媽媽走後

十幾天了，我幾乎有超過一半的時間無法接受媽媽去世的現實。

可是媽媽真的沒有了。微信里已經十幾天沒有媽媽的信息了，最後一條消息接收於北京時間2014年12月26日中午11點34分：

「我就要進去了，你咋還不來啊？」

十幾天里，我不斷收到以「節哀」和「保重」、以及「照顧好爸爸」為關鍵字的微信，以至於媽媽的這一條已經沉到老下面了，要劃拉半天才能找到。我想把它置頂，卻無法直視這句話。

早知道那是最後一天，我就應該早點去病房陪媽媽說話。

一

2014年12月26日，禮拜五。最後一天。

11:45，我終於走進了病房，老媽已經十二個小時沒吃沒喝了，因為醫院要求術前12小時不可以進食進水。她假裝皺著眉頭警告我：「不要當著我的面喝水哦！」我於是拿起水杯來大口喝水，故意作出響聲，她大笑起來說你這個壞小子！我也心疼她，拿毛巾沾了點水，給她抹抹嘴唇，告訴她：「就這麼多了，剩下的手術後再喝吧！」

面善的護工把手術床推來的時候，媽媽還自己小跑著去上了個廁所。護工說不著急，慢慢來。回來之後，媽媽自己不太情願地爬上那張窄窄的床，然後爸爸幫忙把那一側的擋板抬起來。護工把用藍色無紡布作被罩的被子蓋在媽媽身上，說別害怕，別緊張。媽媽把手從被子里伸出來，爸爸立刻上去握住。然後我們就這樣跟著護工推著媽媽進了電梯。等電梯的時候，有個愣頭青在大廳里抽煙，開著窗戶。我走過去很不客氣地把窗戶關上。哪怕這麼幾秒鐘的等待，我也不願意冷風吹到躺著的媽媽。

爸爸握了一會兒，把媽媽的手交給我。好有力，感覺骨頭都要被媽媽捏碎了。電梯門開，叔叔嬸嬸還有幾個親戚朋友都等在那裡夾道歡送，大家都微笑著安慰媽媽別害怕，小手術，一會兒就完了，上了全麻就睡過去了，不會疼的，醒過來已經是明天早上了，等等。家人幾乎都來了，感覺就好像電影『大魚』中最後那個鏡頭，一生中的親朋好友都來「送行」。

然後電動移門開了，手鬆開了，推進去了。我和爸爸對著媽媽招招手，媽媽沒看我們，而是在聽護士給她交代著什麼。護士讓媽媽抬起頭，然後給她戴上無紡布的帽子。然後電動移門就關上了。這個時候是北京時間2014年12月26日中午十二點半。

我們都是微笑著。心臟搭橋手術是一個很成熟的手術，成功率超過99%。媽媽身體很好，尤其是心肺功能不錯，這麼個手術肯定不會有什麼問題的。所以，雖然媽媽自己很緊張害怕，我們卻不以為然。因為我們都知道做手術會緊張，別說開胸的手術了，就算我上次去拔牙都緊張的要命。

2014年12月15日。我正在整理書包打算去學校，老爸來了一條微信：

「兒子，什麼時候放假，能回來多久？」

我感覺到老爸記性不好了，因為前幾天剛跟他們說過，我2月15日回國。於是我又重複了一遍2月的行程。他很快回答我：

「最近能回來嗎？」

我感到不妙。問來問去才搞清楚，原來是媽媽要做心臟搭橋手術。她2003年心梗之後，心臟的情況一直在走下坡路，這次是發生了心包積液和肺部膿腫，必須馬上手術治療。

我立刻上網搜索了這個手術的視頻，不看不知道——竟然要把胸骨從正中鋸開，用剪刀剪開心包，用心肺機取代心臟的功能，使心臟暫停，然後從腿上取下血管，安裝在心臟上，取代幾近堵塞的血管。

馬上買票。怎麼樣能快速回到烏魯木齊？我想到了俄航。柏林——莫斯科——烏魯木齊，一條最近的路。12月21日啟程，1月3日返回。因為正好趕上聖誕的「春運」，我又是臨時訂票，這張往返經濟艙花了我兩千多歐元。

可我不在乎。我還能為媽媽做點什麼呢？問了好多人，有個老鄉給我推薦了一款號稱「保健品中的法拉利」的專門調養冠狀動脈粥樣硬化的保健葯，三十天的量，要將近70歐元。我打算買兩盒回去，這樣媽媽做完手術可以一直吃到我2月15日再次回國，到時候如果效果好，我就再帶一些回來。

媽媽來了微信，讓我不要帶託運的行李，烏魯木齊機場出行李特別慢，而且有時候行李還會被打開檢查。所以我就帶我的登機箱，一身輕。跑到藥店一看，這個保健品的盒子之巨大超乎我的想像，沒辦法只能帶一盒了。

2003年暑假。這是我大三的暑假，原計劃是找個地方實習，不回新疆了。8月中的某一天，我突然感到很想回家。打了個電話給老爸，然後我就去買了火車票，當天下午就上了火車。因為買票太晚，我只買到了硬座。兩天兩夜的硬座火車晃回家裡，兩隻腳都腫了。

回家兩天後的一個下午，我正在書房擺弄著電腦，突然聽到老媽的哀嚎。跑到客廳一看，老媽躺在地上，痛苦不堪的樣子。她讓我趕快給老爸和120打電話。我很鎮靜地拿起內線電話撥了老爸辦公室的電話，用斬釘截鐵的語氣毫不啰嗦地說：「爸，趕快叫救護車，我媽心臟病犯了」。

爸爸媽媽都是昌吉州醫院的員工，我家就住在醫院的家屬院。老爸的辦公室隔壁就是救護車車隊的辦公室。所以我打電話給老爸是比打120還要快的。沒過5分鐘，兩輛救護車開到我家樓下——一輛是老爸直接讓車隊的師傅開來的，另一輛是老爸之後通知了急救中心後，急救中心派來的。

面對這麼「隆重」的儀式，老媽雖然心絞痛十分厲害，卻依然堅持要自己走下樓，不肯上擔架。她說院子里那麼多鄰居，自己讓人用擔架抬下樓不好看。一個年輕的男醫生扔了一片葯在老媽嘴裡，然後她就在兩個護士的攙扶下自己走了下去。

上了救護車後，老媽躺在那張窄窄的床上。車上沒有位置了，我和老爸只能坐另一輛救護車到急救中心去。不過，其實也就幾百米的路。

可我對這突如其來的事件沒有任何心理準備。我對自己不能上救護車陪老媽一起過去忿忿不平。

到了急救中心，看到老媽已經躺在大廳的一張病床上，護士正在手忙腳亂地在她身上貼各種電極，把各種連著電線的夾子夾在手指、腳踝上。有個護士跟我媽說：「裴大姐，給你打一針心肌酶」。這個時候老媽還沒退休，醫院的人基本上都認識。

原來這個時候還不是真正的心肌梗塞。血管狹窄已經發生，老媽被轉入ICU護理，用普通話說，就是等待心梗的到來。

到傍晚時，心梗發生了。醫生讓老爸簽字，因為要注射一種叫做「溶栓」的藥物。這種藥物可以立刻溶解血管內的血栓，但是一些病人的腦血管比較脆弱，可能也會因此破裂、腦出血死亡，所以必須家屬同意才能注射。老爸犯難了，感覺擔不起這個責任。他開始顫抖著給姨姨打電話。

姨姨是媽媽的親妹妹，從小倆人形影不離。現在姨姨和姨夫、姥姥、舅舅和舅母他們都住在石河子。如果沒照顧好媽媽，老爸感覺將很難面對那一家人。

可是這一針不打是肯定會死啊？！姨姨他們的意見當然是簽字注射了。這個決定是必須做的，不做肯定後悔。如果簽了字，發生了不好的後果，那我們也至少算是嘗試過了。

白紙黑字簽下，ICU里的藥物立刻就推入了靜脈。很快，老媽蘇醒了，就跟沒事的人一樣，只是出了一身汗，外加頭髮有點亂。

接下來的幾天里我一直在ICU里陪著老媽。來看老媽的人很多，基本上全都是醫院的同事。他們對於老媽此次治療的意見基本上有兩派：認為該放個「支架」的，和認為不應該放「支架」的。

老媽也認為不該放支架。她的理由是，這個手術剛剛在州醫院開展，還不成熟，害怕自己被當做實驗品。姨姨他們說，如果你要放支架，我們可以從烏魯木齊、甚至北京請專家來給你做，所以不要擔心這個。於是老媽又改了她的理由：不希望有個異物在自己身體裡面。她不同意放支架，我們也就隨了她。

堂妹、二嬸和表妹的姥姥來看媽媽。二嬸是堂妹的媽媽，堂妹的姥姥是二嬸的媽媽。她們來的時候還帶了花。堂妹問我：「你不是說暑假不回來了嗎？」

我這才意識到，我這個暑假之所以突然想回家，是因為——

「萌萌就是回來救我的么。」老媽半開玩笑地說。

哦天啊，幸虧我回來了！老媽心梗的那天如果我不在家，老爸還要三個小時才下班回家——等他回來，可能已經太遲了。

坐了好一會兒，妹、嬸、姥三個打算回去了。我送她們出門的時候，姥姥自己先開了門，然後轉身將門扶好，讓嬸嬸出的時候，我看到姥姥眼睛紅了，閃著淚光。然後嬸嬸扶好門，轉身讓妹妹出的時候，我看到嬸嬸眼睛紅了，閃著淚光。然後妹妹扶好門，轉身讓我出的時候，她的眼睛也紅了，閃著淚光。她們三個人，兩個媽媽，兩個女兒，如此同步，讓我鼻子也發酸。但我畢竟樂觀，沒有流淚。我媽身體那麼好，不可能會有什麼問題的。

很快，媽媽身體就好轉出院了。我也該回上海去繼續上我的大四了。走的這一天，老媽堅持要送我上火車。我們只同意她走到家屬院門口，送我上去火車站的汽車。汽車開走的時候，我回頭看著媽媽，她一直站在那裡，直到我坐的車子轉彎，再也看不見她。

2012年，2月。我德國的學業完成了，決定回國。到郵局去寄東西，國內的手機上收到了老媽發來的短消息，說表哥出事了，情況不好。

我驚呆了。表哥比我大一歲，是姨姨姨夫的獨生子。

我還在郵局排隊。過了一會兒，手機又響了，老媽發來兩個字：「走了」。

我大腦一片空白。郵局寄完東西，我都忘記了拿走自己的銀行卡。我回到家裡，給姨姨、姨夫發了一條簡訊：

「姨姨，姨夫，以後我就是你們的兒子！」

回到國內已經是三月初。那是一個周三，我傍晚抵達上海，回到家裡就昏昏睡去。一覺醒來已經是周四的中午。媽媽來了信息，說姨夫想見我，讓我回一趟新疆。於是，周五我就回了烏魯木齊。

我走進他們家的時候，姨姨、姨夫的精神看上去還可以。他們還做了飯。吃過飯後，姨姨拿出從北京帶回來的幾大包表哥的遺物讓我看——一大包手錶，一大包電子設備。我2010年去北京的時候，表哥家裡有幾百雙運動鞋，那些帶不回來，在北京都燒掉了。姨姨說表哥走的時候因為缺氧，臉發青，舌頭吐在外面，跟我學著那個樣子。在姨姨眼裡，我還是個小孩兒。可她這麼一學，我有點忍不住了。可我必須忍住，這時候我不能哭。

第二天，一個晴朗的周六。姨姨和姨夫要先去醫院打吊針，因為他們的心臟出現了衰弱的跡象。他們一人一張病床躺著，護士給他們接上針。來探望的人一波接一波，我和老媽只能尷尬地坐在一邊，因為烏魯木齊的這些人我們都不認識。

打完吊針後，姨姨姨夫帶著我和我媽，還有幾個他們的同事，開車去天山腳下的牧場吃農家菜。天氣那麼好，整個天山山脈都看得很清楚。天上的雲薄薄的，讓我想起那首『帕米爾高原』的歌詞：「白云為你腰間纏，愛情為你獻花環」，唱的就是天山。斗轉星移，人來人去，天山一直矗立在那裡。

農家菜是很好吃的。大盤雞，清燉羊肉，炒烤肉……還有幾瓶以「部隊特供」為標籤的酒。吃完以後，我們走出房子去徒步。天山看上去那麼近，可是真的往那個方向走起來才會發現，其實很遠，正所謂「山近跑死馬」，意思就是看上去很近的山，馬兒累死也不一定跑得到。我們意思意思走了大概半個小時就開始返回。這一路上看到了軍用機場，看到了塑料假人警察。大家有說有笑，沒有人提起表哥，就好像他這個人從來都沒有存在過。

禮拜天，我要離開烏魯木齊回上海了。老媽決定留在姨姨家裡陪姨姨一段時間，因為她們姐倆感情好，這個時候姨姨是需要一個陪伴的。我的航班很早，天還沒亮，當天的溫度是零下三十度。姨夫沒有起來，姨姨給做了早餐，然後老媽讓姨姨在家裡不要下樓，自己送我下去。早上八點的烏魯木齊還沒有醒來，一片漆黑，路燈黃色的光照著地上薄薄卻很硬的一層雪，走在上面發出咯吱咯吱的聲音。我上了車，和老媽匆匆告別。車子開出去，我回頭看著老媽，她一直站在那裡，一直到我坐的車子轉彎，再也看不見她。

2014年12月22日，禮拜一，冬至。

我有時候十分不明白，我這樣一個做事十分有計劃性的人，為什麼會有如此缺乏計劃性的雙親。老媽此次病重之後，他們才發現她的醫保卡還沒有「激活」。而這個激活的程序，必須本人親自到銀行辦理才行。我開車帶著老媽和老爸來到農行，老爸很緊張地跟工作人員說了老媽的病情，結果工作人員也很緊張，沒有讓老媽把口罩摘下來就給辦理了激活手續。

其實在這個激活之前還有個小插曲。老媽的名字是「裴亞莉」，但是當年辦身份證的時候，派出所的戶籍民警把「莉」寫成了「利」。一個月以前老媽病情加重住院的時候醫保就出了問題，因為醫保卡上是「莉」，身份證卻是「利」。我不知道老爸為什麼花了這麼長時間都沒有搞定這個問題，我認為是因為他退休太早，和社會脫節導致他已經不太懂得怎麼和中國的這種機構部門打交道。他一個六十齣頭的老人像皮球一樣被踢來踢去，一兩個禮拜都沒有搞定一個名字寫錯的問題。

最後我們梳理了一下思路，讓爸媽工作單位——昌吉州醫院出一份證明，然後我們去農行辦理醫保卡註銷和臨時醫保卡開戶的手續，然後再到社保局辦理臨時醫保卡。到社保局也必須要求本人到場，所以老媽這一天就跟著我們在路上顛簸。昌吉越來越大，社保局居然搬到郊外，如果不開車，這大冬天的真不知道怎麼去。

辦理完了之後已經是兩點多。因為是冬至，我們一家三口到昌吉的回民小吃街吃了湯餃。湯餃的館子里有一隻鷯哥，不停地說者「你好」，我們一家三口心情大好。

回到家好好休息片刻，老媽去陽台上澆花。回來以後老媽對我說：「哎，我看著我這些花，突然有那麼一種感覺，我剛才對著那些花說，哎，這是最後一次給你們澆水了」。我立刻決定製止老媽這種胡思亂想，說你不該把自己想像的這麼戲劇性啊！這個手術基本上沒啥風險，不要瞎想！

到了晚飯時間——我媽媽作為一個報病危的病人，堅持要給我做飯，無法阻止，無法拒絕。她做完飯以後突然情緒失控痛哭起來，說以後再也沒辦法給兒子做飯了！隨即跑到廚房的洗碗池前，不想讓我們看她難過的樣子。我趕快跟過去摟著她，她的肩膀因為慟哭而顫抖著，我揉搓著她的肩膀和後背，說你現在不能有這種負面情緒啊，影響手術哦！她於是控制住自己，回到現實中來。

2014年12月23日，禮拜二，手術倒計時三天。

這一天我和姨姨陪著老媽去做各種檢查，包括肺功能、B超、CT等等。到了肺功能檢查的地方，只見前面幾個做過的人都面色烏青，死去活來。我站在門口偷瞄了一下，這個檢查是要讓病人盡全力吐氣、吸氣很多次來檢查肺的功能。別說病人了，我這個正常人看著那些吐、吸、吐、吸的劇烈動作都覺得頭暈。輪到老媽進去，我和姨姨都捏了一把汗。我感覺這種檢查似乎很沒有必要，因為我媽媽是冠脈粥樣硬化，前降支堵塞了95%的「危重病人」，讓她做這種呼吸檢查豈不是要她的命嗎？可是醫囑難違，我和姨姨只能祈禱檢查後不會發生什麼意外。結果出乎意料，老媽的檢查比別人都快，她出來的時候眉毛向上挑著，像個頑皮的小姑娘一樣對我們說：「沒~~事兒！」她的這個「沒」字音拉的挺長，很有一種自豪感。看來前幾個月的太極拳真是沒白練。

然後去做B超。這個B超檢查幾乎所有的內臟。出來以後老媽很不滿意，說那個醫生把檢查的那個探頭在她身上按得太緊，她有點疼。她說太疼了，能不能輕一點？結果醫生說，輕一點那我就只能在你報告單上寫「看不清」了哦？老媽只好收聲妥協了。跟我們訴苦的時候，姨姨也笑話她「你自己就是醫院的，這個你還不知道嗎」。

然後我們下樓去放射科做CT檢查。因為CT檢查的機器十分巨大和沉重，所以一般醫院的放射科都在底樓。在電梯里，老媽站在我和姨姨的中間，她突然緊緊挽住姨姨和我的胳膊，有點點頑皮地說：「哎呀我今天太高興了，和我最喜歡的人在一起呢！」

到CT檢查的門口，我們把單子遞進去，等著叫我們名字。過了一會兒，門開了，一個戴眼鏡的年輕男醫生走出來，對著整個大廳喊：「裴亞莉！」，我媽立刻站起來走過去，那個男醫生接著用同樣的音量問道：「穿文胸了沒有？」我媽也大聲回答「沒有！」然後轉過頭來對我和姨姨做了個鬼臉。我覺得這一幕很有趣。如果放在幾年前我剛從德國回來的時候，可能我會生氣，因為這種大庭廣眾下問一個女性有沒有穿文胸的問題在文明一點的社會是很不禮貌的。不過現在我已經習慣了國內的「和諧」——姨姨也笑著對我說，沒辦法，搞醫的對這種事情其實都麻木了。

檢查完已經是傍晚了。因為我還有時差，困得東倒西歪。姨姨有事先回去了，老爸說讓我回家睡覺，他和我媽一起吃晚飯。我於是就走了。走之前老爸說讓我回去給老媽煮幾個雞蛋，我問老媽「要實心的還是溏心的呀？」老媽頭一昂，有點驚喜地說「溏心的！」她可能還不知道我會煮溏心雞蛋吧？

回到家，我昏昏睡去。一覺睡到第二天早上8點，我趕快起來收拾洗漱，然後就去老媽病房了。

我忘了煮雞蛋。

2014年12月24日，禮拜三，手術倒計時兩天。「平安夜」。

這一天我又陪著老媽做了幾項不知道到底有沒有必要的檢查。到了下午，姨姨來了，我們決定一起吃個晚飯。老媽的情況，不能外出，只能在醫院的食堂里吃。和老媽一個病房的有兩個老太太，一個比老媽大3歲，一個大7歲。大7歲的那個手術已經做完了，下周出院；大3歲的那個也是周五手術。她們的家屬告訴我們，醫院二樓有清真餐廳，什麼都有，吃的挺好。於是我們打算去那裡吃一頓。

等了好久電梯，我們終於來到了這個已經只剩殘羹冷炙的清真餐廳。在餐台前走了幾趟，發現已經沒有葷菜，只有素菜了。我們點了一個木耳白菜，一個炒豆乾，一個豆角。那個豆乾被切成三角形，看上去很好吃的樣子。點菜時，老爸和姨姨在前面忙活，我在後面不知所措。老媽突然轉過來埋怨我：「你怎麼昏昏沉沉的，要點什麼菜趕快說呀！」我被這莫名其妙的埋怨有點激怒了，回答道「我有時差，當然昏昏沉沉的了」我話音未落，老媽突然歇斯底里爆發，對我怒吼道：

「你回去！這個手術我不做了！」

我33歲，第一次被老媽這樣吼。我當時心裡的想法是，等你手術好了，我要和你好好談談這次不冷靜喲。

可老媽變本加厲地一邊哭一邊朝門口跑。老爸趕快去追，姨姨很冷靜地說，我們先拿菜，她情緒一會兒就好。我們坐下後，老爸把老媽扶了回來。老媽坐下後，一邊抹眼淚一邊說，反正心梗完這十幾年都過來了，不做也照樣活！老爸和姨姨馬上勸她。我卻因為心生委屈，一句話也不想說，默默啃著饅頭，吃著那個三角形的豆乾。

饅頭很小。可我吃了一半，覺得胃裡很脹。我把饅頭扔在餐盤裡，說我吃飽了。爸爸一個嚴厲的眼神投來，我沒有理會。老媽倒是慢慢把一個饅頭都吃掉了。

於是這就是我們一家的平安夜晚餐。我萬萬沒有想到，從小到大一路的歡樂，這竟然就是我和媽媽一起吃的最後一餐飯。

飯後我們回到病房，老媽躺下，老爸讓我和姨姨回去。姨夫這幾天在封閉評審，不能回家，手機也被沒收了。姨姨帶我回到她家，她繡花，我看電視。我們就這樣安安靜靜過了一個平安夜——一個沒有兒子的女人，和一個即將失去媽媽卻還毫不知情的兒子。

九

2014年12月25日，禮拜四，手術倒計時一天。聖誕節。

清晨8點的烏魯木齊還沒有醒來。路燈黃色的燈光照著地上薄薄的卻很堅硬的雪，行人走過的時候發出咯吱咯吱的聲音。我起來的時候姨姨正在廚房做早餐，她把黑米和白米放在一起，加上紅棗，用高壓鍋做粥。這種小紅棗很甜，我回家的時候老媽也放了兩包在我的箱子里，讓我一定要帶回德國，每天吃幾個。

窗外一片寂靜和黑暗，偶爾過路的汽車把車燈投進窗戶來，窗框的影子在牆上移動著。表哥走後，原先擺在電視牆的那些他的照片全都消失了。廚房裡只有鍋碗的聲音。我洗漱完畢，坐到餐桌前。姨姨煮的粥很香，我於是也打算回德國以後買一口高壓鍋，用同樣的方法煮粥。

心胸外科的病房管得很嚴，一次只允許一個家屬陪伴，下午四點之後才開放探視。中午，姨姨帶我去吃了過油肉拌面，我這次回新疆的check list又完成了一項。下午來到病房後不久，舅舅和舅母也來了。他們住在石河子，和姥姥一起。媽媽這次病重和手術的事情我們都沒有告訴姥姥，舅舅兩口子來烏魯木齊也是騙姥姥說有事出差。他們打算等媽媽手術後進了ICU，周六再返回石河子。姨姨要和他們一起回去——因為以往每隔兩周姨姨都要帶著老媽一起去石河子看姥姥，這次老媽已經三周沒去了，怕姥姥疑心，所以姨姨一定要去。至於怎麼和姥姥說，姨姨已經想好了謊話：坐別人的車來的，沒位子了，就沒往昌吉拐。（昌吉位於烏魯木齊和石河子之間）

因為前一天晚餐的不愉快，我沒有和媽媽說什麼話。只是當著家人的面，問問她喝不喝水之類的話。媽媽前一天的情緒已經消失了。我和媽媽都想和對方「和好」，卻好像都不太好意思，繼續扮演著比較客氣的那種角色。

到了傍晚，我們決定回去了，讓老媽好好休息。老爸負責老媽的晚飯，我和姨姨帶著舅舅兩口子回姨姨家住。

2014年12月26日，禮拜五。最後一天。

叔叔嬸嬸、舅舅舅母、姨姨和其他家裡人都回去了。手術要五六個小時，他們沒必要等在這裡。所以我和老爸留守。手術室門外有好幾張桌子和椅子，坐滿了等待手術病人的家屬。自治區中醫醫院的手術室在外科樓的11樓，這個手術室很大，全院各科的手術都在這裡。

手術室的電動移門不斷打開，每次打開都有一個醫生站在門口叫「XXX家屬！」，於是幾個人圍上去，醫生給他們細細講著手術中發現的意料之外的情況，然後讓他們在一張紙上簽字。

我和老爸面面相覷，生怕某一次移門打開是叫我媽媽的名字，因為這意味著手術可能遇到了意外情況。是什麼意外，我們不敢想。我們不願意想。在這種時刻，我們只相信我們願意相信的東西。

慢慢我們發現，這裡有好幾對年輕男女等待著。電動移門一開，有人叫名字，一個姑娘上去，小夥子送她到門口。幾十分鐘後那個女的出來，裡面的醫生又叫下一個女的進去。旁邊的人指指點點說，這是在做流產手術。那些女的出來的時候都好像剛跑完馬拉松的樣子，面色慘白，長坐不起。

我對老爸說：「你看這些陪女的來做手術的男朋友，這些男的沒一個好東西。」

有一個個子很高、很帥的男生也陪著他同樣高挑的女朋友來做這個手術。女的進去之後，男的就坐在我們旁邊擺弄手機。過了一會兒，門開了，那個高個子女生站在門口，醫生喊著「XXX家屬！」，喊了好幾遍，周圍的家屬都同樣在轉著腦袋尋找著這位糊塗家屬，這個男生居然沒聽見。我碰碰他的胳膊，說你女朋友出來啦！他才抬頭看到憔悴的女友，趕快跑上前去。

我對著老爸說：「你看，是不是，沒一個好東西。」

這個手術室在過道的一頭。另一頭是ICU，做完手術的危重病人都會送進這裡看護，脫離危險之後才送回普通病房。ICU的門開的時候，一些家屬也很緊張，因為手術室開門可能是通知病人家屬有意外情況需要簽字；而ICU如果叫家屬，十有八九不是好事。在我們等待老媽手術完成的這六個小時里，ICU里死了兩個，家屬哭天喊地。有一家人對ICU的制度很不滿意，人死了才告訴他們，不讓他們見最後一面。ICU通知家屬之後，家屬要下樓去買壽衣，與此同時ICU會「清理屍體」，等待殯葬辦公室的人上來。一個矮個子戴眼鏡的大叔推著一張明顯不是放活人的床從電梯里走出來，走進ICU。出來的時候伴隨著家屬撼天動地的哭喊，一張被單從頭到腳覆蓋著一具屍體，只有轉過去的時候才能看到沒蓋住的慘白的腳底。

我和老爸看著這一幕幕，認為這些和我們一點關係都沒有。

下午，姨姨和舅舅兩口子來了。我們於是一起等待。根據我的測算，上午第一台心臟搭橋術是老媽同病房那個比她大3歲的老太太，10點進去的，14點出來的。那麼我媽媽12點進去的，應該是16點出來。結果一直等到18點，電動移門打開，才叫我們過去。

我很欣喜的是，大夫叫我們的時候，手裡沒有拿一份文件。也就是說我們不需要簽字。也就是說手術按照原計划進行了。果然，我們一家人跑上前去，醫生告訴我們，手術按照原計划進行了，搭了兩個橋，現在會送進ICU監護，之後還會叫我們家屬去看護。

我們懸著的心終於落下來了！全家人臉上都浮現了微笑，認為最難的時刻已經過去了。

很快，老媽被推出來了。我看到她嘴裡插著呼吸管，面無表情——全麻還在起作用。我們一家人跟著她的床跑到ICU門口，然後就不能進去了。

坐下之後我們鬆了一口氣。可是這時，我看到媽媽的主治醫生，心胸外科的主任步履沉重地走向ICU的門口。我問姨姨「你看，那不是高主任么，他去ICU幹什麼？」姨姨有點遲疑地說，應該沒事吧。我也說，應該沒事，你看他閑庭信步，要是有事，應該是跑著去的。

按照慣例，ICU在病人情況穩定之後，會叫家屬帶著預先準備好的紙尿褲、吸管等等照顧重症病人的東西進去。到了六點四十分，ICU的門開了，心胸外科的席醫生叫我們過去。

「病人情況不太好，先給你們說一下，出現了低心排，我們正在想辦法搶救，你們不要緊張，具體情況護士長給你們介紹一下。」

一個女護士語無倫次跟我們說了一堆我現在無論如何也想不起來到底是什麼的情況，然後讓我們簽字。老爸已經陷入沉思，我毅然拿起筆簽了字。在簽字這件事情上，我也比老爸更斬釘截鐵一些。

然後我們又被趕出來繼續等待。

低心排，這個陌生的詞。我此刻不敢去百度它是什麼意思。

十幾分鐘後，ICU的電動移門再次打開，我們不願意聽到的我媽媽的名字又被叫起了。

我們走到門口，看到席醫生和高主任站在裡面。席醫生示意我們走進來站在安全區，然後電動移門在我們身後關上了。他們的話和之前一樣，高主任做了補充：

「這個病人大隱靜脈和乳內動脈都很細，我們打開以後發現左心室基本也是鼓起來的狀態。手術是按照原計划進行了，但是現在情況很不好，讓護士長給你們交代一下吧！」

然後，他長嘆一口氣，眉頭緊鎖地回到ICU裡面去了。

這個護士又說了一堆，然後讓我們簽字。我依然是堅決地簽了所有可能要用來拯救我媽、卻要我們自費的醫保之外的昂貴藥物。老爸突然開口了：

「我們能不能進去看一看？」

大概是因為今天早些時候有病人家屬鬧過，這位護士沉默了一秒鐘，然後刷的一下站起來，打開一個柜子，從裡面拿出一次性的帽子、口罩、反穿衣、鞋套讓我們穿。我已經不會穿戴了，舅母幫我一一穿好時，我發現我爸早就已經跑進去了。護士對我說九床，但我進去根本就沒有看到床號。帶領我來到我媽床前的，是老爸的哭喊。

「亞莉！亞莉！」老爸的聲音從口罩後面發出來，聽起來悶悶的。他用臉不斷貼著媽媽的臉，像一個小孩子一樣哭著。我一滴眼淚也流不出來，因為到這個時候我還不相信這一切是真的。

媽媽赤裸著。她的皮膚很白，這個時候看上去更白，好像被水泡了好幾天一樣。兩個男醫生輪流給她做著胸腔按壓，整個床都在跟著抖。我抓著媽媽的胳膊，不知道該怎麼辦。整個ICU里除了老爸的哭聲，還有那些機器發出的各種嗶嗶嘟嘟的聲音。

姨姨穿好了也進來了。她上去擠在老爸的身邊也用自己的臉貼著媽媽的臉：

「我的姐姐呀，我最親最親的姐姐呀，你可不能走啊，你讓我咋跟媽交代啊！」

舅母也進來了。她走到我前面，轉過身來對我說：「萌萌，來，喊喊你媽媽！」她的帽子和口罩擋著臉，只露出兩隻哭紅的眼睛。

可我卻不停地搖頭。我不知道是不敢，還是不願意到跟前去。舅母繼續溫柔地勸我，我於是上前抓著媽媽的胳膊：「媽，你醒一醒！」

可我明明知道她上著全麻，就算這時心臟復甦，也不可能醒來。

「她疼嗎？」這是我此時最關心的問題。應該不疼吧，上著全麻呢。

然後醫生勸我們出去等，他們再搶救一會兒。

「再搶救一會兒」。

我媽媽年輕的時候是護士。她跟我說過，醫院裡急診的病人死了以後，出於人道主義，還要再搶救至少十五分鐘。我那時候還小，很不理解，為什麼人都死了還要再搶救。現在，我終於懂了。我寧願他們再搶救十五個小時，我都不會嫌長。

回到座位上，老爸不見了，姨姨去電梯間打電話。她的聲音已經變成像唱歌一樣的長調，無法控制地漂移著，對著電話說：「我姐姐沒了，你行行好，讓老宋來一下吧！」

原來是打給姨夫的領導，讓他們把姨夫從封閉評審中釋放出來。

很快姨姨接到了姨夫的電話。她繼續著歇斯底里的哭喊：「我姐姐沒了！」電話那頭好像問了什麼，她接著說：「還在搶救，但是我們剛才進去看了，我一看就知道，肯定不行了！」

我的姨姨和舅母都是護士。也許他們看到老媽的樣子以及儀器上的數字時就已經知道了。

我還是不願意相信。我要等到醫生告訴我們那個詞才肯罷休。

電動移門第三次為我們打開了。席醫生知道我們已經做好了全部心理準備，終於用上了醫生常用的那個詞：「不行了」。姨姨轉過身抱住我：

「萌萌，你沒媽了，以後姨姨就是你的媽！」

小護士叫我們下樓去買衣服。我聽到這個詞，還以為要去商場買一套好點的衣服。直到舅母和姨夫的妹妹把我領到壽衣店我才知道原來是買這個衣服。舅母眼光好，給挑了一套大紅色的衣服，店主給配了全套物品，從頭到腳的衣物，鋪的蓋的，嘴裡含的，手上拿的。

回到ICU門口，發現老爸坐在地上哭，姨姨站在窗前哭，她一邊哭還一邊罵老爸，讓他不要坐在地上，樣子太難看。三叔給老爸搬來椅子讓他坐下。

電梯門開了，那個矮胖大叔推著黑色的床出現了，走進了ICU。走過時，我仔細打量那張床上的墊子，還好，很乾凈。良久，媽媽身上蓋著從頭到腳的被子，出來了，只有被子底端能看到她慘白的腳底。

電梯從11樓到地下1樓的途中，門開過幾次。大叔一揮手，外面的人看到裡面這幅樣子，也就知趣地不進來了。

地下室很冷。這裡有一個殯葬辦公室，裡面有一張床，一個辦公桌，一個洗手池，還有一個貨架，上面擺著各種壽衣。

「你們在外面買的壽衣吧？其實我們這裡都有，比外面便宜很多呢。」大叔說。

沒有人答話。

「來幾個男的！」大叔命令道。我，爸爸，三叔趕快上去幫忙，把媽媽轉移到那張固定的床上。老媽的腳露出來了，老爸一邊嗚咽著一邊走過去，用他兩隻手握住媽媽的雙腳。媽媽循環不好，經常有手腳冰涼的毛病。

「大嫂！大嫂！」哭聲從身後傳來，是二嬸、三嬸和四嬸從昌吉趕來了。我轉過身，二嬸一邊哭喊著「萌萌」一邊抱住我。

接下來上演的就是電影『入儉師』的那一幕幕中的一幕。我不願意看，走出來了。

門外就是地下車庫。我哭得眼睛無法睜開，我能聽到自己丑陋的哭聲在整個車庫回蕩的聲音。不知道是誰抱著我，安慰著我。良久我才能睜開眼睛，發現是二嬸的司機小宋。

姨夫把我叫到一邊，告訴我，人能活多久，這都是命。他眼中含著淚，卻努力控制著自己的聲音不發抖。我知道，表哥走後，他一直都用這句話安慰著自己。我知道他常常一個人把自己關在辦公室里號啕大哭，他以為別人都不知道。

「萌萌，進來吧，酒精擦過了，衣服也穿好了，來看看吧。」四嬸出來叫我。

我進去，看到媽媽面無表情躺著，華麗的衣服已經穿在身上，躺在一張金色的褥子上。她看上去就好像是睡著了一樣。兩手擺在身旁，雙腳也對齊了，看起來很整潔。應該確實沒有痛苦吧？

昌吉州醫院派來了一輛救護車，送媽媽的遺體回昌吉殯儀館。媽媽被轉移到那張窄窄的床上，推上救護車——這一次我終於也可以上去了。爸爸也上來，司機正要關門的時候，三個嬸嬸也擠了上來，一邊慟哭一邊說要再陪陪大嫂。

我坐在媽媽頭部的前面，扶著她的腦袋。車子開動和路遇紅燈減速的時候有慣性，媽媽的身體一會兒往前沖，一會兒往後沖，我們七手八腳扶著她。我突然像以前和媽媽說話那樣對她說：「你躺好撒，不要亂動！」

從烏魯木齊出來到昌吉殯儀館的路是筆直的，不需要拐彎。進入昌吉地界的時候，老爸突然又爆發了：

「亞莉，我們回家了！」

殯儀館把我們堵在門口，一定要用他們的汽車把媽媽的遺體拉進去。其實也就是幾十米的路。家裡人說這個錢人家要賺，就讓他們賺吧。

我們把媽媽放在一口大紅色絲絨裝飾的棺材裡，運送到守靈間。因為要把身子下面的毯子取出來，我們需要小心翼翼把媽媽半邊身體抬起來。我抬起媽媽後腰的時候，她還是溫暖的。哦，這是我最後一次感受到媽媽的體溫吧。

我這還是第一次進殯儀館的守靈間，裝修十分豪華。我開始感受到殯葬行業其實就是對活人的安慰行業。

殯儀館的員工說，你們現在給她把妝畫上吧。我對著嬸嬸說，現在就要畫嗎？嬸嬸嗚咽著無奈地對我說，是的，硬了就畫不上了。

於是，三個嬸嬸井井有條地給媽媽畫上了一個很美的妝，用的是她們自己的化妝品。粉底的顏色很自然，還有腮紅、眼線和口紅，看上去真的像是睡著了一樣呢。

然後工作人員讓我們把這口棺材放進靈堂正中的那口比較大的紅木棺材裡面去。放進去的時候他說：「現在裡面溫度是零下12度！」

什麼？！

我一時無法接受，卻又很快明白過來為什麼要用這麼低的溫度。這個靈堂是地暖的，很暖和，根本感覺不到室外零下十幾度的冬天。所以遺體肯定要冷藏。

收拾妥帖，已經接近半夜十二點了。從中午十二點到半夜十二點，這半天的時間裡，我們全家經歷了人生最大的不幸。這是不幸，不僅僅因為至親的離開，更因為我們沒有來得及道別，沒有做好心理準備。我甚至不知道媽媽最終是否知道她自己是死了。我只知道她在走前已經有所預感，甚至和陽台上的花朵告別。她在廚房的痛苦在我和爸爸看來有些幼稚，而這個時候我們卻不敢再去回憶那些畫面。

我坐在靈堂里哭泣。我並不是想不通她為什麼要死——其實她的心臟情況已經很不好，這個手術對我們來說就是一個賭注。現在現實就是這樣，就好像姨夫說的，這是命。可是——這一切發生得太快了，我們沒有絲毫的準備。幾個小時前那一波三折的折磨，是無法再去回憶和想像的劫難。手術成功了，卻又急轉直下。術前我們沒有說什麼話，術後因為有全麻，我們也無法告別，只能對著她的耳朵大喊。

我收拾著媽媽的遺物。打開她的化妝包，裡面一根折斷的眉筆，用透明膠帶重新纏起來。一支口紅已經用到末尾，一個粉餅盒，打開一看，就好像是粉餅盒供貨商送到粉餅廠的空盒一樣，早已擦得乾乾淨淨，光可鑒人。

媽媽省錢都是為了我。這是一道無法逾越的代溝：我多次對家人表示，我自己可以自給自足，不需要你們的錢，你們養好自己的身體就行，該吃吃，該喝喝。可是這種話父母真的能聽得進去嗎？他們每花一分錢都好像是在犯罪。他們要給我在上海買房子，我說我不要，我是真心不想要，因為我不想呆在上海。可是他們固執地認為我喜歡上海，我說這些只是不想增加他們的負擔而已。

媽媽的病也是這種誤會的產物。其實她2003年不想放支架，不是因為什麼不想要一個異物在體內。其實就是不想花錢。

媽媽一輩子都不願意給人添麻煩。你看，死都死在周五下班後，而遺體火化則在周日上午。守靈的人、參加追悼會的人和忙前忙後的親友都不用跟單位請假。

在靈堂，二叔對我說，老一輩的人都不願意給子女添麻煩。他們老了以後打算去養老院，走後就把骨灰撒掉，不給妹妹添麻煩，不讓她每年回來掃墓，沒意思，光是添麻煩。

可是我想說，這對子女來說根本就不是麻煩。我現在已經沒有這個機會了，我很痛苦，因為我沒有為媽媽做過一件回饋母愛的事。

第二天一早，靈堂的工作人員來了，讓我寫媽媽的名字。我以為是辦理火化手續，所以寫了媽媽身份證上的名字「裴亞利」。他出去的時候嘟囔了一句「大屏幕馬上給你們打上了」，我才知道那是要打在大屏幕上的字，和官僚手續沒有關係。我於是追出去讓他在「利」上面加一個草字頭，他加了，然後同情地看著我，因為我說「麻煩加一個草字頭」的時候已經接近崩潰了。媽媽喜歡的名字是帶草字頭的。正因如此，我的名字也帶了個草字頭。我的幾個堂妹名字都帶著草字頭，這就是我們這個大家族的集體主義。

周日是遺體火化的日子，也是召開追悼會的日子。我前一天晚上沒有睡覺，跪在棺前誦讀了全本『 地藏經』，並且構思了追悼會上的發言稿。

在媽媽的追悼會上，我是這樣代表家屬發言的：

「各位長輩和親朋好友，首先感謝你們在我媽媽生前的生活和工作中、病中以及逝世之後給予的無微不至的關懷和幫助。和全天下的父母一樣，自從有了我，我的媽媽一切的操勞都是為了我。各位長輩，請你們一定要保重身體，你們的平安和健康才是子女最大的心愿。不要害怕給子女添麻煩，請給子女一個報答養育之恩的機會吧！

我的媽媽是一個樂觀、開朗的人，不喜歡給人添麻煩。所以今天也代表我們全家感謝各位長輩和親朋好友前來為我媽媽送行，也希望我的媽媽可以一路走好。」

小堂妹是四嬸的女兒。四叔前年也不幸去世了，走得很年輕。今天小堂妹和我一起披麻戴孝，因為她也曾經在我家住過一段時間，吃過我媽媽做的飯。整個追悼會小堂妹都泣不成聲，我卻一直堅持著，因為我不想拉著哭腔對著麥克風和眾人講話。直到眾人散去，我才無法控制地去看媽媽的遺體，撫摸她的臉——已經硬了，摸起來甚至感覺沒有任何彈性，一不小心會按得變形。我俯下身親吻她的額頭，這一幕讓二嬸又失控了。

送進火化間，全家人和媽媽的遺體告別。往爐子里推的時候，姨姨不願意走，我攬著她走了出來。

坐在等候室里，家裡人決定撿骨灰的時候不讓我參與。我也是這樣想的。小堂妹情緒稍微穩定了，她對著我的耳朵說：

「你要做好心理準備，骨灰只能撿一部分，不能全撿的，也就是個意思，你不要太難過了」

我點點頭。她繼續說：

「等會兒撿骨灰你就不要進去了，因為有些大的骨頭要用鎚子敲碎，你看了受不了」

我點點頭。兒子是媽媽的心頭肉，媽媽又何嘗不是兒子的心頭肉呢！不要說用鎚子砸，就算看到那一堆灰，我也會受不了的。那就好像是燒我自己的身體——不，比燒我自己還要難受。

幾個叔叔把骨灰撿好，放進骨灰盒端了出來。我抱好，跟隨他們去骨灰寄存室。幾個叔叔嬸嬸商量，打算清明再下葬。雖然按照習俗應該死後某個日子下葬，但是他們一致認為大冬天把媽媽扔到荒郊野外心裡不好受，所以決定春暖花開的清明再下葬。嬸嬸跟我說，到時候我在德國，也不用回來，她們用手機拍照片，用微信發給我。

我感謝上帝賜給我們這麼好的一個大家庭。如果沒有他們，母親的後事我真的不知道該怎麼辦。現如今，一切都辦理的如此妥帖和行雲流水——當然，也是因為家裡最近幾年走了幾個人，好像都已經輕車熟路。

從殯儀館出來，二叔執意要帶我去洗個澡。家裡的司機也一起去了，泡泡溫水真的感覺很放鬆，把這幾天的疲憊和灰燼都衝去，洗心革面，重新生活。

第二天我們去給媽媽挑了個墓地。家裡人讓我來選地方，因為壽衣是舅母選的，骨灰盒是嬸嬸挑的，墓地的選擇就應該讓我來了。我走來走去，給媽媽找鄰居——一個1992年出生的年輕人的墓碑吸引了我的注意。他這麼年輕就「因公殉職」，父母一定傷透了心。我把媽媽的墓選在他的後面，這樣一來媽媽可以有個年輕人做鄰居，二來也許他們在下面可以互相照顧。

晚上在家，老爸的情緒很低落。我忍住眼淚，在洗澡的時候才好好釋放了一下。出來之後，老爸獃獃坐在老媽的照片前面，收拾擺弄著那些貢品，擺來擺去，怎麼擺都不滿意。我感覺到我有話要跟老爸交代：

「我跟我媽最後一頓飯還生著氣呢，我媽走的時候都以為我嫌棄她呢！」我已泣不成聲，起身跑到廚房水池前。我的肩膀因為慟哭而顫抖著，老爸趕緊走過來揉搓著我的肩膀和後背，說那不是因為我，那是因為我媽怕手術花錢所以故意鬧情緒不想做！

可是我想起我忘了給媽媽煮雞蛋，還是停不下來。我問老爸，你們禮拜四晚上吃的什麼？老爸說，餛飩，街上買的。我問，有肉嗎？好吃嗎？老爸說，有肉，你媽愛吃呢，都吃完了，湯都喝掉了。我於是知道老媽的最後一頓飯吃的還算滿意，不哭了。

第二天中午老爸給我做了一頓拉條子拌面。他只有這一次機會給我做飯，因為剩下幾天的午飯和晚飯，家裡人都叫我們出去吃，並且花很長時間和我們聊天。他們盡量減少我和老爸獨自呆在家裡的時間。

媽媽的頭七是禮拜四，2015年1月1日。這一天我們要把牌位請出來，燒紙，上供。前一天我在家裡包了包子，用的是媽媽住院時爸爸給她包餃子用剩下的一點肉餡。為什麼我回來陪伴媽媽最後這五天的時間沒有給她包一次包子呢？如今只剩悔恨，只能把這包子扔進火盆里燒掉了。

我想，我可能以後再也不會包包子了。

燒紙的時候，燒包子和其它一些媽媽愛吃的東西的時候，我沒有哭。當我把靈位請回骨灰儲存室的時候，我才意識到我過兩天就要回德國去了！我把靈位放在骨灰盒前，臉上的肌肉全都在顫抖，眼淚滴在布滿灰塵的地上開出一朵朵花。我撫摸著媽媽的骨灰盒：「媽，我走了」

接下來我們全家要開車去石河子。因為這件事情是瞞不住的，我們必須告訴姥姥。

不過還好，之前姨姨已經給姥姥打了預防針。從昌吉殯儀館到石河子的這一路，濃霧籠罩，能見度只有50米。姨姨坐在我旁邊擺弄著手機，我回憶起手術那天她在ICU病床前對著老媽正在死去的身體埋怨道該怎麼向媽交代，感覺到她承擔的也太多了。表哥走後，她們就花了很長時間考慮怎麼告訴姥姥，這種事情已經讓她成了撒謊專業戶。26日媽媽去世，27日她們就回石河子陪姥姥，因為害怕姥姥起疑心，假裝太平。我無法想像那個周末姨姨是如何與姥姥同處一室卻不漏聲色的。和她相比，我的媽媽倒算是幸運的，她走在了她深愛的所有人的前面。

到了石河子，濃霧散去。我這一路上心情本來還可以，但是此刻，坐在姨夫一家的車裡，看著石河子這些小時候每年暑假都和媽媽一起來住幾個禮拜、和表哥一起玩耍的街區，眼淚又在打轉。姨姨對我說，帶你去看姥姥，姥姥其實挺堅強，她只要看到你沒事，她就放心了。我點點頭。

一進門，姥姥看見我，就捂著臉往陽台上跑。我趕緊過去，她的肩膀顫抖著，我不停地揉搓著她的胳膊和後背，扶她進屋坐下，給她點上一支煙。生活就是這麼不公平，我媽媽一生不煙不酒，卻如此孱弱；姥姥八十多的老煙槍，除了糖尿病之外沒有大毛病。全家人都來了，中午我們一起出去吃了頓飯，臭鮭魚，牛臉，都特別好吃。我們吳家、裴家基本上沒有這樣相聚過。

正是媽媽的離開，讓我和幾個叔叔有機會在靈堂里徹夜長談，打開心扉，增進了彼此的了解。也是媽媽的離開，讓我見到了那些小時候熟悉的她的同事阿姨們。一家人因為一個人的離開而增加了凝聚力，這個人生前的功德可謂圓滿了。

第二天我們離開了石河子。走之前姥姥執意要塞給我一些錢，我不得不收下。這就是長輩和晚輩之間的矛盾，你不給我錢你不舒服，可是你給了我錢，其實我也並不舒服。永遠無解的問題，令人心痛。

2015年1月3日，我從烏魯木齊飛莫斯科轉機到柏林。姨夫親自開車和姨姨送我去機場，老爸和三叔三嬸也從昌吉趕來送我。和家裡人一一握手、擁抱，然後他們一直目送我出關。和往常一樣，我喜歡乾的事是，走著走著突然回頭，這個時候就會看到爸爸媽媽站在安檢門外向我招手——因為他們的目光一直在我身上，我只要一回頭，他們就像觸電一樣立刻開始招手。這次，我回頭看到的是姨姨一家、三叔一家和老爸，他們同樣也對著我招手，就像在擦玻璃一樣。我也對著他們擦擦玻璃，示意他們回去。

回到柏林，風和日麗。小鳥在樹上唱著歌，雲彩在天上肆無忌憚地飄著。知道我回來，兩個朋友來我家陪我長聊，下午陪我出去走走，晚上一起吃飯。回到柏林的這個禮拜，幾乎天天都有飯局，連很久沒聯繫過的朋友都跑出來見面。

我想，我是和我媽媽一樣，因為樂觀、開朗、不喜歡給人添麻煩的性格，所以人緣好，有很多真實的朋友。媽媽出身其實並不平凡。外公在世時，是北疆軍區的高官，外婆也是幹部。媽媽可謂革命家庭的後代，從小生活條件優越，家裡電視機、電話都有，出門也有司機。文革時入伍成為醫療兵，退伍後到昌吉州醫院當了一名護士。有了我以後，為了不讓護士三班倒的工作影響自己帶孩子，轉行做了行政。外公早在1982年久去世了，才五十齣頭，死於心肌梗塞。外公去世後，家裡的條件和待遇就急轉直下。

媽媽的心臟問題可以說有遺傳的因素。她活著的時候最擔憂的就是把這個毛病遺傳給我，所以我常常給她看我胳膊上粗壯的血管，讓她放心。媽媽的一生，從一個標準的官二代，逐漸轉變成一個普通的職業女性、一個家庭婦女，在我看來，結合身體狀況，生活質量其實一直都在走下坡路。如果一個人從小沒有過過優越的生活也就罷了，可上帝為什麼要這麼不公平，讓一個女孩子先過了富足優越的生活，然後把她一把拋進殘酷的生活里？這種對比強烈的生活變遷，也是媽媽容忍大度、大家閨秀的性格之來源。她從來不會在領導跟前說假話，自己看不慣的事情也絕不參與。然而，因為從小生長環境溫暖，所以在為自己做主這方面也比較薄弱，在大事小事面前很難為自己拿主意，在我看來有點逆來順受。有時候她的朋友叫她出去玩，她不想去，在家裡發脾氣，但最後到了鐘點還是穿戴整齊出去了。

媽媽當護士的時候，人送外號「一針見血」。她打針從來都能很準確地找到病人的血管，手感很好。可是別人給她打針從來都很難一針見血，因為她天生血管很細，而且因為皮膚太白，很難找到血管的位置。一個給別人打針往往一針就能解決問題的護士，卻總是要忍受自己打針時被戳一二十下還找不到血的待遇。這是我心中認為上天不公的地方。

媽媽對我這一生的愛，是我此生最特殊的禮物。紀念媽媽最好的方式不是自暴自棄，而是好好對待自己的身體，並且將這份愛傳遞出去，給我周圍的每一個人，讓他們感受到生我養我的是一個什麼樣的人。

前天，我買了一口壓力鍋，買了黑糯米和紅豆、薏米。從箱子里拿出媽媽放進去的那兩包紅棗，自己熬了粥。這粥真的很香，有家的味道。

媽媽，謝謝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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