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榮權：新石器時期淮河上游的族群遷徙與文化融合*|《中原文化研究》2015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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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新石器時代，淮河上游地區既有裴李崗—賈湖文化這樣古老的本土文化，又有來自東方的大汶口文化、南方的屈家嶺文化和西方的仰韶文化。各種文化在這裡傳播、碰撞、融合併發生新變，最終產生代表新石器晚期具有集大成意義的河南龍山文化，這種集成文化為中原文化乃至夏、商、周時期中國文化的形成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淮河上游北部與南部地區表現出不同的特點，在北部的中原地區，文化的衝突更為激烈，文化序列的交替也更為明顯，這種現象與傳說中的伏羲部族西遷、炎黃部族的東遷和各部族在中原的爭奪有很大關係。豫南的淮河主幹流地區則呈現出多種文化並存、共同發展的格局，既表現出文化的包融性，也顯示其文化南北過渡帶的特徵。

關鍵詞：淮河上游；族群遷徙；裴李崗文化；屈家嶺文化；大汶口文化

*基金項目：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早期民族遷徙融合與古代神話傳播流變研究」（12BZW060）、河南省高等學校哲學社會科學基礎研究重大項目「先秦淮河流域族群分布、融合及其在中華民族形成過程中地位研究」（2015-JCZD-015）階段性成果。

作者簡介：金榮權，男，信陽師範學院教授、碩士生導師（河南信陽464000），主要從事先秦兩漢文學與歷史文化研究。

淮河上游地區早在舊石器時代就有人類生息繁衍，生活於距今10萬年左右的許昌靈井人是這一地區早期古人類的傑出代表。靈井人憑藉原始的刮削器、尖狀器、砍砸器、雕刻器和球等石器從事著狩獵和捕撈活動。由於考古材料的缺乏，儘管我們不知道靈井人去往何方，其原始文化為新石器時代的哪一個族群所繼承、發展，但靈井人無疑為淮河上游地區的早期史前文明帶來了一抹亮麗的曙光。

在新石器時代，淮河上游形成了獨具一格且有著重要地位的裴李崗文化。裴李崗文化不僅確立了淮河上游在史前時代的文化地位，使這一地區成為考古學界關注的對象，同時這一文化因素對淮河中下游的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龍山文化等產生了重大影響。而隨著史前族群的遷徙，南方的屈家嶺文化北進、西北仰韶文化南漸、東部的大汶口文化和龍山文化西遷，它們都在淮河上游地區交會、融合，甚至演化出新的文化類型。由此可見，淮河流域上游地區在史前時期，不僅是南北文化的過渡帶，還是南北、東西文化的融合區。研究這一地區新石器文化，理清這一時期的族群遷徙與文化交流，對於探索我國遠古文明的起源、族群的遷徙與融合、史前文化的發展有著極其重要的學術意義。

一、裴李崗文化在淮河上游的生存與傳播

裴李崗文化以1977年開始發掘的河南新鄭裴李崗遺址為代表而命名,其年代約在距今9000～7500年。現已發掘的該文化主要遺址除新鄭市裴李崗遺址之外，還有新密莪溝遺址、新密李家溝遺址、長葛石固遺址、汝州中山寨遺址、鞏義鐵生溝遺址、舞陽賈湖遺址、潢川霸王台遺址等，其中以舞陽賈湖遺址的文化內涵最為豐富，也最具考古影響。

賈湖遺址位於舞陽縣城北22公里的北舞渡鎮賈湖村，這是淮河流域迄今所發現的年代最早的新石器時代文化遺存，從其墓葬、生活方式和出土器物來看，主要特徵和文化內涵體現在如下幾個方面：

其一，石器仍以磨製為主，兼有少量的打制器。用以從事農業的生產工具有齒刃鐮、弧刃斧、斜刃斧、兩端弧形斧等。穀物加工工具有裴李崗文化的典型器物鞋底狀四柱足石磨盤和磨棒，還有一些從事漁獵活動的工具。

其二，陶器主要是夾砂陶、泥質陶，兼有夾炭陶、夾雲母陶，以紅色、褐色為主，也有少量的灰色和黑色陶。典型器物有罐形壺、折肩壺、圓肩圓腹壺、扁腹橫耳壺、折沿深腹罐、束頸鼓腰圓底罐、筒形角把罐、卷沿深腹罐、鑿形足卷沿罐形鼎、鑿形足盆形鼎、圈足或假圈足碗、斂口缽和淺腹缽等。其中的盆形鼎、罐形鼎、深腹罐、雙耳壺、缽、三足缽、圈足碗等也是裴李崗文化常見器物［1］18。

其三，賈湖出土了大量的骨器，代表性的有骨針、骨釵、骨魚鏢等，其中出土了一批條狀骨形器，學術界稱之為骨笛，經過現代測音技術，骨笛能夠發出6聲或7聲音階。這是考古界目前發現的最古老的笛子或笛狀樂器。裴李崗遺址多陶、石器而骨器少見；賈湖遺址則是多骨器，陶、石器數量相對較少。

其四，在一些龜甲、石器、骨器上面，發現了有近似於殷墟甲骨文字形的刻劃符號，它可能是賈湖人用來記事、或標記製作人或表達其他意義的符號，為研究我國文字的起源提供了有價值的線索。

其五，在少數墓中，發現隨葬物器中有成組的龜甲，「隨葬龜甲的墓葬有23座。其中有8龜者6座，6龜者2座，4龜者2座，3龜1鰲者1座，2龜者2座；隨葬1件較完整者1座;其餘9座只隨葬不完整的龜甲碎片。隨葬龜甲者一般為成年男女，其中有10座為多人合葬墓」［2］123。這些龜甲多有穿孔，孔內填裝有不同顏色的小石子。墓葬中還有狗的骨骸，有10個專門埋葬狗的坑穴。有學者認為，這是賈湖人的龜靈觀念和「以犬為牲」習俗的體現，它是目前所知的中國遠古時代龜靈現象和龜靈崇拜的源頭，也是殉犬於足下的「犬牲」現象的始源［2］123～124。

對於裴李崗文化的考古類型，學術界曾將其劃歸為磁山文化［3］，一些學者認為它與磁山是同一種文化中的兩個不同的文化類型，建議暫時統稱為裴李崗文化［4］。還有學者通過賈湖遺址中的罐與盆搭配方式、器物形制、農業發展的現象分析認為，賈湖人是長江中游地區北遷的類似彭頭山文化的人群［5］。這些觀點的提出，在當時的學術環境下，對解釋裴李崗文化的來源都是有一定道理的。然而，隨著考古工作發展，新的考古發現讓我們重新審視一些學術觀點，並得出相對合理的結論。而李家溝遺址的發掘，為我們解開裴李崗文化的來源找到了線索。李家溝遺址位於河南省新密市岳村鎮李家溝村西邊,遺址於2009年發掘，通過發掘，展示了距今10500年至8600年間連續的史前文化堆積的剖面。文化堆積層大致可分為三個時期，最下部為新石器時期遺存；中部出土了有施壓印紋的粗夾砂陶，還有具有裴李崗文化特徵的石磨盤，屬新石器時代早期遺存；最上部發現了典型的裴李崗文化陶片。發掘報告認為：「該遺址包含舊石器時代晚期到新石器時代早期文化疊壓關係的地層剖面,即裴李崗、前裴李崗與細石器三疊層，為尋找中原及鄰近地區舊、新石器時代過渡階段遺存提供了地層學的參照。黑壚土層出土的壓印紋夾砂陶器與板狀無支腳的石磨盤等文化遺存或可命名為『李家溝文化』，填補了中原及鄰近地區從舊石器晚期文化到裴李崗文化(階段)之間的空白。」［6］李家溝人不僅完成了早期居住於河南中部一帶的原始先民們由居無定所的游牧生活向固定居住的部落生活過渡，也開始了由狩獵大型食草類動物為生到以植物採集與狩獵並重的早期新石器時代的歷史演化。這在中原史前考古文化乃至黃淮地區史前人類演化歷程中都具有重要的意義。這進一步說明以舞陽賈湖和新鄭裴李崗等為代表的裴李崗文化，其早期文化應屬於在1萬多年前生活在李家溝的原始族群所創造的文化，是在中原黃淮地區的原居住族群中的土著文化中孕育、發展、演化而來，文化特性自成一體。

由於自然因素或群體內部的因素，裴李崗族群後來開始分化、遷徙，向北的一支進入河北省境內，與當地文化結合生成磁山文化。向西的一支進入伏牛山區。大部分裴李崗人則向東、向南沿淮河主幹流和主要支流遷徙，向南遷徙的一支進入潢川境內，留下霸王台遺址，這是目前所知的裴李崗文化南移的最南限，這一支後來又沿淮河南岸東遷，進入淮河中下游南岸，與當地文化結合，發展出中游的侯家寨文化和下游的龍虯庄文化。而其重要的一支則在淮河北岸進行同緯度遷徙，經皖北進入魯南、蘇北，與當地文化結合，深刻地影響了北辛—大汶口文化系統。因為裴李崗文化的遷徙、傳播，不僅使裴李崗文化成為史前中原新石器文化的代表，同時也使它成為史前淮系文化的主源性文化［7］。

二、屈家嶺文化的北漸

屈家嶺文化以江漢平原為中心向四周發展、擴散，其分布範圍東達湖北東部和江西西北，南到湖北的北部，西抵四川東部，北至河南西南和南部地區。屈家嶺文化早期已越過湖北影響到豫西南地區，在河南南陽地區存在著較為豐富、集中的屈家嶺文化遺存，代表性的遺址有河南淅川下王崗遺址、黃楝樹遺址、下集遺址和鄧州市八里崗遺址等。到屈家嶺文化晚期，則幾乎成為南陽地區的主流文化，遺存遍布南陽地區絕大多數地方，如唐河寨茨崗、影坑遺址，新野的風凰山、西高營、翟官墳、鄧禹台、光武台遺址，社旗的茅草寺遺址，鎮平趙灣遺址，淅川雙河鎮、埠口、雷嘴、馬嶺遺址，南陽黃山遺址，鄧州黑龍廟遺址，方城金湯寨、大張庄遺址，南召二郎崗遺址，內鄉香花寨遺址，這些遺址中都存在著明顯的屈家嶺晚期文化因素［8］。

當屈家嶺文化在豫南快速發展、擴張的同時，也向河南其他地方發展，其中一路沿淮河東進至豫南地區；另一路則穿過伏牛山和外方山，北上進入豫中，形成一系列具有明顯屈家嶺文化的遺存。主要遺址有：

1.黨樓遺址

黨樓遺址位於河南省駐馬店市西6公里的劉閣鄉黨樓村北部，其一期遺存的年代大約距今4600年，和湖北青龍泉屈家嶺文化的早期遺存比較接近，從陶質上來看，二者都以灰陶為主，且大部分為素麵或磨光陶；從器物類型上來看，主要器型都有盆、罐、鼎和缽之類；從陶器種類上看，黨樓出土的圈足杯、圈足小罐、雙腹豆與青龍泉屈家嶺文化晚期同類器物相似。但是，黨樓一期前段文化則有著較為明顯的地方特點，「占相當比例的夾炭、夾蚌陶為青龍泉遺址所不見，數量頗多的斜弧腹盆、直腹罐也很有特色。同時，青龍泉流行的黑彩網格紋在此遺址未見。另外，青龍泉此時流行豆、碗、杯、壺類圈足器，這與黨樓一期前段多平底缽、盆的情況也顯然有別」［9］9。因此，發掘報告認為：「黨樓一期一類遺存在淮河上、中游地區分布廣泛，其時代大體和仰韶時代末期的屈家嶺文化時期相當。文化面貌既與長江流域的屈家嶺文化有諸多相似之處，也和黃河流域的臨汝北劉二期一類遺存以及大汶口文化晚期遺存有相近的一面，同時又具有濃厚的地方特色。」［9］9

2.李上灣遺址

李上灣遺址位於河南省羅山縣城西偏北16公里的高店鄉三河村李上灣村東北。李上灣第一期文化遺存發現的陶器以夾砂灰黑陶和泥質的黑陶為主，多為素麵，常見的器物有圈足缽、折腹盆形鼎、圓鼓腹罐形鼎、斂口折肩豆、矮圈足夾砂罐等。李上灣遺存中有諸多屈家嶺文化因素，如李上灣遺址中的矮圈足罐、折腹盆形鼎是屈家嶺文化早中期十分常見的器形。但二者也有所不同：李上灣一期所發現的夾砂陶較多，與屈家嶺文化中以泥質黑陶和泥質灰陶為主不同；屈家嶺文化早、中期的常見的曲腹杯、薄胎彩陶碗等不見於李上灣。這體現出李上灣文化遺存的地方特色。發掘報告認為：李上灣一期的相對年代相當於大河村三期、江漢平原的屈家嶺文化早中期，李上灣二期的年代相當於屈家嶺文化晚期［10］15。

3.淮濱肖營遺址

肖營遺址位於淮濱縣城西北30多公里趙集公社肖營大隊的一處沙冢台地上，北面緊靠新蔡縣。在肖營遺址中出土的高柄壺形罐和圈足壺形罐也是屈家嶺文化的常見器形，在遺址中發現的盤、杯等器物上面都可以在屈家嶺文化同類器物中找到相同或十分相似的因素。但是，肖營遺址也和淮河流域其他包含屈家嶺文化因素的遺址一樣有著鮮明的地域特色，如屈家嶺的壺形器施橙黃色陶衣，而肖營的壺形罐則施灰色陶衣；屈家嶺的壺形罐一般腹部較扁，而肖營的腹部較鼓。在器物的胎質、造型藝術和輪制技術方面，肖營沙冢遺址也比屈家嶺文化前進一步［11］4。

4.泌陽三所樓、信陽三里店和陽山遺址

1951年至1952年間在泌陽三所樓發現新石器時代遺址，1953年春在信陽城南三里店發現新石器晚期古文化遺址［12］，1953年秋在信陽市區陽山又發現年代相近的新石器時期遺址［13］。這三處遺址存在著一定的關係，都存在著屈家嶺文化因素，其中以三所樓遺址最有代表性。三所樓遺址出土的圈足碗、高圈足豆、高柄小壺等，和信陽三里店及陽山遺址的出土器物大體相同或相似,具有屈家嶺文化特徵［14］。

從現有的考古材料來看，淮河上游的屈家嶺文化遺址或包含著屈家嶺文化因素的遺址主要集中在淮河幹流兩岸的信陽市、駐馬店市一帶。從時間序列來看，淮河幹流上游周邊的屈家嶺文化由豫西南的南陽順淮河而下，沿淮河南岸進入信陽地區，然後再越過淮河北進至駐馬店地區。淮河上游雖然有一些屈家嶺早期文化因素，但主要為屈家嶺中期和晚期文化。屈家嶺文化漸進淮河上游，不僅充實和豐富了淮河上游史前文化，同時又與地方文化和同時代的其他文化因素結合，生成了獨具特色的新文化類型，為淮河上游史前文化的發展作出一定的貢獻。

三、大汶口文化、龍山文化的西進

大汶口文化大規模向西進入河南境內的淮河流域始於中期，盛於後期，遺存遍及淮河上游的平頂山、許昌、駐馬店、周口和信陽等地區，主要的遺址有周口煙草公司、臨汝北劉庄、禹縣谷水河、鹿邑欒台、淮陽平糧台、上蔡十里鋪、鄢陵古城、商水章華台、淮濱肖營、潢川新印堆子遺址等。在平糧台一期文化層中，發現鴨嘴形足鼎、深腹罐等陶器，這些器物與鄲城段寨遺址早期和山東滕縣大汶口文化晚期的鼎和罐十分相似［15］31。商水章華台遺址出土有完整的鼎形鬶、罐形鼎、高柄杯、長頸背壺、長頸盉、盤形豆、寬肩壺和筒形杯陶器以及口沿下鳥喙形泥突等，均常見於大汶口晚期墓葬，具有大汶口文化的風格［16］。在淮濱縣肖營遺址中採集的高柄鏤孔杯與大汶口文化的高柄鏤孔杯相似［11］4。

淮河上游的大汶口文化遺存以周口為中心的地帶最為集中，當大汶口先民們從東方遷移至河南東部之後，一部分在中原地區的黃淮之間繼續西進，一部分則在晚期越過淮河進入淮河南部信陽的潢川等地區。雖然在大汶口文化的中期已開始進入中原和淮河上游地區，而它在淮河上游的大面積傳播則在晚期，在這一地區所發現的從仰韶文化向龍山文化過渡階段的文化遺址中，具有大汶口文化特徵的陶器在數量上大量增加，大汶口文化中典型的陶器如鬶之類也在多處發現。

典型的山東龍山文化對淮河中下游流域影響很大，而對上游的影響則相對較弱。從目前考古發現來看，淮河上游北岸的中原地區的龍山文化遺址絕大多數屬於河南龍山文化，而山東龍山文化則主要分布在淮河上游的主幹流兩岸，如周口淮陽的平糧台遺址和信陽陽山遺址等，主要是經由皖西而再沿淮河逆流而上傳入的。1982年北京大學考古隊和安徽省文物工作隊對霍邱扁擔崗、繡鞋墩，六安眾德寺、西古城、城都，壽縣青蓮寺、鬥雞台等7處遺址進行了發掘和研究。青蓮寺遺址第一期遺存中出土的生活用具和鬥雞台遺址中出土的陶器具有明顯的山東龍山文化的因素［17］。而淮河上游的信陽三里店、陽山、南山咀等遺址中也具有龍山文化因素，如在陽山遺址中出土了大量的生產工具，如石斧、石刀、石鏃等，出土的生活物品有：高足陶壺、陶碗、陶杯、陶鼎、陶紡輪、陶豆等。這些器物有彩陶和光面的黑陶。發掘報告認為，信陽陽山遺址中的一些器物與霍邱等地的器物相似，說明兩地的新石器時代晚期文化有一定關係［13］66。

大汶口文化和龍山文化西進向淮河上游傳播與古老的東方民族西遷有關。在古代神話傳說中，東方部族有帝俊、羲和、太皡、少昊等神話英雄，他們正是商周時期史籍中所說的東夷部族的先祖。後來太皡伏羲氏族的一支東遷至周口淮陽一帶，並在此生活、繁衍，《左傳·昭公十七年》：「陳，大皞之虛也。」［18］《漢書·地理志下》也說：「陳本太昊之虛。」［19］相傳太皞（太昊）在陳地定都，陳故地淮陽尚有太昊伏羲陵。史載伏羲氏早於炎帝與黃帝，其主要活動時間在距今5000多年前，大汶口文化中晚期，這與周口淮陽平糧台遺址的大汶口文化時限相同。無論從神話傳說、史籍記載還是地下考古，都可以說明東方的伏羲部族確實在5000多年前西移至以周口淮陽為中心的豫東一帶，從而也帶來了東方的大汶口文化。在稍後的龍山文化時期，東方部族中的一些分支又陸續西遷至淮河上游地區，使山東龍山文化得以向這一地區傳播。

四、多文化的相互影響與融合

在淮河上游的新石器時期，早期獨領風騷的裴李崗—賈湖文化在距今7000年前之後突然從這裡消失。在其原來發生地——淮河上游地區幾乎再也見不到之後的文化遺存，也幾乎見不到它對這一區域後續文化的影響。這種現象在我國其他區域的遠古文化中是極為少見的。儘管裴李崗—賈湖文化在這裡的衰退，但這一區域的文化並沒有沉寂，隨著來自四面八方的新的族群的進入，東方的大汶口文化、南方的屈家嶺文化和西方的仰韶文化重新在這裡傳播，各種文化相互交流、融合產生了新的文化系統，並在中國新石器時期有著重要的影響。

由於淮河這一道天然的屏障，使新石器後期的淮河流域的南北兩地在文化交流與融合方面呈現出各個明顯的不同特徵，從而也昭示著整個先秦時期南北文化的差異。

1.淮河上游黃淮區以仰韶—龍山為主體的文化序列形成

在淮河上游地區的裴李崗—賈湖文化退出的同時，仰韶文化則沿黃河向東發展至豫中地區，在此基礎上產生了河南龍山文化。中原地區早期龍山文化以手制灰陶為主，杯、斂口罐、敞口盆、尖底瓶、折沿盆等陶器在形制上仍然保留和吸收了仰韶文化的因素。仰韶—龍山文化與西進的大汶口文化、北漸的屈家嶺文化在淮河上游的北部相互影響與融合，並最終成為中原新石器中後期的主流文化。

武津彥在《略論河南境內發現的大汶口文化》一文中分析了大汶口文化與仰韶文化—龍山文化的融合趨勢時說：

目前在河南地區仰韶文化晚期遺址中出土的大汶口文化陶器數量很多，其分布僅限於鄭州和禹縣以東地區。在仰韶向龍山過渡階段發現的大汶口文化陶器，在數量上又有增加，在器類方面也更多些，而且出現有典型的大汶口陶器如鬶之類。在河南龍山文化早期遺址中，發現的大汶口文化陶器的數量較少，器形也僅三、四種，其分布範圍則明顯擴大已到達洛陽和信陽地區。以上各個階段大汶口文化總的發展趨勢是從東往西、往南，最後一直到達洛陽和信陽地區。大汶口文化在各個階段反映出數量上的變化是由少到多，又由多到少，最後逐漸互相趨於融合。［20］

這說明，儘管大汶口文化很早就進入中原地區，但在淮河上游北部的中原地區最活躍的時期則是仰韶文化向龍山文化過渡時期，之後在族群融合中，其器物特徵也隨之變化，龍山文化成為主體文化。

在龍山文化時期，北漸的屈家嶺文化與河南龍山文化相遇，今天，在淮河上游的北部發現很多屈家嶺文化遺存，而這些遺存又往往與龍山文化同時存在。由於河南龍山文化的強勢，使屈家嶺文化在這區域影響較弱，且逐漸被河南龍山文化吸收、融合，形成獨具一格的綜合型文化。

2.淮河上游豫南區多文化的並存與融合

淮河上游豫南區主要指上游主幹道兩岸的地區，這一區域新石器早期的文化遺存極少發現，當賈湖人東遷時在潢川霸王台遺址曾留下過生活的足跡。至新石器中後期，由於部族遷徙的頻繁和文化交流的加速，來自四面八方的族群在這裡生息，同時也帶來了各自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文化在這一區域交會時，被快速地相互融合從而形成一種相對獨立的文化。

經過對豫南區三所樓、李上灣、沙冢、陽山等多處比較典型的新石器時代遺址的研究，「學術界普遍認識到了這裡處南北文化區之間，遺存複雜，但對文化屬性，卻存在歸入或傾向仰韶文化、劃歸屈家嶺文化和認為因地域特徵明顯而難以歸入南北考古學文化，是一支獨立的地方文化」［21］。如羅山的李上灣遺址第一期文化遺存中出土的陶器從器物質量、工藝、花紋、器形等方面看，在器物上融合多文化因素。李上灣二期所見的夾砂深腹盆為鄂東北同期遺存中常見器物，薄胎彩陶杯和厚胎杯類似於屈家嶺遺址晚期同類器物［10］。信陽陽山遺址整體上屬於龍山文化遺址，但同樣包含了多種文化因素，發掘報告認為：「陽山遺址內，器物形制與蘇北、皖北及豫南其他新石器時代遺址有密切關係，如陶器的條藍紋與泌陽板橋水庫三所樓遺址的相似，在彩陶杯的陶壁內的深紅色彩壁與蘇北青蓮崗器內彩繪相仿。圓鏤孔的喇叭狀高圈足也與皖北霍邱及浙江杭縣良諸的圈足器類相似，灰坑內的平底小碗與鄭州龍山期的相似，圓柄三梭石鏃在蘇北也經常發現。」［13］66信陽淮濱沙冢遺址的高柄鏤孔杯與大汶口文化的鏤孔高柄杯相類；沙冢的三角鏤孔裝飾表現出江蘇青蓮崗文化的常見特徵；高柄壺形罐和圈足壺形罐為屈家嶺文化常見的壺形器；缽形鼎可以在河南廟底溝二期文化中發現其影子［11］4。三所樓遺址，下層的陶器在斂口圓唇罐、直壁鼎、敞口盆等在形制上接近仰韶文化；上層的陶器和河南龍山文化中一些遺址的陶器有共同之處［14］。

綜上所述，在新石器時代，淮河上游地區既有裴李崗—賈湖文化這樣古老而輝煌的本土文化，又有來自東方的大汶口文化、南方的屈家嶺文化、西方的仰韶文化。各種文化在這裡傳播、碰撞、融合併產生新變，最終產生代表新石器晚期具有集大成意義的河南龍山文化，這種集成文化為中原文化乃至夏、商、周時期中國文化的形成奠定了堅實的基礎。然而由於所處地域不同，淮河上游地區的北部與南部又表現出不同的特點，在北部的中原地區，文化衝突更為激烈，文化序列的交替也更為明顯，這種文化的變化與傳說中的伏羲部族西遷、炎黃部族的東遷及兩部族在中原的爭奪有很大的關係。由於黃帝部族最終征服中原各古老的族群而成為稱雄中原的最強勢部族，從而也使從西部東移的仰韶文化得到快速傳播，在吸納其他文化精華的基礎上發展成河南龍山文化，龍山文化也成了新石器晚期的中原主導文化。相對於中原來說，豫南地區則呈現出多種文化並存、共同發展的格局。大汶口、仰韶、屈家嶺、龍山等很多我國新石器時代有代表性的古文化的中晚期文化都在這裡得以傳播和發展，同一時期、同一遺址的文化共生共存，且又表現出自己的特點。這說明在這一區域來自不同族群的人們在和平環境下安然相處，在傳承各自族群的古老文明的同時又有所創新，顯示其文化南北過渡帶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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