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制度自信的三個理由

作者：張維為

　　代表人民整體利益的政黨

　　中國共產黨和西方政黨的內涵完全不同。

　　如今，西方的政黨理論日益教條化。各個政黨都代表不同群體的利益，然後通過競選和票決，得票多的黨獲勝，一個多元社會就這樣通過票數完成從分化到整合的過程。

　　但實際上，這樣的設計往往過於理想化。從西方國家政治運行的現實看，投票反而擴大了社會分歧。一些非西方國家採用西方模式後之所以紛紛失敗，也是因為一旦社會這樣「分」了之後，就再也「合」不起來了。

　　中國的中央政府在民眾中的威望很高。例如，美國皮尤研究中心等機構進行的民調發現，中國民眾對政府的支持率遠遠高於西方政府在西方民眾中的支持率。一些對中國抱有偏見的人總是盼望改變中國的政黨制度，這是脫離中國民情和國情的誤判。

　　坦率地說，由一個只代表部分人利益的政黨執政，然後每四年或五年換代表另一部分人利益的另一個黨來執政，這樣的政黨制度安排在西方國家似乎天經地義，在中國則是不可思議的。

　　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人一直有「天降大任」的思想傳承。這個黨有自己獨特的使命觀，它代表著一種即使在內憂外患下跌入低谷也要奮力崛起的擔當和文化。中國共產黨不僅要對國家的發展和百姓的福祉負責，而且要對自己民族文明的延續負責。

　　正如習近平同志所指出的：我們黨從成立那天起，就肩負著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使命。

　　中國也學習西方政黨制度的一些有益經驗，建立強大的現代政黨體系，但同時又擁有獨特的政治文化傳統，兩者的結合使我們可以超越西方政黨模式，克服其帶來的問題。

　　民眾廣泛參與的協商民主

　　中國人口規模大、疆域廣闊，意味著中國需要更具包容性和整合力的民主制度。在中國這麼大的國家裡，一個決定哪怕只有10%的人反對，那也是1.3億人反對。

　　所以，總體上中國不宜採用簡單票決制中贏者通吃的方法，而應圍繞改革發展穩定的重大問題和涉及群眾切身利益的實際問題，在決策前和決策實施中開展廣泛協商，努力達成共識。

　　中國獲得巨大發展成就的一個重要原因，是中國的決策能夠考慮國家和人民的整體和長遠利益。中國的戰略規劃和實施能力大概是世界上最強的。一個接一個五年規劃的順利制定和執行，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西方人經常感嘆，西方的公司都有短、中、長期的規劃，但西方國家幾乎沒有這樣的規劃。在很大程度上，這是由多黨競選制度造成的，一個政黨所制定的規劃，換了一個政黨來執政就難以延續。

　　中國今天已經形成了謀定而後動的共識，形成了民主集中制的決策制度，以及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等一系列具體的程序和方法。

　　協商民主和決策制度涉及的範圍之廣、內容之豐富、形式之多樣、過程之複雜，都是西方人難以想像的。

　　中國今天無疑已經成為世界上最能做長遠規劃的國家，也是最能落實長遠規劃的國家。以五年規劃的制定為例，它需要相當長時間進行成百上千次各個層面的磋商和諮詢。

　　正因為經過了這樣一個過程，中國宏觀決策的合法性和可行性總體上高於許多西方國家的決策。在美國，一個重要的決策，如奧巴馬的醫療改革，往往是在極小圈子裡各種利益團體討價還價的結果。最後形成的決定和文件冗長繁瑣，執行力很差，不得不靠一批公關公司向公眾「出售」，最終還可能成為一紙空文。

　　有效選拔人才的組織人事制度

　　在組織人事制度方面，中國可以做到更大程度上的選賢任能。

　　從某種意義上說，這也是中國政治中的一種深層次的文化心理，從百姓到幹部在心理上都認為治國必須靠人才。像西方那樣，能言善辯就可以競選當總統，與中國政治文化並不相符。

　　根據美國皮尤研究中心的民調，在2016年受訪的中國民眾中，高達82％的人對國家發展方向表示樂觀，這一比例遠遠超過其他參與調查的國家。

　　中國最高領導機構的候選人幾乎都有長期擔任地方領導或其他相應工作的歷練。在中國，即使治理一個省的工作，對主政者才幹和能力的要求都是很高的，因為中國一個省的平均規模幾乎是歐洲四五個國家的規模。很難想像，在中國這種用人制度下，能力低下的領導人能夠進入國家最高領導層。

　　從西方選舉實踐來看，一方面真正有才幹的人可能沒有機會或不願意參加競選；另一方面，政府官員的任命受到「政黨分贓制」影響。

　　然而，中國選賢任能的政治傳統，追求選拔出儘可能卓越的領導人。如，逐漸完善人才選拔體制機制，堅持正確用人導向，糾正「唯票、唯分、唯GDP、唯年齡」的選人用人偏向等。

　　這種制度安排在很大程度上實現了選出執政能力強的領導人與確保不合格候選人出局的結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