鶴崗市政府

07-21

　　派性是文化大革命的一個怪胎。從1967年開始的派性鬥爭，使億萬人民身陷其中，不能自拔。都以革命的名義，都誓死捍衛毛澤東主席的革命路線和文化大革命的成果，搖旗吶喊，辯論爭鬥。由於軍隊的介入，使派性鬥爭變得更加光怪複雜、撲朔迷離、尖銳激烈。發展到後來，乃至以「派」為家，為「派」拚命，不講黨性，父子、夫妻、兄弟反目，演繹出一出出的鬧劇。

　　從全國來看，北京有天派、地派，山東有踢派、支派，湖北有鋼派、新派，安徽有好派、屁派，等等，全國內陸各省都有兩派甚至三派之爭。

　　從黑龍江省來看，山上派和山下派也爭鬥得不亦樂乎，乃至動刀動槍。

　　鶴崗的「總工」和「紅聯」兩派之爭，主要圍繞著「2.22」事件、「南選大聯合」和對領導幹部的不同認識等焦點問題展開。一時間，昏天黑地。

　　1966年10月、11月期間，鶴崗的不少學生還在全國各地串聯，而位於今天人民銀行位置的鶴崗市紅衛兵接待站，也接待了不少來自北京、哈爾濱、佳木斯等地的紅衛兵。

　　1966年10月25日，從北京串聯回來的三中高二學生陳延年和一中的張伯方、王生、於興真等人也在紅衛兵接待站「安營紮寨」，常來常往。這期間，常有一些人到紅衛兵接待站反映情況。11月初的一天下午，白酒廠附近的一個街道幹部來到紅衛兵接待站，反映說有一個叫張明振的人罵毛主席，還天天打媳婦，搞得四鄰不安。為防止他亂砸玻璃，有的鄰居窗戶都用木板釘上了。這還了得，紅衛兵們當即就把張明振拘來，拳腳相加地審問。其中，擔任主審並打得最多最重的是一個叫李文革的北京紅衛兵。他邊打還邊向哈爾濱、佳木斯、鶴崗的紅衛兵們介紹說，這類人在北京等地已讓紅衛兵處置了不少。

　　陳延年回憶說：「當時，接待站有個燒鍋爐的工人不知從哪找來一些醋給張明振喝，說是醋能解酒，認為張明振是酒喝多了所致。結果，也沒起作用。後來，按事先安排，我去礦務局二院參加一個會議。半夜，當我返回紅衛兵接待站時，看到張明振被捆綁著放在一個大長條椅子上，椅子上還放著成卷的大字報紙。當夜是張伯方等人看守。第二天天還未亮，張伯方就把樓里的紅衛兵都喊了起來，說是張明振沒氣了。不知是誰摸了一下，說張明振還有溫度。大家就在接待站門前截住一輛卡車，把張明振送到了市公安局。公安局值班的吳科長到車上看了一下，對紅衛兵們說，這個人應該抓起來，但首先要送到醫院搶救。可是，當趕到醫院時，值班醫生檢查後說，這個人已經死了。後來，由醫院將張明振移至太平房。」張明振是鶴崗「文革」受迫害致死第一人。

張明振的死引起軒然大波。其親屬不斷地到市委去找，要求懲辦兇手。這時，北京的紅衛兵李文革等人早已溜之大吉。而市裡的主要領導都在哈爾濱參加全省三級幹部會議。按省里安排，鶴崗市文革辦代表、張明振家屬代表和紅衛兵代表，都到哈爾濱參加處理此事。陳延年和佳木斯農校的蔡和平作為紅衛兵代表，入住北方大廈7樓。經過幾次協商，最後宣布了三條處理意見：

　　一、紅衛兵保衛毛主席大方向是正確的；

　　二、張明振罵毛主席是錯誤的；

　　三、紅衛兵以後不準打人。事後，張明振按公亡處理。

　　回到鶴崗不久，陳延年從來鶴崗串聯的哈軍工紅衛兵王春培等人那裡了解到，哈爾濱已經成立了紅衛兵總部。經王春培介紹，陳延年、張伯方赴哈爾濱會見了紅衛兵總部負責人范正美、陳造反等人，說了想成立哈爾濱紅衛兵總部鶴崗總團的想法。而范正美等人則建議鶴崗完全可以自己成立紅衛兵總部，而不必轄屬在哈爾濱紅衛兵總部下面。

返回鶴崗後，陳延年、張伯方等人同陸續串聯回來的各校紅衛兵加強了聯繫和溝通，開始籌建鶴崗市毛澤東思想紅衛兵紅色造反團總部。1966年12月中旬，紅衛兵總部正式成立了。「大本營」就設在紅衛兵接待站所在的三層樓里。其中，四中、三中、六中、二中、九中、農職校、一耕讀等學校人數眾多，一中則只有張伯方、王生、於興真等少數人。核心組成員有陳延年、張伯方、苗躍天、肖井方等人。當時，一些小學的紅小兵也加入了紅衛兵總部，組成了紅小兵總團。五道崗農場的知青也加入了紅衛兵總部。這期間，還有一些各行各業和街道婦女的造反組織也想加入進來，陳延年等人沒有同意。紅衛兵總部成立後，單獨設立賬戶，市裡按月下撥經費，用於購買紙張、油印機、廣播器材等。

當年的紅小兵

　　12月的一天，紅衛兵總部接到了哈爾濱紅衛兵總部的電話通知，按全省統一安排，在鶴崗游斗李范伍省長3天，然後交伊春遊斗。接到通知後，紅衛兵總部立即同市文革辦聯繫，由他們安排了一台大客車和一台老式吉普車。紅衛兵總部的陳延年、張伯方等二、三十人乘兩輛車去哈爾濱接李范伍。其中，多數是五道崗農場的知青。陳延年回憶說：「當時的天氣相當寒冷，刮著大煙炮，夾著飛雪。凍得我們這些人直打哆嗦。當時我們乘坐吉普車的幾個人，也不得不放棄小車，都擠到大客車上去了。當夜，我們入住省煤管局招待所。」

　　第二天上午，陳延年等人來到哈爾濱紅衛兵總部。對方的一個負點責任的人把游斗李范伍的意義講了一番。然後，雙方協商，作了一下具體布置。當時，哈爾濱的群眾組織已形成兩派，八八團和紅旗軍是同紅色造反團對立的，他們也想游斗李范伍，想方設法要把李范伍搶到他們手裡。為防止萬一，決定返回鶴崗不能用汽車，改乘火車。

　　陳延年等人在哈爾濱總部人員帶領下，來到李范伍一家在南崗的一處秘密居住地。那是一棟較舊的二層小樓。李范伍和愛人黎霞、女兒李黎麗住在樓上。陳延年等人見到李范伍一家，說明來意後，對方並沒有驚慌的表現，或許已有點習以為常了。黎霞幫助李范伍穿好大衣，戴上帽子。女兒李黎麗對陳延年等人囑咐說，父親年歲大了，身體不好，一定要按時吃藥。隨後，把幾種瓶葯放到了李范伍的大衣口袋裡。面對如此的親昵場面，時為造反派頭頭的陳延年，也不免生出惻隱之心，心裡覺得不是滋味。

　　在去三棵樹火車站途中，為了不發生意外，哈爾濱總部又加派了一車人護送。到了火車站，已有人安排好了，陳延年等鶴崗去的二、三十人，再加上李范伍，都上了一節卧鋪車。鶴崗開來的兩輛汽車返回蓮江口等候，到蓮江口後，再轉乘汽車，悄悄進入鶴崗。

　　然而，在火車即將開車的時候，意外還是發生了。不知怎麼得到的消息，紅旗軍上百人出現在站台上，並且砸壞了陳延年他們所乘的那節車的玻璃。車內人員立即用被褥堵住窗戶，又迅速將李范伍轉到另一節車廂，火車強行開出三棵樹火車站。雖然有驚無險，陳延年等人還是十分緊張。十幾個人用被褥圍住李范伍，坐在車地板上，以防再發生類似情況。

　　陳延年回憶說：「那一夜，我們幾乎所有人都沒合眼，分別把守車門和窗戶，乘警也積極配合。李范伍畢竟是身經百戰的老革命，處驚不亂，吃完晚餐後就安然入睡了。車到蓮江口車站後，我們先下車偵查一番，確定沒有任何情況後，才將李范伍安頓在大客車的中央。就這樣，兩輛車一路順利地悄然駛進了鶴崗，開進了礦務局四五七賓館。還是為了避免發生意外，由長的像李范伍一樣魁梧的張伯方扮成李范伍，由大多數人簇擁著住到了三樓。而真的李范伍則由我及另外兩個人陪著，悄悄地住進了一個較為豪華的套間。當時，市委第一書記霍方俠也陪著住進了那個套間。入住後，給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是，李范伍竟然同我開起了玩笑。他說，小陳呵，你的資格比我老，你是陳獨秀的長子，是我們黨的早期領導人之一。搞得我及在場的人都哈哈大笑。」

　　第二天上午，紅衛兵總部同市文革辦聯繫，調集了100多輛大卡車。先在礦工俱樂部召開批判李范伍大會。會議剛開始不久，由於紅旗軍組織人衝進會場，便不得不匆匆結束了。然後，分乘大客車進行了鶴崗「文革」期間最大規模的一次遊街。然而，直到數十年後，幾乎絕大多數鶴崗人，也不知道那次遊街游的不是真的李范伍，而是由張伯方假扮的。原來，李范伍畢竟年歲大了，再加上一路顛簸，當時病了。沒辦法，只得由張伯方穿著李范伍的大衣，再把李范伍的棉帽子緊緊地捂在腦袋上，代李范伍遊街。那天，氣候寒冷，車開得也較快，竟沒被人看破。數十年後，曾有人在回憶文章中寫道：「李范伍省長的牌子寫著『三反分子李范5』，字是倒著寫的，並打上紅×。他在大客車上站著，一個身材魁梧的人，穿著黑色棉大衣，大棉帽子緊緊的捂在腦袋上，以防被寒風刮跑。他以獃滯迷惘的目光，不時地對著路上的圍觀人群。」

用汽車游斗當權派

　　陳延年回憶說：「當時，四五七賓館一位姓王的師傅似乎有所察覺，他說，李范伍上樓怎麼兩個磴兩個磴地往上蹦呢？豈不知他看到的李范伍是假的。張伯方年輕，總是一蹦一蹦地上下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