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俄羅斯文學（一）

19世紀最後10年，為俄羅斯乃至世界文學開啟了新的時代。自19世紀90年代初到1917年10月，在這大約四分之一世紀里，俄國經濟、政治、科學、技術、文化、藝術等各個方面的生活，都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這一歷史文化發展的新階段，較之19世紀80年代社會的停滯與某種程度的文學停滯，表現齣劇烈的變動和最尖銳的戲劇性。無論是變化的速度與深度，還是內部衝突的尖銳程度，俄國在這個時期都超過了其他任何國家。

所以，俄羅斯古典文學時代向新文學時期的過渡，遠非是整個文化以及文學內部的平和進程，而是審美取向發生了快速突變(以19世紀標準來看)，是文學手法的徹底更新。在這一時期，俄羅斯詩歌繼普希金時代之後，重新走上文化生活的前台，表現出勃勃生機，尤為令人矚目。後來，這個時期的詩歌獲得了"詩藝復興"或"白銀時代"的美稱。這一名稱是從"黃金時代"這個傳統上表示普希金時代俄羅斯文學的概念推演而來的，起初用來評價20世紀初詩歌文化的鼎盛現象，即А.勃洛克、А.別雷、И.安寧斯基、А.阿赫瑪托娃、О.曼德爾施塔姆等傑出的語言大師們的創作。但漸漸地有人開始把術語"白銀時代"，指稱19世紀末20世紀初象徵主義、阿克梅派、"新農民"文學以及部分未來主義文學那部分俄羅斯藝術文化。今天，許多文藝理論家則把"白銀時代"當成了"世紀之交的文化"這一概念的同義語，這當然是不確切的。因為世紀之交的一系列重要現象(首先是那些革命理論)，很難同"白銀時代"最初所指的那種文學藝術現象諧調起來。

兩個世紀交替之際，首先是人的世界感受，相對於19世紀而言是嶄新的。人們認識到前一個時代已告結束，這一認識越來越牢固地植根到社會意識中。對俄國社會經濟與整個文化的前景，人們提出了相互矛盾的評價。新的時代將是一個邊緣上的時代，因為舊的生活形式、勞動形式、社會政治的組織形式正在成為過去而一去不返，精神價值的體系本身受到徹底的重新審視；對這一時代的這種認識，在19世紀末國內蓬勃展開的世界觀的爭論中已成為人們的共識。危機是表現這個時代的關鍵用詞，經常見諸各種政論和文學批評中(人們也常常使用含義相近的一些詞，如"復興"、"轉折"、"十字路口"等等)。

文學很快加入了一系列現實問題的討論，因為從俄羅斯的傳統來看，文學從未對社會激情袖手旁觀過。它對社會的參與表現在各種作品的題目上，這些題目對於那個時代來說是很有代表性的。如В.韋列薩耶夫給自己的中篇小說取名為《無路可走》、《轉折關頭》；А.阿姆菲捷阿特羅夫的歷史長篇小說叫做《舊世紀的晚霞》；М.阿爾志跋綏夫給自己的長篇小說題名為《在最終的邊界上》。但是，意識到時代的危機，並不等於說這個時代一無所獲。

恰恰相反，大部分語言大師覺得自己的時代是一個成就空前的時期，文學對國家生活的作用這時迅速擴大。因此，人們不僅開始熱切地關注創作本身，而且對作家們的世界觀與社會立場，對他們與國家政治生活的聯繫，給予了巨大的關注。在作家中間產生了一種願望，即熱切地要找世界觀與審美觀上志同道合的文藝家、哲學家、從事相鄰藝術的專家通力合作。與過去的幾十年相比，文學團體和小組在這一歷史時期發揮了更突出的作用。世紀之交新的文學流派也像通常那樣，是從作家創作小組的活動發展起來的；每個小組周圍都聚集了一些藝術觀相近的年輕作家。

與19世紀相比，作家在數量上明顯增多了，而在質量上，即以文學家所受教育和生活經歷而論，更主要的是從審美立場與創作技巧的多樣性方面看，作家情況變得極為複雜。19世紀的文學體現出高度統一的世界觀；作家文學天賦的高低清晰可辨，因為不論是在哪個階段，都很容易找出堪稱一代作家楷模的那些大師(普希金、果戈理、涅克拉索夫、列夫·托爾斯泰等等)。19世紀和20世紀交替時期的文學遺產，並不僅僅限於一二十位大作家的作品；這一時期文學發展的邏輯，也不能歸結為最終形成一個統一的中心，或者是各種流派之間簡單地相互更迭。這一遺產呈現出多層面的文學現實，作家個人的創作天賦不論有多麼出眾，也只不過是宏大整體的一個組成部分。

在著手研究世紀之交的文學之前，我們不能不對這個時期的社會背景和整個文化語境("語境"指藝術賴以存在的處境、外部環境)作一簡要的考察。

1.1世紀之交的社會政治環境與文化

19世紀末，俄國經濟出現了嚴重的危機。

1861年的改革並未解決農民的命運問題，它的失敗為馬克思主義在俄國的出現奠定了條件。馬克思主義寄希望於工業的發展與新興的革命階級，即擺脫了私有制的、由集體共同勞動條件所結合起來的、時刻準備為實現人類的永恆目標--公正、平等和自由的社會而鬥爭到底的無產階級。在政治領域，這就意味著擯棄民粹派早期的啟蒙主張和後期的恐怖活動，轉而進行有組織的群眾鬥爭，直至用暴力推翻制度，建立無產階級對所有其他階級的專政。

在19世紀與20世紀之交，關於人的思想，不光是關於反叛之人的思想，而且還有關於能夠變革時代、創造歷史的人的思想，不僅在馬克思主義哲學中，而且在高爾基及其後繼者們的作品中得到了發展。高爾基及其繼承者們堅持不懈地把大寫的人、大地的主人、革命者推到首位。高爾基喜愛的主人公是諾夫哥羅德壯士歌里的主人公--商人瓦西卡·布斯拉耶夫，以及《聖經》里的人物約夫，因為他們都向上帝本人提出挑戰。高爾基自己的中長篇小說和戲劇中的主人公，也是造反者(《福馬·戈爾傑耶夫》、《小市民》、《母親》)，他們都否定陀思妥耶夫斯基與列夫·托爾斯泰關於痛苦和凈化的基督教思想。並且高爾基認為，改造世界的革命活動會改變和豐富人的內心世界。譬如他的長篇小說《母親》的女主人公佩拉蓋婭·尼洛芙娜，當她成為革命運動的參加者後，她所體驗到的母愛不僅僅是對自己的兒子，而是對所有被壓迫和被剝奪權利的人們。

稍有不同而帶著無政府主義色彩的造反因素，則見諸В.馬雅可夫斯基的早期詩歌，В.赫列勃尼科夫、А.克魯喬內赫、Д.布爾留克的短詩與長詩，К.馬列維奇、М.夏加爾、П.菲洛諾夫以及上面提到的Д.布爾留克的繪畫，В.塔特林以及其他一些未來主義者的雕塑。這些未來主義藝術家拒不接受20世紀的精神淪喪和重商惟利，並且以唯物主義工業化的夢想同過去抗衡(至少在各種宣言和聲明中是如此)。

另一些文化人士，在1881年3月1日發生的悲劇事件 (沙皇亞歷山大二世遇害)之後，尤其是在1905年革命失敗之後，深信革命途徑的不人道，提出了精神革命的思想。這一派哲學家與藝術家們認為，重要的是完善人的內心世界。他們在俄羅斯民族的特點中尋找克服實用主義(20世紀得到廣泛傳播的一種哲學思潮)危機的方法，從而為歐洲乃至整個世界開闢新的發展之路。

正是在這一時期迎來了俄羅斯宗教哲學思想的繁榮。1909年，以曾經是"合法馬克思主義者"Н.別爾嘉耶夫、С.布爾加科夫等為核心的一些哲學家與宗教政論家，出版了哲學政論文集《路標》，它在20世紀俄國思想史上起過舉足輕重的作用。近百年過去了，А.索爾仁尼琴仍說："時至今日，在我們看來，《路標》彷彿是從未來寄來的。"文集的作者們指出，狂熱信奉任何的理論綱領都帶有危險性，輕信某種社會理想會具有普遍價值是沒有道理的，並批判了激進主義者自身固有的弱點。《路標》以著作的形式，對俄國走革命道路將招致毀滅，發出警告。但這一警告並沒有為廣大的社會民眾所了解。

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使俄羅斯瀕臨滅頂之災。這倒並不僅僅因為俄羅斯本不強大的經濟遭到了破壞。在非常狀態下，生活本身就要引發反對當權者的激進政治家採取非常的，亦即暴力的措施。由於戰爭中遭受挫折，俄國在1917年初出現了無政府的局面，導致了十月革命。此後，俄國一變而為根本不同的國家政體。

這樣，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不過25年時間裡，動蕩的社會以及步履維艱的經濟現代化與革命運動兩者矛盾的結合，成了文學發展的主要背景。當然，對理解這個時期的文學具有重要意義的，並不單單是甚至也不首先是社會政治的環境。發生革命性變化的，還有科學領域，還有關於世界與人的哲學觀念，這些也在轉變，與文學毗鄰的各種藝術得到了蓬勃的發展。科學和哲學的觀念始終是時代文化的重要構成成分，而在文化史的某些階段上，這些觀念對語言藝術家們的影響尤為巨大。俄羅斯文學的白銀時代就屬於這樣的一個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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