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哲學評論：羅爾斯訪談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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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哲學評論：羅爾斯訪談錄發布時間:2012-09-28 15:02 作者:羅爾斯字型大小：大中小點擊:367次

　羅爾斯訪談錄

　　　　約翰·羅爾斯（JohnRowls）　　約翰·羅爾斯有一位老朋友，也是他的哲學家同仁，名叫羅傑斯·奧爾布里頓(RogersAlbritton)，有人請他描述羅爾斯，他說：「首先，我對傑克[Jack，羅爾斯的全名是約翰.傑克.博德雷.羅爾斯，(JohnJackBordleyRawls)-譯者]的主要感覺是，他在與人打交道時具有的道德感純粹得令人難以置信。他不僅寫出了一部偉大的著作，而且是一位非常令人敬佩的人。他是我們之中的佼佼者。」[1]羅爾斯的著作《正義論》發表於1971年，這本書一直被人們說成是當代政治哲學的分水嶺。它重建了政治哲學這個重要領域，以滿足人們的哲學關注。同時，這本書也是當代自由主義最全面、最具影響力的著作，在全世界的銷售量多達20萬冊，討論這本書的著作和文章的數量達5千種之多。這種情況之所以特別引人注目，是因為《正義論》是一部嚴肅的純理論著作，而且晦澀難懂。　　羅爾斯在自己的著作和文章中，以保持個人生活的私密性著稱，但對那些幫助過他或與他有思想交流、從而得到他充分信任的人除外。他謝絕了大多數採訪，只接受與他有個人聯繫的大學(牛津、普林斯頓、哈佛)授予的榮譽學位，並且早就把自己從《名人詞典》([WTBX]Who』sWho[WTBZ])中去除了。他同意《哈佛哲學評論》做的這次採訪是1991年進行的，在羅爾斯僅接受的三次採訪中，這是第一次。這三次採訪全都是由學生或曾經的學生做的。羅爾斯成年後的生活幾乎完全貢獻給了對社會正義、合作和個人權利問題的思考、教學和寫作。　　羅爾斯於1921年生於巴爾的摩的一個受人尊敬的富裕家庭。他在這個家庭的五個兒子中排行第二。他先是進了康涅狄格州的肯特預備學校(Kentprepschool)，然後在1939年，作為新生進入了普林斯頓大學讀本科，最後在那裡獲得哲學博士學位。在完成本科學業和就讀研究生期間，他還服過兵役。那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他在位於新幾內亞島和菲律賓的美軍第32步兵師，曾參加過幾次最血腥的戰鬥，後來又參加了對日本的佔領。羅爾斯在康奈爾大學和麻省理工學院從事過教學工作，之後，就在哈佛大學落戶了，在哈佛大學，他獲得了詹姆斯·布萊恩特·柯南德榮譽教授(JamesBryantConantUniversityProfessorEmeritus)的稱號，他的居住地是馬薩諸塞的列剋星敦(Lexington)。他做過訪問學者的單位有：牛津大學、斯坦福大學行為科學高級研究所、密執根大學和普林斯頓高級研究所。他也曾多次獲獎，最近的兩次都是在1999年，一個獎項是由柯林頓總統頒發的「全國人文獎」，另一個是瑞典皇家科學院頒發的羅爾夫·紹克(RolfSchock)獎。　　羅爾斯把民權與政治權利視為自己哲學的核心。他把我們選擇自己目標的自由當作人性的獨具特徵。他關於正義的著作復興了以權利為基礎的社會契約的自由主義傳統中所忽略的內容。在這部著作中，他拒絕了功利主義，這種功利主義提倡最大限度地擴大社會的集體福利，而不是充分尊重個人權利。他非常敬佩康德，本著康德的精神，他堅持人是目的，而不是手段。羅爾斯論證了認真地對待權利就意味著認真地對待社會平等，以此批判了自由意志論，這種理論認為，個人權利絕對不容侵犯。他感覺到，避免侵害民權和政治權利是不夠的，人們在社會中還必須能夠有效地使用這些權利。　　羅爾斯以建立「原初狀態」的概念著稱，這是一個思想實驗，在這個實驗中，他把人置於他所稱的「無知之幕」的後面，即否認人們擁有使自己成為具體個人的任何知識，包括財富、年齡、才能、種族、宗教、技能、性別以及任何有關幸福生活的概念。羅爾斯相信，在這種狀態下的人們為自己的社會所做出的選擇就可以被視為正義的原則。他認為，在這種狀態下，人們會選擇一種低風險的策略，在這種策略中，甚至可以用降低這個項目或那個項目的平均水平為代價，來促進自由和最大限度地提高機遇、財富以及降低權力到最低水平。羅爾斯還有一個與此相關的概念是「差別原則」，它也許是最具爭議和最經常受到挑戰的概念。在這裡，羅爾斯的論點是，只是在社會和經濟差別有益於社會中最弱勢的人的條件下，這些差別才是可以接受的。　　在羅爾斯的整個事業生涯中，他投身於寫作、講演、精心建構他的正義理論、回應大量的批判。他之所以出名，並不僅僅是因為他澄清了那些批評他的人對他的誤解，而且還因為他願意反思和修改自己的論證。1993年，他發表了第二部著作《政治自由主義》，對人們30多年來對他的批評做了最全面的回應。該書的平裝版本於1996年面世，包含了第二次導言，還有《答覆哈貝馬斯》，平裝版實際上就是第二版。羅爾斯遭受了數次中風，第一次是在1995年，因此，他的工作能力受到了損害。儘管如此，羅爾斯還是在1998年完成他的《萬民法》，也許這是他流露情感最多的著作，該書與《公共理性觀念再探》([WTBX]TheIdeaofPublicReasonRevisited[WTBZ])一起發表於1999年。經過數十年的工作，羅爾斯於2001年發表了《作為公平的正義：一個重述》([WTBX]JusticeAsFairness:ARestatement[WTBZ],中譯本名為《正義新論》--譯者)一書，在我們的採訪中，他談到了該書的內容。這本簡短的著作是由埃林·凱利(ErinKelly)編輯的，在書中，他努力以緊湊的形式表述他用畢生的時間對正義所做的研究工作。1999年，他又出版了自己的《文集》，由塞繆爾·弗里德曼(SamuelFreedman)編輯，以及他的《道德哲學史講演錄》([WTBX]LecturesontheHistoryofMoralPhilosophy[WTBZ])，由芭芭拉·赫爾曼(BarbaraHerman)編輯，於2000年問世。　　在哈佛大學愛默生樓(EmersonHall，為哈佛大學哲學系所在地)里，哲學專業的學生間傳誦著一個關於羅爾斯的故事。有一次，羅爾斯在參加論文答辯時，注意到陽光直射博士候選人的眼睛，便起身站起來為他遮陽，雖然站得很不舒服，但他一直站到答辯會結束。從羅爾斯的工作、思想和生活(儘管他傾向於保持個人生活的私密性)中映射出了一個人的形象，這個人密切注視著正義、社會福利和個人幸福。　　注釋　　[1]引自本·羅傑斯：《在無知之幕的後邊：約翰·羅爾斯與自由主義的復興》(BenRogers,「BehindtheVeil:RawlsandtheRevivalofLiberalism」,LinguaFranca9)　　約翰·羅爾斯：為了紀錄　　採訪者：塞繆爾·艾瓦爾(SamuelR.Aybar)喬舒亞·哈蘭(JoshuaD.Harlan)翁·李(WonJ.Lee)　　採訪時間：1991年　　哈佛哲學評論：請向我們談談你的一些個人情況。你是怎樣對哲學產生興趣的？　　羅爾斯：我覺得我真的不知道我是怎樣對某件事情產生興趣的，或者說不知道為什麼會產生興趣。我只能說說當時發生的事情。我去普林斯頓大學，並最終成為一名專修哲學的學生。在我還是新生的那年九月份，希特勒侵犯了波蘭，歐洲戰爭的陰影籠罩著一切。我花費了大量時間閱讀有關第一次世界大戰和關於戰爭問題本身的文獻。當然，在那一代人中，我們都知道自己早晚要投入戰爭。戰爭經驗使那一代人與晚近的幾代人極為不同。我從軍三年，從1943年初到1946年初，在太平洋區域的新幾內亞和菲律賓以及在日本渡過了一些時光。我不能確切地說出這對我有什麼影響，但影響肯定是有的。戰爭結束後，作為1946年春季學期的研究生，我回到了普林斯頓，　　哈佛哲學評論：你進入普林斯頓時，希望自己成為哲學專業的學生嗎？　　羅爾斯：當時我也不知道要幹什麼。我曾在康涅狄格州的肯特學校就讀，那是一所私立學校，在那裡，我沒有很好地發展和形成我的學術興趣，我曾考慮過幾個專業，包括化學和數學，但我馬上就發現這些專業超出了我的範圍，最後我選定了哲學。　　哈佛哲學評論：再告訴我們一些你在軍中的成長經歷。你後來的一些關於正義的思想是否更多地受到了你對美國當時面臨的一些社會問題思考的影響？或者說受到了你對軍隊社會結構感受的一些影響？　　羅爾斯：就像我說過的那樣，我不知道我們去做某件事情是為了什麼，或者說不知道某件事情以這樣或那樣的方式會對我們產生什麼影響。我三年的戰爭經歷肯定有重要的影響，但我說不出這些年代對我具體有什麼塑造作用。當我思考我持有的哲學觀點時，我看不到它們可以追溯到我在那些年代中的經歷。我經常想，肯定有聯繫，但我一直不能確定。也許這是我對自身反思的失敗。當然，就像許多人那樣，我不喜歡軍隊，我認為軍隊的第一要務是服從文官政府，因此我堅決地退役了。對此，我沒有什麼新想法。　　哈佛哲學評論：你是否在當上研究生時才對你在其中最終成名的哲學領域產生了興趣？　　羅爾斯：我始終對道德哲學感興趣，一開始有很長一段時間，我還對宗教感興趣。肯特學校是一所教會學校，是西爾(Sill)神父創建的，屬於聖公會，學校里也經常有聖公會的其他成員。我們每天都去教堂，星期天則去兩次。我不能說這個學校學生的宗教感特彆強，但你不能完全迴避宗教。你不得不對宗教做出反應。　　哈佛哲學評論：你的原籍是哪裡？　　羅爾斯：我生長在巴爾的摩，在那裡度過了青春時代，但每年夏季都會在緬因州度過。在我十幾歲時，一年中的大部分時間都是在寄宿學校度過的。我的父親來自北卡萊羅納，母親則出身於馬里蘭的一個古老家族。我的家人大多數都在那裡，我岳母的家庭也是。我早年的許多朋友仍然在那裡。　　哈佛哲學評論：你是什麼時候開始真正的思考和寫作、而後創作出《正義論》的？　　羅爾斯：我開始收集材料大約是在1950年秋季，在我完成了博士論文之後。那時，我已經獨自閱讀了一些經濟學著作，在那年秋天，我參加了由鮑莫爾(W.J.Baumol)主辦的研討會，他現在已經是著名的經濟學家了。我爭取把工作做得更全面些。我們閱讀了《價值與資本》([WTBX]ValueandCapital[WTBZ])，該書作者是希克斯(J.R.Hicks)。我努力把握這本書，同時也努力把握薩繆爾森(Samuelson)的《經濟分析的基礎》([WTBX]FoundationsofEconomicAnalysis[WTBZ])一書的部分內容。他的關於福利經濟學一章使我寫出了數篇關於所謂的新福利經濟學的文章。在我的研究生期間，這些工作就已經進行了，並且一直持續到我在普林斯頓大學擔任講師的兩年時間裡，即1950-1952年。我還閱讀了利昂·瓦爾拉斯(LeonWalras)的《純粹經濟學原理》([WTBX]ElementsofPureEconomics[WTBZ])，而且我對博弈論也略有研究。諾伊曼(VonNeumann)和摩根斯坦(Morgenstern)合著的那本書在1944年剛剛問世，那是一本博弈論的奠基性巨著。我發現，弗蘭克.奈特(Frankknight)的《競爭倫理學》([WTBX]EthicsofCompetition[WTBZ])中有幾篇文章極具教益，他對社會哲學就像他對經濟學一樣有興趣。全部這些情況的結果，似乎還有我在博士論文中論述過的道德論素材，在1950-1951年間，孕育出了那個思想，它最終演變成初始狀態。這個思想意在設計一個討論的章程，而這種討論可以產生出合理的正義原則。那時，我曾有一個比最後得出的結果更為複雜的步驟。在這個時期的全過程中，我還必須講授哲學課程，但我儘力保持對經濟學的興趣。後來我和妻子帶著兩歲的女兒前往英格蘭，做了一年的富布賴特訪問學者(FulbrightFellowship)。　　哈佛哲學評論：你發表過那個原來的、更為複雜的公式嗎？　　羅爾斯：沒有。我沒能把它做出來，還都是寫在廢舊紙張上的筆記，放在家裡的某個地方，正在發黃變色。　　哈佛哲學評論：能告訴我們一點那個公式的情況嗎？　　羅爾斯：我已經提到，這樣做是努力使人們討論的章程公式化，如果他們的條件已定，這樣的討論就能使他們在什麼是合理的正義原則問題上達成協議。他們必須對中間仲裁者提出建議，但卻不知道他人要提出的建議是什麼，對論證進行的時間也有所限制，從而使某種協議得以達成。還有許多細節。你可以想像。　　終於，我們通過設置無知之幕、給人們的知識設置極大的限制才衝破所有這一切。我還使得這種協議具有永久性。全部的工作就是使工具得到極大的簡化。原來的方法太複雜，有許多似乎不可解決的難題；例如，要施加多大的壓力才能使人們達成協議，我們允許的時間有多長。記住，對於任何答案我們都(曾)需要有哲學的證明。後來的初始狀態公式所具有的優越性是避免原先那些引起我興趣的問題，如經濟學家使用的博弈論和一般均衡等，這些問題我了解得不多，但那時卻被我遇到了。「好，我必須擺脫所有這一切。」回想起來，我覺得，這就是我做過的事情。雖然我覺得用其他的方法或許也能完成這些工作，而且也確實能夠完成。例如，斯坎倫教授(T.M.Scanlon,哈佛大學)並沒有使用類似無知之幕的概念，在他的論證中也有某種類似的初始狀態，但實際上他的思想卻有明顯的不同。因此，他的觀點是一種可能性。還有，我知道，你也可以設計出一個討論的章程，也許更為現實，而且能夠在我失敗之處取得成功。我不會排除這些可能性。　　哈佛哲學評論：在《正義論》與《正義新論》([WTBX]ABrieferRestatement[WTBZ])之間，有什麼重要的改變嗎？　　羅爾斯：我想讓《正義新論》既緊湊又有全面的表達，儘管就某個方面而言它只是一個綱要。順便說一下，我不喜歡這個書名，但現在還沒有更好的，所以只好用它了。我希望這本書比《正義論》更容易接受，更具可讀性。我想馬上就完成，但還有些內容沒有完成。我爭取做到三點，一點是從初始狀態開始，重新打造論證，把它變成更為簡單的形式，改正書中論證的缺陷，另一點是答覆各種反對意見，解釋我為什麼拒絕接受某些意見，而對另一些人要求的修改卻加入到書中。最後，我爭取把這本書的觀點與《正義論》問世以後我所寫的一些文章的內容結合起來。　　哈佛哲學評論：那些文章是否大都是答覆批評意見的？　　羅爾斯：我覺得也不盡然。我的確已經答覆了人們，因此肯定有一些答覆的內容在那些文章中。但是，由於寫完了這些文章後，我才理解，你並不總是明白你所做的工作，直到你做完這些工作為止。因此，我在這些文章中所做的工作主要是梳理我的觀點，使它們不再內在地前後不一致。需要解釋的是，為了說明正義即公平，該書從頭到尾都使用了良序社會的概念，它假定該社會的每個成員都接受相同的總體性觀點。後來我覺得，這絕不可能是民主社會的情況，不是該書的原則要求的。這就是內在的不一致。因此，我必須修改對良序社會的解釋，這樣就產生了重疊共識的概念以及相關的概念。這實際上就是那些後來的文章所涉及的內容。文章情況就是這樣，其中前三篇是發表在《哲學雜誌》([WTBX]TheJournalofPhilosophy[WTBZ])上的講演錄。因此，我認為這些文章主要還不是為了答覆人們的反對意見，儘管我在這些文章中的這裡或那裡、或者在腳註里確實回應的一些重要的反對意見。如果人們的反對意見有可貴之處，能夠以理性的方式做出回應，就應該得到答覆。如果你從事這種工作，那這就是你的責任。但主要目的是推進這種觀點的另一些內容，然後把它與《正義論》的觀點整合在一起，在我看來，推進是從內部進行的，也就是說，我看到了一些錯誤，因此我必須糾正。當我開始梳理重疊共識及其相關概念時，我認為很簡單，甚至瑣碎。我覺得，這種共識的概念如此明顯，不是什麼問題。但它超出了我的預想，越來越複雜，我仍然還沒有搞定。同時，在《正義新論》中，就像我指出的那樣，我想在論證上做一定程度的改善。但有時情況不明，有時則有一些簡單的錯誤。　　哈佛哲學評論：你說過，如果你能理性地做出回應，你就覺得回應批評似乎是你的「責任」。那麼，你認為自己作為擔負這種責任的作家起到了什麼作用？　　羅爾斯：這種作用有若干種。我認為，首先你作為一個學術界的成員，有責任對人們做出答覆，如果答覆是理性的，並且是以能夠推進討論的方式進行。你要避免毫無結果的爭吵。有些人批評得非常好，應該回答。這完全是屬於學術生活的內容。　　我認為，在一個民主社會裡，比如在我們的社會裡，我們距離應當做到的情況還有令人遺憾的差距，儘管如此，我仍然認為，政治哲學的重點是公民社會，而不是政府。重要的是，要進行最深層次的政治討論，儘可能把政治哲學做得更清晰，這樣人們才能普遍接近它。如果他們發現你的思想是可信的，你才有可能以這種間接的方式改善社會，或者更現實一點說，你才能防止社會惡化。在一個民主社會裡，政治哲學肯定不具有任何權威，但它卻能夠爭取贏得人類理性的權威。在政治哲學方面，你是否獲得成功，沒有機構做出判斷，與科學或其他理性探討相比，它的情況更是如此。因此人類理性是政治哲學所能承認的唯一權威。　　哈佛哲學評論：據說，你的理論影響了東歐的民主運動，你對此有所了解嗎？　　羅爾斯：沒有。《正義論》已經被翻譯成各種主要的歐洲語言。但我不知道它在東歐人民中的傳播有多廣。曾有人告訴我，《正義論》的某些部分被翻譯成俄語了，但我還沒有看到。還有人告訴我，有些部分翻譯成匈牙利語了。我還沒有聽說有波蘭文譯本，但也許一個部分的譯本，在一段時間以前，它已經被翻譯成中文、韓文和日文了，有人告訴我，它還出現在了天安門廣場上。　　哈佛哲學評論：《正義論》引起的這些反響你以前想到過嗎？　　羅爾斯：沒有。我肯定沒有想到，我沒有想到也許是好事。否則，我就不會寫這本書了。我的意思是，如果那樣的話，我會覺得，在寫書時就有人注視我了，我就必須特別當心。　　哈佛哲學評論：這本書怎麼會如此著名？它在1971年出版，出版後馬上就出名了嗎？　　羅爾斯：這是一個有趣的問題。要回答這個問題，我不是最佳人選。依照我個人的觀點，回答了你這個問題，就等於授予《正義論》某種榮譽。我不知道這種榮譽有多高，這不應該由我來說。我覺得，當時它受到注意是出於幾種情況的結合。你必須記住歷史環境。那是在很久以前，因此你可能記不得了。為什麼你應該記住呢？我要是你也記不住了。那是在越南戰爭時期，民權運動也剛剛結束。這些事件主導了當時的政治。但當時卻沒有新書，沒有系統的論述，你也可以說，沒有有關政治正義觀念的論述。在很長一段時間裡，政治哲學處於一種貧乏的狀態，政治學和道德哲學也都是如此。後來，有人做了一些非常好的事情，具有持久的重要意義。　　我指的是哈特(H.L.A.Hart)撰寫了《法的概念》([WTBX]ConceptofLaw[WTBZ])和其他一些著述。伊賽亞.伯林(IsaiahBerlin)撰寫了《自由四論》([WTBX]FourEssaysonLiberty[WTBZ])和他的其他許多論文，還有布賴恩·巴里(BrianBarry)的《政治辯論》([WTBX]PoliticalArgument[WTBZ])，所有這些情況都發生在20世紀60年代。但當時沒有涉及正義這一概念的著作，而這個概念觸及到那個時代的問題如此之多，其規模和範圍簡直有點瘋狂了。在寫作《正義論》時，我猜想該書大約有350頁，但在付諸印刷時，出版社告訴我，將近600頁，確切地說是587頁，我大吃一驚。但不管怎麼說，你需要這種書，我把它說成是對「政治理性」的需要。例如，在第六章中，討論了良心反對和公民不服從問題，這在當時是有大量討論的問題。然而，當時卻沒有書系統地涉及這些問題。當然，有一些更老的書，當時還有一些論文，我是指邁克爾·沃爾澤(MichaelWalzer)的一些優秀文章，收在了他的《論義務》([WTBX]Obligations[WTBZ])一書中。因此《正義論》是那段嚴重的政治衝突時期的第一部大型著作。而嚴重的政治衝突表明了對政治哲學的需求，也呼喚了它的出世。因此《正義論》迅速地抓住了人們的注意力，但是，你知道，我不能真正做到以客觀的態度來對待這一切。因此，這僅僅是我的解釋。這個問題是各種情況的綜合作用。而在大約15年前或者晚一些時候，情況則完全不同。當然，你知道，它遭到的批判是嚴厲的，而且其中大部分是純粹的批判。但人們似乎還在繼續閱讀這本書。由我來說它逃過了這些批判是不適合的。　　哈佛哲學評論：當這本書受到批判時，你的感受是什麼？　　羅爾斯：人必須學會接受批判。通常，這些批判沒有充分的根據，是出於誤解，對此，我盡量忽略。但有些批判是非常好的。對於這樣的批判，我雖然不會大喜過望，但我的確非常欣賞，並且努力將這些批評納入我今後的寫作之中。我給你舉一個例子。哈特(H.L.A.Hart)於1973年對我的關於基本自由的觀點提出了根本性的批判，他完全正確。我一直在思考怎樣做出回應，八年後，我確定了應該怎樣做出答覆。我把答覆寫了出來，並於1982年發表。它對我有巨大的價值。當然，它帶來了一些痛苦，但我現在能夠用更強有力的形式陳述這個觀點了。　　哈佛哲學評論：在哈佛大學哲學系內，有些批評者是引人注目的，這是怎樣一種情況？是否會產生緊張狀態？或者說，你對此是否同樣欣賞？　　羅爾斯：這種情況實際上具有兩面性。這會有一定程度的緊張。比如，諾齊克(RobertNozick，哈佛大學教授)就持有令人感興趣的重要的反對意見，有些是非常好的意見，有些則是出於誤解。雖然我沒有寫出一篇專門答覆他的文章，但我已經在幾個方面回答了他(儘管沒有指名道姓)，那是在1978年我(寫)的一篇文章中。現在，我看得更清楚了。在《正義新論》中有一部分，即關於把自然稟賦視為公有財產的那一節，就是為了回應他的反對意見的。因此，即使你認為反對意見並不完全正確，但它卻提出了一個實際問題，能夠改善你對問題的理解。　　哈佛哲學評論：當你和像諾齊克這樣的人有批評性的意見要交換時，你只是在哲學期刊上交換呢，還是在辦公室坐在一起辯論？　　羅爾斯：這要視情況而定，如果是在同事之間，我們會坐下來討論，但若是與哈特，他住在英格蘭，我們有來往信函，他有時也過來，我們就一起討論。這要依據情況的不同而不同。我始終把哲學視為一種對話的學科。談論是學習的最佳方式，而寫作應該在談論和批評之後進行，有時這種事情好像沒完沒了，一直到付印才結束。　　哈佛哲學評論：出名有何感受？　　羅爾斯：我盡量不想這件事情，但也許做不到。出名表現在人們是怎樣對待我的，例如，當他們被人介紹給我，第一次見到我的時候。對於任何人來說，考慮這個問題都不會有什麼好處的，因為這會給他們的工作帶來壞的影響。因此，我盡量不去想這件事。　　哈佛哲學評論：那麼，你發現與批評者們打交道最大的好處是理清自己的思想，對嗎？　　羅爾斯：是的，我喜歡這樣想，這樣的確釐清了我的思想。如果我說，我不在乎人們的反應，那就是不誠實。我當然在乎人們的反應，而且我還在乎怎麼接受反應。我想到我發表了《正義論》，有些朋友就要閱讀。寫作這本書用了很長時間，最後終於脫稿了，我可以做其他事了。在寫書時，也有這樣的時候：我對自己說：「這本書寫得真好。」我以此來鼓舞自己的士氣，堅持做下去。如果這本書被認為是一部嚴肅的著作，就足以使我滿意了。任何注意都會伴隨批評，雖然受到批評暫時會感到痛苦，但對我是重要的。　　哈佛哲學評論：當該書剛一出版，你就希望轉移到新的話題了，是吧？　　羅爾斯：是的，我當時已經計劃要做其他一些事情，主要與該書的第三部分有關，這部分是我最喜歡的，即論述道德心理學的部分。這個話題並不是全新的，但卻是一個相關的話題。我以前從來沒有考慮過這個話題，也從來沒有這個意願。我當時認為，更有成效的做法是，如果我花費時間爭取以更令人信服的方式論述作為公平的正義，努力對人們做出回應，消除反對意見，情況會有所改善。我不能肯定這是我做的最好的事情，但我已經做了。我真的處於狂熱狀態。我想使事情做得正確。但在哲學領域，人們不能做到這一點，這不是信心問題。真正的困難總是擺在那裡。　　哈佛哲學評論：在發表著述和教學方面，我們在近期的未來對你能有什麼樣的期待呢？　　羅爾斯：我已經滿70歲了，因此我必須考慮年齡。我希望不久我能夠讓《正義新論》成形。它現在已經達到了應有的篇幅，不到200頁，我不想把它搞得更長了。書中沒有驚人之處。你已經看到的就是你將得到的。同時，我還整理一些講演錄，這些講演是1980年在哥倫比亞大學做的。從後來的一些文章中，我要選擇三篇補充到這三篇中去，從而最終使它們也得以發表。這兩本書的篇幅是一樣的。在這之後，我們就沒有計划了，你停止寫作的時間也就到了，情況也許就是這樣。　　哈佛哲學評論：在課堂中使用過《正義新論》是否對它的發展也是有益的？　　羅爾斯：是的，肯定是如此。一開始，它是講義。我使用過它幾次，而每次使用，它都有所擴充。實際上，我寫作這本書也大都是以這種方式進行的，它曾有若干個版本，最早在1963年就有了。我不知道除了在哈佛以外，我還能夠在其他什麼地方寫這本書，學生們從來沒有抱怨過，我對此非常感激。　　哈佛哲學評論：除了你自己之外，你怎樣選擇政治哲學方面的作者，讓學生們閱讀他們的著作的？　　羅爾斯：去年，我選擇了四位。我力圖說明長期存在於我們的政治文化中的民主思想傳統。要做到這一點，就要閱讀一些政治哲學方面的歷史文獻。人們研究的是，當代的重新論述是怎樣努力認真地使用這些文獻中的思想的。這是研究政治哲學的一種方法。思想是以特定的方式變化的，但它們仍然存在著。如果你閱讀的這些比較古老的文獻，認真地閱讀它們，你就會明白一種思想傳統是怎樣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演變的。當然，你也能夠以同樣認真的方式閱讀當代的作者，而且以更好的方法閱讀。但我還沒有經常做這些事情，也許明年做。我不知道我最經常使用的這種歷史的研究方法對學生是否有吸引力，但這是研究政治哲學的一種方法。去年，我選擇了四位作者：洛克、盧梭、密爾和馬克思，他們的重要性是顯而易見的。還有四位的情況也是相同的。我選擇馬克思是因為他現在往往不被認真對待，但了解他的思想是有益的。他對資本主義的批判在民主傳統中是重要的組成部分。我盡自己的最大能力系統地展示他，我不知能否做到，但我要力爭。我努力認真對待他們。他們非常值得研究。　　哈佛哲學評論：你是否曾經對自己進入政界有過興趣？　　羅爾斯：沒有，我對此從來不感興趣。我是對政治感興趣，但對擁有政治生涯不感興趣，我想我極不擅長此道。　　哈佛哲學評論：你似乎過於誠實了。　　羅爾斯：我不知道我是否過於誠實，因為我可以學習不誠實，人們擁有的技能是不同的，但進入政界不適合我的秉性。　　哈佛哲學評論：當你在關注當前事件時，你是否一般都在自己頭腦中的《正義論》的框架之內來思考它們。　　羅爾斯：不是。就像其他任何人一樣，我對當前事件做出反應和提出問題是以一定的方式進行的。我確信，我的觀點必然以某種方式影響著我對它們的看法，但我並不簡單地問，作為公平的正義會說什麼。那樣做是有局限性的。我認為，正義這個政治概念不會告訴我怎樣思想。認為可以把它作為解答問題的工具、在你需要時它會解答所有問題，這種想法是極端錯誤的。　　這是我不願意就具體的政治話題來回答問題的一個原因。這樣做會提出一個錯誤的思想，你可以用某種理論的方法來做此事，但通常的情況絕非如此。我認為公平即正義是為了要解答某些特定但又非常基本的問題。它的範圍是有限的。在任何情況下，理性的觀點是重要的，但僅依靠它自身從根本上說是不足的。判斷、在信息充足的情況下產生的觀點、應有的思考等等，這些都是需要的。通常的情況是，如果一個問題引起了我的興趣，我會對它的優點形成一個觀點，這也許是要做的最好的事情，然後再考慮這個觀點是否合理，其他人會怎麼想。我一般不問某觀點是否與《正義論》一致，特殊情況除外。在任何時候都使用某人的原則是錯誤的。你在考察情況時必須與這些原則保持距離，否則，你就有成為空想家的風險。如果有人對任何事物的觀點都是從自己的所謂原則中形成的，那麼這個人是不可信的。　　哈佛哲學評論：你對在宿舍窗口懸掛南部聯邦旗幟在校園內產生的爭議有什麼反應？　　羅爾斯：對此事我不知道我有什麼有用的觀點。我不熟悉情況。但這對黑人學生是極端無禮的。引發內戰的南方各州脫離聯邦的行為完全是沒有道理的，因為他們要保存奴隸制。有些情況是允許脫離的；但必須有合理的原因。保存奴隸制顯然不是這種原因。這個事實是情況的主導因素。同時，我們必須問，對於本科生來說，什麼樣的符號適合展示。我會儘力鼓勵南方的學生找一種象徵他們南方文化的其他符號，因為不論他們給自己找出什麼理由，南部聯邦旗幟的意義已經被我們的歷史、也被脫離行動定性為一種保存奴隸制的形式；上個世紀就已經如此了，甚至從世界上最悠久的民主制度的脫離行動發生的當時就已經如此了。現在不可能改變這個旗幟的意義了。哈佛哲學評論：假如你是大學的管理者，你是否也持有博克(Bok)校長的立場(「我不贊成這種做法，但我不會強迫任何人把旗子拿下來」)，你是否覺得應該強令阻止學生的無禮行為。　　羅爾斯：我還沒有從校長的立場考慮這個問題。人們可以在思想的自由討論與被恰當地認為是對其他學生的無禮行動之間做出區別，這種自由討論在大學裡是極其重要的，而這種無禮行為則應該受到某種形式處罰。但如果假定展示旗幟是一種言論行為，你就必須決定在什麼樣的情況下，這種形式的行為是合法的言論，界限在哪裡。而這是很困難的。我認為我會努力勸說南方的學生找其他一個符號。學生群體本身就被視為一個小型的民主社會，其中有些形式的言論由於歷史或其他充分的理由，被某些群體視為具有無禮或貶低或敵意的性質，因此為了鄭重和禮貌相待，這樣的言論不宜說出。但經過全面考慮，我的所作所為也許和博克校長一樣。在本科生中應該對正派和禮貌的行為準則有默認的理解，因此人們希望這種行為應該得到學生自己的肯定，而沒有行政的強制性。人們希望在對待其他人合理的感情時，什麼樣的行為是正確的這個問題上，學生們能夠有共識。　　哈佛哲學評論：對那些對哲學感興趣的學生，你有什麼話要說？你會說讓哲學成為職業生涯嗎？　　羅爾斯：即使我鼓勵人們投身哲學的情況曾經有過，也是很少的。我給他們留下的印象是呈退縮狀。如果你有強烈的願望做哲學是另外一回事，否則，你不應該進入哲學，因為做哲學是艱難和枯燥的，大多數哲學研究做得好的人干別的事情會更好，至少按照社會的標準是如此。哲學真正的獎賞具有個人性和私人性，你們應該了解這一點。我覺得，哲學是一門非常特殊的學科，尤其對我們的社會來說更是如此，我們的社會對嚴肅哲學很少注意，即使哲學做得好也是這樣。但這不是抱怨，也許這還是件好事呢。　　哈佛哲學評論：為什麼從事哲學？　　羅爾斯：在每一種文明中，都應該有人思考這些問題。這並不是說這種探索本身是好的。而是因為一個社會如果沒有人認真地思考形而上學和認識論的問題，沒有人思考道德和政治哲學問題，這個社會就是有缺陷的。文明在某種程度上說就是能夠意識到這些問題，能夠解答這些問題。這些問題影響著你怎樣認識自己在世界上所處的地位，如果哲學做得好，它就能夠對這些問題給出理性的答案，而善於思考的人可以理解這些答案，這些答案的存在也是文化的組成部分。藝術和音樂也有同樣的情況，如果你是一個好的作曲家，或者如果你是一個好的畫家，你就對人們的知性做出了貢獻。別再問我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具體說到政治哲學，它有各種不同的形式。社會通常有非常深的難題需要認真思考。在民主社會，在自由和平等之間總是有衝突。此外，還有一些問題沒有解決，我認為，這些問題有，什麼是寬容的最恰當的基礎，什麼是我們的社會以其為特徵的基本多元性的最恰當的基礎。對這些問題所持的觀點是至關重要的。同樣重要的還有，對一個社會要有整體觀念。我相信，全體人民，至少是許多人都需要有這樣的觀念，這對保護現有的民主制度是有作用的。而政治哲學則可以滿足這種需要。

來源: 當代美國哲學家訪談錄 | 來源日期：1991 | 責任編輯：胡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