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經濟正變得更具複雜性和互聯性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秘書長林建海： 全球經濟正變得更具複雜性和互聯性

　　本報記者 楊逸淇

　　由IMF內部培養，並於去年出任IMF秘書長這一要職的林建海，在此次訪談中著力向讀者解釋了IMF的職能和運作方式，並就金融危機爆發5年後世界經濟面臨的挑戰，全球社會經濟發展中發生的變化，以及新興經濟體在全球經濟治理中的作用等問題，接受了本報記者的採訪。

　　「我剛進入IMF時，只有兩個中國僱員，現在有120多位了。」林建海是IMF內部培養的人才，他深刻經歷和感受了IMF和中國的變化。

　　1980年，當中國恢復在IMF的合法席位時，林建海尚在北京對貿學院（現對外經濟貿易大學），沒有預料到自己和這個國際性機構會有任何交集。

　　1989年，擁有喬治·華盛頓大學國際金融博士學位的他進入IMF，聽到的是這樣的討論：「東歐劇變，蘇聯解體。這是徹底的變化。而中國進行經濟上的改革開放，這是漸進式的變化。這兩種變化哪種會取得成功？」當初，IMF內部大多數人認為，是前者。但是事實證明，中國的經濟改革很成功。

　　2012年3月，林建海被任命為IMF秘書長，成為IMF成立以來首位獲任此重要職位的中國籍僱員。

　　上個月，林建海回國休假之際在上海作了題為「全球挑戰與策略應對」的演講，並接受本報專訪。

　　言談之間，林建海特意提議，借採訪之機對IMF的職能和運作方式做一清晰解釋。針對經濟學家對IMF「有條件地」批准經濟援助的批評，他說，IMF執行董事會一年需要召開400來次會議，IMF也一直在自我評估並學習改進，盡其最大能力幫助成員國度過這次金融危機。

　　他指出，從兩千年的歷史來看世界GDP，很久以前，中國、印度和歐洲引領著世界的發展。展望未來，中國和印度在世界經濟中的重要性將會提高，我們可以將這種現象稱之為「重返未來」。

　　「中國的改革是明智之舉，」林建海不時向記者強調。

解決高失業、高負債的根本是持續、高速的經濟增長

　　文匯報：國際金融危機爆發至今已經有5年，最嚴重的時刻顯然已經遠去。但《二十國集團聖彼得堡峰會領導人宣言》認為，世界經濟復甦勢頭還相當微弱，世界各地區經濟增速還存在較大差距，風險仍在加劇。您認為全球經濟真正走出危機陰影面臨哪些挑戰？如何認識不同經濟體的差異性和複雜性？

　　林建海：當前全球經濟仍面臨著諸多挑戰。第一是全球經濟復甦乏力和增長不均衡。全球經濟在復甦的過程中，逐漸形成了三種局面：新興市場國家在危機中表現良好，但近期發展勢頭減弱，市場不確定性增加；一些國家仍然任重而道遠，比如歐元區；還有一些國家介於兩者之間，比如美國，其經濟呈現好轉跡象，但仍需努力。

　　第二是大範圍的、持續的高失業率。據估計，全世界有2億人失業，其中，7000多萬是年輕人，每5個失業者中有2個人的年齡在40歲以下。他們中的很大一部分是大學畢業生。需要警惕的是，很多長期失業的工人會被認為是退出了勞動力大軍，而不被統計。所以，實際的失業狀況，只會更嚴重。失業問題在歐洲尤顯突出。金融危機之前歐洲主要國家平均失業率為6.4%，危機發生後，許多國家的失業率高達兩位數，其中，希臘、西班牙失業率高達30%。

　　第三是居高不下且仍呈上升趨勢的政府債務。2007年，除日本之外，主要發達國家政府債務佔GDP的比例，遠遠低於通常所認為的60%安全水平線。如今，幾乎所有主要發達國家的債務比例遠高於100%，日本達到了250%。其原因來自三個方面：GDP增長非常低甚至是負值，國家稅收的下降，為應對危機而發生的財政支出大幅增長。

　　上述挑戰總結為「一低兩高」：低增長，高失業，高債務。

　　第四是全球金融銀行系統改革進展緩慢。全球金融、銀行體系改革的重點包括會計標準、影子銀行、數據缺失、金融衍生品市場、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改革、以及巴塞爾協議III等。其中，一些領域的改革已接近完成，而其他領域的改革還遠未結束。

　　解決高失業、高負債的根本是持續、高速的經濟增長。以史為鏡，可以知興替。一戰後的1918年，英國的公共債務達到其當時GDP的120%，為了降低債務，英國政府做出了巨大的財政調整努力，從1918到1933年，其每年的財政盈餘都超過5%，在某些年份甚至接近10%。可是，當時的經濟策略並沒有奏效。債務水平從1918年的120%，增加到了1923年的195%，之後雖有小幅回落，但債務水平於1933年再次達到190%以上。這是一個比較極端的例子，可是也深刻地說明，如果沒有經濟增長，單憑財政調整是很難達到降低債務的目的。縱觀二戰後一些國家努力降低債務水平的過程，無一不是漫長而崎嶇的。加拿大，從占當時GDP115%的債務比率降到59%，用了12年；澳大利亞，從92%到29%，用了17年；紐西蘭，從148%到41%，用了28年；英國，從270%到47%，用了29年。

　　通常，政府可以採取寬鬆的財政或貨幣政策刺激內需或出口，解決增長與就業問題。目前的難題是，如果再採取財政刺激，公共債務就會進一步升高，而且許多發達國家的貨幣政策已經非常寬鬆，能夠再次刺激經濟的空間很小。因此，要解決「一低兩高」的問題，政策的制定需因地制宜，結合強有力的中期財政整頓來降低風險，重建信心。財政政策必須是透明的、現實的、可預見的。具體地說，為了穩定市場預期，政策制定者需要一個詳細的降低債務比率的中期計劃，而這個計劃必須得到具有約束力的立法或財政框架的支持。

　　文匯報：金融系統改革的核心問題之一是影子銀行問題。G20旗下金融穩定委員會（FSB）曾警告，對於影子銀行的不斷壯大，若全球不趁早預防，2015或2020年則可能再度爆發危機。對此您有何評價？

　　林建海：據統計，全球範圍內，銀行和非銀行部門的規模相近，各有100多萬億美元。如果把影子銀行從非銀行系統中分離出來，全球近三分之二的非銀行活動都屬影子銀行範疇。粗略估計，影子銀行規模約有65萬億美元，約佔全球GDP的110%。

　　但是，並非所有的非銀行金融部門都是影子銀行，影子銀行也並非完全有害。影子銀行也有積極的一面，它們所從事的金融活動大多都對經濟有利，因為它們促進了信用流通，補充完善了金融市場，也豐富了融資機會。

　　當然，影子銀行的發展也給金融體系帶來風險。首要難題是影子金融活動幾乎不被監管，看不見，摸不著，相關數據非常不足。金融機構一方面沒有收集並上報數據的動力；另一方面影子銀行活動的複雜性也增加了統計難度。監管影子銀行，最重要的是要用數據說話，嚴密監測其發展和風險。雖然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但絕對是勢在必行。通常監管影子銀行有兩種方法：其一是間接通過銀行調節；其二是直接限制影子銀行活動，包括對沖基金、私募基金、證券回購市場、貨幣市場基金等。

　　文匯報：您如何評價新興經濟體市場在金融危機爆發之後的應對之策？其面臨的挑戰又有哪些特點？

　　林建海：與歐元區和其他發達國家相比，新興市場在應對危機上表現相當不錯。自危機爆發以來，世界經濟增長的四分之三得益於新興市場，其中僅中國就貢獻了約三分之一的世界經濟增長。從國際貿易角度講，25年前，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只佔全球總額的16%，如今這一比例接近40%，並且呈進一步上升的趨勢。

　　不過，新興市場也面臨著重重挑戰。

　　首先，龐大的、高波動性的國際資本流動給經濟帶來一系列壓力。在危機情況下，國際資本甚至可能在一夜之間逃逸，從而給經濟發展帶來重大打擊。近期，許多新興市場出現動蕩，也是與資本外流息息相關的。

　　其次是快速的信貸增長。近年來，主要新興市場的信貸增長仍處於較高水平，高於相應的名義GDP增長速度。如果這種情況持續下去，久而久之很可能引起銀行資產負債表的膨脹和影子銀行的發展，給經濟發展帶來極大壓力和潛在風險。

　　第三是大宗商品的價格波動。大幅價格波動可能帶來很多經濟問題，比如，當商品價格走高時，出口國該如何管理和合理使用預算之外的收入？而進口國又該如何在滿足進口需要的同時，保證財政和經常賬目的平穩？

　　第四是人口老齡化問題日漸嚴重。1990年，中國平均每11個勞動力負擔一個老人；2010年，降到9個；而到了2030年，據估計每4個勞動力就要負擔一個老人。鑒於發展中國家在基礎設施、文教衛生、社會保障和機構治理等多方面的不足，人口老齡化給它們帶來的壓力尤為明顯。

　　新興市場國家的政策應對，則主要包括重建財政空間並防範風險衝擊；實施謹慎的貨幣和匯率政策；促進金融體系的發展並加強監管；繼續推動結構性改革，以高效率帶動經濟的持續增長。

中國和印度的經濟規模繼續擴大，世界經濟將「重返未來」

　　文匯報：當前中國經濟正在進行轉型升級，這種轉型贏得了全球商界領袖壓倒性的肯定。但轉型過程不可能一帆風順，您認為需要攻克那些難題？

　　林建海：對於中國而言，過去的高增長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於高儲蓄、高投資和高出口。現在一個廣泛的共識是，這種增長模式不可持續，需要改變。中國的發展必須轉移到以內需為主動力，以高質量和福利共享為目標的增長途徑上來。

　　中國「十二五」規劃本著提高發展質量的原則，在社會、經濟領域各方面為中期發展描繪了一幅壯麗的、共同進步的藍圖。那麼推動中國經濟繼續前進的政策重點有哪些？首先，提高居民家庭收入和促進包容性是一項發展重點。其次，在勞動力成本日益提高、資源環境約束不斷增強的情況下，要加快推進結構性改革和產業轉型升級，提高生產率和競爭能力。第三，要為即將到來的人口老齡化做好準備。雖然中國的人口結構變化可能要在若干年之後才出現，政府已開始採取措施，包括擴大社會保障體系，並將更多資源投向養老金、醫療和教育。最後，要繼續推進金融改革，加強風險管理，以確保中國的金融體系能夠支持經濟持續高速的增長。

　　文匯報：您提出當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不可避免地要從投資拉動增長的模式，轉型到以高生產率拉動增長的模式上來。這個過程中，政府扮演著一個重要角色：升級基礎設施，改善商業環境，提高教育質量，保障廣大民眾的醫療和養老福利等等。於是，政府支出也就會逐漸增加。您如何看待這個問題？

　　林建海：我們的一項研究發現，從上世紀50年代到90年代，發達國家的公共開支佔GDP的比重經歷過三個發展階段。從1950到1989年的40年間，財政支出從佔GDP的20%，逐漸上升到70年代的30%，之後又在上世紀90年代初上升到GDP的40%左右。

　　有趣的是，如今的新興市場，從人均GDP角度看，相當於50年前發達國家的水平。以此推理，新興市場是否也會逐漸面臨一個類似的公共支出增長的壓力呢？

　　其實，政府支出上升並不一定是件壞事。關鍵在於如何合理、高效地把公共資源運用到最需要、最能產生回報的產業領域。同時還需要繼續推進稅收改革，以使得政府債務保持在穩定的、可持續的範圍內。

　　文匯報：中國已成為推動世界經濟增長的主要引擎之一。中國深化改革，擴大開放，堅持互利共贏的開放戰略，對世界也將是新的、更大的機遇。基於此，您如何預測全球經濟發展的長期趨勢？

　　林建海：事實上，當我們專註於全球危機的同時，不應忽略身邊悄然發生的一些變化，因為這些變化可能會對全球社會經濟發展產生深遠的影響。

　　從兩千年的歷史來看世界GDP，很久以前，中國、印度和歐洲引領著世界的發展。不過，隨著時間的推移，中國和印度在世界經濟中的重要性下降了，而美國和日本在世界經濟中的地位迅速上升。

　　展望未來，中國和印度在世界經濟中的重要性將會提高，我們可以將這種現象稱之為「重返未來」。

　　從全球經濟的組成來看，新興和發展中國家GDP佔全球總GDP的比重，以購買力平價計算，在未來10年內有可能從現在的55%上升到一個更高的水平。而這些國家的金融業也將取得長足發展。

　　從國家角度來看，今天美國GDP比重大於中國，然而到了2030年，中國很有可能成為比美國更大的經濟體，同時印度經濟規模也會繼續擴大。

　　文匯報：那麼，這種變化意味著什麼？

　　林建海：它意味著全球治理的機遇和挑戰。所有國家在國際社會必須共同努力，密切合作，而多邊主義甚至會比今天更加重要。

　　隨著收入和財富的崛起，人們對社會抱負、美好生活的追求也隨之凸現。當我們的經濟基礎得到鞏固以後，我們必須面對另一些挑戰，一些出自對社會抱負和美好生活的追求所產生的挑戰，全球氣候變暖問題、非政府組織的崛起、社交網路的興起等等。

　　實現這一點同樣需要制度建設，需要改善機構治理、提高透明度，需要繼續在政治、經濟和社會層面改革開放。這也意味著包容性的經濟增長、共享的增長和可持續的增長。

IMF份額調整認可了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地位

　　文匯報：您作為IMF的秘書長，能否為我們簡要介紹一下該組織的職能和運作方式？

　　林建海：IMF是根據1944年7月在布雷頓森林會議簽訂的《國際貨幣基金協定》，於1945年成立的。它與世界銀行同時成立，並列為世界兩大金融機構之一。現在世界銀行的主要任務是扶貧，IMF則側重於國際宏觀經濟的分析監控和調整。

　　從職能來講，第一是進行雙邊和多邊的經濟磋商，展望中長期經濟前景，並提出應對政策。其重點是財政、貨幣、和匯率政策，金融體系和其他結構性改革。第二是信貸，為受危機衝擊的國家提供融資，幫助解決經濟困難。IMF可用資金1萬億美元左右。我們常聽到的「特別提款權」就是該組織於1969年創設的。第三是向成員國提供無償技術援助，幫助成員國改善經濟、金融機構，提高其運作能力，並向成員國官員提供諸多培訓計劃等。

　　目前IMF有188個成員國，僱員3000多名。中國是IMF的創始國之一，現在中國職員已經有120多位，中國人民銀行前副行長朱民現任副總裁。

　　執行董事會是IMF負責處理日常業務工作的常設機構。一年需要召開400來次會議，這些會議都是秘書部安排的。執董會由24位執行董事組成，基金總裁兼任執董會主席。美、英、德、法、日、中、俄與沙烏地阿拉伯各派一名執行董事，其他執行董事由其他成員國按選區輪流選派。非常重大的決策需要超過85%的配額通過，美國是IMF的最大股東，具有16.75%的份額。

　　文匯報：有經濟學家認為，IMF的經濟援助都是「有條件地」批出：受援國需要實行基金建議的經濟改革，而這會影響國家的社會穩定，實際效果適得其反。IMF在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中的表現就曾受到此類批評。您怎麼看IMF在目前這場金融危機中的表現？

　　林建海：隨著國際金融市場的深化和網路的廣泛應用，全球經濟、金融活動正在變得更具複雜性和互聯性。一個國家的問題很有可能通過貿易、金融、市場信心等渠道影響其他國家的經濟發展，從而發展成為一個更大範圍的問題。IMF也在不斷地努力，改革其監測職能和貸款政策，盡其最大能力幫助188個成員國度過這次危機。近年來，基金組織進一步放寬了經濟援助的貸款條件，危機期間對非洲和其他低收入國家給予零利率優惠貸款，並根據國際宏觀經濟發展的大趨勢不斷調整其工作側重點，深化對21世紀全球經濟政策外溢作用的分析，提出了一系列創新性的政策建議，包括2008年的全球財政刺激，歐元區銀行資本重組，及有利經濟增長的財政調整方案，等等。

　　當然，IMF一直在自我評估並學習改進。這些努力都是為了進一步促進國際經濟金融的穩定和可持續發展。

　　文匯報：在完善全球經濟治理的過程中，發達國家需要同新興市場國家共同承擔責任，需要給新興市場國家更大話語權。就IMF而言，如何進一步推進改革，為世界經濟注入新的活力？

　　林建海：IMF歷史上不斷地對其治理結構和份額進行審查和改革。最近的第14次份額總檢查，是基金組織歷史上一次最大規模的份額與治理改革，也是一次最大規模的有利於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的話語權調整。這次調整認可了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在全球經濟中越來越重要的經濟地位和作用。該次總檢查生效後，「金磚四國」（中國、巴西、印度和俄羅斯）將全部躋身IMF份額最高的十大成員國之列，其中中國投票權將位列第三。

　　文匯報：世界範圍內曾經出現過多個國家和地區出資的外匯儲備庫，如清邁倡議多邊化機制(CMIM)，歐洲穩定機制(EMS)等。現在，金磚國家已就建立應急儲備安排基本達成共識，並在不遠的將來建立規模1000億美元的聯合外匯儲備庫。您對金磚國家開發銀行在未來「百花齊放」的全球治理中的作用有何看法？

　　林建海：這個設想中的金磚國家開發銀行屬於一種國家間和地區內的融資安排，簡稱「區域融資安排」。它有著其特有的比較優勢。比如，更了解、針對本地區的具體經濟情況；有利於鼓勵成員國之間互相監督、審查其經濟發展和政策實施情況；甚至促進成員國政策協調和區域一體化，消除貿易限制，等等。而IMF具有更強的全球監測能力和更大的融資能力。

　　IMF也在探索與這些區域融資安排合作的可能性和途徑，以便進一步加強全球危機預防系統。這些區域融資安排與基金組織之間的協同發展，有助於更好地了解區域內特有的政策經濟狀況，交流經驗和專業知識，並在全球範圍內增強應對危機時可使用的資源。

　　另外，全球和區域金融安全網的攜手共進不應僅限於危機期間。經濟穩定時期持續合作會更有效地增強全球預防危機的能力。合作應遵循促進嚴格監測，公平監督的原則，並本著促進全球和區域金融及貨幣穩定這一共同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