茅於軾的「人權高於主權」

正當中日政府與公眾就「釣魚島國有化」問題而情緒高漲時，中國知名學者茅於軾先生，在「新浪微博」上發表了「人權高於主權」（原意是「人民利益超越國家利益」）和「愛國真有那麼重要嗎」的言論，一下激怒了一些中國網民，有網民甚至把茅於軾比之於漢奸汪精衛。

原來，早在2008年7月21日，茅先生就發布過一篇先前寫好的博文，題目叫「人民的利益，國家的利益，政治家的利益」，文章認為汪精衛「是真正的英雄」。本文的目的是要提出，茅先生的看法違背基本的邏輯，「汪精衛是真正的英雄」、「人權高於主權」和「愛國真有那麼重要嗎」都是錯誤的觀點。

虛假的邏輯出發點

茅先生是這麼說的：「真正從百姓的利益看，好死不如賴活。活著是一切討論的前提。幾千年以來極少有人對此提出問題，因為受統治者的蒙蔽太深，沒有覺悟以人民自己的利益來判斷是非，或者錯誤地以為國家的利益就是百姓的利益，不加區分。……最近看到一篇文章，說要重新評價汪精衛。文章我沒有看到，對汪精衛我也沒有任何研究，但是引起我的思考。從人民的角度看漢奸和從國家的角度看很可能是不同的，有時候可能是絕然相反的。賣國求榮的漢奸當然不恥於人類。但是也可能有一些漢奸並不是為了自己升官發財，而是為了減輕人民的痛苦，作為抵擋日本人對中國人的欺壓的緩衝器。這樣的漢奸非但沒有錯，而且是真正的英雄。他自己下地獄，為的是減輕老百姓的痛苦。反過來看，有些英雄拿幾十萬人民的性命做抵押，堅決不投降。只是為了報效皇帝老子。從人民利益的立場看這些人不值得效法。用這樣的眼光看問題，幾千年的歷史就要改寫。」

讓我們先以「同情的理解」為原則來解讀茅先生的意思。茅先生想說的是：人民的利益優先，有些人稱英雄，是為了報效皇帝老子而犧牲人民的利益，汪精衛是為了減輕人民的痛苦而自己下地獄，所以汪精衛才是「真正的英雄」。

這個「漢奸邏輯」不符合一般的直感，可它乍一看卻很有道理，因為關鍵的破綻很隱蔽。這個關鍵的破綻就是：它先用「人民的利益優先」作鋪墊，接著把「人民的利益」凝固為一種「單一的利益」，然後再把「人民的利益」與「政客的利益」、「皇帝的利益」、「國家的利益」對立起來，最後，「以為國家的利益就是百姓的利益」就變成了「受統治者的蒙蔽太深」，而「為了減輕人民的痛苦」的漢奸就自然是「英雄」了。

我也贊同「人民的利益優先」，但我認為這是一個虛假的邏輯出發點。因為，要害是怎麼理解「人民的利益」，而恰恰在這裡，茅先生犯了一個簡單的邏輯錯誤：他以為「減輕痛苦」就是唯一的「人民利益」，他在強調國家利益不等於百姓利益時把兩者的重疊部分取消了。

難道說「增加痛苦」也可以是一種「人民的利益」嗎?這要看具體情況，如果拿痛苦與快樂相比，人民當然會選擇快樂，可如果拿痛苦與背叛或恥辱相比，那麼，人民完全可能選擇痛苦而不選擇背叛或恥辱，因為背叛或恥辱完全可能是更大的痛苦，這對一個視面子、尊嚴、民族榮耀感如生命的中國人來說就更是如此。對於一個「不要臉」的民族來說茅先生的邏輯也能勉強成立，但對中國人來說，茅先生的邏輯肯定講不通。

個體與整體混為一談

茅先生說「領土不完整，少了一塊，於我何干呢?」近現代史上，的確有不少中國人這麼想、這麼做，結果日本人得寸進尺，到最後中國幾乎亡國。關鍵就在於，汪精衛自己投降也許是大丈夫，但他代表中國投降就是漢奸，他「減輕人民痛苦」的信念越堅定，他給人民帶來的精神痛苦就越大。茅先生把個人意義和集體意義的「委曲求全」混為一談，個人的「好死不如賴活」也許有「能屈能伸」的含義，可全民族的「好死不如賴活」卻可能有三個大問題：一是很難確定和判斷什麼叫「完全沒有抵抗能力」，二是不能排除投降後被滅族滅種的風險，三是與敵合作可能過分鼓勵了集體的「投降主義」文化。

汪精衛想曲線救國，也確實救了不少敵占區的人民，可他的背叛給中國人帶來的恥辱，遠遠超過他給人民所減輕的痛苦。更具體地說，有些因為他而減輕了痛苦的中國人，可能寧可選擇「寧死不屈」;而那些他的投降涉及不到的中國人，則可能因為他而增加了恥辱的痛苦。可見，茅先生的最大錯誤，是把「物質利益」當成了人民的唯一利益，完全忽視了人民的「精神利益」，完全無視背叛或恥辱可能是更大的痛苦，完全不顧「好死不如賴活」的個體投降不同於「好死不如賴活」的整體投降。

按照這個簡單的道理，「人民的利益」與「政客的利益」、「皇帝的利益」、「國家的利益」可以是重疊和統一的，他們之間在主權利益上統一，並不意味著他們之間其他利益的對立就消失了，他們在其他利益上的對立也決不自動導致他們在主權利益上的對立。有些自稱英雄的人為了報效皇帝老子而犧牲人民的利益，這種情況肯定存在;但敵人來了，我們政體要是沒憲改，大家就可以臨危投敵讓步以減少物質損失，這樣的思維，這樣的「人權高於主權」，就等於否定了人權需要主權來保障，就等於否定了主權至少也是那些受敵損害者的人權的一部分，就等於永遠把「改政體」當成了所有國民的頭等大事，以至於投敵讓步也在所不惜。確實有人認同這個「投敵讓步邏輯」，但茅先生的問題是以為，一些人的邏輯就是大多數中國人的邏輯，或應該讓這些人的邏輯變成大多數中國人的邏輯。

可見，茅先生所謂的「幾千年的歷史就要改寫」，其實只是他對漢奸的分析出了「四個大漏洞」的結果，可問題是：精神利益可以高於物質利益，個體投降不同於集體投降，外部爭主權不對立於內部爭民主，一些人的邏輯不是也無法成為大多數中國人的邏輯。

貶低百姓對主權利益的關切

茅先生還說：「釣魚島是一個無人荒島，沒有GDP沒有稅收。地球上有沒有它不會對任何一個國家、任何一個百姓造成絲毫影響。但是政治家和外交家們發現這是一個好機會，無事生非，動用百姓的稅款，製造事端，煞有架勢地忙忙碌碌。其實是為了自己的職業利益。他們就是吃這口飯的。哪天他們真正關心百姓了，世界才能太平。」茅先生主張「讓政治家退出，請專家擬定開發方案」。

可是，釣魚島周邊的捕魚權以及其他潛在資源都有GDP，對中國大陸、台灣、日本都有影響，更具有GDP之上的主權意義，各方忙忙碌碌怎麼能叫「無事生非」呢?哪個政治家願意背「喪權辱國」的罪名呢?又有多少「公知」願意支持「喪權辱國」呢?是應該罵政客不關心百姓的物質利益，但怎麼能藉此貶低百姓對主權利益的關切呢?「讓政治家退出，請專家擬定開發方案」又怎麼可能行得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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