廢除農奴制之後——艱難的俄國現代化之路

農民改革：邁向現代化的重要一步

1861年俄國廢除農奴制的改革，有人稱為「大改革」,有人稱為是一場自上而下的經濟變革，也有人稱「農民改革」。這次改革解放了農奴，使其獲得人身自由，從而逐步使主導社會經濟形態的資本主義在俄國的建立，向現代化邁出了重要一步。

1855年2月，在克里米亞戰爭失敗成定局的形勢下，尼古拉一世服毒自殺，亞歷山大二世在37歲時繼承了其父親尼古拉一世的皇位。不少歷史學家斷定，新皇帝在繼承皇位前是個順從父親的兒子，並沒有顯示出自由傾向。

沙皇亞歷山大二世

實際他的一生一直保持這保守心態，他決定進行廢除農奴制的大改革，是出於形勢所迫。從大量的史料來看，我認為，亞歷山大1861年的大改革，是由以下重要原因決定的。

第一，從當時的國際環境看，在19世紀中期，沙皇俄國與歐洲的舊勢力勾結在一起鎮壓了1848年的革命，使俄國成為阻礙歐洲乃至抗衡資本主義發展的主要力量。同時，隨著克里米亞戰爭的失敗，俄國失去主導歐大陸的霸主地位，並在經濟實力上進一步拉開了與歐洲資本主義國家的距離。

此時，俄國封建農奴制的腐敗更充分顯露。如果不廢除農奴制俄國將進一步衰落下去，正如俄國思想家赫爾岑所說：「如果在俄國奴隸制將繼續存在下去，那麼，一切最終結果將是，我們像一群野蠻人那樣闖入歐洲，將一切踏碎，將一切都毀掉，而自身也將在這種絕望的行動中毀滅。」

第二，長期沒有發生根本性變革的農奴制，導致其經濟效率十分低下，這種生產方式不具有在國際市場上競爭的比較優勢，成為生產社會化與資本主義工業化的主要障礙。

另外，到了19世紀中期，許多地主，特別是一些小地主，已經不能養活自己的農奴，不少貴族積累了大量債務。在此情況下，在19世紀前半期，自由勞動力，無論是真的自由身份還是其他農奴主的合同債務農奴的身份，已經普遍地存在於俄國經濟中。

第三，俄國國內階級矛盾尖銳化，引發了反農奴鬥爭的加劇。根據俄官方統計，在廢除農奴制之前，曾發生了550次農民起義，而蘇聯歷史學家伊格納托維奇則認為，農民起義的次數達1467次。

不少蘇聯歷史學家認為，農民暴動在農奴解放中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可以說事實上是經歷了一場革命。這也就是為什麼亞歷山大二世登基一年後的加冕禮上說，與其等待農奴自下而上地解放自己，不如主動地自上而下地廢除農奴制的一個因素。

第四，不能忽視的道德因素。十二月黨人、斯拉夫文化優越主義者、西方化人士，以及由於當時俄國文學進入繁榮期，導致人道主義的情感越來越普遍與強烈。不少小說中描寫了農奴精疲力竭、痛苦不堪的悲慘情景，讓人們難以忘懷，激發出極大的同情。人們日益意識到，農奴制不人道，不能再繼續實行這種制度了，這種道德觀對廢除農奴制有著促進作用。

巡迴派畫家彼羅夫作品《送葬》，他的作品主要反映了18世紀中期下層人民的窮苦生活

這四個原因，相互聯繫的，互相促進。

在正式宣布廢除農奴制的1861年前，亞歷山大二世在結束克里米亞戰爭的宣言中已承諾要改革，他在戰爭結束前已頒布了一些措施。

他在1856年3月30日，在莫斯科的貴族發表演說時，第一次宣布要廢除農奴制。他說：「農民和他們的地主之間存在著敵對情緒，不幸的是由於這種敵對情緒，發生了一些不服地主管束的事情。我深信，我們遲早會解決這個問題。我想，諸位是同意我的意見的，因而從上面解決必比下面解決好得多。」

為了推動農奴的解放，對此問題展開公開討論，亞歷山大二世還取消了限制報刊討論廢除農奴制討論的禁令，一些歷史專家認為，在當時沙皇政府中有不少自由主義傾向的成員，都在努力喚醒民眾，認識廢除農奴制的必要性，力求在大改革過程中培育具有現代市民意識的階層。

經過五年的準備與策劃，以及二十個月的文件起草工作後，國務會議通過了改革計劃，亞歷山大二世在1861年3月3日（俄歷2月19日）簽署了《關於農民脫離農奴依附關係的總法令》與廢除農奴制的《宣言》，3月5日（17日），這兩項文件正式頒布。

隨著農民改革的進行，亞歷山大二世還著手地方政府的改革。1864年1月所頒布的新法律，反映了地方政府強烈現代化與民主化的趨勢。實行地方自治是地方政府改革的一項重要內容，它激發了地方政府積極性與主動性。儘管地方政府改革存在不少問題，如「地方自治」機構稅收權利有限等，但成立一個「地方自治」系統，這對長期實行專制獨裁的俄國來說，無疑是向民主方向邁出了一大步。

在1864年推行「地方自治」改革後，在法律系統特別是立法方面的改革，使司法機構不再是行政官僚制度的一個組成部分，而成為一個獨立部門，司法的獨立，體現了資產階級的「三權分立」的思想，俄國再也不可能回到農奴制或大改革之前的司法狀況了。

從轉型對現代化影響的視角來分析，1861年俄國以廢除農奴製為主要內容的農民改革並帶動其他的改革，無疑加速了從封建專制制度向資本主義制度過渡的進程，促進了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發展，對俄國社會經濟的變革、發展有深遠的影響。

1861年改革後，俄國一些農村較為發達地區，農業生產專業化與農產品的商業化有了一定的發展，農業機器使用也有一定的推廣，僱傭工人也從60年代的70萬人增加到90年代的360萬人。資本主義的工業有了很大發展。

很多俄國學者認為，儘管俄國各階級政治上無權的狀況並沒有改變，缺少行使公共權利的環境，但相當大的一部分居民獲得了一些權利，這仍是一個巨大的進步。俄國沿著資本主義道路的進一步發展，深化和加強了這一進程。知識分子、居民中的受教育階層、大小資產階級、工人階級和個體農戶的增多，為進一步的演進發展創造了必要的前提，也使人們更加相信只有進行政治體制改革，個人才有可能獲得基本的公民權利。遺憾的是，由於亞歷山大二世遇刺的悲劇事件的發生，使這種情況沒有出現。

農民改革之後的兩次革命

亞歷山大二世被暗殺後，1845年出生的亞歷山大三世於1881年繼承了俄國王位。從此開始一直到1917年十月革命長達三十六年之久的這段期間，經歷了1905年革命與1917年的二月革命，其中有些年份進行了一些改革。這是俄國沙皇統治危機日益深化，各種反抗活動頻繁發生的歷史時期。

亞歷山大三世執政後，不僅沒有繼承其父王亞歷山大二世推行的進步措施，而且實施了反改革措施。他的基本信念是：沙皇掌控的不受限制的個人權利是神聖的和必要的。

這位新統治者竭力維持俄國體制的中央集權化、官僚化和等級制度，為此，他一方面決心鎮壓革命以保證其獨裁統治；另一方面在改革方面不斷倒退，例如在1881年夏公布的「臨時性法令」賦予了政府官員廣泛的權利，可以處置各種出版物與被認為會危害公共秩序的人。1884年頒布的大學規章，取代了1863年頒布的較具自由色彩的規章，取消了大學的自主權，不允許學生在學校建立社團，大大壓縮教育經費。

1894年亞歷山大三世去世後，他的長子尼古拉二世繼位。這位皇帝對彼得大帝時期的俄國有著濃厚的懷舊心理，他認為：「沙皇不受限制的個人權利是俄國實力和穩定乃至整個國家進步的唯一保障。」即使在1905年，在被迫對大規模的騷亂做出回應並同意建立全國代表大會的要求時，還說：「讓我們仍如昔日那樣建立起沙皇與全俄人民之間的聯盟還有朕與子民之間的融洽關係，這些都以一種與獨一無二的俄羅斯原則相對應的秩序為基礎。」

一般都認為，尼古拉二世統治時期是極端保守的主義的。但要指出的是，這個時期在任財政大臣謝爾蓋·維特，著重在經濟領域採取了一些比俄國政府其他部門較有進步的與有遠見的政策。

他改革的主要內容與政績有：積極引進外國資產階級的資本，推動外國資本與沙皇政府的合作；其次，實行貨幣改革（1897年），使盧布在市場上價格降低三分之一；第三，修建西伯利亞大鐵路；第四，通過實行高關稅保護俄國民族工業的發展。

尼古拉二世統治後期，一方面工業取得了迅速發展，在俄國資本主義終於取得了優勢地位；另一方面俄國仍然是沙皇專制統治、小農經濟占國民經濟總產值2/3的封建主導型國家，1861年的農民改革，也沒有從根本上改善農民的政治地位與生活條件，農奴為了獲得土地要為其花大量贖金。加之，還推行了一系列反改革措施，導致俄國國內封建主義與資本主義的矛盾加劇，並出現了直接對抗，以農民為主要力量的社會各階層反封建專制主義鬥爭日益高漲。

與此同時，工人階級力量開始壯大與覺醒，對封建沙皇專制制度持嚴厲批判的激進政治精英，於1903年建立解放聯盟，又於1905年組建了立憲民主黨。激進主義者在世紀之交組織了兩個重要政黨：社會民主黨與社會革命黨。

20世紀初，俄國國內工人遊行示威、罷工活動在全國蔓延。沙皇政府對人民的反抗進行了殘酷的鎮壓，但這並沒有撲滅革命的烈火，1906年和1907年仍有110萬人及74萬人參加了罷工。

另外，這一時期國家杜馬已成為兩大勢力爭鬥的舞台。國家杜馬一直是由封建貴族控制的，在1905年革命浪潮的衝擊下，沙皇政府不得不做出讓步，允許社會其他階級參加杜馬選舉。

封建統治者在反封建鬥爭浪潮中被迫實行部分的立憲制。這是俄國第一次資產階級革命取得的一個重要成果，沙皇專制統治制度終究被打開了一個缺口。

廣泛的群眾性起義與種種反抗活動，迫使沙皇封建統治者在政治上做了一些讓步。但革命進步勢力居主導地位的國家杜馬日益強烈要求解決俄國最為迫切的土地問題，而這正是貴族地主難以容忍的。

1907年6月初，沙皇政府以國家杜馬中的革命黨人代表在軍隊中謀反為借口，將他們逮捕，並隨即發布命令解散第二屆國家杜馬。這次事件史稱「六·三政變」。一般史書以此為界，認為它意味著俄國1905年革命的終結，並將以後的時期稱作「斯托雷平政府反動統治時期」。「六.三」政變後，斯托雷平一方面實行殘酷的鎮壓政策，另一方面實行土地改革，成為俄國最大的自由主義改革家。

斯托雷平有關土地改革有關規定與主要內容是：允許農民自由和隨時退出村社。將農村村社分為兩種：一種是在不實行定期重分的土地的村社中，將土地直接歸農民所有；另一種是在實行定期重分的土地的村社中，任何農戶都可以把重分土地時所有應劃歸他的土地確定為私人所有。當農戶佔有土地超過應分限額時，超額部分只要向村社支付1861年的贖地價格即可確定為原耕種者所有。所有劃歸農民私有的土地，都可以自由買賣和抵押。原村社的公共產業，如草地、森林、水源仍為公有。

為配合土地改革政策，沙皇政府從1906年開始，大規模將歐俄地區的農民遷移向西伯利亞、中亞和遠東等地區。1906-1910共有250萬農民移民到西伯利亞、中亞和遠東等地區。

19世紀的俄國農村

斯托雷平的土地改革，雖從本質上來講，是為了維護封建貴族與沙皇制度的統治，但從社會進步與國家現代化轉變角度來講，在客觀上起到了破壞俄國傳統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從而動搖了數百年的俄國封建專制制度的經濟基礎，加速了農村資產階級的形成與發展，強化了市場經濟原則的作用，也為形成多種經濟成、提高經濟效率與在國際經濟中的競爭能力創造了重要條件。

列寧在評價斯托雷平土地改革問題時指出：「拿右派地主和十月黨人所贊同的斯托雷平綱領來說吧，這是公開的地主綱領。但是能不能說，它在經濟上是反動的，是排斥或力圖排斥資本主義發展的呢？能不能說它是不允許資產階級的農業演進的呢？絕對不能這樣說。相反，斯托雷平按根本法第87條頒布的有名的土地法貫穿著純資產階級的精神。毫無疑問，這項法律所遵循的是資本主義演進的道路，它促進和推動這一演進，加速對農民的剝奪，加速村社的瓦解，使農民資產階級更快地形成。從科學的經濟學來講，這項法律無疑是進步的。」

由於20世紀初，世界資本主義經濟發生了重大變化，由自由競爭發展到國家壟斷，從而出現了主要大國為了重新劃分勢力範圍爆發了以歐洲列強為核心與以歐洲為主要戰場的第一次世界大戰。而作為這次戰爭的主要發動者與參與者俄國，不斷遭到失敗，使得俄國國內社會矛盾進一步加劇，大量的軍費開支使國內廣大民眾生活更加困難，終於在1917年3月8日到11日（俄歷2月23日到26日），在俄國首都聖彼得堡由於嚴重缺乏麵包和煤炭而發生了騷亂與示威活動，並且不斷擴大，沙皇政府派去鎮壓民眾的後備部隊倒戈。

誰也沒有預見到這次最缺乏領導的、最自發的二月革命，最終推翻了羅曼諾夫王朝長達300年的軍事封建統治，從而為俄羅斯的新生創造了歷史性的機遇。

二月革命是資產階級性質的民主革命，它比1905年的革命更具深遠的意義，它一開始就旗幟鮮明地把鬥爭目標定為推翻沙皇政權。

二月革命後出現了「兩個政權並存」的局面：即以臨時政府為代表的資產階級專政和以工兵為代表的工農專政。但要指出的是，「兩個政權」雖各自的表現方式不盡相同，但作為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方向是一致的。

二月革命後俄國社會形式發生了重大變化，變得十分渾濁，但廣大民眾最為關心的和平、土地、麵包與民族自治問題，不僅一個也未解決，反而變得更加尖銳了。所以，二月革命也只能是完成俄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任務的開端。

曲折的現代化進程

本文簡要地論述了從彼得大帝開始一直寫到1917年十月革命前俄國現代化的進程，可以清晰地看到，俄國現代化具有以下特點：

第一，不論是通過改革使體制轉型來推進現代化，還是通過革命來推動現代化，總的來看，都是「自上而下」進行的，出於形勢所迫。

第二，俄國的現代化往往與對外擴張相聯繫，因此，在發展工業時往往首先發展與軍工有關的部門。正如俄羅斯學者指出的：「一千年來，征服、恫嚇及奴役是俄羅斯民族精神的主要表現形式和證明形式。這種情況並沒有使俄國知識分子獲得自由感、自豪感或莊嚴感。對俄國來說，對外的每一次勝利都造成了國內的巨大失敗，導致了不自由成分的加強。民族的自我肯定是通過地理擴張達到的。」

第三，每一次改革都遇到封建貴族的強烈反對，正如上面指出的，在俄國改革是「自上而下」進行的，改革的領導者是封建貴族，是各時期的沙皇，而改革的對象亦是這些人。因此，改革中的矛盾鬥爭必然是十分激烈的，歷次改革都不可能徹底，有很大的局限性。另外，每次改革也不允許動搖封建貴族的統治地位。

第四，俄國的現代化進程是十分曲折的、緩慢的過程，這是因為俄羅斯有別於其他歐洲國家，它長期保留著農奴制及與此相關種種畸形表現，如沙皇個人專權、獨裁，沒有任何法律意識，國家就是一切，俄國以國家吞沒了一切，等等。

第五，由於俄國在歷史上一直落後於歐洲，因此，它的現代化一直具有「趕超」歐洲的特點。但這種「趕超」，或者說「歐化」，俄國都儘力保持自身的傳統。因此，在現代化過程中經常出現俄國特殊性與世界普世性（或共性）之間的矛盾。

這種矛盾突出反映在，俄國在向歐洲學習現代化時，主要是在經濟、技術與軍事層面，而在社會層面如，民主、政治、法制、自由與個人權利等方面，往往是十分謹慎乃至抵制的。這亦是俄國現代化遲緩的一個不可忽視的因素。

第六，在這一段現代化歷史發展進程中，俄國在政治領域的進展十分有限，到1917年十月革命前，俄國總得來說仍是一個封建專制的國家，沒有建立起資產階級民主制度，但在經濟領域的現代化獲得了明顯的進步，實現了由封建農奴制經濟向現代化工業的經濟的轉變。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榮譽學部委員、黑龍江大學俄羅斯語言文學與文化研究中心兼職研究員。本文系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創新工程課題：《轉型與俄羅斯國家現代化問題研究》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