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約瑟的科學編史學

黃翔

作者簡介：黃翔(1967- )，復旦大學哲學學院教授，E-mail:huangxiang＠fudan.edu.cn；劉嶸(1975- )，上海體育學院研究生處講師。人大複印：《科學技術哲學》2016 年 06 期

原發期刊：《科學文化評論》2015 年第 20155 期 第 35-53 頁

關鍵詞：喬治·薩頓/ 李約瑟/ 地方性知識/ 科學編史學/與境主義/ George Sarton/ Joseph Needham/local knowledge/ historiography of science/contextualism/摘要：薩頓和李約瑟在去世前均未完成自己龐大的研究計劃。薩頓歿後其計劃無人能續，李約瑟的《中國的科學與文明》卻在後續者的努力下逐漸接近於完成。兩者身後的不同際遇並非偶然。一個重要的理論原因是李約瑟的研究符合後薩頓時代科學編史學注重地方性知識的特徵。本文論證從科學實踐而非科學理論的視角出發，李約瑟的科學編史學可被看成為一種對科學的地方性研究進路。它具有歷史主義、與境主義和超越內在史和外在史二分這三個特徵。同時，以實踐為中心的異質性科學觀也使我們看到地方性知識與建立在其拓展能力上的一般性並不相互衝突，以此回應一些學者對李約瑟科學編史學中的地方性特徵的質疑。20世紀後半葉科學史研究一個重要的特徵是地方性轉向。絕大多數的研究者放棄了大規模的通史性著作的寫作，而轉向對具體時期中具體案例的精細研究。本文的一個主要目的是通過對比薩頓(G.Sarton，1884-1956)和李約瑟(J.Needham，1900-1995)這兩位偉大的科學史家各自不同的編史學來討論這個地方性轉向的基本特徵。第一部分刻畫薩頓的編史學和後薩頓時代所產生的地方性進路的編史學之間的區別，分析這兩種編史學的產生背景。第二部分展示李約瑟的科學史研究滿足地方性進路的基本特徵，論證正是因為這種地方性特徵，使得李約瑟龐大的研究計劃在其身後仍然在繼續進展。這與同樣龐大的薩頓的研究計劃在其身後無法為繼形成強烈的對比。第三部分藉助以實踐為中心的異質性科學觀來回答對李約瑟編史學的地方性特徵的一些懷疑，更為深入地探討地方性研究的特性。

一

薩頓的科學編史學及其命運

19世紀以赫歇爾(J.Herschel，1792-1871)為首的科學哲學和科學史家們認為科學史的目的是記錄科學知識的積累過程。在他們看來，儘管科學理論在不斷地變化，這些理論所表達的知識最終會保留下來。密爾(J.S.Mill，1806-1873)曾說過科學知識「持續地增長並永不變化」([1]，p.228)。惠威爾(W.Whewell，1794-1866)傾向於康德哲學，與密爾的經驗主義的方法論分歧甚多。但他仍然認為科學以另一種方式在積累：科學通過逐漸歸併過去的理論而獲得新理論的方式在進步，就像各種支流匯聚成江河那樣([2]，p.47)。19世紀科學積累觀在蘇格蘭科學家普雷費爾(L.Playfair，1818-1898)就任英國科學發展協會主席(British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的演講中表達得淋漓盡致。他說：「科學中的一個真理就像物質中的一個原子組成，它在事物中的秩序已然固定，獨立於未來的生存鬥爭。這些真理的總和是一個智能的寶庫，被人們代代相傳。」[3]他的這種看法在19世紀的物理學領域裡頗有市場，以普雷費爾為代表的物理學家們認為科學的發展就是不斷積累以前的真理，最終會以此形成一個關於世界的整體理論，其中所有細節都可以由牛頓定律來說明。在這種科學觀看來，科學史中只存在唯一一次科學革命，即從前科學轉變為科學的革命。革命一旦成功，科學就進入成熟期，從此以後走在康庄大道上，前途一片光明。

這種科學積累觀面臨著不少問題。一個重要的問題是19世紀中期光的波動說對粒子說衝擊，引起了物理學家們的困惑，因為如果波動說正確，那麼牛頓的理論就需要做出起碼是部分的修正。赫歇爾解決這個問題的方式是在科學中區分實驗性工作和理論性工作。前者通過使用觀察性的辭彙描述自然界中的真實存在，而後者則使用理論辭彙對自然界中的因果關係做出假設，而這種假設並不具有確定性。在赫歇爾看來，菲涅爾(A.J.Fresnel，1788-1827)的波動說就屬於後者。然而，赫歇爾的處理方式需要在觀察和理論之間做出區分，而這又是一個困難的知識論問題。德國科學家亥姆霍茲(H.Helmholtz，1821-1894)曾懷疑過歐幾里得幾何是否必然地來自於直覺，而隨後的非歐幾何的發展清晰地表明了空間概念無法脫離理論的滲透。這些問題導致觀察(或實驗)與理論之間的二分變得更為複雜。邏輯實證主義可以被看成使用邏輯而不是物理的方式對赫歇爾的二分方式進行的重構。在這個重構中，建立在實驗之上的物理定律與包涵理論辭彙的理論定律各自擁有不同的知識論作用，共同建立起證據與理論之間的知識論關係，並以此關係來保證科學的進步。

19世紀的科學觀是相當複雜的。在這裡所作的極為簡單的勾畫只是為了表明，在紛繁複雜的各種思潮中仍然可以分辨出一種可被稱為科學積累觀的觀點，它認為科學是一個以追求客觀知識為目的的、不斷進步的事業。這種科學積累觀深刻地影響著20世紀上半葉科學編史學。科學史家們自覺不自覺地、明晰或隱含地試圖回答積累觀所引起的問題。其中最為典型的是將科學史研究學院化因而被稱為「科學史之父」的薩頓。他未完成的巨著《科學史導論》就是20世紀科學積累觀的經典表達[4]。此書原計劃共五卷，但只出版了三卷，內容從荷馬時代的科學開始寫到14世紀的科學，未能如原計劃涉及近現代科學。第一卷出版於1927年，第三卷出版於1948年。在這三卷中，薩頓探討了最終引導科學走向近現代科學的關鍵步驟，也講述了那些為科學進步做出卓越貢獻的科學家們的事迹，而科學進步則被看成是不同歷史時期被科學發現的真理有系統地逐漸積累的過程。薩頓認為科學史家的任務之一就是對科學家們的研究做出評價，評價的標準按照他們的研究成果是否有助於科學朝著近現代科學的方向發展來確定。這使得薩頓的科學史必然是輝格式的，即必然要使用當代科學的方法論和合理性規範來說明歷史中的科學研究。因此，我們可以說薩頓的科學編史學具有以下三個特徵：

(1)積累觀，即認為科學通過積累客觀性知識而獲得進步。

(2)輝格式史學，即以當下標準評價歷史事件和人物。

(3)內在主義，即科學史的目的是揭示以客觀方法作為保證的科學合理性的歷史發展，以便指導當代和未來的科學研究。偏離科學合理性的事件和行為都是由社會、政治、經濟、心理等外在因素引起的，在科學史中只能作為教訓被提及。

丹麥科學史家克勞(H.Kragh)對薩頓的科學編史學也做出了類似的刻畫。對於內在主義特徵，克勞精確地指出，薩頓的科學史「所集中關注的科學是孤立、自主的體系，它所集中關注的偉大天才人物則是這種體系的載體」([5]，pp.18-19)。所謂科學的「孤立、自主的體系」指的是科學理論以及形成科學理論的方法。在內在主義者看來，正是科學理論及其方法才是科學與其它人類實踐相區分的根本性特徵。因此，內在主義也意味著以理論而非實踐為中心的傾向。這個傾向實際上是與邏輯經驗主義所共有的①。薩頓的科學編史學的三個特徵合起來意味著科學中存在著普遍適用的客觀方法和規則，它們保證著科學的進步，而科學史家的任務就是用這些方法和規則來評價之前的成就與教訓，為未來的發展提供借鑒。

薩頓對於20世紀科學史發展的貢獻有目共睹。他為科學史這門學科獲得了公認的學術性職業地位，創辦了科學史最具權威性的刊物ISIS，是科學史學會的創建人之一，完全無愧於「科學史之父」的稱號。但對他的科學編史學和科學史研究的價值則有相當大的分歧。支持者認為他的《科學史導論》是「最為標準的科學史著作之一」([7]，p.241)。反對者則認為薩頓的研究綱領已經過時，對當代的科學史研究已不具指導作用。克勞就是這樣看的：

薩頓的綱領實際上沒有實現，而且幾乎從來都不可能實現。薩頓本人寫就了至14世紀止的科學史「導論」，這是一部長達4200頁的煌煌巨著，但是，無論是這部著作，還是具有同一的宏篇風格的其他著作②，對現代科學史來說都沒有重大意義。實際上，史學家們遠遠偏離了薩頓所強調的理想，轉到大都是今天在各種會議和其他正式場合所聽到的觀念上去了。([5]，p.19)

在克勞看來，薩頓的《科學史導論》以及其它龐大的研究計劃無法完成，不是因為計劃的龐大超出了個體生命和精力能夠對應極限，而是因為薩頓的研究綱領本身就有缺陷，已無法被後繼學者們接受③。實際上薩頓的學生們中沒有任何人願意繼續乃師的計劃以完成其宏願，這是由於他們的科學編史學已產生了很大的變化，變成了克勞所說的「今天在各種會議和其他正式場合聽到的觀念」。這個後薩頓時代的觀念對薩頓科學編史學的三個特徵都傾向於採納否定的態度。

庫恩(T.Kuhn)所引導的科學哲學的歷史主義轉向反對邏輯經驗主義只依賴形式化的邏輯分析理解科學的作法，認為科學史是理解科學必不可少的資源。然而，庫恩的理論不僅沒有導致對薩頓的科學編史學的同情，反而引起學者們對它的質疑。庫恩認為只有在單一的範式運作下的常規科學中才存在著知識的積累。如果兩個範式之間存在著不可通約性，那麼，在範式轉換的科學革命中，不同範式中的知識無法以客觀的方式積累。庫恩的範式轉變的概念也同時質疑了輝格式史學。如果當今科學的範式與過去的範式之間不可通約，那麼，用當今科學的方法和規則來評價以往的科學就是不合適的，無論這些方法和規則在當今科學中運動得多麼廣泛。對科學積累觀和輝格式史學的否定呼喚一種與薩頓的看法完全不同的科學變化觀，而這種變化觀不能是內在主義的。在庫恩看來，科學知識不是積累的結果，而是隨著研究過程中的物質、教育、技術、社會等因素組成的與境(context)和在這些與境中成長起來的科學家們的技能的變化而改變。注重與境與非理論性對科學變化的作用，使得對科學的理解從以理論為中心的模式轉變為以實踐為中心。因此，庫恩式的歷史主義轉向之後的科學編史學在以下三個方面與薩頓產生分歧：

(1)以歷史主義史學代替輝格式史學，所謂歷史主義史學是指以特定歷史時代所具有的規範與標準來理解當時的科學研究。

(2)以與境主義(contextualist)的知識論規範代替普遍適用的知識論規範。與境主義堅持在某個特定實踐與境中運作的知識論規範不一定適用於其它的實踐與境。

(3)反對內在主義，以超越內在和外在二分的姿態說明科學變化。也就是說，傳統科學編史學中所區分的內在史和外在史的因素，在新的編史學中共同說明科學的變化。因此，傳統科學編史學中的以理論為中心的傾向被更為廣泛的以實踐為中心的作法替代。

不難看出，庫恩歷史主義轉向之後的科學編史學已經把注意力轉向了地方性的案例研究。我們不妨把後薩頓時代的科學編史學的這三個特徵，即歷史主義、與境主義和超越內在外在二分，結合起來看作對科學史的地方性研究的基本特徵。20世紀下半葉通史性的科學史一般都是以學生或大眾為讀者群的教科書或科普作品，其中的信息常常是簡單化和理想化的。而科學史家的學術研究集中於特定時代中的具體案例，放棄了薩頓式的以普適方法和規範來說明科學史的作法，而是希望通過理解科學史中各個時期的各類科學實踐的具體運作與地方性特徵，來了解科學的變化與發展。這種地方性傾向在20世紀70年代後，又得到了科學知識社會學的案例研究的支持。這些研究以社會學的因果性資源來說明歷史和當代各類科學的實踐的運作，與後薩頓時代的科學史案例研究一起形成了頗為可觀的對科學知識地方性研究傳統，在克勞所說的「今天在各種會議和其他正式場合聽到的觀念」中佔有重要的地位。

二

李約瑟的科學編史學及其地方性特徵

與薩頓相似，李約瑟的《中國科學技術史》(另一譯名《中國的科學與文明》)也是未能在生前完成的多卷本(7卷34冊)大部頭著作。與薩頓不同的是，李約瑟的研究計劃並沒有因為他的去世而終止。他的後繼者們儘管不必認同他的所有觀點，卻都認為他的研究計劃意義非凡而願意繼續將這部大作完成。目前，這部大作已從李約瑟個人研究轉變為多人合作的巨著，它的最終完成已成為學術界令人矚目的大事。同時，負責完成這部巨著的李約瑟研究所(Needham Research Institute)也成為西方世界研究中國科學史的一個重鎮，出版了大量研究成果，其中許多成果已超越了李約瑟的理論視野。

薩、李這兩位科學史家身後的不同際遇值得我們反思。李約瑟的研究計劃得以繼續無疑得益於一系列因素，如二戰後的政治和意識形態的影響，中國包括台灣的官方和學界的支持，李約瑟個人的親和力和組織能力等。而我想論證的是，造成薩、李身後不同際遇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即李約瑟的科學史研究更加符合後薩頓時代的地方性特徵。論證大致的思路是這樣的。首先，李約瑟的研究使大家看到，一向被以理論為中心的科學史和科學哲學看作是前科學的中國古代，其實存在著具有獨特認知標準和研究方法的理論性科學。這是歷史主義的觀點。其次，李約瑟使用了社會、政治、心理等因素來說明相對來說更偏重技術的中國古代科學技術史。這充分地展示了他反對內在主義、堅持以實踐為中心來理解科學的態度。再次，也是最具爭議性的是，只要我們採用以實踐為中心的態度來看待科學，就能夠以融貫的方式把李約瑟看成是個與境主義者。許多學者看不到這點，或許是因為站在以理論為中心的立場上而未能看到科學實踐的異質性特徵，或許是因為採用了對地方性知識的狹隘的理解。我們在這一部分討論前兩點，在下一部分討論後一點。

在進入討論之前，不妨先對李約瑟學術的一些特徵略作整理，這會有助於後面的分析。李約瑟的學術生涯最獨特的地方是發生在他37歲時的學術轉型，他從一個功成名就的生物化學家轉變為一個研究領域處於極度邊緣化的科技史家。這個轉型的表面上是由於與魯桂珍的愛情([11]，p.10；[12]，p.7)，但也有更為內在的、來自於學術上的原因。青年李約瑟的學術視野廣泛，除本專業的生物化學之外，對哲學、歷史、宗教、藝術和科學一般性問題都所涉獵④。廣泛的興趣和開放的態度深刻地影響著他對科學及其歷史的看法。與英國科學家和科學史家貝爾納(J.D.Bernal，1901-1971)類似，李約瑟也受到馬克思主義科學史觀的影響，承認政治經濟因素制約甚至決定著科學思想的發展。但他並不是正統的馬克思主義者，也不接受外在主義的科學編史學，而是一個對尋求真理和社會正義的各種思想採取開放態度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對待科學哲學，他更傾向於用懷特海的有機論來理解生物化學的結構、功能和演化過程。而對於科學史，儘管他不是科學史專業出身，但在自己的科學研究中堅持對各門學科的理解離不開對其歷史的了解。出版於1931年的三卷本著作《化學胚胎學》中有長達200頁對胚胎學史的論述，經過擴展後在1934年以《胚胎學史》為書名出版。1936年他與貝爾納、丹皮爾(W.C.D.Whetham，1867-1952)、托馬斯(H.H.Thomas，1885-1962)、巴特菲爾德(H.Butterfield，1900-1979)等共同推動在劍橋大學成立科學史系。同時，他與一些優秀的科學史和技術史家如辛格夫婦(C.Singer,1876-1960；D.W.Singer,1882-1964)和帕丁頓(J.R.Partington，1886-1965)等建立了友誼。也就是說，他在學術興趣轉向中國科技史之前已經在理論上和實踐上對科學技術史有相當深入的涉獵。而且，由於他獨特的、非主流卻更為開放的理論視角，使得他的科學史與建立在科學積累觀，輝格式史學和內在主義的薩頓式的科學史有著顯著的差別，而這個差別也導致了李約瑟決定在當時絕大多數的科學史家們認為不存在科學的古代中國去研究科學史。可以闡明這個差別的方式之一就是後薩頓時代的地方性特徵。

我們先看李約瑟的科學編史學中的歷史主義。站在輝格式史學的立場上，薩頓認為古代中國，與古代印度、巴比倫和古代埃及一樣，都存在著醫學、數學和天文的技術性的原始實踐，但只能被看成為一種為科學而做準備的前科學或者「科學的萌芽」的階段([8]，p.3)，而前科學階段的各類實踐活動終於在古希臘進入科學階段。薩頓在這裡以近現代科學為標準來考察科學史，按照這個標準，科學是用明晰的科學方法來追求關於外在世界的知識的活動，而科學方法是在古希臘時代產生的。這種認為科學和哲學思想均源自於古希臘的看法是20世紀科學編史學的主流，對它的質疑只是在八、九十年代才逐漸被學界接受([14]，chap.3)。李約瑟的研究正是引發質疑的原因之一⑤。他認為，只要我們不局限在西方科學標準，就不會懷疑古代中國存在著科學。古代中國人

……對自然現象進行分類，發展出那個時代最為精美的儀器，以世界上其它地方無法比擬的韌性持續地對天文現象進行觀測與記錄。即使他們沒有使用近現代的假設方法(包括歐洲在內的中世紀人也都如此)，卻通過世代相傳的實驗獲取了你隨時檢驗都可以被重複的結果。當我們回顧他們所使用的各種研究形態，而又不被某種派別的利益所蒙蔽，就很難理解為什麼會有人否認這些在生物、化學、天文和物理領域中的研究所具備的成熟的科學特徵。([15]，p.49)

在李約瑟看來，評價西方之外的科學活動的標準不應該考慮這些活動是否對歐洲科學或近現代科學有所貢獻。科學史應該是發生在世界各個地方的科學活動和發展過程的總和，而歐洲科學只是這個總和中的一部分([15]，pp.60-61)。李約瑟指出，古代中國的科學與歐洲科學有著完全不同的本體論和方法論。比如，中國的數學偏重易於用於實際運算的算術和代數，而歐洲的數學則偏重展示論證的幾何；中國科學傾向於用有機論的方式看待自然界，而歐洲科學則更傾向於機械論；中國的天文學以赤道、時間、平均和周日來建立模型，歐洲的天文學則使用黃道、角度、真實和周年；中國的物理學偏重光學、聲學和磁學，歐洲的物理學則偏重力學和動力學、中國的聲學重關聯、歐洲的聲學好分析；中國的機械工程好將圓周運動轉換成直線運動，歐洲的機械工程學則相反；中國的醫學傾向於整體論，歐洲的醫學則偏好機械分解。這些理論和方法上的區別都已被今日的中國學者所熟知的，在此無需詳述。重要的是這些區分充分展示了李約瑟的編史學的歷史主義觀，它使用中國科學自身的而非西方近現代科學的本體論和方法論的規範來理解中國科學。

李約瑟的編史學超越內在史和外在史二分的努力也是相當明顯的。我們起碼可以從兩個方面來看這個特徵，一個是他對社會文化因素的重視，另一個是他對技術和實踐性知識的重視。李約瑟對社會文化因素的重視絕不亞於科學社會學中強綱領和科學知識社會學的學者們。中國學者都非常熟悉他是如何分析中國語言特徵、官僚體制、儒家和道家思想等因素對古代中國科學成型與發展的影響的。局限於李約瑟自身的學術視野和當時的學術狀況，這些分析的結果未必能夠被所有的學者接受。但他在討論古代中國科學的理論、本體論和方法論特徵的時候，總是謹慎地考察影響甚至決定這些特徵的社會文化因素。這種編史學方式確實既有別於傳統的不顧非理論因素的純粹的內在史，又不同於只使用社會、政治和文化因素說明科學的極端的外在史。

至於李約瑟對技術和實踐性知識的重視，則正是他與當時多數科學史家不同，能夠看到古代中國存在科學的原因之一。他的研究展示出古代中國科學在技術性和實用性方面多有發明，與重視理論性和邏輯性的西方科學具有不同的形態。這也是國內學者所熟知的。在此僅舉一例來說明這點。在對比中國古代技術家和工匠的自發性實驗與伽利略式的驗證假說的實驗不同時，李約瑟區分了兩種不同的實驗，一種是偏重理論的伽利略式的實驗，另一種是偏重技術的工匠們的自發性實驗。這兩種實驗的方法論規範不同，但後者以自己的方式獲取了無論在精確度還是在可靠度上都可與前者匹敵的實際知識。正是因為古代中國存在著大量的這種建立在工匠們的自發性實驗之上的實際知識，使得我們有理由認為古代中國存在著具有自身特色的科學。古代中國工匠們的自發性實驗中的精確性和與可靠性相關的概念，如青銅器和陶瓷製作中的溫度控制、磁偏角的發現和經驗現象的可重複性等，都包含著知識論的規範性成分，而且其規範性的起源與伽利略式的實驗中的理論性規則的規範性起源不同，更加地依賴於具體的實踐與操作中代代相傳的隱含規範([16]，pp.358-360)。因此，對這種知識論規範的理解必然超出了內在和外在、理論和實踐的二分。無論是對社會文化因素還是對技術和實踐性知識的重視，都意味著李約瑟的編史學不再採用薩頓式的以理論為中心來理解科學的方式，即不再把科學僅僅看成是尋求和建立對外在世界的理論性知識的活動，而認為科學還包括技術性、實用性的實踐行為所產生的實際知識。而且，無論是理論知識還是實際知識，都毫無例外的受到社會文化因素的影響。

從李約瑟的科學編史學的歷史主義和超越內在史和外在史二分的特徵，可以自然地推出與境主義特徵。因為一旦把古代中國的科學和歐洲科學看成在歷史中所形成的不同種類的科學實踐，各自擁有自己的本體論和方法論規範，而且這些規範又只能由各自實踐中特定的理論、物質、文化、技術等因素所決定，那麼，這些規範就是與境相關的。上引的伽利略式的實驗和工匠們的自發性實驗的區分就是與境主義的一個精彩的例子。我們在前面看到，滿足歷史主義，與境主義和超越內在史和外在史二分這三個特徵的編史學是一種地方性研究，是後薩頓時代的科學編史學的基本形態。正是因為李約瑟的研究方向滿足後薩頓時代許多科學史家們的理論偏好，他的龐大的研究計劃在其身後不乏後繼者也就不足為奇了。

三

李約瑟的與境主義再探

然而，李約瑟的科學編史學的與境主義特徵很容易受到質疑。一些學者在批評李約瑟的統一性世界科學觀、研究方法以及「李約瑟問題」時認為他的編史學無法避免他所反對的「歐洲中心論」和輝格式史學，因此難以具有與境主義特徵。如果這些批評是對的，我們就難以把李約瑟的編史學看成為一種地方性研究。因此，我們必須對這些批評做出回答。

我們先看第一個批評。李約瑟不認為歐洲科學是科學的唯一形態，而是也存在著發源於世界古文明和中世紀的其它科學形態，合起來形成一個大一統的自然科學(Unitary Science of Nature)。李約瑟在1967年8月31日舉行的科學促進會利茲年會上所做的題為「世界科學的演進—歐洲與中國的作用」演講，詳細地討論了作為支流的古代中國匯入現代科學之海的實際過程([17]，p.195)。李約瑟反對「歐洲中心論」的初衷，受到絕大多數的學者們的讚賞，但他使用統一的世界科學的概念本身則遇到頗多異議。比如，科技史家和社會人類學家白馥蘭(F.Bray)就認為李約瑟把現代科學看成普世的(oecumenical)或具有普遍性的(universal)，因而他的編史學難以擺脫輝格式史學的立場。她倡導拋棄任何具有普遍性的概念，只以各種科學技術實踐中的地方性規範來理解這些實踐([18]，p.14)。她的倡導獲得了不少學者的支持，他們聲稱要超越李約瑟，使得對中國以及其他非歐洲地區的科技史研究進入後李約瑟時代([19]，p.1；[20]，p.660；[21]，p.177)。

這些學者的看法有其正確的地方。李約瑟的確對統一的世界科學的普遍性過於樂觀。後默頓時期的科學社會學研究已用大量的案例事實向我們展示了現代科學本身的多樣性和地方性，因此很難再用維也納學派式「統一的科學」(The Unity of Science)的概念來理解科學。晚年的李約瑟也意識到這點。他的第七卷第二冊即全書的結論部分要處理社會文化因素與中國科學的關係。在準備這部分時，先是由於前期合作者博德(D.Bodde)因理論分歧而取消合作，隨後設計四部分也因為各部分的合作者覺得無法按計劃完成而擱淺。這其中有中國科學史研究在理論和內容上諸多變化的原因，也有當時的科學編史學和科學社會學的思想正處於激烈動蕩的原因。這一冊的編輯者羅賓森(K.G.Robinson)說這個事件使得「佔據李約瑟部分理論背景的、曾經毫無問題的『世界科學』的概念隨之消失」([22]，p.xxi)。後期的李約瑟區分了19世紀的科學觀與20世紀的科學觀。19世紀的科學觀認為各個學科都是由普遍性定律組成的單一系統的特例，而且從化學到語言學都可以最終還原到物理學的描述和說明原則中。而20世紀的科學觀則逐漸認識到科學定律是對大自然的結構化性質的猜測性描述，科學中的所有學科都是在具體猜測與境下的人類行為，科學是由多層次歷史結構所組成的文化發展所推動的，所謂的統一的科學的概念不過是我們人類的心理構造而已([22]，p.202)。很明顯，20世紀的科學觀是一種與境主義的觀點。如果說早期的李約瑟對世界科學的概念讓人容易聯想起19世紀的科學觀，那麼後期的李約瑟自《中國的科學與文明》的第一卷出版開始，已明確表明此概念建立在20世紀的科學觀之上。鑒於這個轉變，我們不免要問：早期李約瑟對世界科學的普遍性過於樂觀以及因此產生的一些失誤的事實是否像白馥蘭等學者認為的那樣，意味著李約瑟的編史學的主流是輝格式的，因而支持地方性進路的科學編史學就應該進入後李約瑟時代?這裡起碼有三個理由做出否定的回答。

第一，白馥蘭等學者面臨如下一個問題：他們無法否認李約瑟反對「歐洲中心論」的事業是相當成功的。他幾乎是以一己之力說服了原本不認為中國有科學的西方科學史界承認古代中國科學的存在；然而，如果他的編史學的主流真的是輝格式的而不是與境主義的，我們很難理解他的事業如何能夠獲得成功，因為20世紀上半葉的輝格式的科學史家們幾乎清一色地都是「歐洲中心論」者。實際上，白馥蘭等學者在解釋李約瑟的成功時不可避免地要把它歸結於李約瑟編史學的與境主義特徵。比如，白馥蘭自己也認為《中國的科學與文明》一書「不僅描述了各類自然知識在其地方性與境(local context)中的產生與發展，也描述了它們在不同社會中的影響與傳播。它特意強調了歐洲在概念、理論和器具方面對歐亞其他地區的負債」([23]，pp.173-174)。這段話是對李約瑟的編史學中的與境主義特色極為恰當的刻畫。

第二，在以實踐為中心的科學觀中，統一的世界科學的概念並非不可能。如果我們以理論為中心看待科學，科學是同質性的(homogeneous)，即是一組通過可還原為邏輯和數學規範的方法獲取的為真命題。在同質性的科學觀中，統一的世界科學概念要求科學中存在某種在任何時間和地點普遍適用的方法或定律。毫無疑問這個要求是絕大多數「歐洲中心論」支持者所預設的，也是李約瑟通過對中國科學史的研究所反對的。也就是說，如果我們以理論為中心理解科學，把科學看成是同質性的話，統一的世界科學概念實際上與李約瑟的編史學的特徵是不兼容的。但是，如果我們以實踐為中心看待科學，情況就不同了。以實踐為中心，科學是異質性的(heterogeneous)，它是人類探索外在世界的一種活動，由理論、儀器、技能、認知能力、社會文化經濟背景等一系列因素組成。從這種科學觀出發，科學研究可因不同的研究目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資源的不同而形成不同的研究傳統。

異質性的科學觀的一個例子是卡特萊特(N.Cartwright)的科學哲學[24]。在一部新近出版的科學哲學導論中，卡特萊特的科學觀是被這樣介紹的：

她把科學看成是個人或團體探究自然的某種特徵的行為，他們因為自己不斷變化的需要而覺得這些特徵十分重要，並試圖找到能夠理解這些特徵的方式。有時，他們干預自然，常常通過實驗室建立起阻擋潛在的干擾因素的特殊系統；有時，他們不去觸摸自然，而是建造模型來展示他們對自然的預期。研究的目的並不是尋找絕對的普遍性，而是尋找能夠適應人類目的的預測和干預的方法。以這種方式進行研究的各類科學拼湊在一起，各自井然有序，納入在不同類型的模型中。這些科學給我們一個「斑雜的世界」(dappled world)。([25]，p.61)

卡特萊特的斑雜的世界否認存在有關自然的真理都可還原於其中的基礎性原則，也否認存在具有絕對普遍性的定律。由不同目地和方法形成的不同的學科因歷史性的機遇匯合或拼湊在一起形成了當下的科學。這個對當下科學的理解其實與李約瑟所說的以百川匯海的方式形成的統一的世界科學是非常相似的。李約瑟的世界科學的概念可以看成世界各地不同研究傳統因為文化交流的歷史機遇匯合在一起，在此匯合中各傳統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資源並不一定要相互還原，而是可被理解為一個異質性的匯合或拼湊。

這種理解也類似於紐拉特(O.Neurath，1882-1945)對統一的科學的理解。統一的科學的概念是維也納學派提出的科學和科學哲學的目標，但在學派內部對這個概念有著不同的理解。石里克(M.Schlick，1982-1936)和卡爾納普(R.Carnap，1891-1970)等人從理論為中心和同質性科學觀的視角出發，認為統一的科學是一個共有同一方法或邏輯結構的系統。紐拉特則認為這個系統是個大謊言。觀察與理論預測之間的關係是多元的和不確定的。同一個理論預測可來自不同的觀察，而不同的觀察因觀察目的與條件的不同也可以不同的方式形成該理論預測，因而會產生不同的研究領域與研究傳統。所謂統一的科學在紐拉特看來，是不同研究傳統因歷史性因緣異質性地匯合在一起而形成的([26]，pp.116-119)。我們在上面曾提到後期李約瑟逐漸接受20世紀的科學觀，根據這個觀點，科學中的所有學科都是在具體猜測與境下的人類行為，而且科學是由多層次歷史結構所組成的文化發展過程所推動的。當具體的猜測語境和文化發展被用來刻畫科學的基本特徵時，這個科學觀也一定是異質性的。實際上，紐拉特的統一的科學觀可以看成是李約瑟所區分的20世紀的科學觀對19世紀的科學觀的批判。從研究的基本方式上來看，李約瑟的科學編史學無疑是以實踐為中心的，這也正是可以說明他的研究的成功的地方。因此，李約瑟所堅持的普世科學(ecumenical science)的概念也應該可以用卡特萊特和紐拉特方式來理解，而不會有輝格式史學或非與境主義的後果。

第三個不把李約瑟的科學編史學看成是輝格式史學的理由是，地方性進路及其與境主義特徵並不反對科學對適當的普遍性的追求。地方性進路反對絕對普遍性或強普遍性的概念，即反對存在著在任何時間和地點都適用的普遍性原則。然而，地方性進路並不反對弱的普遍性概念。所謂弱的普遍性，是指一個原則從其自身的與境拓展到另一個與境的能力。一旦一個原則從其原始與境中拓展到另一與境，我們可以說它比未拓展之前更具普遍性或一般性([27]，p.43；[28]，pp.121-135)。這種弱的普遍性是科學的目標之一，因為許多科學實踐都是要用已有的理論和實驗資源探知未知的領域。早期李約瑟對於世界科學持一種過於簡單的和樂觀的態度，認為歷史上其它研究傳統最終匯入以數學化的假設和可控實踐為特徵的現代科學的大海中。這確實讓人感覺他在堅持一個強普遍性的概念。因此，白馥蘭等學者的批評在這一點上是有其依據的。但後期的李約瑟對統一的科學概念的則只預設了弱的普遍性的概念，因此和與境主義相容。他不僅意識到近代科學比他之前理解的要更為複雜，而且還堅持近現代中國對西方科學的接受受到社會、經濟和文化等因素的制約，這些制約使得中國人無須以西方人的方式對待科學。比如，中國文化從沒有把科學看成是人類理解世界的唯一方式，儘管現當代中國在不斷地學習和接受西方科學，更為深入地融入普世科學中，但中國文化對待自然的和諧和而非對立的態度，仍然是人類對應科學技術的潘多拉盒子的寶貴資源([22]，p.78，94)。總之，李約瑟的統一的世界科學觀儘管在早期有輝格式史學的嫌疑，但並不是他的科學編史學的主流。後期李約瑟在談論統一的西方科學及其普遍性時，如果從異質性的科學和弱普遍性觀出發，也並不一定會產生輝格式史學的後果。

另一個使學者們認為李約瑟的編史學是輝格式的地方是他的研究方法有歐洲中心論之嫌。比如，白馥蘭指出，在《中國的科學與文明》中，除第一、二和七卷是關於一般性問題的討論外，其餘幾卷在討論具體科學的卷次安排中都是按照西方而不是古代中國的學科分類做出的，即第三卷數學、天文和地理，第四卷物理學，第五卷化學，第六卷生物學([29]，p.319)。她還指出李約瑟在處理古代中國的技術史時，仍然採用西方的傳統技術觀，把技術看成是理論科學的應用。因此，他把天文學和地學看成應用數學，把工程學看成應用物理，把鍊金術看成應用化學，把農學看成應用植物學([30]，pp.9-10)。然而，李約瑟的這種作法是否是一種輝格式史學的表現還是值得懷疑的。我們不應忘記他的研究背景。當他以一人之力試圖開闢一個全新的研究領域時，他的研究基本策略是他用隱喻的方式聲稱的「大滴定」。當一個化學家面臨一種未知液體B時，他想了解B的一種方法是使用另一種已知液體A作為滴定液來滴定B，滴定的結果是C，然後用A和C及其之間的差別來分析和確定被滴定液B的性質。作為自生物化學界改行的科學史研究者，李約瑟在面臨一個陌生領域中某一特定研究對象B』時，使用已知領域中的資源A』來與B』勘對，並通過A』和勘對結果C』來分析B』的性質。他試圖用這種方法來確定某一種發明是否可功於中國，並以此方法發現了大量的中國古代科學發明([15]，p.12)。對這些發明的發掘和探討構成了《中國的科學與文明》最為核心的部分。毫無疑問，在這種研究過程中，A』中必然包括西方科學的辭彙與概念。舉個例子：代數在幾何學的應用就是一個可歸功於中國的發明。李約瑟指出，形成於3世紀的《海島算經》第一次用代數方程描述了幾何圖形。阿拉伯人於9世紀中葉獲得這種方法並隨後傳至歐洲。受惠者菲波那契(L.Fibonacci，1170-1250)在他出版於1220年的《實用幾何學》(P.Geometriae)一書中使用了代數學解決三角形幾何問題([31]，p.509)。在討論這個問題過程中，「代數」、「幾何」和「方程」都是西方數學的概念。因此，李約瑟對古代中國科技的分類以及把古代傳統技術歸在某一應用科學的作法，與其說是一種輝格式史學，毋寧是運用大滴定方法的後果。

面對一個廣大而無人開墾過的新的研究領域，尋找到一個合適的研究方法並不容易。能夠像李約瑟這樣借從老本行中獲取的靈感尋找到一種有效的助勘式的(heuristic)方法，還是更應該受到正面的支持。當然，這並不意味著大滴定是沒有缺陷的。有學者認為經過李約瑟滴定後所展示的中國科技成有誇張之嫌([29]，p.320；[32]，p.173)。而且，也存在著更為穩妥的研究中國科技的方式，即先掌握中國的語言、思想與文化傳統，再以此從中國傳統概念框架內部以歷史行動者的視角探討中國科技的特徵。這種方式也許會把西方辭彙和概念的使用降至最低，可更為有效地避免輝格式的史學。但是，這種方式研究過程緩慢，對於急於向西方世界證明古代中國存在科技成就的李約瑟來說並不合適，而更適合於李約瑟的後續者們。比如，席文(N.Sivin)在經過多年的研究後發現，中國的鍊金術似乎不應該像李約瑟認為的那樣是一種應用化學或化學的萌芽。他大力提倡以歷史行動的視角進行研究，並鼓勵年輕學者引入更為多元的研究資源，比如引入人類學、民族志、知識社會學、文化研究、文本解構等技巧([33]，p.2，24)。要求中國科技史研究引入比大滴定更為多元的方法和資源無疑是必要的和合理的，後李約瑟時代也的確應該以方法的多元性為基本特徵。然而，後李約瑟時代的方法論的發展趨勢，不應該抹殺當時李約瑟開拓新領域時使用助勘式方法，而應該把它看成是方法論層面上的權宜之計，因而並不是與境主義特徵的一個反例⑥。

最後我們不妨簡單地看一下中國學界極為熟悉的「李約瑟問題」。這個問題也曾被看成是李約瑟編史學中輝格式史學傾向的證據。其大致的論據是說，李約瑟問題預設用16、17世紀歐洲近代科學的發生學因素去說明宋代以後中國科學遲滯的原因。這是一種使用西方科學中的認識論和方法論的標準來理解中國古代科學的作法，因而是輝格式的。用庫恩的範式理論來理解，這種作法的問題在於它使用一個未必與中國科學相互通約的外來範式中的規範來理解中國科學。在此我無意進入對李約瑟問題的詳細研究，只想使用上面討論的結果對其中的輝格式史學的問題做出一點觀察。我想指出的是，李約瑟問題的設計與研究過程並不意味著它和與境主義不兼容。對李約瑟問題的近期研究表明，與該問題類似或相同的問題早在李約瑟之前，從中西科學開始交流時就已經出現，並以不同的方式持續地被追問，而答案也是五花八門[35]。站在地方性知識的立場上看，這並不是一個難以理解的現象。一個地方性的研究傳統看到與自己不同的研究傳統時，反思和追問引起不同的原因是很正常的反應，尤其是在相關的不同產生了頗具影響的後果時。利瑪竇在南京天文台看到中國天文官員無法理解和操作郭守敬製造的天文儀器時，他不禁想知道其中的原因。康熙皇帝讓欽天監里的中國天文曆法官員與耶穌會士共同預測日、月食，並發現後者的預測遠優於前者的預測，他不禁要問為什麼中國最優秀的天學、算學人才的水平處於落後地位。德梅朗看到自華返法的耶穌會士對中國學術界狀況的描述後，不禁對中西學術差異的原因感到好奇。鴉片戰爭後士人們逐漸意識到與西方相比中國科技的落後，每每有人從不同的角度反思落後的原因。李約瑟本人看到中國留學生不弱於西方人的理解力和洞察力，不禁詫異為什麼近代科學只起源於西方；在開始深入研究中國科技史以後，又不禁疑問為什麼在早先的十四個世紀里，中國科技在世界範圍內佔據領先地位。李約瑟問題被質疑，並被一些學者認為是偽問題之後，這些學者也以自己的方式解釋了中西科技發展形態不同的原因。也許問中國科技為何停滯或落後，或者近代科學為什麼沒有在中國發生是不合適的問題，因為中西科技傳統或形態本不相同，各自遵循各自的規範，無法要求以其中一個傳統中的規範來評價另一個傳統。但是，理解不同傳統中各自規範的不同之處仍然是合理的認知要求。圍繞李約瑟問題所展開的爭論已經揭示了古代中西科技從學理設計、實踐風格到社會文化背景許多不同之處，這大大增加了人們對古代中西科技基本特徵的理解。以上的反思意味著，李約瑟問題的設計儘管有其值得商榷的地方，但只要從地方性研究的立場看，仍有其合理的地方，並不一定會與境主義不兼容。

四

結論

我們從對比薩頓和李約瑟這兩位偉大的科學史家身後的不同際遇出發，發現造成這個不同的一個重要的原因是建立在積累觀、輝格式史學和內在主義特徵之上的薩頓編史學，已難於立足於傾向於地方性進路的後薩頓時代。而李約瑟的編史學正是由於其地方性特徵而仍有生存空間。儘管由於中國科技史在西方是個處於邊緣的研究領域，李約瑟的研究並不是西方科技史研究的顯學；同時，也由於李約瑟的後繼者們並不完全同意他的編史學，對他的研究仍存在著許多爭議。但是，科學史界內和界外的學者們都不會否認他成功地達成了他研究的基本目的，即向西方學術界展示古代中國存在著獨特科學技術傳統，因此，古代中國的科技在科學史研究中應該有其相應的地位。這個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歸結於李約瑟編史學中的地方性特徵。對李約瑟編史學中的地方性特徵存在不少爭議。一些爭議來自於對地方性知識理解上的差異。如果以絕對相對主義的態度理解地方性知識，否認地方性知識拓展到其它領域的能力，則無法理解不同實踐傳統之間相互交流與傳播，因而也難以說明李約瑟研究的成功的地方。以實踐為中心的異質性科學觀可以使我們看到地方性知識與建立在其拓展能力上的一般性並不相互衝突，從而更清晰地理解李約瑟編史學的地方性特徵。

注釋：

①值得注意的是，薩頓的科學編史學秉承了19世紀多數科學史家們的精神，給予了科學史以認知規範性的任務，即只有通過科學史的研究，才能認識到科學知識和科學研究的本質性特徵。這與邏輯經驗主義的觀點並不相符。在邏輯經驗主義者看來，科學知識和科學研究的認知特徵是規範性的，只能通過科學哲學的研究來理解；而科學史是描述性研究，它的作用只是為科學哲學的研究提供事例和證據，因而是第二性的([6]，p.48)。

②《科學史導論》之外的另一個龐大的計劃是一套九卷本的科學史。薩頓生前只完成了前兩卷[8，9]，目前已有魯旭東翻譯的中譯本《希臘黃金時代的古代科學》和《希臘化時期的科學和文化》。

③江曉原認為《科學史導論》一類的巨著之所以未能完成，根本的原因在於讀者群更多地陷於物欲，遠離精神家園，因而喪失閱讀的耐心([10]，p.3)。這個觀察不無道理。但如果我們的分析正確，其中仍存在著更為深刻的學理上的理由。

④青年李約瑟在生物化學和科技史領域之外的學術研究論文，大多被收集在[13]中。

⑤李約瑟對薩頓的《科學史導論》依然很尊重，不僅因為它是一個百科全書式的、知道研究的寶庫，而且還因為其中頗為詳細地談到了許多中國成就，並列出中國人名和日本人名的索引。這在一個以歐洲科學為中心的研究中已屬難能可貴([11]，p.42)。

⑥值得注意的是，看似更具地方性特徵的席文和白馥蘭等學者們強調中國科技獨特性的研究方法也有其問題。祝平一觀察到：「當像席文這般，以歷史行動者的角度和思考範圍，提出中國其實沒有像西方歷史中的『科學』，很容易被誤解為只是另一種版本的『東方主義』；而像李約瑟這樣大力稱美中國科技成就的學者，卻又容易陷入以今限古的時代錯亂。歐美中國科學史研究的歷程，指出了研究異文化科技傳播的兩難；也提醒研究者，如何將不同文明的人群，控制自然的努力，置於同一天平上衡量，是思考非西方科技方法論的起點。」([34]，p.4)大滴定是建立此天平的一種方式，儘管絕非唯一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