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的經濟局勢與政策

當前的經濟局勢與政策

作者:夏斌(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2011.6.10面對年初以來政府採取的一系列調控措施，目前有些宏觀經濟數據已出現回調，但是物價上漲壓力仍然較大，二、三線城市房價還在上漲，同時中小企業融資困境又凸現，因此市場上有些人士開始擔心「超調」、「硬著落」，呼籲「要轉向」，有的甚至在等待七、八月份中央政策的改變。同時，長期以來面對中國經濟發展中的不可持續及擔憂，大家也都同意，中國經濟要真正步入良性發展軌道，必須轉變發展方式。然而真要轉變，又感到困難重重，缺乏信心。因此總體而言，面對當前複雜的局勢，市場上存在一系列的疑慮、困惑與糾結。 一．要正確認識中國目前所處的經濟發展階段和經濟運行的特徵 如何解決上述的疑慮、困惑與糾結？特別是面對6月份可能更加「不盡如意」數據的公布，如何使人們對中國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真正樹立起信心，全國上下同舟共濟，克服困難？這首先必須對形成當前的困惑和糾結的原因作出深刻的分析，特別是基於對中國當前所處的經濟發展階段特徵和經濟運行特徵的客觀認識，從理論上作出清醒的判斷，並在此基礎上能拿出一整套對症下藥的、有效的調整政策，而不是零星的、行政性的短期政策，唯有這樣，才能使人們真正相信，中國發展方式的轉變是可能的，也是有希望的。 1.當前經濟發展階段的特徵 中國目前經濟的外部環境，正處於美國危機後持久的深刻的全球經濟結構的調整階段。 2003-2008年，曾使國人興奮的中國經濟兩位數的高增長，是通過積极參与經濟全球化過程而取得的。此刻的全球經濟，同樣也是低通脹、高增長的繁榮時期。全球經濟為什麼曾出現「過度的繁榮」？重要原因之一，是世界第一大經濟體美國，藉助了美元在國際貨幣體系中的特殊霸權地位，大力推行擴張的信用政策，巨額赤字，寅吃卯糧，在刺激本國經濟繁榮的同時，帶動了全球經濟包括中國經濟的繁榮。這種由世界第一大經濟體帶頭擴大信用而刺激起來的繁榮，從長期看，原本就是不可能撐下去的。因此最終在2008年爆發了蔓延全球的美國危機。所以如果深度分析這場全球危機的本質，危機實際上是對過去美國「高消費、低儲蓄」、以中國為代表的「高儲蓄、低消費」這樣一種全球經濟失衡的結構調整，是對危機國家銀行資產負債表的縮水、修復過程。自然，這一調整過程是漫長的，在這過程中必然會帶來全球經濟增速的放緩。作者曾在2008年底預言，我們不要指望美國經濟在危機的二、三年後能馬上再恢復到3.5%的增長。最近，美國原財長薩莫斯也已發出擔心：美國經濟可能會重蹈日本經濟「失去的十年」。因此，面對全球結構的深度調整，作為全球出口第一大國的中國而言，就是外部需求減少的過程，而且這一過程絕不是一、二年時間能解決的。這是正確判斷全球危機後若干年內中國經濟發展階段的一個重大特徵。 中國經濟發展的內在邏輯力量，支配了中國經濟未來的增速將逐漸趨緩。 不管任何國家，一國經濟不可能長時期以兩位數的速度高增長。儘管我們清楚，從長期看，中國經濟仍然存在相對其他國家高速增長的潛力和機遇。同樣我們也清楚，即使暫時撇除環境、資源的制約因素不說，國際經驗表明，在人均收入接近5000美元左右的時期，過去那種長期高增長的投資局面難以維持；在社會兩極分化較為嚴重的時期，解決消費的快速增長同樣需要一個過程；加上勞動力成本正趨逐漸上升；以及外需又處於較長時期的調整、減弱因素，因此，從趨勢看，未來中國經濟必然處於一個從過去兩位數高增長的平台，逐步邁向相對趨緩增長的平台。這一趨勢是中國經濟發展的內在邏輯力量決定的，並不是經濟周期性的問題，也不是宏觀政策力量所能簡單支配、調控的。此時如果採取相反「過度的」政策調控，只能使經濟震蕩加劇。所不同的，只是表現時間的早晚問題。 2．當前經濟運行的特徵 迄今的中國經濟是大量結構性矛盾與周期性矛盾交錯、重迭的時期，是大量歷史問題累積的時期。例如，在原有經濟結構問題尚未解決的情況下，前兩年為了克服美國危機的影響，中國與世界「同舟共濟」，方向是對的，但是在操作上投放了過量的貨幣。過度的投資在加劇原有結構矛盾的同時，自然進一步推動了經濟周期趨熱的特徵。又如，在一定意義上主導著中國經濟增長的房地產市場，本來就存在長期以來自身嚴重的市場結構問題沒解決（如廉租房建設滯後），2009年初以來，房市調控方向的變化和政策的反覆，又放大了周期性的泡沫壓力。再如，在我國消費增速不能儘快提高的情況下，危機復甦中曾採取的一系列穩定經濟增長的政策，儘管強調了民生和消費的支出，但在量級比較上，多半還是採用了多年習慣的鼓勵投資和出口的政策。其結果，往往是伴隨著美國等國經濟復甦中的反覆，進一步使中國經濟結構性與周期性矛盾的交錯，更趨於複雜化。 結構轉型時期物價上升的壓力，恰恰遇到明顯的經濟周期特徵的影響。本來從趨勢看，中國的物價正處於一個相對溫和上漲的時期。也就是說，當前的中國經濟即使沒有美國兩次量化寬鬆貨幣政策的影響，沒有前二年貨幣刺激政策的影響，自身人口優勢的逐漸減弱，工資成本的逐漸提高，資源價格的改革，以及結構調整中增長動力正由可貿易行業向不可貿易行業的部分轉移，會引起整體生產效率的下降，這些因素都會引起物價總水平的上升。但是「下雨偏逢房屋漏」。此時正好加上美國貨幣大量放水的影響，引起了全球大宗商品價格的動蕩和上升，形成了我國物價上漲的輸入型因素；以及前二年我國自身「天量貸款」的刺激，必然造成PPI和CPI上升加快的壓力。由此可見，這些結構的、周期的，國外的、國內的因素，綜合形成了當前我國物價上漲的壓力（當然，仔細分析，還有近期的氣候因素、物價統計中的翹尾因素等）。因此可以說，即使在國內、國外周期性貨幣因素減弱後，伴隨著中國經濟結構轉型的一個較長的時期，物價問題將始終是一個必須關注的重大問題。 除以上兩個特徵之外，近幾年出於宏觀調控困境而無奈出台的一些行政性措施，又扭曲了市場的信號。這些措施在暫時部分解決了宏觀調控目的的同時，卻積累了不少新的問題，為中國經濟進一步的市場化結構調整，增添了新的壓力。這又需要通過進一步的深化改革才能得到妥善解決。 二．面對當前的經濟困境，應該怎麼辦？ 從經濟邏輯說，針對前兩年多投放的貨幣（不管是由外匯占款原因還是其他原因引起的），即目前高達76萬億元的過度的貨幣存量和最近物價上漲的壓力，毫無疑問，理應緊縮貨幣；針對危機後全球需要的減弱、中國自身過度投資的不可持續，要追求中國經濟未來持續穩定的增長，只能加快消費的增長。但是，貨幣緊縮後，消費增速一時跟不上，或者，消費的增速不能及時填補出口與投資增速的下滑，其結果，必然是經濟增速的下滑。因此這時市場上產生「硬著落」的擔心和對宏觀政策「轉向」的期盼，也就不足為奇了。 面對這種局面，怎麼辦？作者認為，在決擇下一步的宏觀政策前，必須釐清以下三點認識： 第一，什麼叫「硬著落」？相對2007年12%的GDP高增長，或者說相對去年10.7%的增長，今年增速如果減少1-2個百分點，是否就是「硬著落」？最近市場上對「硬著落」的議論較多，但對此並沒有作出明確的定義。作者認為，經濟增長減速多少本身，並不能足以解釋是否「硬著落」。在中國目前，觀察是否「硬著落」，關鍵看兩條：即當採取宏觀緊縮政策後，經濟增速出現放緩，一是是否直接影響了社會的穩定（包括因為失業率的提高）？二是是否直接影響了整個金融體系的穩定？只要整個金融體系是基本穩定的（個別小金融機構經營困難是自然的市場現象），社會是基本穩定的，就不必擔心「硬著落」。由此意義上也可以說，是否「硬著落」，實際上不能僅僅看貨幣政策的鬆緊程度，還要看對失業人群的再就業、失業保險、失業救助、社會保障等各項財政政策的落實情況。 第二，如何理解「今年宏觀調控的首要目標是調控物價」？毫無疑問，把調控物價作為今年宏觀調控的首要目標，既有利於解決周期性問題，也有利於解決結構性問題。但是如前所述，由於物價問題的複雜性，既使通過這輪貨幣的緊縮，物價上漲中的貨幣性因素減弱後，今後由結構調整、價格改革和工資上漲等因素引發的物價溫和上漲，仍會持續一個時期。因此，政府決策和市場應對此要有個平和的心態和政策上的準備。即面對可能出現的溫和的物價上漲，政府需要及時出台政策，以重點幫助低收入群體確保實際生活水平的不下降。唯有這樣，才能實現物價溫和上漲時期中國經濟結構的調整。 第三，具體怎麼掌握「穩增長、控物價、調結構」的關係？三者之間，誰主誰次？誰先誰後？這在西方經濟學中根本找不到理想的答案。唯一的答案，中國仍應延續自身過去30年改革開放取得「人類經濟奇蹟」過程中的主經驗、主旋律，即要處理好改革、發展、穩定三者間的關係。把握好調控與改革的力度，講究各項政策的平衡藝術，這是對中國政府決策的最大挑戰。同時也要樹立信心，因為比較過去特別是上世紀的八、九十年代，已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中國，今天比以往任何時候，更有物質條件和財力基礎，能較好地掌握三者間的相對均衡。 在具體行動上，去年底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已明確指出：轉變發展方式，是科學發展的主題。加快結構調整，是轉變發展方式的主線。那麼，當前中國最大的結構問題是什麼？作者曾在2009年提出，在危機後經濟全球化的新階段，面臨外需的減少，中國經濟要想繼續保持持續的高速增長，必須是擴大內需特別是擴大消費，加快推進大國經濟體以大國消費為主導的結構調整。然而，中國迄今為止的增長模式、政策框架、執政經驗及其最後體現的經濟結構特徵，都是與原來保持兩位數高增長及其路徑相吻合的，應該說，這本來也是有其一定的合理性。但是，現在情況發生了變化。面臨新的經濟局勢，過去曾有效的政策框架和部分的執政經驗，已難以培育結構轉型要求下消費主導的新增長動力源。而且在這一輪宏觀調控下，原來高漲的「房地產市場---土地財政」的增長軌跡，已使各地方財政捉襟見肘，難以支撐或根本無暇再去培育消費增長的新的動力源。一個明顯的跡象是，當眼下貨幣稍緊，經濟增速稍有下行，社會相關方面已承受不了。因此，如何培育新的增長動力源？靠各級政府原有分配投資資金的政策框架與經驗，肯定不行。必須靠市場去解決。政府必須「往後退」，逐步減弱行政措施的作用，「放手」市場。因為市場的形成有利於結構調整。要進一步促進市場的形成，必須深化資源價格改革、財政改革、社會融資體制改革和以行政審批為主的各項行政管理體制的改革。在保持社會、經濟基本穩定的前提下，通過改革改善宏觀調控，通過培育市場促進結構轉型，這是當前在發展方式轉變中，正確處理改革、發展、穩定三者關係中所必須予以充分關注的。 三．下一步政策應如何改善？ 根據目前的制度現狀，進一步的政策改善應貫徹以下三項原則： （1）任何政策的出發點，可以從解決短期問題出發，但應儘可能落腳於有助長期問題的解決。具體說，短期政策的設計要能銜接長期結構轉型的需求，即兼顧周期性和結構性的特徵，為未來政策留下空間。對於臨時調控急需而無奈出台的一些行政措施，應在盡短的時間內以市場的、法律的手段取代。（2）要明了，已在33年漸進改革軌跡上快速航行的中國經濟，「漸進改革」與「快速航行」這一特點本身，決定了多年歷史積累的現實困境是錯綜複雜的，因此在今後政策選擇中，不要指望在短期內能找到諸如「人民幣升值」等某一種西藥，包打天下、包治百病。中國問題的解決，既需要「只爭朝夕」，又需要繼續採取能體現現行「漸進」特徵的多味中藥方，選擇兼顧長短期問題、包括以市場手段為主，配以適當行政措施在內的一整套工具箱。（3）由於是包括多種政策在內的「工具箱」，因此防止多政策間效應的相互「抵銷」和「過度」迭加，評估並講究各項政策的綜合效應、遠比選擇某一政策工具更重要。以上三點是政府在解決當前經濟困境中進一步改善調控政策的關鍵，也是考驗政府經濟執政能力的關鍵。 具體的政策改善包括農業、貿易和區域發展等多個方面。在事關今年下半年及明後年宏觀經濟在總量調控力度的把握方面，必需充分關注以下若干政策。 1.今後幾年必須始終堅持穩健的貨幣政策方向 在中國當前貨幣深化速度減緩的大背景下，如何逐步消化已存在於市場的近76萬億的巨大貨幣存量問題，這是今後幾年貨幣政策的頭等大事，也是事關能否保障今後物價基本穩定的一項大事。由於存款準備金率等「對沖」力度的變化與M2的增減有一定的替代關係，因此今後貨幣的調控不能簡單套用過去貨幣增長的經驗公式，甚至在今年下半年或明後年，M2的增速也不能簡單參照去年下半年或今年的調控目標。今後一個時期，適度偏緊（相對於包括今年在內的過去三年），或者說穩健的貨幣政策，是既有利於周期性矛盾的解決，也有利於經濟結構的調整。因此需要繼續運用公開市場、存款準備金等的常規手段，不斷對沖現中國經濟增長模式下「不合理」的貨幣增量；基於防止輸入型物價上漲因素和國內經濟的內在需要，繼續保持人民幣匯率一定彈性的原則；在市場上各種實際利率已大幅上浮的現實下，應逐步使基準存款利率轉負為正；在發展人民幣離岸市場的過程中，把握好資本賬戶開放下的資本管制力度，繼續防止「熱錢」的衝擊。 2.細化、改善對中小企業特別是小、微企業的支持力度，是確保這輪宏觀調控能否最後成功的關鍵。 在中國目前體制下，總量政策偏緊後必然會暴露中小企業融資難的問題。經過這幾年的政策改善和努力工作，中小企業特別是小、微企業的融資數量已有較大幅度的提高。儘管如此，在這輪調控中能否做到進一步加大對中小企業特別是小、微企業的支持力度，仍然事關調控全局。歷次調控表明：其實中國經濟調控的難點不在於總量力度上的把握，而在於結構政策上的把握。當前要真正解決好中小企業融資問題，重要的已不是各級領導的認識問題，也不是缺乏領導的要求和布置，而是需要深入基層、深入市場，進行制度細節的調研，急需對社會穩定有決定性意義的中小企業特別是小、微企業的「養命錢「融資，網開一面，在貸款調控總量不變的前提下，放鬆對中小企業特別是小、微企業的貸款限制，提出具體可操作性的管理細則。作者調研時間有限，在此提出不成熟的建議： （1）鑒於村鎮銀行資本金普遍低於1億元並不宜過大的成立初衷，建議對村鎮銀行信貸規模按存貸比而不是按資本金進行限制，而且不允許以「內部口頭」的方式進行調控。 （2）在按有關規定對小貸公司進行分級評定的基礎上，對評級優良的小貸公司，一律放開槓桿率比率50%的上限（普通工商企業的負債率還可以為7%），支持其適當放大貸款規模。 （3）建議將小貸公司向銀行借款專門用於實業投資的，可視作同業拆借，不佔銀行貸款規模。 （4）對中小企業經優質擔保公司擔保發行的有真實貿易背景的商業承兌匯票，採取鼓勵政策，支持商業銀行予以貼現，可不佔銀行貸款規模。相應人民銀行應將其與銀行承兌匯票同等待遇，予以再貼現支持，以促進中小企業的生產貿易活動。 （5）有關管理部門應對各商業銀行每年新增貸款中支持中小企業特別是小、微企業的份額，應按照不同類型銀行，分別規定一定的比例。對超過一定比例的，可進一步下浮存款準備金率，年底還可酌情追加貸款規模。 （6）支持中小企業在銀行間市場發行集合債券（不面向自然人），利率隨行就市。並將集合債的審批許可權下放各地人民銀行，縮短過去長達六個月的審批期限。 （7）允許並鼓勵各商業銀行，對小、微企業的貸款資產開展買賣、轉讓業務，釋放其貸款規模限制。 （8）大力鼓勵各商業銀行在小、微企業融資方面的各類金融創新，包括建立適合小、微企業特點、區別於大中企業的貸款風控體系；在確保風險控制前提下，大力鼓勵對小、微企業開展無質押、無擔保的貸款等。 3.在貨幣政策適度偏緊的環境下，財政政策應積極，唯有這樣，才能真正推動結構的轉型。 作為總量政策的貨幣政策，對結構轉型作用有限。結構能否轉型，財政政策是關鍵。而且貨幣政策能否堅持適度偏緊、穩健的政策，同樣需要財政政策的配合與支持。目前總的看，中國相比歐美諸國，在巨大GDP體量基礎上的快速增長和加上國有資本預算後廣義的財政收入佔GDP如此之高的比例，財政政策理應而且完全可能在結構調整中發揮更大的作用。因此下一步的財政政策，一是應該採取更加「積極」的態度，二是應該加快財政自身支出結構的改革。只有進一步改善財政政策，才能真正確保中國經濟結構的轉型。 為擴大更趨積極的財政政策的收入來源，首先應將國有資本預算和年度財政預算統籌考慮。在堅持國有資本IPO資金按比例劃撥社保基金、提高國有股份分紅比例的同時，急需明確國有資本預算管理的原則，在體現國家對部分行業相對和絕對控股的戰略原則基礎上，實行國有資本「有進有出」，而不是國有資本「規模越做越大」的管理原則，深挖財源，擴大財政收入。 在支出結構方面，必須擴大結構轉型時期城鄉低收入群體的各種補貼支出，擴大失業人群再就業技能培訓的財政支出，特別是面對今後 物價溫和上漲的局面，應留出足夠的財力支出安排。在擴大社會保障、醫療、教育改革支出的同時，確保收入分配改革中各項必要的補貼支出。進一步加大補貼、擔保、減稅等支持力度，在支持小、微企業、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的同時，大力支持國內消費及服務經濟的發展。抓緊布置研究在理順中央與地方事權基礎上的稅制和轉移支付的制度安排，徹底解決「土地財政」問題。 4.作好短期行政措施和長期市場機制的制度銜接準備，堅定不移地把房地產市場引向健康發展的道路。 房地產市場調控不僅是當前宏觀調控中最「糾結」社會人心的一個領域，也是中國整個經濟社會能否步入良性發展軌道的關鍵領域之一。同時，目前房地產市場暴露的問題已經集中了當前中國經濟結構性和周期性的一系列矛盾、問題。因此，必須始終不渝地堅持加快社會保障房建設、堅決打擊投機炒房的原則，把房地產市場引向以消費品為主導的健康發展方向上來。若這次調控半途而廢，在目前高通脹預期下，房價將成脫韁野馬，政府將嚴重失信於民，宏觀經濟真有可能徹底陷入海外的悲觀預期中。 因此政府在房市調控目標上，短期內，可以著眼於房價，長期看，一定要著眼於形成長效制度。要確立政府的長期調控方向不應是調控房價的理念。具體到當前的調控策略，應是一邊堅持暫時的行政措施，一邊抓緊有利於中國房市健康發展的長效制度的研究和政策儲備。面對歷史多年積累的大量問題，調控既要堅持方向、明確信號，又要講究策略，作好準備，再花1-2年的時間。要把握節奏，擇機做好短期行政措施的退出和長期稅收、市場及其他法律制度出台的銜接。要防止因在短時間內集中解決多年累積的歷史問題，而致使出現社會、經濟難以忍受的劇烈震蕩。為此： 為了精確打擊產生於交易環節的投機行為，與其上房產稅（自然也應該逐漸細化、完善），不如重點先推出高額累進所得稅。選擇適當時機，在統一上海、重慶不同的房產稅，在淡化、統一35個城市不同限購政策的同時，推出高額累進的交易所得稅。 在理解投資人在目前市場貨幣多、買房保值心情的同時，政府應學習德國、法國經驗，儘快出台以重點保護承租人利益為主的「房屋租賃市場管理條例」，控制租金的過快上漲，提高空置房的使用率。 在確保社會保障房資金方面，除了繼續給地方政府施加一定壓力、迫使其少搞項目之外，應通過各種財政、金融手段，刺激、鼓勵社會多方力量，多管齊下，創新資金供給機制。中國當前流動性，只要政策到位，應不缺建設資金。 土地財政問題事關重大，中央政府必須拿出勇氣，結合財政改革和國有企業資本預算改革，通盤考慮稅制改革。今後中央財政的轉移支出，必須也僅僅是以公共財政、事關民生的支出為限，確保地方財政支出的規模。 改變國企必須退出房市的強行行政規定，改為對有相當多餘資金從事房地產開發的國企，政府從國資所有人的角度，一律對其另行提高分紅比例或依法抽撤其投資資本。 5.通過輿論等監管，協助國務院落實「新非公36條」。 國務院2010年制定的「新非公36條」，既是確保結構轉型的一副良藥，也是消化目前民間過多資金、擴大內需特別是支持中小企業投資、發展服務經濟的一項重大舉措。但是目前的現狀是雷聲大、雨點小，始終難以全面落實。為此，國務院應支持全國人大或政協，加強監督，或開展網上逐條討論，鼓勵輿論監督，督促政府有關部門，對照研究落實措施。當前可能唯有這樣，才能儘快提高執政效率。 6.實事求是，精細處理好地方融資平台的風險。 處理好地方融資平台的債務風險，是確保今明兩年中國的銀行體系不出事的關鍵。要解決好這一問題，一是必須要發揮地方政府和銀行的兩個積極性，做到對每個項目債務進行實事求是的精細分類，區別不同情況，應償債項目公司只要能提供符合市場條件的償債方案，銀行應儘可能滿足其後續融資或展期還本息。各地情況千差萬別，貸款期限不一，在這方面絕不應採取簡單「一刀切「的限期整頓政策。二是政府有擔保的，必須按照1995年《擔保法》依法嚴肅處理，不能下不為例、破壞法律的嚴肅性。三是可以允許地方政府發債籌資償還銀行貸款，但必須規範發債行為，發債主體要編製獨立的資產負債表。符合發債條件，尚可發債。四是最後不管以各種方法處置，政府都要作好最終風險埋單者的準備，絕不能在債務信息不透明的情況下，通過資產證券化等形式，將風險傳遞到自然人。五是對實在無能力償還債務的地方政府，允許以債轉股、出售股權、資產重組等方式償債，也可迫使地方政府以出售其控股的實業、賓館、金融機構股權籌資償債，同時可吸引、消化民間大量遊資。 7.加快外匯儲備戰略性、多元化運用，嚴堵「熱錢」的流入。 這同樣是確保境內貨幣穩定、完成今年宏觀調控首要任務的一項重大事情。解決以後的外匯儲備增量，主要靠改變發展方式諸項政策的調整。對歷史積累的巨額存量問題，首先要看到，這是經濟全球化史上一個特殊歷史時期的產物，也許是史無前例、空前絕後的。這既是苦惱與挑戰，同時又是重大的歷史機遇。因此國家應儘快成立「海外投資委員會」，瞄準2020年甚至是2030年中國經濟崛起所需的各種物資與資源，集科技部、工信部等若干部門智慧，共同謀略加快外匯資金的用途，減少純金融資產的運用比例。同時大力支持有條件的非政策性金融機構、企業甚至個人購匯，予以海外運用。這可在減少國家外匯儲備的同時，減少市場上貨幣，減輕國內通脹壓力。在這方面，當前重要的是，有關部門應儘快提高工作效率，制定具體可落實的制度。當前嚴堵「熱錢」流入，儘管困難重重，成本不小，但是這仍是我國金融漸進改革過程中一項必然政策，也是確保當前國內經濟穩定的一項重要政策。應參照其他新興國家曾行之有效的做法，擇機對外資流入建立無息存款準備金制度和預徵稅制度，以對「熱錢」形成威懾力。 四．最後的結論：樂觀派與悲觀派 IMF不久前曾預測，按照購買力平價測算，中國經濟到2016年，總體經濟實力將趕超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對此應看到，這是長期預測。就長期而言，應對中國經濟持樂觀態度。作者在今年5月12日摩納哥的德勤全球投資者論壇上曾指出：「中國經濟短期內正處於困境之中。但是可以說，對於仍具有強勁增長潛力的中國來說，能看到問題，就意味著問題已經解決了三分之一。」「因為過去30年的歷史同時能證明，經過痛苦的摸索，仍然能找到解決問題的道路和方法。因為中國增長的決定性因素沒有變，即中國增長的大周期還在延續，享有30年改革開放好處的中國人，仍然在孜孜不倦地追求改革開放。」 然而，準確預測美國2007年危機的「末日博士」、美國教授魯比尼不久前又預測，中國經濟將在2013年出事。對此應看到，這是基於中短期的預測。中國經濟目前確實正處於結構問題和周期問題膠著的轉折關頭，如果政府拿不出一套清晰的對策，並能予以有效的執行，魯比尼的預測確實是一個不可輕視的警告。 總之，我們對中國經濟應保持長期的樂觀，但又不能盲目樂觀，特別是在中短期內，確實困難重重。出路在於趁當前宏觀調控正出現較好勢頭之時，堅持政策的穩定性，同時加大前瞻性、針對性的調控力度，對結構轉型拿出真正的戰略勇氣、堅定的決心和一整套讓市場看得清楚、並讓市場充分相信的、長短期相結合的政策措施。對此，全國上下也應該有信心，因為經過33年改革開放積累的中國經濟實力，提供了拿出一套政策措施的財力基礎。 夏斌（作者根據2011年6月10日FT中文網在青島召開的論壇上的演講內容整理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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