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晉王獻之《洛神賦玉版十三行》原石拓本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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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晉王獻之《洛神賦玉版十三行》原石拓本對照 2013-10-18 19:40閱讀(103)東晉王獻之《洛神賦玉版十三行》原石拓本對照

王獻之《洛神賦玉版十三行》原石拓本對照（其一）

王獻之法帖舊拓本王獻之生平軼事及書法藝術王獻之得自王羲之親授。他自幼聰慧敏悟，年少而負盛名，性情狂傲不羈，雖仕途通達而宦情淡薄，一生於書法藝術專情體悟研索，成就卓著。王獻之生平羲之有七子一女，獻子為第七子，其餘六子為：玄之、凝之、渙之、肅之、徽之、操之。王獻之降生時，東晉王朝偏安江南已歷二十八載，政局相對穩定。獻之的父親羲之早年以秘書郎起家，歷任征西將軍參軍、長史，後遷寧遠將軍、江州刺史，但他平生無意仕進，自稱「素無廊廟志」，尤其是感於朝廷積弊日久、吏治黑暗，自己雖有心為生民立命，卻無力扶顛持危，故解江州刺史任後，回到建康烏衣巷，研習書藝，教誨子弟，並為年長的兒女操辦婚嫁之事。晉穆帝永和四年(348年)，王羲之應朝廷徵召，拜為護軍將軍。護軍將軍是專職武職，統領護軍營。羲之上任後，全力整頓護軍營弊政，卻因觸及公卿巨室的利益而受到朝廷上下、豪門大族的非議，無法推行。憤慨之餘，他把更多的精力轉向書法藝術。在王氏家族，書法乃是「家學」，不僅羲之書法名動朝野，其子玄之、凝之、徽之也習書，凝之已有「善草隸」之譽。這時，獻之已長到六七歲，到了學書的年齡，受父兄的影響，也開始學著灑墨揮毫，羲之親自為他啟蒙，教他執筆、運筆之法。《晉書·王獻之傳》載：「(獻之)七八歲時學書，羲之密從後掣其筆不得，嘆曰：『此兒後當復有大名。』」在羲之七個郎君中，獻之的品貌、才情最為出色，從幼年時起就顯露出獨特的個性。本傳稱其「少有盛名，而高邁不羈」。有一次，羲之的幾個門客在作樗蒲之戲(古代的一種遊戲，類乎後世的擲骰子)，獻之從旁經過，看出其中一人將輸，便說了一句「南風不競」(語出《左傳·襄公十八年》，意指此人將輸)。門客見他年少，就隨口說：小郎君你這是管中窺豹，只見一斑。獻之明白門客是輕視自己，狠狠地瞪了他一眼，說：「遠慚荀奉倩，近愧劉真長。」生氣地走了。荀奉倩是三國時曹操謀士荀*的兒子荀粲，乃世家名門子弟，眼界之高，後代少有其比。劉真長則是羲之的好友劉*，人品俊逸，選尚公主，時任吳興太守，他因為個人條件優越，只和有名望的人交往。獻之舉此二人以表示自己身為名門子弟，竟然和俗人說話，真是太慚愧了。另有一次，王獻之與兄徽之、操之一起去拜見謝安。徽之、操之喋喋不休地說著家居俗事，獻之則除了問候以外，少言寡語。獻之弟兄走後，門客問謝安王氏弟兄哪個更好些，謝安回答說：「小者佳。」門客問其故，謝安說：「吉人之辭寡，以其少言，故知之。」(《晉書·王獻之傳》)王獻之少時，為人恬淡，遇事沉著穩重而有主見。《晉書·王獻之傳》載：「(獻之)嘗與徽之共處一室，忽然火發，徽之遽走，不遑取履。獻之神色怡然，徐呼左右扶出。夜卧齋中，而有偷人入其室，盜物都盡。獻之徐曰：『偷兒，青氈我家舊物，可特置之。』群偷驚走。」永和七年(351年)，王羲之出為右軍將軍、會稽內史。初蒞郡，公務繁雜，難得有閑指導獻之讀書習字。但生長在書法世家，耳濡目染，加上天生具備習書的秉賦，獻之書藝進境極快。劉宋虞《論書表》記載了獻之幼年習書的一件事：「子敬齣戲，見北館新泥堊壁白凈。子敬取帚沾泥汁書方丈一字，觀者如市。羲之見，嘆美，問所作，答云：『七郎。』羲之作書與親故云：『子敬飛白大有意。』是因於此壁也。」由於早有令名，十歲的獻之參加了永和九年三月的蘭亭修禊，因年幼未作詩也未罰酒。但這種文人盛會對他的成長給予了積極的影響。永和十一年(355年)，王羲之稱病去郡，誓墓不仕。這對他幾個兒子的生活沒有產生太大的影響，一則琅邪王氏雖然沒有了王導在世時的威勢，但仍然是僑姓第一大族，獻之的叔父王彪之、舅父郗、郗曇仍在政壇上有顯赫的地位；再則，羲之早有隱退之志，在會稽國的剡縣、上虞、諸暨、山陰一帶置了田產，足以維持一家優裕的生活。王羲之去官後，住在蕺山的別業中，優遊山林，閑適恬淡，有了更多的時間指導獻之習書。獻之日夕修習，書藝突飛猛進。王羲之對人介紹獻之的書法時，曾稱其「咄咄逼人」。他在謝奉處書於材上的字，被謝家收而藏之，珍同羲之書。(事見劉宋虞《論書表》)此時的獻之，僅是十餘歲的少年。而羲之二十七八歲任臨川太守時所寫的字，還被陶弘景稱為「不足觀」，可見獻之習書天賦之高。王羲之在去世前一二年寫信給好友、益州刺史周撫說：自己沒有其他心事了，只有最小的兒子還沒有完婚，正在為他物色。是時，獻之年方弱冠，人物出眾，已經很有名氣。晉代品評士人的標準，特別注重容貌風度，總稱之為「風流」。在羲之、獻之生活的時代，「凡稱風流者，皆舉王、劉為宗焉」(《世說新語·品藻》劉孝標註引徐廣《晉紀》)。王、劉，指王與劉。獻之的風流，人們常與劉相比。謝安曾說王獻之僅次於劉。獻之風流既為「一時之冠」，自然要娶名門之女。獻之舅父郗曇的女兒道茂，稍長於獻之，美妍貞靜，待字閨中。獻之對其頗有「好」之意，羲之乃代其託人向郗曇求婚，其中一封書帖云：「中郎女頗有所向不?」今時婚對，自不可復得。仆往意，君頗論不大都比亦當在君耶！郗曇於穆帝昇平二年(358年)八月升任北中郎將、持節，都督徐兗青幽揚五州諸軍事、徐兗二州刺史。羲之書帖稱郗道茂為中郎女，求婚當是昇平二年以後的事。獻之與道茂成婚的時間，史籍沒有記載。但是，允婚後，需要經過問名、納采等繁複的程序，成婚時間當在昇平四年(360年)初，郗曇未能參加婚禮而由郗代為主持。早在昇平三年(359年)十月，郗曇和西中郎將、監司豫冀並四州諸軍事、豫州刺史謝萬一同北上，征討慕容氏建立的前燕，行軍到渦水、潁水之間時，郗曇因病退屯彭城，影響到謝萬，全軍潰散，郗曇因此降職為建武將軍。此後，郗曇病情一直很重，獻之、道茂成婚不到一年即病故。昇平五年(361年)，郗道茂生一女，取名玉潤，不久即因病夭折，這使羲之大為悲痛，身體每況愈下，未幾也去世。王羲之晚年雖然誓墓不仕，卻並不禁止兒子出仕。凝之、肅之、操之和徽之早已出仕為官。獻之成婚後，也以州主簿(此從《晉書》本傳。當時州、郡均置主簿。會稽屬揚州，揚州刺史乃與其父「情好不協」的王述，王獻之似不應赴揚州任主簿，而應任會稽郡主簿。)的官職步入仕途。獻之任職不久，羲之去世，乃遵制丁艱守喪二年零三個月。王獻之有文集傳世，始見於《隋書·經籍志》「集部」中「晉東陽太守袁宏集十五卷」下有注云：「《金紫光祿大夫王獻之集》十卷、錄一卷……亡。」此文集編成於何時，不可考。稱王獻之為「金紫光祿大夫」有誤。考本傳，獻之因其女神愛為晉安帝皇后，被追贈為侍中、特進、光祿大夫、太宰，未加金紫(金章紫綬)之榮。可斷定必非其子孫所編。全集既有十卷之多，則除了片段書信等雜帖以外，還應有奏章及與同僚的完整書信等，惜均已散失。和王羲之集一樣，王獻之文集的散佚，大約前後經歷兩次，一次是梁元帝蕭繹承聖三年(544年)西魏軍隊攻破江陵，元帝以為讀書無用，放火燒了收集的圖書(包括二王文集及書帖)十四萬餘卷。然而王獻之文集或書帖，仍有收藏於會稽、建康一帶的，經陳、隋兩代收集，達十卷之多。另一次是唐武德五年(622年)，李世民派人運觀文殿、妙楷台、寶跡台的藏書去長安，在三門底柱沉船漂沒。《隋書·經籍志》下注曰「亡」，說明王獻之集全沉於黃河中，因此《新唐書·藝文志》未見著錄。唐貞觀十三年(639年)，太宗下令收二王書，只說得到大王(羲之)書(法)218卷，而未提得到小王(獻之)書(法)。但是，王獻之尚有遺文(以帖為主)藏於民間。《二王等書錄》即稱「二王書中，多有偽跡，好事所蓄，尤宜精審」。最早著錄王獻之文(無詩)的是張彥遠《法書要錄》卷十，題為《大令書語》，計十六條，其中最短的只有二字：「如省」。宋刻《淳化閣帖》收有《相迎帖》等76帖，所收最多。張溥的《漢魏六朝百三名家集》，在《王獻之集題詞》中說：「法書簡帖，間有偽書。翰墨足傳，字貴尺壁。大文絕少，獨表明安石(謝安)，言得其平。」此集共收書二、疏一、表一、墓誌一(《保母志》)、詩二(《桃葉歌》二首)、雜帖八十七(其中《辭中書令》，《全晉文》作《辭中書令與州將書》。考此官尊貴，即使辭官，也應向皇帝辭，不能向州將辭，疑非獻之作。又，《保母志》，後人也有疑為偽作的)。嚴可均輯《全晉文》收書、疏、墓誌與《漢魏六朝百三名家集》同，惟多《進書訣表》，雜帖為85條，剔出了王羲之帖誤收入王獻之集的幾條。王獻之在諸兄弟中，宦情最為淡薄。《世說新語·品藻》記述：「王子猷、子敬兄弟共賞《高士傳》人及《贊》，子敬賞『井丹高潔』，子猷云：『未若長卿慢世。』」獻之讚賞的井丹，《高士傳》中對此人的《贊》語是「井丹高潔，不慕榮貴」。長卿即司馬相如，《贊》語是『長卿慢世，越禮自放』。獻之欣賞井丹的不慕榮貴。獻之為宦多年，從不計較官品的高低，也不孜孜營求高官。他不以從政為要務，一生執著於書藝的進境，自信而高傲。謝安曾問獻之，其書法與父親羲之比，誰的更好。獻之含蓄地表明，自己的成就並不比父親差。謝安說，人家並不那樣看呢。獻之回答，普通人哪懂得這個。王獻之的高傲近乎狂妄。在吳郡，大族顧辟疆家有個花園很出名，他不認識花園主人，卻坐著小轎子入園遊歷了一番。主人正在宴客，獻之旁若無人，視而不見。主人大怒，說：對主人傲慢，不禮貌；憑著門第高貴，對士人擺架子，是不講道義。不具備這兩者，簡直是個為人所不齒的「傖」。命令手下人把獻之的從人趕了出去，讓他自己留在轎子上。(事見《世說新語·簡傲》。)過了一段時間，獻之不見從人回來，便要求主人把自己連轎子送到門外，還表現出「怡然不屑」。王獻之聰明、穩重、沉著，又自恃門第高貴，恃才傲物。這種性格，不適宜為官，然而卻使其藝術個性得到充分的張揚，最終成為一代書法大師。獻之居喪期間，為求安靜，在郡城南三十里雲門山中置了一所宅第(王獻之宅在雲門山，最早的記載應是唐代杜甫的《奉先劉少府新畫山水障歌》：「若耶溪，雲門寺，吾獨何為在泥滓?青鞋布襪從此始。」趙宋《嘉泰會稽志》載：「淳化寺(宋時的名稱)在縣南三十里，中書令王子敬所居也。義熙三年，有五色祥雲現，安帝詔建雲門寺。」唐詩人嚴維《送鮑侍御宿雲門》開頭一句便是：「中令(獻之曾任中書令)遺蹤在」。僧靈一《招皇甫冉游雲門寺》詩中也提到此事：「春山子敬宅，古木謝敷家」。與妻子郗氏安寧度日。這時，王彪之以鎮軍將軍、加散騎常侍任會稽內史，已經六七年(《晉書·王彪之傳》：「以王彪之為鎮軍將軍、會稽內史、加散騎常侍。居郡八年，豪右斂跡。」後於哀帝興寧三年(三六五年)初被免職。逆推王彪之任會稽內史當為昇平二年至興寧三年(358年-365年)間事。其前任為江，江的前任為王羲之。)。彪之從尚書僕射改任地方官，會稽王司馬昱非常信任他，獻之可以毫無後顧之憂地守喪、奉母、讀書、習字。哀帝司馬丕興寧二年(364年)初，服喪期滿，王獻之仍回到州主簿任上。興寧三年二月，哀帝卒，因為無子，奉皇太后詔，立其弟琅邪王司馬奕為帝(後被桓溫所廢，史稱海西公)。輔政的會稽王司馬昱改封為琅邪王。此時，王彪之因為得罪了大司馬桓溫，被免職下獄，司馬昱便借新皇帝即位、大赦天下的機會，免彪之罪，降職為尚書，調到建康。十二月升任尚書僕射。王彪之升任尚書僕射時，設法將王獻之調到朝中，轉任秘書郎。這時，王導的長子王悅、次子王恬、三子王洽、四子王協都已去世，獻之的堂弟王珉尚在建康，於是獻之便住進烏衣巷大宅中。珉都善書法，秘書郎本無多少秘閣書籍可校，獻之得以日夕與兩位堂弟切磋書藝。第二年，改元「太和」。王獻之由秘書郎升秘書丞，其準確時間難以考出，大致在太和元年、二年(366年、367年)前後。這是因為，秘書郎雖然定例設置四員，但因為是清要之官，任此官容易升遷，所以名門子弟不出仕則已，一出仕就爭著以秘書郎為起家官。所以，一般此官任職不長即可升遷，以便空出缺來，遞補他人。王獻之任此職的時間必然不會太長。秘書丞和秘書郎同為六品官。秘書監(三品)下面只設一員秘書丞處理日常政務，比起秘書郎來，其任期較長而且相對穩定。此時，北方新興的前秦正在逐次侵佔前燕的疆土，東晉大司馬桓溫的部下，只偶而在南陽郡與投降前燕的趙億有些小衝突。前燕自慕容恪死去，已無力南下淮河一帶騷擾。桓溫雖然有取代晉室皇帝的野心，卻還沒有把一切布置就緒，未敢妄動，因此江左一帶政局相對平靜。

王獻之《十三行》拓本並原石（其二）王獻之聯姻帝室王羲之的老友謝安，從王獻之幼年時便欣賞他的書法。如今獻之風度翩翩，不少朝臣比之為當年的劉真長。謝安想將他招致身邊任職，無奈秘書監孫盛很欣賞王獻之，不願將他調出。此時，朝中政局有了變化。海西公太和四年(369年)，大司馬桓溫得到了京口(今江蘇鎮江市)鎮將徐兗二州刺史郗的辭職書(該書由郗的兒子郗超秉承桓溫的意旨代寫)，大喜，調郗為冠軍將軍、會稽內史，自己兼任徐兗二州刺史。四月，桓溫從姑孰出兵征伐前燕，六月抵金鄉，接著攻下湖陸、黃墟、高平、林渚，一直到了枋頭(今河南浚縣西南)，嚇得燕主慕容要北逃和龍(今遼寧朝陽縣)。九月，桓溫因糧草接濟不上，不得不退兵。燕兵乘機追擊，桓溫兵馬大敗。年底，退回建康附近的長江以北。太和五年(370年)十一月，前秦苻堅、王猛攻下鄴城，慕容逃亡中被擒，前燕亡。桓溫因為枋頭大敗的影響，威望降低，乃用郗超之計，廢皇帝以立威。太和六年(371年)十一月，將皇帝廢為東海王，立丞相會稽王司馬昱為帝(即簡文帝)，改元『咸安』。十二月，桓溫又改廢帝東海王為海西縣公。簡文帝懾於桓溫的淫威，終日自危，悶悶不樂，即位不到一年便因病辭世。在王彪之主持下，太子司馬曜即位，這便是孝武皇帝。桓溫稱帝不成，亦未能如願攝政，後病重身亡。死前對後事作了安排。他自知世子桓熙無能，便把兵權交給了最能幹的弟弟桓沖。四弟桓秘不服，聯合桓溫的兒子桓熙、桓濟等密謀奪回兵權。桓沖得到消息，在桓溫剛一死去時，即拘禁了秘、熙、濟三人，並上奏朝廷，廢黜了桓秘，將桓熙、桓濟流放到長沙。孝武皇帝即位不久，就下詔王獻之尚新安公主(一作餘姚公主，程炎震以為「新安」為追封之號)。尚公主以前，必須先與妻子離婚。新安公主是簡文帝的第三女，名道福。母親徐淑媛，因德美受寵幸，但無子，不能立為皇后。公主長大後，嫁給桓溫次子桓濟。桓濟因奪兵權失敗，被禁錮在長沙，爵位撤銷。於是，新安公主在太皇太后支持下，與桓濟離婚，擬欲再嫁。她仰慕獻之的風流蘊藉，因而在祖母面前表示，非王獻之不嫁。從東晉到南朝，不少士人怕尚公主。王獻之與郗道茂恬淡自甘、唱隨自樂，加上自己宦情淡薄，並不想借駙馬的身份升遷，因此，不願與郗道茂離婚，更不願尚新安公主。為了反抗，獻之假稱足疾，用艾灸足，以致走路一瘸一拐，但仍無用處。太皇太后以皇帝的名義，下詔王獻之尚新安公主。獻之被迫與郗道茂離婚，娶新安公主司馬道福。不久，謝安升任尚書僕射，加後將軍，領吏部，調獻之為軍府長史。太元元年(376年)，謝安任中書監、錄尚書事，公務繁忙，便將軍府大事委託長史代辦，可獻之婚姻既不如意，又無心升遷，因此整日埋頭於書法。孝武帝太元三年(378年)七月，宮中新建太極殿落成，需題匾。謝安意欲讓王獻之題字，「以為萬代寶」，便試探著對他說：「魏時凌雲殿榜未題，而匠者誤釘之，不可下。乃使韋仲將懸橙書之。比訖，須鬢盡白，裁餘氣息。還語子弟，宜絕此法。」(後兩句《世說新語·巧藝》作：「因敕兒孫，勿復學書。」)獻之明白他的意思，嚴肅地回答：「仲將，魏之大臣，寧有此事!使其若此，有以知魏德之不長。」(《晉書·王獻之傳》)，謝安並不強迫王獻之承諾書榜。不久，獻之辭去後將軍長史之職。辭長史後轉任何官，史籍缺載。但他仍然是六品的駙馬都尉，只是更加清閑。太元五年(380年)，謝安進號衛將軍，儀同三司，仍帶司徒原官。衛將軍與驃騎、車騎及大將軍同為二品官，品秩高於尚書令和中書監、令。謝安於是又請獻之任長史。獻之不擅長治軍，好在軍府還有司馬等掾屬，繁劇之事有人辦理。他仍然像第一次任長史一樣，拿出更多時間專心研習書法。不久，王獻之升任建威將軍、吳興太守。郡太守帶將軍號，官居四品。吳興是揚州四個大郡(其它三郡是吳郡、丹陽和會稽)之一，又是魚米之鄉，雖然租賦苛重，比起其他諸郡，仍屬富庶之地。在當時，生活不算富裕的京官，為了養活一家人，都爭做這四郡的太守。吳興郡署與烏程縣衙同城，縣令羊不疑是泰山郡羊氏後人，不疑有子名欣，字敬元。王獻之守吳興時，羊欣已經十二歲(劉宋虞《論書表》記此事發生在羊欣十五六歲時。今據李長路、王玉池《王羲之王獻之年表與東晉大事記》的考證訂誤，定為十二歲時事。)，不但喜愛書法，而且小有名氣。一次，獻之去縣衙，專門到羊欣的書齋看了看，見這位郎君正在晝寢，身穿白色的絹裙，鮮潔可愛，於是書興大發，提筆在他裙上、裙帶上疾書。羊欣醒後，大為高興，當作寶貝收藏起來，後進獻給了皇帝。從此，羊欣成為獻之的入室弟子。《述書賦》記此事：「敬元則親得法於子敬，雖時移而間出。手稽無方，心敏奧術，寧磅礴而不忘本分，縱橫而粗得師骨。」這裡僅說羊欣『粗得師骨』。張懷瓘《書斷》則稱：「師資大令(指獻之)，時亦眾矣……若親承妙旨，入於室者，惟獨此公(指羊欣)。」又說：「沈約云：『敬元尤善於隸書，子敬之後，可以獨步。時人云：買王得羊，不失所望。今大令書中風神怯者，往往是羊也。』」太元八年(383年)，王獻之升任中書令。此官職初由漢武帝設立時，並非要職。至曹魏文帝，中書令開始典機密大事，並加設中書監(令、監均為三品)，同領中書省。因為職掌發布詔令，接近皇帝，故而權重位顯。可是獻之無意仕途，又覺得自己從六品的長史，六七年間就升至此位，初始不敢接任(《全晉文》卷二十七，有王獻之《辭尚書令與州將書》，疑為辭中書令之誤。因為史籍沒有任命他為尚書令的記載。故將王獻之任中書令的時間系在太元八年(一說為太元十年)。)。力辭未果便上表推薦御弟琅邪王司馬道子任中書監。獻之並不知道司馬道子志不在此，以他的身份，他想攫取更高的權力。不久，詔書頒下：「以琅邪王道子錄尚書六條事」。這一年，前秦苻堅起大軍伐東晉，江東大震。謝安令謝石、謝玄等迎敵，戰於淝水，大敗苻堅。謝安乘機北伐，收復洛陽及青、兗、徐、豫等州，並進而收復了黎陽(今河南浚縣)。但是司馬道子忌謝氏勢力，謝安遭排擠，出鎮廣陵的步丘(今江蘇邵伯)。由於司馬道子弄權，朝政混亂，中書令形同虛設。儘管王獻之不甚理公事，也感到苦悶。太元九年(三八四年)，即獻之任中書令的第二年，公主生了個女兒，取名神愛。是年，獻之年四十一，尚無子嗣，便納妾桃葉(一說王獻之納一對姐妹為妾，即桃葉、桃根。關於桃根，另有一種說法，見梁費昶《行路難》：「君不見長安客舍門，娼家少女名桃根。」)。桃葉的母家住在秦淮河以南，她時常回家，獻之則常去江邊迎送，於是傳下兩首《桃葉歌》：桃葉復桃葉，渡江不用楫。但渡無所苦，我自迎接汝。桃葉復桃葉，桃葉連桃根。相憐兩樂事，獨使我殷勤。獻之一直沒有忘記郗道茂，也一直對被迫離婚抱有歉意。在獻之留下的為數不多的雜帖中，有數帖與她有關。如一帖似是離婚前寫給親友的，很簡短：「令外甥知問，郗新婦(疾)更篤，憂慮深!」另一帖字數稍多：「新婦服地黃湯來，似減。眠食尚未佳，憂懸不去心。君等前所論事，想必及。謝生未還，可爾。進退不可解，吾當書問也。」還有一帖明顯是離婚之後，獻之懺悔及追憶當年「奉對」時的感情了。雖然離了婚，表姐表弟的關係還在，所以獻之不稱新婦，而改稱姊。這是一封無頭無尾的信：「雖奉對積年，可以為盡日之歡。常苦不盡觸額之暢。方欲與姊極當年之匹，以之偕老，豈謂乖別至此!諸懷悵塞實深，當復何由日夕見姊耶?俯仰悲咽，實無已已，惟當絕氣耳!」(三帖均見於《全晉文》卷二十七)郗道茂與王獻之離婚後，誓不再嫁，回到會稽依伯父居住。太元十年(385年)，謝安去世。謝安主持的淝水之戰，在前秦苻堅數十萬大軍壓境之下，取得勝利，保全了東晉江山，但是，朝廷在司馬道子的操縱之下，給予謝安的喪葬禮儀和規格，卻不太隆重，使得不大過問朝政的王獻之也大感不平。他如骨鯁在喉，不吐不快，於是上疏為其論爭：故太傅臣安，少振玄風，道譽洋溢。弱冠遐棲，則契齊箕皓，應運釋褐，而王猷允塞。及至載宣威靈，強猾消殄。功勛既融，投高讓。且服事先帝，眷隆布衣。陛下踐阼，陽秋尚富，盡心竭智，以輔聖明。考其潛躍始終，事情繾綣，實大晉之雋輔，義篤於曩臣矣。伏惟陛下，留心宗臣，澄神於省察。及葬，孝武帝遂加安殊禮。沒過多久，獻之就病了。因為他也服寒食散，再加灸足留下了後遺症，所以，年僅四十餘歲便如同羲之晚年一樣，病痛纏身。獻之書帖中常提到患病的事：忽動小行，多，晝夜十三四起，所去多，又風不差，腳更腫。轉欲書疏，自不可已。惟絕嘆於人理耳!……獻之白：奉承問，近雪寒，患面疼腫，腳中更急痛，兼少下…………仆大都小佳，然疾根聚在右髀。腳重痛，不得轉動。左腳又腫，疾候極是不佳。幸食眠意事為復可可，冀非臧病耳。廿九日獻之白：昨遂不奉別，悵恨深。體中復何如?弟甚頓。匆匆不具。獻之再拜。日寒涼，得告，承諸惡(下有缺文)。復灸極當慘痛悲灼。仆病正自不差，疾久自日深……太元十一年(386年)，獻之病篤。哥哥徽之見此憂心如焚。他聽術人說，「人命應終，而有生人樂代者，則死者可生」，竟信而欲替小弟去死。家人照例依天師道的習慣，替獻之向三官(道教初期的支派太平道、五斗米道和天師道奉天、地、水為三神，也稱三官)上章，自訴平生過錯。獻之的神智甚為清醒，回答說，除了與郗家離婚之外，沒有其他過錯。不久，就去世了。享年四十三歲。在獻之的幾個哥哥中，肅之的事不可考。凝之時在江州刺史任上，不能歸喪。操之時任尚書，在建康。徽之也在患病，本已離開建康，幾天不得獻之的消息，便乘肩輿去獻之家，方知獻之已病逝。他默然坐在靈床上，取來獻之的琴，彈而不成調，便把琴摔到地上，大聲說：「子敬，子敬，人琴俱亡。」一下子哭得昏死過去。回家月余也傷心離世了。新安公主以後的情況，史籍缺載。從其死後謚為「愍」看，可能也未能活多久。女兒神愛，太元二十一年(396年)十三歲時被太子司馬德宗納為妃，及司馬德宗即位，立為皇后。父以女貴，王獻之被追贈為侍中、特進、光祿大夫、太宰，謚曰「憲」。獻之無子，過繼操之的兒子靜之(一作「靖之」)為嗣。獻之死後，堂弟珉繼任中書令，後世習稱獻之為大令，王珉為小令。安帝隆安三年(399年)，孫恩起兵於會稽郡，時任會稽內史的王凝之因城破而被殺。孫恩起兵，琅邪王氏中受到打擊最大的是王羲之這一支。因為他們的莊園都在「東中」，田土、倉廩、財產盡失，奴客幾乎全部逃散。除了凝之幾乎滿門被殺以外，其他幾位郎君的後代，即使逃過了死劫，也大都式微了。到南北朝時代，落戶在建康附近的王導、王彬的後裔，還活躍在政壇上，而王羲之後人則已默默無聞，史籍缺載。但是，真正的藝術的傳衍，不會因家族的衰亡而湮滅。王徽之七世孫智永和尚，繼承祖業，以書法名世，他的受業弟子虞世南、歐陽詢，成為唐代書法開山之祖。在他們的影響下，書法藝術又開創了一個新的局面。王獻之藝術成就中國的書法藝術，在東晉出現了兩位傑出的大家，一位是書聖王羲之，另一位是他的兒子王獻之。他們以鼎革漢魏以來的舊體為己任，以王羲之開始，以王獻之告終。王獻之敏悟通變，在父親的基礎上推陳出新，以流美恣逸的書風影響後世，為「魏晉風韻」增添了不可或缺的一筆，從而贏得了與王羲之並列的藝術地位和聲望。一、發展創新王獻之的書法藝術，承繼父風而發展創新，別樹一幟。早在他年輕時，創新意識就非常強。唐張懷瓘《書議》載：「子敬年十五六時，嘗白其父云：『古之章草，未能宏逸。今窮偽略之理，極草縱之致，不若稿、行之間，於往法固殊，大人宜改體；且法既不定，事貴變通，然古法亦局而執。』」從這段話可以看出：(一)王獻之對古體——章草不滿，認為它不夠瀟洒、舒展(未能宏逸)，而且有些局促、膠著(局而執)；(二)提出應該變革和變革的合理性(法既不定，事貴變通)；(三)提出了變革創新的方向和道路，即「窮偽略之理(簡化屈折，使筆畫較為單純)，極草縱之致(表現草書姿縱的情趣)，不若稿、行之間(採用草稿和行書之間的體式)」，並且勸其父不應再用舊體教他，應改變體式。王獻之不僅提出改革方案，從書跡看，他也確實實踐了自己的理論，創出自己的「破體」——行草體。所謂「破體」(又稱「大令體」)，就是打破楷書、行書、草書的界限，以行書為主，偏於楷的為「行楷」，偏於草的為「行草」。這種書體，既有楷書的工穩，又有草書的流暢，書寫者可以有自己的偏好，亦可發揮自己的特長，給書寫者留有極大的馳騁藝術才能的天地。唐張懷瓘《書斷》說：「子敬之不逮真，亦劣章草，然觀其行、草之會，則神勇蓋世，況之於父，猶擬抗衡，比之鐘張，雖敵，仍有擒蓋之勢。」獻之性格比其父更加放達豪爽，反映到書法上就更加開張超逸，於是創出「破體」新書體，使行書體系在「二王」手中充實完善起來。唐張懷瓘對這種行草新體曾有比較中肯的評價：「子敬才高識遠，行草之外，更開一門」，「非草非行，流便於草，開張於行，草又處其中間。無藉因循，寧拘制則；挺然秀出，務於簡易；情馳神縱，超逸優遊；臨事制宜，從意適便。有若風行雨散，潤色開花，筆法體勢之中，最為風流者也」(《書議》)。王獻之破體的代表作，一是行楷《廿九日帖》，一是行草《鴨頭丸帖》。《廿九日帖》首行開筆的「廿九日」三字為行楷書，第四字便轉為行草書，筆勢連屬，第三行「獻之再拜」四字，一筆貫通而行，優遊疏爽，形勢宏逸。全幅楷、行、草相間，但卻配合協調、自然。《鴨頭丸帖》開頭三字為行書，行筆較緩，往下行筆加快，或三字或兩字相連屬，均為草書。字與字、行與行中間常留較大空白，給人以形斷意連的感覺。王獻之在書法上的又一大貢獻，是創立了「一筆書」，使草書成為書法藝術中最富表現力的書體。(詳見下文)

王獻之《忽動帖》二、「二王」異同王氏父子出生望族，受過良好的書法教育，有著相同的家學傳統，又都受到晉人崇尚的玄學的熏陶，因此有不少相同之處，最主要的一點是與東晉其他名士一樣，清真超逸，出塵脫俗，率性而行，無拘無束。「二王」懷著這種心態、精神、風度去進行書法創作，必然會衝破陳規舊俗的束縛，不拘於法，使作品呈現出瀟洒之美。明王世貞評價王獻之書法說：「太令書神情散朗，姿態超逸，有御風飧霞之氣，令人作天際真人想。」(《藝苑卮言·附錄·淳化閣帖十跋》)這是人格與書風的統一。瀟洒風流是「二王」思想面貌的寫照，也是他們書法的藝術風格。從美學角度審視，則「二王」書法都屬於秀美(陰柔之美)一路，兩晉南北朝用「媚」進行品評概括。清代王澍在《虛舟題跋》中說：「羲之書《蘭亭》，破壞秦漢渾古風格，為後世妍媚者開前路。」王獻之書法藝術在「媚」這一點上有發展。羊欣在《采古來能書人名》中評其書法云：「骨勢不及父，而媚趣過之。」道家崇尚陰柔之美，東晉時代大多數名士、文人信仰道教，所以『媚』是很高的審美評價。以「媚」著稱的「二王」書法世代相傳，流芳千載。由於「二王」各自的經歷、境遇不同(如羲之仕途多舛，而獻之仕途通達)，性格不同(獻之比其父更放達、整峻)，所處時代的審美趣味不同(獻之同代人「愛妍薄質」)，所以，二人的書法又有不少差別。今人王玉池認為，獻之和乃父比較，執筆方法、運筆方法都不相同，故風格也不同。(一)執筆方法不同。羲之從後掣獻之筆不脫的故事，《論書表》、《書斷》和《六體書論》都有記載。《六體書論》所記特別值得注意：「獻之年甫五歲，羲之奇其把筆，乃潛後掣之不脫。幼得其法，此蓋生而知之。」從「二王」書跡看，其執筆法確有不同，獻之把筆較羲之靈活。(二)運筆方法不同。宋代米芾提出「右軍中含，大令外拓」說。元代袁裒在《評書》中說得更具體，直到現在，多數人還用其說法。原文是：「漢魏以降，書雖不同，大抵皆有分隸餘風，故其體質高古。及至二王使復大變。右軍用筆內擪而收斂，故森嚴而有法度；大令用筆外拓而開廓，故散朗而多姿。」什麼是內擪?沈尹默在《書法論叢》中說：「要用內擪法，必須凝神、靜氣，一心一意地注意到紙上的筆毫，在每一點畫的中線上，不斷地起伏頓挫著往來行動，使毫攝墨，不令溢出畫外，務求骨氣十足，剛勁不撓。」王玉池解釋說，『內擪側重於表現一筆畫之內的上下運動，有向內收斂勿向外拓展之意；「外拓」則側重一筆畫向筆畫之外的上下左右運動，即向外部擴展。內擪法著重於點畫之內的豐富變化，寫出的筆畫渾勁、婉通、勁健；外拓法尤長於點畫向外部推進時的形態，寫出的筆畫雄強、舒展，氣血充沛。從傳世書跡看，以羲之《姨母帖》和獻之《廿九日帖》比較，以小王《中秋帖》與大王《喪亂帖》對比，以上特徵都可以得到印證。(三)字勢、章法上的差別。大王和小王比較，大王還存在若干古意或稱隸書筆意，如行書《姨母帖》。而小王純用今體，徹底去掉了隸書筆意。其草書一律為典型的今草(除有意寫章草的個別書作外)，不再有隸書遺意。他的行楷書《廿九日帖》中的許多字和後來魏碑中的寫法無異，是一種不再有隸書筆意的成熟楷體。王獻之書法的又一特點是筆勢連屬，注重整體效果。張懷瓘在評價張芝的草書時說：「字之體勢，一筆而成，偶有不連，而血脈不斷，及其連者，氣候通其隔行。惟王子敬明其深指，故行首之字，往往繼前行之末，世稱一筆書者。」(《書斷》)如《十二月帖》，雖屬行草，而全篇三十二字，竟有二十四字相連。米芾曾親見《十二月帖》墨跡本，他讚賞說：「大令《十二月帖》，運筆如火箸劃灰，連屬無端末，如不經意，所謂一筆書，天下子敬第一帖也。」(《書史》)羲之書作雖也有連字，但數量不多。另外，獻之書法很注重整體效果，注意字與字、行與行之間的相互關係。如小楷《洛神賦》，雖字未連，但字間相互顧盼，行間錯落有致，呈現出整體的美。「一筆書」是今草的特有現象，實始於王獻之，而完美於唐代的張旭。有書論稱「一筆書」始於漢末的張芝，是不對的。張芝的時代是章草漸趨成熟的時代，今草只處於萌芽狀態，今草的書體並未確立，不可能出現「一筆書」。(四)風格不同。「二王」書法總體風格是瀟洒風流，但由於二人性格不同，在執筆運筆、章法布局上有差異，因此由這些不同所形成的個人風格面貌又有區別。總的說來，獻之的風格是超邁駿爽，妍媚流便，其父書風則較含蓄蘊藉，剛健中正。張懷瓘評價為：「若逸氣縱橫，則羲謝於獻；若簪裾禮樂，則獻不繼羲。」(《書斷》)又稱：「逸少秉真行之要，子敬執行草之權，父之靈和，子之神俊，皆古今之獨絕也。」(《書議》)南唐後主李煜說：子敬俱得右軍之體而失於驚急，無蘊藉態度。宋蔡襄稱：「大令、右軍法雖同，其放肆豪邁，大令差異古人。」米芾說：「子敬天真超逸，豈父可比?」獻之的書風駿爽、流便，有技法上的原因，更有個人性格和時代審美要求的因素。獻之「高邁不羈」、桀驁不馴的性格和超人的膽略，反映到書法上，必然是駿邁豪爽，淋漓盡致。再者，他所創造的沉著痛快、流便妍媚的書風，也正符合當時人「愛妍薄質」的審美趣味，所以受到人們的喜愛。獻之在羲之之後，創造了書法藝術新的審美典型，對後世影響很大。但從總體來看，小王由於英年早逝，書藝尚未達到羲之那樣的化境。羲之被尊崇為「書聖」，在文化史上的貢獻與影響比獻之大。羲之可以說家喻戶曉，婦孺皆知，而獻之的知名度則略遜於乃父。（佚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