雜文報：「牛虻」余傑與北大

雜文報：「牛虻」余傑與北大黃波曾有人類學家和歷史學者認為，考察一種文明是否步入衰微有一個簡便的方法，這就是看這種文明的內部還有沒有反省者，看它還有沒有容納批判的聲音的雅量。我深服此論，並且認為，不僅是文明的沒落與復興這樣宏大的命題，就是小到一個學校，若欲研判其前途，也可以藉此論考察。近來隨著朱鐵志先生在《南方周末》上發表一封《給北大校友的公開信》，關於北大的爭論又多了起來，在這一背景下我讀完了余傑2002年的新著《壓傷的蘆葦》，其中第四輯「曾經的校園」格外惹人注意，竊以為也是全書最有價值的一部分。余傑自1992年考入北大中文系，至2000年以文學碩士畢業，完成了以一個普通的北大學生成長為作家、學者的經歷，正如他自己所說：「北大七年，終身受益」。然而當我們翻開「曾經的校園」的篇目，赫然見到的卻是這樣激烈的文字：《北大校慶：一個斑斕的肥皂泡》、《北大的「准官僚社群」》……這些還只是文章的題目，細讀內容，其中冷酷決絕的話更是比比皆是：「北大已經跟社會大眾脫節了。北大已不再具備『民間』的身份和立場。然而，北大人對於民間立場的喪失不以為恥，反以為榮」，「北大的架子固然越來越『大』，但精神的格局卻越來越小」，「在北大，許多學生一進入學校就直奔『主題』———當官的主題。這種教育也是赤裸裸的奴隸主義的教育，它不是為了啟迪人的心智，而是限制人的思想」，「九十年代的北大學生會選舉黑幕重重」……以常情常理來看，這些話斷然不會由一個自認從母校「終身受益」者口中道出，可是余傑義無反顧地說了且白紙黑字地印出來廣為傳布。從中似乎可以悟出三點：一，余傑作文行事為人詬病處不少，但作為一個思想者，他始終保持著一種最可貴的品質，即不以個人好惡一己私利轉移自己的立場，也就是西哲所言「吾愛吾師，吾尤愛真理」；二，所謂「愛之深則責之切」，余傑是深愛北大的，他之所以批評母校正因其對北大的未來懷有種種美好期望；三，北大畢竟是北大，余傑包括批評母校的文字的文章很大一部分寫於他在北大讀書期間，最初以手抄的形式流傳，內容早為人知，最後竟能公開出版，余傑也能正常畢業，中間雖有波折，也足見自蔡元培先生首倡「思想自由，兼容並包」以來，這一傳統在北大或有所弱化，但遺澤尚存。這種氣度似乎是國內其它高校所不及的。不論別人採取什麼標準給國內高校排座次，僅此一點，北大便是筆者心目中的中國第一學府。能夠在北大讀書七年當然是余傑的幸運，而有餘傑這樣的「牛虻」又何嘗不是北大的幸運？就在《北大的「准官僚社群」》這篇怒不可遏的文章的結末，余傑出人意料地用了兩句溫柔、深情的話托出了他批評母校的初衷：「讓我們注視北大，讓我們祝福北大」。是的，「注視北大，祝福北大」，正在向現代化目標前行的我們沒有理由不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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