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朔散文的評價史及其文學史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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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典作家之 楊朔

詩化散文的出現

楊朔的散文創作開始於新中國成立前，主要寫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火熱的戰鬥生活，新中國成立後則有不少反映抗美援朝偉大鬥爭的通訊特寫，這些 散文多為客觀敘述的「實錄」，報道性較強，反響一般。真正引起文壇矚目的是他的一批立足審美的「詩化」散文的出現，以1956年《香山紅葉》的發表為標 志，接著有《海市》《荔枝蜜》《茶花賦》《雪浪花》等名篇問世，深受廣大讀者的喜愛。探究楊朔散文創作轉型的原因：一是1956年黨的文藝政策的調整；二 是他本人深厚的古典文學功底，有意識地向中國傳統文化和現代「美文」學習和借鑒，在當時令人耳目一新。周立波曾對詩化散文在當時深受歡迎給出這樣的解釋： 「在鬥爭里，工作間，人是需要休息的；人的精神也必須有一些調劑。讀者固然愛看劍拔弩張的戰鬥的佳作，也都想望輕鬆、愉快和優美的東西。」

隨著散文集《海市》(1960年)、《東風第一枝》(1961年)、《生命泉》(1964年)相繼由作家出版社出版，楊朔的散文和風格得到評論 界的一致肯定，冰心、曹禺、周立波、徐遲、潔泯、林志浩、吳調公、王慶生、黃政樞、馬鐵丁、高歌今等紛紛撰文評價，《人民日報》《光明日報》《大公報》 《文匯報》《文藝報》以及《文學評論》等報刊則不惜篇幅給予刊登和支持。冰心評楊朔的散文「稱得上一清如水，樸素簡潔，清新俊逸，遂使人低徊吟誦，不能去 懷」。評論家潔泯說：「文章散發著新的光彩，他的筆，彷彿漸漸地從先前的直敘通向一條幽美的曲徑，其中蘊藏著一絲含蓄的藝術力。」曹禺看了《雪浪花》後， 是這樣描述他的讀後感：「最近在《紅旗》雜誌第20期上看到楊朔的短篇小說《雪浪花》，讀了真使人心花怒放，愉快極了。這是一篇好文章，恰恰說明了一篇文 章如果寫得不直、不露、不多、不粗，會給你多麼大的藝術享受，多麼委婉而深刻的思想教育。」總體來說，這一時期的評論，多為即興的印象式的觀感，有學理深 度的研究文章極少，只有黃政樞的《楊朔的散文藝術》、潔泯的《談楊朔的幾篇散文》等少數文章涉及楊朔散文的詩意構思、意境營造、結構的曲折以及語言的提 煉、人物的刻畫乃至情景交融等表現手法的探討，初步奠定了楊朔散文研究的架構和基礎。

「楊朔熱」的高潮出現於1961年，該年又被學界稱為「散文年」，其實亦可以說是「楊朔年」。這一年楊朔的《雪浪花》在黨刊《紅旗》雜誌上發 表，意味非凡；全國散文創作選以他的《雪浪花》來冠名，表明編輯對他的重視。他在《東風第一枝》「小跋」里提出的「詩化」散文理論受到熱捧，引發了十七年 詩化散文思潮，並帶動了一批追隨者，包括曹靖華、劉白羽、秦牧、碧野、菡子、袁鷹、郭風、吳伯簫等一大批散文家，影響巨大。就連《人民日報》「筆談散文」 專欄的開設乃至蕭雲儒的「形散神不散」等散文理論的提出，都或多或少與楊朔散文觀及其創作有千絲萬縷的聯繫，「楊朔現象」成了當年文壇熱議的話題。

總之，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的散文界，楊朔的散文可謂翹楚，是人們學習和效仿的範式，評論界均一致認為其創作無論是思想性還是藝術性都是一流 的。但在一片激賞聲中也出現了零星的局部的批評聲音，周立波在《戰鬥和建設的讚歌——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三年散文特寫選集序言》中就對楊朔散文提出中肯的 批評：「筆墨簡潔，敘述明白，是作者的特長；然而也許因為過於矜持吧，文字上微露人工斧鑿的痕迹。文章要做，又不宜太做，這是辭章家們容易碰到的關卡。我 們相信，憑依作者的努力，一定會超越這關口，抵達比現在更為高妙的境界。」類似的「點穴」式批評也出現在林志浩和潔泯的文章中，主要針對其形式技巧提意 見，不涉及思想內容。

楊朔散文雖然大紅大紫，但在20世紀60年代初出版的三部當代文學史(山東大學中文系編寫的《中國當代文學史》、華中師範學院中文系編寫的《中 國當代文學史稿》、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編寫的《十年來的新中國文學》)中均沒有楊朔散文的敘述文字，這是因為三部文學史都是對新中國最初10年文學發展 的記錄和總結，此時楊朔聲名還沒有顯赫。隨之「文革」到來，楊朔被扣上莫須有的罪名被迫害致死，年僅55歲。

對楊朔散文的初期評價

楊朔重新回到人們的視線是「撥亂反正」的1978年，該年他的冤案得到平反，一批悼念他的回憶文章在報刊雜誌上發表，尤其是丁寧的悲悼散文《幽 燕詩魂》在《人民文學》1978年第12期上刊登，以其獨特的抒情品格備受讀者青睞，進一步激發了人們對楊朔的思慕之情。同年，《楊朔散文選》由人民文學 出版社出版，一印再印，1984年《楊朔文集》又由山東文藝出版社整理出版。他的散文《雪浪花》《荔枝蜜》《泰山極頂》《茶花賦》《香山紅葉》《海市》等 被選入大學文科教材和中學教科書，有力地擴大了楊朔散文的傳播和影響。

「評論的文章也廣泛地見之於各種報刊，研究的氣氛及其影響，遠甚於作家生前。」(吳周文《楊朔散文的藝術跋》)從《中國當代散文研究論文索引》 和《中國知網》查詢，1978至1984年期間共發表楊朔散文研究文章212篇，平均每年30篇，為楊朔散文研究的高潮期。相對於一般觀感來說，研究可以 說是一種深度評價，這一時期不但一些單篇佳作得到精緻地賞析和解讀，如關坤英的《〈泰山極頂〉試析》、曹增渝的《散文亦是好詩篇——讀楊朔的〈海市〉》、 邊諧的《一縷純潔的詩魂——讀楊朔散文〈雪浪花〉》等，而且一些研究者還嘗試從整體出發多角度透析，如周小纓的《楊朔的散文與轉彎藝術》、范昌灼的《楊朔 散文的意境開拓》、羅時進的《楊朔散文古典文學淵源蠡測》等，比較研究的方法也得到運用，如黃政樞的《荔枝蜜與紅瑪瑙——楊朔、劉白羽散文藝術比較》、李 傑波的《杏花春雨與鐵馬金戈——談楊朔和劉白羽散文的藝術風格》等。在眾多研究者中，吳周文和鄧星雨最為突出，二人發表了為數不少的研究文章，較為全面系 統地研究楊朔的散文創作，並出版了研究專著，極大地推進了楊朔散文研究的深入，堪稱楊朔專人專題研究史上的里程碑。

重新審視

但隨著1978-1984年間思想解放不斷向深層邁進，研究者開始重新審視以往的散文創作，楊朔散文便不斷受到質疑。第一篇對楊朔散文提出質疑 的是張遠芬的《不真，美就失去了價值——評楊朔三年困難時期的散文》，她說：「目前人們對楊朔散文的評價是不公允的。對其藝術成就的讚美失之過分，而對內 容上的缺陷卻不敢正視，甚至加以迴避。這樣，在當代文學史上，就不能把楊朔同志擺在適當的位置。我似乎覺得，有些評論者確實存在著『狂喜地接受一旦成名的 作家的一切作品』的傾向。在文藝批評界，愛屋及烏的風氣到了需要改變的時候了。」該文從內容層面剖析了楊朔三年困難時期的散文存在的「失真」現象，發人深 省。幾乎與之同時，沈敏特的《關於楊朔散文的一點惋惜》也發表了大致與之相似的看法。此後質疑聲漸起，學者們嘗試從思想和藝術兩方面總結楊朔散文的不足。 李炳銀在《散文評論小議》中指出：楊朔散文「確實也存在雷同和人工雕琢的痕迹」。「我們一些研究評論楊朔散文的文章中，儘管一味地肯定他構思的巧妙，寫法 如何的不同，而沒有同時指出其不足。」李炳銀的呼聲很快得到張明吉的贊成和響應，他在《談楊朔散文的不足之處》中加以闡釋和發揮，指出：「當時國家的不 幸，人民的災難，在楊朔的散文中根本沒有反映，相反，在他的筆下，現實像鮮花一樣美好，形勢像仙境一樣迷人，生活像蜂蜜一樣香甜。如果我們用實踐來檢驗他 那時作品的真實性如何，就不難發現，在他文章的優美言詞里藏著虛假，在那精湛的構思中滲著欺騙。」並同時指認楊朔散文藝術的單調和雷同。張明吉的這一驚人 「發現」遭到一些學者的反對。劉淮在《成就與局限——也談楊朔的散文》中認為：「楊朔散文中缺乏對這一歷史時期社會生活中的災難和人民克服災難的描寫，並 非有意迴避，而可能是接觸不多，認識不足。這可以說是一種由於認識的不足而帶來藝術創作上的局限性，而不能簡單化地斥之為『虛假』和『欺騙』。」丁力在 《也談楊朔散文的真實性問題》中也認為張明吉的說辭「還沒有發現足夠的依據」。「如果只談其一點，不及其餘的評論，就是不全面的，也很難得出公正的評 價」。類似的不同意見的爭論也發生在浦伯良和吳周文之間，浦伯良在《要尊重歷史事實——對〈楊朔創作簡論〉的幾點意見》認為楊朔1957年以後的散文「大 多打上極左的烙印」。吳周文在《要有實事求是的態度——答浦伯良同志》中認為《海市》《東風第一枝》《生命泉》三本散文集，充其量只有《海市》集中幾篇 (五六篇)有「左」的痕迹，只佔創作總數的一個很小的比數，不能以偏概全、一概否定。

應該說，通過爭鳴和探討，學界對楊朔散文的不足有了一定的認識和了解，即受「左」的文藝思想影響，楊朔散文在內容上對生活反映和認識不足，感情 表達不自然，自我真性情過於隱蔽；在藝術上失之雕琢和雷同，這成了共識。但總體來說楊朔散文成績是主要的，缺點是次要的，瑕不掩瑜。大家並不認可全盤否定 的結論。1978—1984年出版的幾部當代文學史基本上都持這種觀點，均給予楊朔散文很高的地位和評價，只在文末留一小段總結不足。據筆者目力所及，第 一部評析楊朔散文的當代文學史是由遠在法國的林曼叔等人編寫的《中國當代文學史稿(1949-1965大陸部分)》，由法國第七東亞大學出版中心1978 年4月出版。該書由於在國外寫作出版使得它能遊離於主流意識形態，對十七年散文總體評價不高，但仍給楊朔散文以極大的肯定，該書認為：「如果說劉白羽的散 文失之於文字的熱烈以掩蔽內容上的空泛。而魏巍的散文，其主題思想顯得過於單調而不夠多樣。那末楊朔的散文比較上在內容是深厚些而主題也寬廣些。他以他認 真嚴肅的創作態度委實寫下不少為人們所稱道的作品。楊朔的散文創作成就可以說是首屈一指的。」由張鍾、洪子誠等人合編的《當代文學概觀》則是新時期大陸出 版的第一部當代文學史。該書這樣評價楊朔散文：「在我國當代散文發展中，楊朔是有重大開拓與貢獻的作家。他自覺地把詩與散文結合起來，大大提高了散文的美 學價值。其影響，是非常深刻而廣泛的。」類似的見解也出現在20世紀80年代初出版的幾部文學史中(如二十二院校編寫組編的《中國當代文學史》，張炯、邾 瑢主編的《中國當代文學講稿》，王慶生主編的《中國當代文學史》，吉林省五院校編著的《中國當代文學史》等)其中，郭志剛、董健等編的《中國當代文學史初 稿》將楊朔列為專章論述，與田漢、老舍、郭沫若等大家並列，這是迄今為止十七年散文家中惟一的一位。《初稿》給予楊朔很高的評價：「楊朔 (1913-1968)是在散文創作方面具有突出成就的我國當代著名作家。」「他是新中國成立以來人們公認的第一流的散文作家。」

地位的下滑

楊朔地位的下滑是從1985年開始。該年，黃子平、陳平原、錢理群聯名發表《論「二十世紀中國文學」》一文，力求打破原有的文學研究格局，建構 一種貫通的整體的「文學觀」。1985年，又被評論家稱為「方法年」，學者開始移用當代西方文學理論，採用文學以外的跨學科方法來從事研究。自此楊朔散文 研究出現了兩個轉變：一是學者們把楊朔散文放在整個散文發展的歷史長河裡來把脈，不局限在十七年這一狹窄的時間段。如：佘樹森的《當代散文之藝術嬗變》、 吳周文的《「楊朔模式」觀念及其悖失態勢》、孫紹振的《世紀視野中的當代散文》、陳劍暉的《當代散文思潮譾論》等，力求在一個「長時段」里來審視楊朔散 文。二是由文學研究向文化研究轉向，不再以文本為中心，而是聯繫歷史文化語境，採用歷史學、社會學、心理學等多學科研究方法對楊朔模式、詩化思潮、成就與 局限進行多元探析。伴隨著研究視野和研究方法的轉變，楊朔散文的否定性評價日漸增多，如劉楚斌的《楊朔散文的公式化概念化傾向》、林炳銓的《對「楊朔模 式」論的幾點質疑》、李永建的《「楊朔模式」漫議》、李兆忠的《時代的錯誤——楊朔與其散文》、畢光明的《楊朔散文中的政治修辭》等，不一而足。

這一時期持完全貶低態度的學者不在少數。傅志強在《關於楊朔散文的思考》中說：「楊朔散文在今天之所以有重新評價的必要，是因為過去我們把它們 捧得太高了，而對其缺點估計很不夠。這很容易給人一種錯覺，似乎它們就是散文的典範，使習作者在學習它們的優點時連它們的壞處也學到了，這對散文的發展是 很有害的。」梁衡早在1981年的《關於山水散文的兩點意見》一文中就批評過楊朔，而在《論「楊朔模式」對散文創作的消極影響》中，他進一步強調，楊朔散 文是「為空頭政治服務」，「『左』的說教模式」是讓讀者「受騙上當」，「良心上受了愚弄和感情遭了強姦」。楊政在《略論楊朔的創作》中則宣稱「楊朔的『散 文大家』地位屬於歷史。」馬俊山在《論楊朔散文的神話和時文性質》中指出：「楊朔散文與先秦諸子、唐宋八家、桐城古文相去甚遠，卻和八股『時文』驚人地相 似。」否定的言辭越來越激烈，劉愛華在《關於〈荔枝蜜〉的生活真實》中更有驚人之語：「楊朔系列散文《荔枝蜜》《香山紅葉》《雪浪花》《茶花賦》等像一味 味烈性中藥共同組成一服毒性很強的藥劑，毒害著千千萬萬有創作天賦和創作慾望的中學生。求異的思維、想像的能力、誠實的品質都在這毒劑里溶解為虛假頌揚的 粉飾文字。」而有的評價無視文學藝術表現的常識，牽強得令人發笑，吳永福在《不切實的讚歌——楊朔散文的比附》中談到《荔枝蜜》一文的比附說：「至於結 尾，又不無蛇足。即作者態度上不只是要向蜜蜂學習，甚而還在夢裡變成了一隻小蜜蜂。古代筆記小說中的物，千方百計都嚮往著修鍊為人，作者在這裡則想著物化了。其實就是向蜜蜂學習，也沒必要讓自己變成一隻小蜜蜂，或者說要變也變成一隻老蜜蜂。」必須指出的是，對楊朔散文的否定評價不僅在單篇論文中層出不窮，也出現在專史研究的著作中，沈義貞在《中國當代散文藝術演變史》中直言：楊朔散文「是一種特殊時代被扭曲了的靈魂所炮製出來的畸形產物」。「楊朔的散文創 作從總體上看，可以說是完全失敗的。如果進一步推而論之，則60年代一批追隨楊朔的『詩化散文』的套路，被譽之為『釀造詩意的散文作家群體』所建構的散文 文本也是完全失敗的。」

較為全面的評價

應該承認，1985年以後不是沒有正面評價的聲音，關於楊朔散文的審美研究和比較研究文章仍有出現，與沈義貞著作前後出版的幾部散文史——鄧星 雨的《中國當代散文史》、佘樹森等《中國當代散文報告文學發展史》、張振金的《中國當代散文史》以及劉錫慶的《中國散文通史》，也不是「一邊倒」的敘述格 局。但在如火如荼的否定聲中，正面評價的聲音雖然不乏學理性的肯定，卻難以招架、顯現頹勢，也沒有形成有效爭鳴。1988年7月「重寫文學史」由王曉明與 陳思和在《上海文論》上提出，楊朔散文在「重寫」中敘述分量降低、地位顯著下降。1999年出版的兩部影響較大的當代文學史著作：洪子誠著《中國當代文學 史》、陳思和主編《中國當代文學史教程》，前者只用一節的篇幅敘述「十七年」散文作家及其創作模式，其中涵蓋楊朔、劉白羽和秦牧三人，楊朔只佔三分之一， 對其散文的敘述也是正面解析和負面批評各佔一半；後者採用了「以作品為主型」的編寫方法，但楊朔不在經典散文之列，僅用200字篇幅對楊朔散文一帶而過。 同樣，新世紀以來的文學史著作對楊朔散文的入史也謹小慎微、惜墨如金，董健、丁帆、王彬彬主編的《中國當代文學史新稿》降低了楊朔散文的敘述權重，且以一 分為二「各打五十大板」的格局來評析楊朔散文。類似的史著有：朱棟霖、朱曉進、龍泉明主編的《中國現代文學史1917-2000》，丁帆主編的《中國新文 學史》(上、下)。嚴家炎主編的《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卻是問題探討比正面解析還來得多，否定中保留一點肯定；孟繁華、程光煒著《中國當代文學發展史》則 找不到楊朔散文的敘述。自此，楊朔散文文學史地位的衰微可見一斑。

「楊朔模式」的複雜性

以上我們穿越不同的歷史文化語境考察了楊朔散文的評價史，釐清了其文學史地位的沉浮變遷。不難發現，經過多輪的評價，楊朔散文藝術成就和經典地 位的下降已是一個客觀事實，這是我們要承認和尊重的。但就評價過程來說，仍有許多值得我們反思的地方。首先應該肯定一些評論家對廓清歷史迷霧、還原藝術本 真所起的作用。對名家名作來說，正面立論和負面評價都是需要的，兼聽則明，而後者更需要勇氣和信心，這是難能可貴的。但也要警惕評價過程中出現的簡單的二 元對立思維。好就絕對好，壞就絕對壞，把政治與審美完全對立起來，這實際上是評價史上的幼稚病，沒有考慮其中存在的複雜性。楊朔一些作品確實存在時代的局 限，如《海市》《蓬萊仙境》《泰山極頂》等，深深烙上特殊時代「左」的印記，經不起時間與歷史的檢驗。但不是所有作品都是如此，20世紀三四十年代早期散 文中的一些作品、關於抗美援朝的一些文藝通訊和國際題材的一些遊記，甚至包括《荔枝蜜》《茶花賦》，還是可以閱讀和流傳的。實際上，「政治＋詩意」也能出 現好作品，只要這個政治是開明的、民主的、進步的政治，何況歌頌普通勞動者、讚美祖國大好河山有何不可？十七年散文不可避免受到主流意識形態的規約，但在 一體化的同時有沒有異質化的縫隙，需要我們深思和明察。這裡要提倡一種一分為二甚至一分為多的辯證思維。就楊朔模式而言，在當時是創體，是值得高度肯定和 讚賞的，後來僵化了、束縛了，這成了楊朔散文的缺陷。至於有些人把「楊朔模式」定為一尊，看成整個散文創作的原則和規範，實際上是把它庸俗化了，非楊朔之 過。散文是自由度最大、包容度最寬的文體，文無定法，「楊朔模式」僅僅是楊朔個人踐行的一種範式，完全可以有其他模式和方法。實際上，楊朔散文也不止一種 模式，筆者在通讀中就發現，楊朔散文除了詩化外，還有小說化和特寫化模式，因為他是從新聞和小說創作走向散文創作的，他的散文創作也帶有新聞和小說的特 點，喜歡寫場面和對話、設置懸念、插入故事，情節多變、敘述多樣等，曹禺就曾誤認《雪浪花》為短篇小說，劉錫慶的《中國散文通史》(當代卷下)也稱楊朔散 文是「『三體複合』的兼容散文」，所以對「楊朔模式」的評價要注意其中的複雜性。此外，要把人與文適當地區分開來，楊朔散文留有「左」的烙印，這是時代的 局限，並非他一人特有。不能因此就說他心懷欺騙，或者武斷地說他的散文是「毒藥」。要以一種「同情之理解和理解之同情」的態度對待前人，而不能以我們今天 的認識高度來苛求前人，一味地求全責備。我個人倒是傾向於相信楊朔的一些「歌頌」是真誠的。畢竟新中國成立後，百姓生活安定了，政府忙搞建設了，人民的生 活水平也確有提高，所以最初他可能是由衷歌頌，主觀上應該不存在粉飾現實的故意。至於後來形勢的發展變化，則非他所料。「政治標準第一」時代所奉行的「黨 性原則」使楊朔只能不斷改造自己以適應時代和社會，這從他十七年期間發表的創作談中就可看出，如《我的改造》(1949)、《應該作一個階級戰士》 (1957)、《投進生活的深處》(1957)等，在不斷「改造」中他的「小我」被「大我」所遮蔽，楊朔在《〈三千里江山〉寫作漫談》中說：「曾經有一位 在文學上很有成就的同志批評我說：『楊朔啊，你的作品乾乾淨淨，有頭有尾，就是沒有感情，不動人。』這個批評很尖銳。我這個人是沒有感情嗎？不，人都是有 感情的，連動物都有感情。馬和人處好了，見了你還用鼻子拱你前胸呢。那麼為什麼我過去的作品缺乏感情呢？說實在話，從前我有一種不正確的顧慮，覺得自己是 個知識分子，身上有很多非無產階級的東西，雖然經過整風學習，總還留著尾巴。因此，我在作品裡，有意不寫感情。我怕一寫感情把非無產階級的感情流露出來， 就不妙了。」從這段話中我們可以進入楊朔的內心世界而對其創作上的顧慮和顧忌有所了解和理解。當然「有意不寫感情」是有悖於散文自由自在的文體特性的，它 會造成作家精神上的依附性和文學個性的自我消泯，這是需要正視的。

楊朔散文的文學史意義

隨著「大文學史觀」的形成，楊朔散文文學史地位的降低已經是一個不爭的事實，是一種正常的回歸和矯正，其教訓當然值得我們記取。但也要防止另一 種可能和正在出現的傾向，就是刻意貶低楊朔散文功績的傾向。「重寫文學史」思潮在帶來編撰者主體創造性的同時也存在自由度失控傾向，一些「以作品為主型」 的文學史亦存在「史」的風貌、價值被淡化和弱化的問題，這很難保證對楊朔評價的公平公正。我個人認為，楊朔除了創作外，他還是一個具有「文學史意義」的作 家，即楊朔的出現是重要的文學史現象，有著特殊的地位。列寧說過：「判斷歷史功績，不是根據歷史活動家沒有提供現代所要求的東西，而是根據他們比他們的前 輩提供了新的東西。」以此評判，楊朔以其文體自覺第一個提出散文「詩化」的理論主張，是對散文美學的積極貢獻。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這一因「冷戰」而日顯 閉塞的時期，他的國際題材散文帶給人們新的視野和享受，開拓了散文創作的新天地。由於他的身體力行、敢為人先，引發了20世紀60年代初期持續三四年的詩 化散文的思潮，使散文創作出現短期繁榮的局面，並形成綜合文化效應。同時，作為「歷史中間物」(魯迅語)，楊朔的散文對新時期至今的散文起著歷史過渡作 用。因為文學史的發展不是一種線性模式，而是鐘擺式(在「收」與「放」、規範與突破之間的振蕩和調整)和螺旋式(在更高層次上的「重複」和上升)，沒有 「楊朔模式」，沒有對「楊朔模式」的反思和突破，就沒有新時期至今的回歸「真我」理念、講究個性表達的散文創作，以上這些都是不容漠視和抹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