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教育的雙子星：胡適與陶行知

在一些評介陶行知的文章中，為了突出陶行知「黨外布爾維克」的形象，強調其革命進步性，常常把胡適拖出來作對比，以胡適的「反動」反襯陶行知的進步，給人以兩人「水火不相容」的印象。其實，這種主觀褒貶，偏離了歷史真實，是對人們的一種誤導。我們需要回歸歷史，實事求是地分析胡、陶兩人的某些歧見，對胡適、陶行知的貢獻作出客觀的評價。

在哥倫比亞大學，陶行知（右一）與胡適（左二）合影。

胡、陶之同

胡適和陶行知這兩位中國現代文化教育界的大名人，一個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領袖人物，一個是創造「生活教育」理論和為平民教育作出巨大貢獻的人民教育家。他們同處在中國大動蕩大變革的年代，同年（1891年出生）、同鄉（都是徽州人，一個在徽州績溪上庄，一個在徽州歙縣黃潭源）、同學（胡適於1914年考取庚款留美生赴美學習，1914年9月入哥倫比亞大學；陶行知1915年9月也進入哥倫比亞大學師範學院；同師，兩個人同時師從美國教育家杜威）。不僅如此，這兩個年青人在當時都有一顆立志報效國家的火熱之心。胡適出洋，想學習西方文明，「做一個科學的農學家，以農報國」；陶行知則立下心愿：「我是一個中國人，要為國家作出一些貢獻來」。在大力宣傳和推介杜威教育思想方面，胡適和陶行知都是非常積極的。1919年，陶行知、蔡元培、胡適等人，以江蘇教育學會、北京大學、南京高等師範等五個文教團體的名義邀請杜威來華講學。1919年4月底，胡適和陶行知一同赴上海迎接杜威夫婦，此後兩人陪杜威往南京、上海等地，歷十四個省市，兩年中他們分別為杜威200多場演講擔任英文口譯。陶行知在這一期間，在《時報·世界教育新思潮》上發表了《介紹杜威先生的教育學說》，還為此後出版的《杜威先生在華講演集》作了序言。而胡適則先在上海演講中介紹「杜威博士的實驗主義」，後又連夜寫成《杜威與中國》，為杜威結束在華講學作送行。胡適在文中極力推崇杜威實驗主義哲學，認為這是自中國與西洋文化接觸以來，外國學者在中國思想界影響最大者。認為杜威是人格之楷模（1）。當然，這兩位杜威的得意門生，胡適在此後是著重對杜威的實驗主義哲學作了闡發和宣揚，並結合中國背景作了發揮；而陶行知則是著重將杜威的鄉村教育理論結合中國實際進行了創造性的改造和實踐。

1919年杜威訪華時合影。前排左起:史量才、杜威夫人愛麗絲、杜威；

後排左起:胡適、蔣夢麟、陶行知、張作平。

陶行知和胡適這兩位同鄉同學，在當時許多觀點是一致和相似的。胡適主張開放女禁，大學招女生，陶行知則在南方辦校就直接付之於實踐，首開學校招女生之先例。胡、陶兩人都主張作新詩，都大力提倡白話文。1919年，陶行知在南京高等師範，發函邀請胡適南下講課，講白話文文法，邀請汪原放介紹新式標點。1920年5月14日，陶行知寫信給胡適，要胡適一定在暑假到南京為暑假學校講講《中國古代哲學史》、《白活文法》，他說「我並且要為你找一個適意的地方居住，包您可以讀書休息，包你可以免除一切無謂的應酬」。同年5月28日，陶行知又再次致信胡適，希望胡適來後多留幾天（2）。

1922年4月25日，陶行知、胡適一起，和當時教育界名人李大釗、蔡元培以及王寵惠等十六人聯名發表了胡適起草的《我們的政治主張》宣言，要求有一個「好政府」，表達對中國時局的關切。

在《胡適手稿及秘藏書信》第36冊，收有陶行知給胡適的30封書信手跡，在信里，陶行知對胡適談杜威來華的安排，談邀胡適到南方講課的安排，談皖省教育、徽州歙縣等地的教育和教師的情況，談「庚款」問題，談胡適的身體和休養，談徽商工廠的經營問題，信中還談到「胡太太」送的玩具，小孩「如得奇寶」那樣的高興。這些信，比較真切的反映了胡、陶二人的同學情誼。

而最能體現胡、陶二人「情意相融」的是關於陶行知更名的趣話。陶行知原名陶文俊。在研習了王陽明「知行合一」學說之後，陶行知認為「王學」很有意義，為表對「王學」的推崇，1911年他更名為「陶知行」。後來留學回國，結合杜威教育哲學，陶行知提出了「生活教育」、「教學做合一」，開始發現王陽明的「知行觀」不符合唯物主義的認識論。1927年6月3日，他在曉庄作《行是知之始》的演講時，明確指出：「陽明先生說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我認為不對」。提出「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把王陽明「知行觀」翻了一個筋斗。當時有人就質疑陶行知名字叫「陶知行」，「名不符實」，正在陶為此也有些思索的時候，胡適1927年5月游美回國，在上海和徐志摩辦新月書店《新月》月刊，從事寫作和講學。「兩人交往默契」。1928年3月胡適受聘任上海中國公學校長，次年發表了《知難，行亦不易----孫中山先生的「知難行易」說評述》，其觀點和陶行知一致，言論互為支持。由於胡適發表《新文化運動與國民黨》，批評國民黨為「反動派」，於是遭到了國民黨文人的筆墨圍剿，在胡適心情不快的時候，他的績溪老鄉上海汪裕泰老闆汪惕予（杭州西湖汪庄別業的主人）設宴為胡適開懷。請了蔡元培、蔣夢鱗（當時國民黨教育部長）、陶行知、徐志摩、梁實秋（胡適語：徽州女婿）、葉公超等陪同，請其侄胡樂豐款待。據胡樂豐事後回憶，當時在宴會上，大家先恭維胡適從「整理國故」到「研究和尚」，其成績和貢獻，以任何乾嘉大師、民國巨儒來平列互比的活，都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說胡適的《菏澤大師神會傳》在中國佛教研究史上有始創性功勛。接著，大家重點議論起「行與知」的議題，都認為「行是知之始」，「實踐出真知」，「實踐是檢驗真知的唯一標準」。蔣夢麟則規勸胡適北上教書算了，不必在上海打筆墨官司，省得多淘氣惱。胡適酒過三巡，潡情地建議陶行知說：你我同庚，又是同鄉，同校同學，更受業於杜威，又是同師。你的思想觀念也早已叛逆了陽明之說，你「知行」這個名字是否可以掉過頭來，稱呼「行知」了呢？我提倡寫白活文，也有人公開罵我名「適之」，「名不符實」。講我「不懂之、乎、者、也、矣、焉、哉」，只知教授「你、我、他、得、的、地」，是誤人子弟。我乾脆把「之」字去掉，叫胡適。你不是也有人講你「名不符其實，掛羊頭賣狗肉」嗎？固然名字只是一個人的符號，它與一個人的思想觀念沒有什麼關係，但是省得人喜歡吹毛求疵，開你的玩笑。在席間大家聽了胡適這些話，都拍手叫好，認為這是陶先生對胡先生的支持，而且也是表白自己名符其實的最好行為。陶行知聽了，也高興地仰天大笑。毅然點頭表示了認可。宴會不久，陶行知在7月把《行是知之始》演講稿整理成文，刊於《鄉教叢訊》第三卷第十二期，並廣告友人，將「陶知行」從此更名為「陶行知」，用行動表達了他和胡適在認知上的配合默契。

1930年胡適離開上海北上前夕，陶知行特地在上海租界上一家徽菜館內定了胡適最愛吃的徽州家鄉菜「一品鍋」，悄悄盛情地為胡適餞行，徐志摩夫婦作陪，席間臨別贈言：「這樣的世界，知己朋友應該以同懷視之！」大家共勉：「一定要為繼往開來，震古鑠今的經典文化教育不付諸闕如而努力」（3）。

徽州名菜 績溪一品鍋

胡適和陶行知兩人還有一個重要的共同點就是對家鄉徽州濃濃的故鄉情和故園愛。陶行知在1927年寫有「給徽州同鄉的公開信」，裡面熱情地謳歌「我們徽州，山水靈秀，氣候溫和，人民向來安居樂業，真可謂之世外桃源」，是東方瑞士，要求徽州人起來為全徽州作一個通盤的籌劃，建設和保護徽州萬年不拔之基，「不辜負新安大好山水」，造成一個讓世人羨慕的新徽州。陶行知對徽州家鄉的風情民俗、人文歷史有著深刻的理解和強烈的感情。1923年春陶行知游南京牛首山，寫了一首詩送績溪的同伴，他在後記中寫道：「吾鄉稱績溪人為績溪牛，人以為侮辱，我以為尊敬。因為牛是農家之友，沒有牛，我們哪裡來的飯吃呀？」（4）這年9月，陶行知又將從八達嶺下購得的一塊長城磚作為特殊禮物贈送給徽州家鄉的隆阜省立第四女中，對徽州家鄉的平民教育充滿厚望：「我們徽州的土產本來不錯，你看朱晦庵、江慎修、戴東原諸位先賢，那一位不是土產」？「譬如茶葉是家鄉的土產，我們徽州人是沒有不喜歡喝徽州茶的」。 至於胡適對故鄉徽州的摯愛，則早已給世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童年胡適在徽州績溪上莊家鄉所受的教育，讓他詺記一生。無論是出洋、當大使，還是往各地講學，胡適都常把「我們徽州……」掛在嘴邊，放在心上，「徽州粿」、「一品鍋」是他經常賣力推薦的「徽州土產」。胡適用了近二十年的學術時間為戴東原「《水經注》學術冤案」平反，固然最主要的是要給國人一個考據學方法的鍛煉，反對以主觀臆見殺人，強調完善法理，但其中亦有「鄉誼」成分在內。胡適給績溪老鄉先後題詞「我們是徽駱駝」、「努力做徽駱駝」，對於徽商在「大徽州」所作的歷史貢獻非常仰佩，他還從中國歷史演進的角度肯定了「商」的歷史進步作用。特別是上個世紀四十年代發生的婺源的十年「回皖運動」，胡適積極介入，這是一種濃濃鄉情的流露。事後胡適回憶：「徽州的婺源，是朱夫子的祖居地」、「婺源一縣三面突出，戰前為了『剿共』方便起見，把三面突出的部分劃給了江西省，可是全徽州的人都不願意，一直鬧到復原之後國大代表開會時，徽州同鄉會作好呈文要向蔣先生情願，我說『給我吧』，我交給國大主席團代表張厲生，那時張厲生是內政部長，他就照辦了」。胡適說，把從來就屬於徽州的婺源強行劃入江西，「這是帝國主義的做法」，「徽州人豈肯把朱夫子的祖居地劃歸江西？他們還把二程先生的祖先還算是徽州人呢」。（5）

1958年以後，晚年的胡適在寶島台灣，鄉愁日濃，一首「我從山中來，帶來蘭花草……」的校園歌曲流行兩岸，人們從中可以窺見績溪上庄胡適故居里那些徽州木雕蘭花草，已經在遊子胡適腦海中深深紮根。晚年的胡適，身處台灣南港，常常談起徽州山地的自然環境，回憶徽州家鄉的民俗風情，講徽州方言「大概和浙江同一個語言系統，浙江的水源是從徽州來的關係」。胡適和人談「徽州朝奉，自家保重」，談朱夫子、二程、戴東原，談徽州鹽商，談徽州程、汪二姓的繁衍發達，分布四方，談徽州人的勤勞儉樸。他還多次表示，在寫自傳的時候，將要用一大章寫徽州的背景。胡適在家裡專門用徽州家鄉的「徽州塌粿」招待徽州同鄉蘇雪林的時候，還特別從「徽州塌粿」談到了當年徽商「十三四歲，往外一丟」的艱苦創業歷程。

前排左三蘇雪林左四胡適。

胡適和陶行知都受過中西文化的熏陶，他們表現出的對徽州家鄉的摯愛，其實都是出於他們對徽州這片神奇土地所產生的舉世矚目的「徽州文化」的深刻理解。他們都早已看到，徽州文化作為中華傳統文化中的特色地域文化，不僅蘊積豐厚，而且和中華國學關係非小。他們對徽州故鄉的摯愛，絕不是一般的「鄉曲之心」。

平心論異

無庸諱言，胡適和陶行知，雖為同庚、同鄉、同學，但各自的家庭生活環境不同，師從杜威後，對杜威哲學和教育思想的點不同，特別是留學回國後，各人的人生經歷、事業發展的空間和環境不同，因而兩個人雖在一些國家重大歷史事件中有會合、有融洽，但也產生過一些隔膜和歧見。平靜地客觀地了解和分析胡適和陶行知交往中的相遇、歧見和碰撞，對還原歷史真實的胡適和陶行知，不無益處。

1926年，胡適是赴歐參與英國「庚子賠款」處置的中國委員會三個委員之一，國內不少人反對當時所擬定的英國「庚子賠款」處置辦法。這年3月27日，陶行知和凌冰等致信胡適，也表示了反對的態度。胡適於4月23日複信，將有關情況向陶行知作了解釋。胡適在信中說：「有許多問題，此時不曾到可以正式發表的地步，我用私人名義寫信說出，比較自由些」。胡適表示，他也是主張「退還」的，不必擔心中國委員會會損害國家利益。胡適說：「我們三個中國的委員雖無他長，至少有一點可以與國人共見，就是都肯細心考慮，為國家謀永久利益，都有幾根硬骨頭，敢於秉著公心對國人、對外說話」。「深盼得你們和北京各位朋友的指教與幫助」。（6）

據黃艾教授對胡適與陶行知交往情況的考證和分析，胡適和陶行知在上個世紀二十年代一直能配合默契，有深厚交誼，這是因為他們留洋學成歸國以後，都有一番「教育救國」的雄心壯志，都想為苦難的祖國找出一條復興之路。因此，他倆同心協力，竭力為杜威教育思想在中國的傳播鳴鑼開道，一起倡導「工讀互助團」，一起草擬合譯《中華教育改進社簡章》，一起籌辦「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一起進行「平民學校實地試驗」。在1922年4月至5月的《胡適日記》中，就有兩人親密交往的不少記載。胡適起草《我們的政治主張》宣言，想邀幾個「好人」加入，陶行知首先成，並擔保王伯秋亦可加入，當時他們的政治觀點一致，是「很知己的朋友」（7）。黃艾仁認為，過去在極左思潮的影響下，一般研究者對此往往是略而不談，採取迴避的態度，無疑這是不切實際的。陶行知對胡適有生活上的真情關心，1923年勸胡適到廬山療養，有兩人互相支持開展平民教育活動的許多實例。陶行知還對胡適作為中國八名代表之一出席美國「萬國教育會議」非常同和器重，指出「兄在中國代表中所佔地位，很關重要」。陶行知也明確肯定了胡適「整理國故」的觀點，認為「胡適整理國故，最有見地，他所著的《中國哲學史大綱》雖然只成三分之一，已是不朽之傑作」（8）。黃艾仁也分析，陶行知與胡適在教育問題上，著眼點不同，胡適專註要在中國創辦一流大學，著眼於「提高」；陶行知則主張從當時中國社會現實出發，推行鄉村普及教育，著眼於「普及」，雖有一些想法上的分歧，但都在思考中國教育的推進。他們終極的目標，都是為國富民強振興中華，不存在不可調和的矛盾。

在全民抗日戰爭時期，陶行知受命到歐美各國宣傳中國抗日，遊歷２６國，進行國民外交活動。而在這個時候，作為中國駐美大使，胡適充分利用他在美國上下各界的影響和關係，積極宣傳抗戰，爭取各方面人士對中國抗戰的同情和支持，他到處演講，直到累壞身體。他是在努力實踐著自己「當了過河卒子，只好拚命向前」的誓言的。1937年胡適和陶行知在美國相見，陶行知10月給胡適的信中說：「這次在華盛頓相見，很為高興，只因時間不足，不能暢談，最是遺憾」（9）。可見胡適和陶行知都在同心努力為國出力。有人說胡適在美國當大使，抵制陶行知進行國民外交，不成陶行知的抗日宣傳。不知這些說法有什麼事實依據。

駐美大使胡適向羅斯福總統介紹中國

我們可以追溯的事實是，1938年陶行知在為《世界教育年鑒》（哥倫比亞大學編）撰寫《中國篇》的時候，還不止一次地肯定了胡適的貢獻，陶行知寫道：「現時影響中國教育的所有各種力量之中，中國的文藝復興所發生的影響最為深刻，這個運動的領袖人物胡適博士和陳獨秀先生宣稱：文言已經過時，白話乃是合法的繼承者」，還說：「當胡適博士於1922年在中華教育改進社濟南會議上宣讀他關於講授中文和中國論文時，第一次喚醒了全國人民的注意，覺得需要改革這門學科的教學法」。揚胡適是改革教授法的「主要倡導者」。直到1941年，陶行知還給胡適寫過信。說明胡適和陶行知從1915年同學之後，20多年一直沒有中斷過交往。這中間，他們的確在「庚款」處置問題上，在白話詩寫作方面，在對中國社會病根的看法上，等等，有過不同甚至相左的看法，評析這些不同意見和分歧，必須依據當時的社會歷史背景和具體事件的相關情況，客觀平心而論，不能有「革命」和「反動」的主觀先入之見。比如陶行知《另一看法》、《飛行有感》等一些新詩，其實是對胡適那段時間和蔣介石政府走得太近的一種不滿的流露。而1937年在美國，陶行知在雲哥華中華學校朱廣煒處看了胡適《秋柳》詩，「但見蕭蕭萬葉摧，尚余垂柳拂人來。西風莫笑長條弱，待向西風舞一回。」就「為秋柳抱不平，便拿起筆來，代她寫了一個答覆：這是先生自寫照，誣我獻舞亦奇哉，君不見我鞭但一指，任爾東風西風都滾開」（10）。這裡結合當時的社會背景和陶行知、胡適各自不同的人生經歷，其實對「舞」字已產生了各自不同的理解，在各自的詩里，「舞」字已不是一個意思。平心而論，胡適的「舞」字，未必就是寫秋柳的「獻媚」，這個「舞」字，應該結合胡適的「只有拚命向前」和胡適連續不斷的抗戰演講實踐來解讀，而且依當時的世界反法西斯形勢，主張「東風西風都滾開」雖然很痛快，但「長鞭一指」，萬眾一心同抗日寇取得勝利，在當時還確實是艱苦的鬥爭才剛剛開始。

海峽兩岸各自發行的紀念郵票

總之，在評析胡適、陶行知人生分歧時，客觀一些，講實事求是，不刻意放大，不主觀臆斷，不必為塑這一個形象的完美而隨意貶損另一位他的朋友，才符合「21世紀為胡適平反」的百姓願望。胡適、陶行知，都應該得到徽州人的敬重，得到中國人的敬重，在先賢先哲隊列中，胡適、陶行知，一個都不能少。

胡適

陶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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