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兆光：歷史學四題

歷史學四題

▲葛兆光

最近的學界好像風波不定，究竟是真的「大轉型」，還是只是「風過耳」，還要看以後的變化，現在下判斷還太早。但是，幾次討論新歷史理論的會議相繼召開，幾個新的歷史研究集刊出版，不少其他領域的學者介入史學研究，連歷史學者也有異樣的議論，也許，就是所謂「礎潤而雨，月暈而風」的徵兆罷？有這種徵兆，恐怕並不是壞事，倒可能促成「歷史學的自覺」。最近，我到上海參加了以此關於史學史和史學理論的會議，看了一些論文，聽了一些發言，有幾點感想提出來向大家請教。

一、在後現代與現代之間的歷史學如何自處

自從1999年以後，學界有了關於《懷柔遠人》、關於《白銀資本》的爭論以後，中國的歷史學領域開始出現一些與過去不同的思路、方法和實踐，一系列後現代的歷史書翻譯過來，一系列具有後現代意味的歷史著作也開始出版。2001年，在香山召開了「我們需要什麼樣的新史學」會議，特意請了很多非歷史學家參加，而且在會上批評歷史學界的故步自封，也有這種「更化」的意思在內，所以主題雖然是紀念《新史學》發表百年，但是意思好像是說，在梁任公的《新史學》的百年以後，要「新新史學」，這當然是受了當代西方學術的刺激和影響。這次在上海開會，由於邀請著名的後現代歷史學理論家海登·懷特出席，所以，這一話題也就成了中心之一，後現代和現代歷史學的立場差異或者說爭論焦點，大體上有以下三個：歷史等同於散文或小說嗎，歷史敘述的可能是事實還是只能是虛構？歷史敘述的多元與一元，歷史敘述還會有主流嗎？歷史是否遮蔽了什麼，如何看待「非常規歷史」？

坦率地說，我並不完全同意後現代歷史學，這是因為中國社會也好，學術也好，文化也好，並不存在一個像西方那樣的、直線的、乾乾淨淨的「現代」，也無所謂有一個針對籠罩性的「現代」進行批判和挑戰的「後現代」，完全照搬西方的「後現代史學」來批判「現代史學」有一點像「郢書燕說」，把中國放在和西方一樣的歷史脈絡中了。但是，話又說回來，如果「郢書燕說」真的像古代那個故事一樣，能夠刺激歷史學的變化，那麼，我們怎樣去接受和理解他們的一些洞見？或者，我們是不是可以站在現代和後現代之間，「任憑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飲」。

二、「中國」可以成為歷史敘述的空間嗎？

關於中國這一歷史敘述的基本空間，過去，外國的中國學界一直有爭論，即古代中國究竟是一個不斷變化的文明一共同體，還是從來就是一個邊界清楚、認同明確、傳統一貫的「民族--國家」？很多人並不像中國學者那樣，出於自然而簡單的感情和理由，把中國「當作天經地義的歷史論述同一性」（應當承認，這種以現代中國的政治領屬空間為歷史中國空間來研究歷史的習慣，當然是有問題的），所以，現在很多中外學者在進行古代中國歷史的研究和描述時，就曾經試圖採取「民族」（如匈奴和漢帝國、蒙古和漢族、遼夏金和宋帝國）的觀察立場、「東亞」（朝鮮、日本與中國和越南）的觀察立場、以及「地方」（江南、中原、閩廣）的觀察立場、「宗教」（佛教、回教）的觀察立場。當然，也包括台灣地區目前的同心圓「來瓦解中國」的論述，日本近代以來流行的以歐洲「為他者的亞洲」論述，這種研究和敘述立場，改變了過去只有一個歷史，而且是以漢族中國為「中國」的論述。

但是，需要問的是，這種方法和立場本身，是否又過度放大了民族、宗教、地方歷史的差異性？或者過度小看了「中國的文化同一性，因為它們也未必完全是根據歷史資料的判斷，有可能也是來自某種理論的後設觀察，比如現在流行的後殖民理論的套用，和所謂想像共同體」理論的中國版，那麼，它背後的政治意識形態如何理解？特別是，作為中國學者，如何儘可能地在同情和了解這些立場之後，重建一個關於「中國」的歷史論述？

上一點說的是研究對象中的「中國」事實，這一點要說的是研究立場中的「中國」意識。現在，研究史學史的學者討論說，20世紀甚至更早的中國歷史學中，已經有追求民族主義和建立族群認同的意識，這是很正常的，為了證明我們是一個民族，一個國家，我們必須有一個自己的歷史，這裡當然有意識形態的因素。但是，如果撇開這種意識形態，我們關於歷史論述的意識中間，是否也需要有中國視角和中國立場？我想，只有堅持這個視角和立場，你才能在西方強勢的學術話語世界裡面，「萬綠叢中一點紅」，讓人看得見你。所以，只有讓「歷史說漢語」，才能在普遍歷史中給中國史「佔一個座位」，我以前講缺席的中國，就是這個意思，因為我們的歷史配額好像太無足輕重了。

現在，中國的學術界好像真的有一些基本「西洋教義派」風靡的味道，好像要讓中國歷史學進步到和「西方同一起跑線，以至於沒有了中國」，現在歷史學界的跟風（東洋和西洋）潮流很盛，可是，我們中國的歷史學真的和現代科學技術一樣，和西方歷史學在同一跑道上嗎？我不反對借用西方理論和方法，但是，如果不考慮理論與方法的空間差異和立場差異，不經過當年佛教式的「格義」，直接挪移來應用是有危險的（比如所謂後殖民、發現東方、亞洲共同體、世界體系等等）。

最近，我特別關注教科書的編寫，這裡的道理很簡單，因為教科書是使一代一代人接受和理解歷史的起點，也是一代一代學者模仿歷史寫作的最初範本，它的影響太大，而且一旦承負了某種意識形態，它可能使歷史學走向某個死胡同。從教科書聯想到普及讀物，我又有一個想法，就是呼籲公眾歷史，這個公眾歷史不是使歷史庸俗化，不是要歷史去媚俗，我以前講過，通俗不等於庸俗，淺近不等於淺薄，提倡公眾歷史目的是讓嚴肅的歷史學家明白，如何在傳媒和市場時代，讓歷史仍然保持它的影響力。

好久以來，我一直聽說這樣的事情，就是某些電視製作者、小說家、記者在擁有傳媒優勢以後，揚言要由他們來證明或者說明歷史，並且要靠他們來解決歷史難題。比如一個記者就說他發現了尼雅，一個小說家就自稱要重寫青史，一些電視劇就在讓公眾以為歷史真的就是某些宮廷故事。我們得承認，電視劇佔有了讓公眾了解歷史的最大份額，就在今天，我還看到美國國家地理頻道和香港鳳凰衛視聯合攝製的《馬可波羅重返中國》，仍在宣稱要反駁馬可波羅沒有來過中國的研究者（大概是吳芳思），然而，要證明馬可波羅來過中國的，是一個日裔美國攝影師和中國的一個攝影記者，這讓我想起那個據說發現鄭和到過新大陸和澳洲的英國船長。但問題是，歷史學家不能僅僅保持學院式的矜持和傲慢，你得破門而出，把歷史寫得好看一些，這才能給公眾可靠的知識和理解。這一點，我們必須承認，像歐美一些研究中國的歷史學家，像史景遷的《王氏之死》、《大汗之國》，像魏而思的《1688》，也包括像黃仁宇《萬曆十五年》等等，都寫得很有故事意味，而像近年翻譯出版的西方人寫的歷史著作，如寫西方文化變遷的《從黎明到衰落》，寫聖經成為經典和影響文明的《聖經史》，都很注意針對一般讀者的普及寫法。人們熟悉勞倫斯，斯通的《敘事體的復興》，他抨擊西方史學界偏離了歷史學家的原始任務，他覺得歷史學家應當是講述故事的人。我在想，是否我們的歷史敘述，也已經忘記了我們的歷史應當講故事？所以，我總覺得，應當注意改變過去教科書、大眾歷史讀物的呆板僵化面孔，一方面把嚴肅的學術敘事故事化，不要讓人們對歷史產生冷冰冰的印象而遠離歷史；一方面注意編寫儘可能好看的普及讀物，不要總讓人們誤以為，那些電視和散文小說確實是歷史。

文章來源：《歷史研究》2004年第4期,摘選自「理論與方法：歷史學與社會學的關係及其他」系列筆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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