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熱風 視野】我為什麼下鄉——當代文化研究網

編者按：

這一期是「熱風·視野」。走出象牙塔，走進鄉村，這些行動為小蔣同學帶來了怎樣的視野？她的視野中有大學生活，有同行的夥伴，有感動她、教育她的村民，有對自己的審視，有對歷史的細心回望，有對文學作品的重新咀嚼……細膩的觀察與體悟伴隨著稚嫩但堅定的行動，作者已經走在路上了。

我為什麼下鄉

蔣黎婕 上海師範大學文學院

嚴格地來說，我是沒有資格說「返鄉」問題的，因為我是一個城市人。從小在上海出生長大，25年時間，我沒有遠離上海超過5天時間。我去北京梁漱溟鄉建中心，別人聽說我來自上海，都問我以前來過北京吧！我說沒來過。大家都很驚訝。我不諱言，雖然知道「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行萬里路，不如閱人無數。」可是由於缺乏獨立性，所以雖然在大學畢業之後選擇升學，但是我很早就離開了學校的寄宿生活。聽到我的經歷，一個朋友精闢地說：「看來你是高等教育的悲劇啊！」

其實，我從來不習慣於去責怪任何制度，雖然我知道制度的問題也許是嚴重的，但是如果更多的人不選擇蜷縮在大學中「頤養天年」，更多地去尋找自己人生的價值和出路，那這個制度又怎能存在呢？

我是帶著許許多多的問題和期許去下鄉的，其中最重要的問題是「連帶感」，我能夠建立和他人（其他大學生與農民）的連帶感嗎？我常常問自己這個問題。本來我已經快要畢業，論文工作緊鑼密鼓地進行，然而，命運將我引領到鄉建中心，我知道，來到這裡，我的人生也許會發生什麼轉折，但是，我沒有想到，我第一次來到一個村莊的時候，我並不感覺很陌生。這是因為交流會上對於「三農問題」的初步了解，因為我對於城市生活的厭倦，也因為我尋找一種理想的共同體和體驗另一種樸素自然生活方式的迫切……然而，這一趟旅程卻註定不平坦。

電影中的台詞，人生最甜蜜的歡樂，都是憂傷的果實。又或者像史鐵生所說，沒有插隊經歷如我者，也許很難理解插過隊的人何以對那些插隊的日子念念不忘。有人揣度其中原因，以為「不是因為別的，只是因為我們最好的年華是在插隊中度過。誰會忘記自己十七八歲、二十歲出頭的時候呢？誰會不記得自己的初戀，或者頭一遭被異性擾亂了心的時候呢？於是，你不僅記住了那個姑娘或是那個小夥子，也記住了那個地方，那段生活。」史鐵生說，「得承認，這話說得很有些道理。不過，我感覺說這話的人沒插過隊，否則他不會說『只是因為』。使我們記住那些日子的原因太多了。我常常默默地去想，終於想不清楚。」也許，我現在試圖勾勒的就是這個史鐵生想不清楚的過程，所以可能如他一樣，根本就得不到什麼確定的答案，然而這也算是給我自己一個交代。

我沒辦法從頭說起，因為我覺得許多事情都只是一晃而過，就像火車穿梭而去，然而在有些站點會停駐，在我腦海中第一次駐留的畫面是XX火車站。那天下著大雪，我們一行六人，每個人的行李箱拖拉的時候有一半掩在大雪裡，有的軲轆都掉了，每個人艱難地前行著，可是又都很興奮。我們的隊長小王，比我小5歲的大二男生，看我愁眉苦臉，說你開心點嘛，我們出來就是來玩的，跟隊小徐在火車上說，其實我希望你們到XX能看到雪——他從一開始就不像個跟隊，倒像一個帶隊旅遊的文學青年。我們的隊伍里有河北、福建、安徽、廣東、上海人，是真正地來自五湖四海。南方人第一次看到這樣大的雪，堆雪人、打雪仗，還有最重要的：拍照，是免不了的。我以前聽我的老師說，他出門從來不愛拍照，因為相片永遠都沒有人記憶中的風景來得真實。可是我總不能免俗，想留下些什麼到此一游的證據。只是女生的自拍卻是有點令人不可接受，在我看來那是自戀的表現。

事實上，我們這個團隊以自我為中心的毛病，加上對鄉村問題理解得不深，以及情感連帶的薄弱，給我們「從五湖四海來卻最終回到五湖四海去」的結果埋下了伏筆。

到達的那天，高速路被封，去不了村上，第二天，我們去汽車站，客車司機開始漫天要價，平時五十的路現在走一趟要兩百，有兩個女生已經不願意去了，她們擔心現在走了，過兩天再下雪會封路出不來。大家打電話到中心去尋求幫助，最後在中心、社團多方勸導之下，車票的價格又下降，她們總算決定先去看看。口皓姐當時說，「你們找一個不打擾村民的地方住著，干你們想乾的事兒，會有收穫的。」事後看來，她還是高估了我們克服困難的能力。

當我們深一腳淺一腳抵達村裡，腳下的雪已經開始融化了。在小劉父母家裡，我們享受了農家豐盛的晚餐，臘肉、蔬菜，滿滿五六盆，我們去的那幾天，每天都是這樣。其實，隊員們不想這樣麻煩兩位老人，可是無奈沒有其他地方可以住宿，村裡的小學沒有床、沒有灶、沒有火盆，大冬天的是住不得人的。我們本來人手少，每天我們都留人做後勤，幫助小劉的父母干農活買菜做飯，小吳連續兩天去買菜，臨走的時候，開玩笑地說了一句，以後能不能不要老是讓我做後勤？做後勤與下鄉之間的關係，究竟是什麼？恐怕我們都沒有思考清楚。小吳後來說：「不夠愛自己做的事情」——恐怕癥結正在於此，不夠愛，不夠理解這些看似瑣碎事情的真正涵義。

更麻煩的事在於，我們想做的事全都是「三板斧差半截」。村子裡只有零零散散的幾個孩子，文藝活動因為天氣的原因無法進行，只有調研經濟作物情況這個部分還有些成果。到第二天，已經有人想走了，但隊長和小吳仍然說看情況，小王說，如果跟隊建議我們做些事情，我們就留下。小徐卻不發一言，不知去了哪裡。第三天，他讓我們單獨去秦老人家裡調查。中午，聽到大家要走，他沒有挽留，反而開始說紀律問題，為什麼白天看電視？為什麼不做飯？當時，一個女生被他的態度激怒了，直接說，叫車來現在就走，吃不下飯了。小王穩住大家的情緒，說不管怎樣，開開心心吃完這一頓飯，不要讓叔叔阿姨為難。我曾經嘗試勸說小劉，讓他和隊員們溝通，讓他們留下來做點事情還是可能的。可惜我也沒能起到作用——中午，小劉一個人在廚房吃飯。

事後，小劉在QQ群里解釋說，其實他對於隊員沒有什麼意見，只是心裡對這個村、對這個家感到失望，覺得不該回來。事後，我在很多場合表達了自己的心情和遺憾……不得不說，其實我也是情緒化的。孔子說，不遷怒、不二過，不應把自己應該負責的問題遷怒於他人，為什麼我沒有把他們留下呢？而且，我也沒有資格指責他們。他們是多麼年輕啊！來這裡只是一次寒假實踐，又面臨春運高峰，如果我是他們可能我也會這麼做。而我呢？面臨著人生做出抉擇的時刻，帶著破釜沉舟的期望和負擔而來，如果我逃走了，就是放棄了我的未來——我們選擇上的不同不過是因為自己不同的出發點，很少存在為團隊的考慮。

其實如果換一個詞——共同體，每一個共同體都需要有一個共同的目標，這個目標可以很大，比如為了人類的幸福，可以很小，比如豐富自己的經歷，可是不論如何，大家為此而走在一起，命運相連並向著目標前行。但我們卻沒有形成這樣一個理想的共同體——因為種種原因，我沒有和其他組員共同勞動，而交流會上我們真正交流的時間只有一個晚上，那天本來應該交流組員的人生經歷為什麼下鄉，但因為事先安排得倉促，大家都無心交流，只想確定具體的行程。其實，討論下鄉目的的過程不是希望說服別人，更重要的是在經驗的傳遞當中發現彼此的差異，嘗試尋找共同的目標和情感聯繫，然而我們無法建立這個帶有共同目標的共同體。

經過這麼多天的思考，我早已不想再苛責任何人，包括我自己。我想起《在醫院中》的陸萍在面對病人手術失敗煤氣中毒之後，開始到處指責，自暴自棄，朋友都無法理解她的行為，這時候有人告訴她，眼睛不要老看在那幾個人身上，那樣你會被消磨下去的。要看看伙夫「那些人」，他們清楚得很。在我看來，那也是一個關於怎樣在共同體中成長的故事，對一個好人，一個有熱情的人來說，重要的是能夠看到「那些人」，儘管和你看似距離很遠，也不一定沒有缺點，但是他們默默關心著你，你應該看到他們了解他們。在我看來，村上的人許多都是這樣的。在隊友們走了的那天下午，我幫助叔叔用機器劈柴，眼睛突然疼得睜不開。一個阿姨拉著我的手，到村上的一個赤腳醫生那裡給他看，他說是進了飛屑，用一點白公雞血抹抹就好了。下午，阿姨找來雞血，用了一晚，第二天果然好了。我這個從小去慣醫院的人第一次見識到村裡土方的厲害，也感念村裡人的照顧。對我自己來說，那種親人般的感覺是在身體性的體驗以後產生的。

在下鄉之前，我被指派為我們組的調研組組長，因為感到這個職責重大，誠惶誠恐，第二天去問口皓姐調研方法，因為交流會中課程只有工廠的調研，但是沒有專門開設課程指導下鄉的調研。口皓姐告訴我，沒有具體的方法，只能在實踐中摸索，她跟我說，會聊天就會調研，旁邊的另一位跟隊告訴我，只要與調研對象同吃同住同勞動，就能展開調研。在下鄉之前的火車上，我臨時抱佛腳看了賀雪峰老師的那本回鄉記，希望那些調研報告能給我一些借鑒，至少給我一個展開問題的思路，但是，真的到了村民的家裡，那些書上說的東西，全都沒用——地域差距太大，看上去，這裡基本沒有什麼過年的特別風俗，沒有宗族和本土文化，沒有嚴重的干群矛盾或者公共品引發的衝突，沒有早婚和其他顯著的女性問題，沒有孩子上不了學，總之沒有一眼就能看得見的困難或者優點。更多的是村民的牢騷，比如村裡到現在都沒有拉網線，紅白喜事要送禮錢每年要花好幾千，也像城市裡的家長一樣討論怎樣給兒子買一套商品房，當然也有驕傲，有個阿姨跟我說到了夏天山裡的樹開花，結櫻桃和各種果子，可好看啦。不過，更多的人臉上寫著閉塞帶來的自卑。（後來才知道，這些牢騷與驕傲也是了解村莊的切入點。）除了這些零碎的聊天，我真正進行深入交談的只有四個人，村上的義務統計員老秦，跟隊小徐的父親，常年在外打工的打工妹小真，小學的基層鄉村教師。下面我將一一介紹他們的情況。

秦大伯：

秦大伯是YY村的義務統計員。他有幾個本子，上面記錄了這個村的歷史、地理位置、人口和每年發生的大事，從他這裡我們知道了這個村莊的基本情況。他一開始拒絕跟我們談村裡的事情，「叫我說不好說」，讓我們去問村上的會計，其實是害怕說出了什麼事情要他擔負責任。我們連續詢問了他兩天的時間，他最後要求知道我們幾個人的名字。

人口方面，YY村總共有202戶，現在有90戶都搬到鎮上、縣城、市區去了，其中大多數是年輕人。老人曾經花了11天時間走訪整個村莊，統計出生人口，得出的數據是90年代計劃生育嚴格，但是人口依然很多，現在出生人口少了，708人中有130個是老年人，老齡化嚴重。

老人總結村裡的狀況，說最重要的特點是窮和居住分散，用他的話來說是「山大路稀」。在1976年以前，村裡只有3戶人家喝得起酒，現在村裡最重要的收入來源是打工收入和黃姜的收入。這裡在1981年左右開始分地，這裡的地每28天要侍弄一次，產量又低，雖說政府現在有每畝200元錢的耕地補助，但是他計算每天在地里的收入只有1.5元，如果不靠退休工資，根本無法生存，其他村民的經濟情況可想而知。

秦老人向我們說起了為什麼他想到為村上做統計，說了長長的故事。他在1963年高中畢業的時候最初不是被分在YY村的，他是在文革時期被大隊書記請來做事的，主要是調查村上的經濟問題和男女作風問題。後來，他又到鎮上的藥材公司擔任會計之類的職務。老人是村裡少有的領工資的，他每個月有2000左右的退休工資。他老伴兒後來受傷摔斷了腿，他也需要回來照顧。回到村上之後，他覺得自己是共產黨員，應該為村上辦點事情，村上的事情總要有人出面記錄下來。

他不無驕傲地說村子以前是老根據地，這個村莊也有光榮的歷史。他說村子裡還有野豬會吃農作物，還有狼會在半夜咬人。但是我問村裡的其他人，他們都說這是許多年以前的事情了，現在基本都開荒了，這些野物也少見了。

老兩口有三個女兒，只有一個女兒住在附近時常回來看他們，另外兩個都遠嫁外省。阿姨有糖尿病和高血壓，她每年要花5000元購買胰島素，秦老人有心臟病，每年的醫藥費是1500元左右。我們的隊員看到屋裡放了棺材，提醒我不要再問有關健康和醫療的問題，以免觸動到老人。

跟隊小徐的父親：

我一直叫他叔叔，他是一個工人，也是一個農民。下鄉這幾天，同吃同住同勞動，我基本上每天都幫他干點農活或者家務，像家人一樣生活著。在他的身上，我看到老農民的因循、守舊，也看到厚道、善良。下鄉第一天我們就感到了他和阿姨的熱情——讓我們始料未及的豐盛的菜肴，我們跟著阿姨在廚房進進出出，幫不上什麼忙，叔叔還一直碾我們，不讓我們幹活。我們洗碗，他就會說，你們太客氣了，你們到我家來是客人，到外面千萬莫講禮，往我們的碗里夾上肥肉。他說他年輕的時候見過知青，那些人苦呀，我說我們就是知青，他劈柴的時候我幫他扶柴，背柴，嘗試著早起笨拙地燒火，他第二天向他周圍的鄰居不停地誇我「出得力，閑不住」。我要用我自己的雙手告訴他們知識青年的力量，也感到村民對我們這些外來者的喜愛——他們說著已經走了的那幾個孩子來自哪裡，穿著什麼顏色的衣服，哪個人是順撇子……這個村莊太需要年輕人，我們來這兒僅僅是幾天，已經為這裡帶來了生命的活力。

叔叔每天晚上都要看電視，看抗日戰爭，他說共產黨救中國，我一心一意跟著共產黨。後來我在鎮上看到了習近平的半身像，我不知道那代表著什麼，是封建的餘孽？對權力的服膺？對領袖的愛戴？總之，那是在城市裡絕對看不到的。聽跟隊說，阿姨生病的時候，他不帶她去看病，就拿著一本命理書給她算命。但是，你又不能不看到他的良善。90年代，農村的負擔越來越重，承受著各種稅務，又要養兩個孩子，只能出去打工，去過金礦、煤礦、建築工地，叔叔左手缺了一根無名指，他說那是在煤礦工作的時候被鋼樑子壓斷的，手指當時就找不到了。可是他從來就不記恨他的老闆，他向我傳授著經驗，要好好做人，他出去幹活的時候，每個老闆都喜歡他。

在我要走的那一天，叔叔又一次跟我說，捨不得我，我說以後還會有支農隊員，他說那幾個沒有你好，你「過細點」，他們有點看不起人的意思。我對這些話的感覺很複雜，我不知道我「過細」在哪裡，我也認為那份看不起里有我的責任。我敬愛的師長告訴我，要去深刻地體驗這種「過細」和「看不起」的細節，恐怕還需要閱歷，我會記住這些話語背後對我的期望。

叔叔在聊天的時候告訴我們，隔壁的村去年在礦上死了一個人，是被大水淹死的。聯想到叔叔的壓斷手指，我認為煤礦可能是打工行業當中較為危險、對人傷害較大的工種。另一個叔叔打工工資收入4000元左右，有兩個孩子，一個念初一，另一個在武漢上大學，每年的學費和生活費需要2萬左右，第一年的學費是借親戚的，他說，今後孩子能夠發展成什麼樣，就看她自己了。他們生活的希望在城市，然而城市真的能夠給予他們所期望的東西嗎？

打工妹小真：

小真今年二十四歲，身材高挑修長，皮膚白皙。她比我小一歲，已經有一個四歲的女兒。最初見到她的時候，小女孩可能碰了什麼東西，小真在打罵她。我跑上前去安慰，擦掉她的眼淚，這個女孩兒很喜歡跟我玩兒。

小真去年在廣州動了一次很大的手術，治療脊椎變形，可能是一種先天疾病，她的丈夫現在在河南打工。她動手術的幾十萬，其中一大部分錢來自一個扶貧基金會。她爸爸在三年前去世了，用她的話說：「我爸死了我才能做這次手術。」她媽媽之後改嫁到這裡。小真瞞著繼父遞交了三年的材料，直到去年2月才終於申請到了錢動手術，完成了自己的心愿。手術過程是痛苦的，她的背後插了一排鋼釘，到現在不能提重物，有時還會隱隱作痛，但是她在手術之後長高了幾公分，身材更修長了。手術之後四個月，為了儘快還上手術的其他費用，她就復工了。

小真每年能在村子裡呆的時間還不到兩個月，在這短暫的一段「休憩」時刻，她每天也要忙著照顧她自己的孩子和她哥哥嫂嫂留下的6個月大的孩子。有多少家事要做可想而知。她哄完小侄女睡覺，就到外屋喝感冒藥了。她說帶孩子比工作還累。在工廠工作的時間是早上8點到下午5點半，中午休息半小時到一小時，晚上和中午都可以多做，給加班費。如果節省著用，一年能有3-4萬塊錢，可是她說她自己總是不能節省開支，因為總是「好面子」，如果穿著不好看的衣服就不想出門。

農民家庭需要收入，工廠又不收年齡大的工人，掐草尖兒之後，青壯年去城裡打工，於是孩子們只能在屋子裡看電視。其實，孩子們只需要我們這樣的年輕人陪著他們玩玩，不要留在屋裡，走到身邊的大山當中去，接觸家鄉的自然與社會。然而，小真卻沒有辦法帶孩子做到這一點。在我要走的那天晚上，她來找我複製一些音樂，我給她聽新工人藝術團的歌，「哥哥我在北方建樓房，妹妹你在南方做衣裳，妹妹呀妹妹別憂傷，風風雨雨我們一起闖」，她很喜歡聽。我們問她你覺得年輕人今後的發展是在城市還是農村？她考慮了一下，回答道，我覺得應該是在農村。她說她今後夢想在鎮上開一家養生會所，因為自己對美容感興趣，而鎮上到現在沒有這樣的地方。我想，如果她真的想做的話，速度要加快了，因為資本下鄉是十分迅速的，他們會鑽一切的縫隙發展自己，普通的勞動者要想闖出一片天，困難重重是可以想見的。

鄉村教師：

為了完成預定的鄉村教師生存情況調查，我們約見了一位跟隊熟悉的基層鄉村教師。本來想根據調查問捲來問他鄉村教師的生存情況，但是最後變成他敘述鄉村教育方式的幾種類型和鄉村教育的基本情況和問題了。他說現在的鄉村教師分為兩種，一種是1990年代和以前招收的老教師，他們享受的是鄉鎮政府的編製，由鄉鎮政府提供工資，另一種是近幾年招收的新教師，他們享受的是省政府的編製，前者的薪水比後者少得多，所以，老教師一直對生活上的問題有許多不滿。今年就開始漲他們的工資，現在兩者的工資已經大致持平了。

在教師的福利方面，他表示本省沒有公費旅遊，住房方面，新教師在學校住集體宿舍，老教師給予1-2萬的津貼購買房子，一些老教師辛苦一輩子就為了能在鎮上置一套房產。

在和這位教師的談話過程中，我看得出他對於鄉村教育的問題是十分清楚的，他說他以後可能晉陞管理層，也可能有經商的打算。看上去聚焦於個人的生計問題，然而他提出的問題卻是尖銳而值得思考的：被現存的精英教育淘汰的鄉村孩子要到哪裡去？社會結構決定了孩子的學習水平，而後再由這種學習水平決定他能夠接受什麼樣的教育，社會結構的低下直接決定了這一階層的再生產和永不能擺脫匱乏。實際上，這不是任何一個鄉村教師能夠解決的問題，所以當他說他只能考慮自身的得失時，我覺得既無奈又能體諒到他為什麼這麼想。相信他在具體的教學過程中也會認真負責地培養孩子，然而鄉村裡這樣的老師又能有多少呢？

許多時候，我們看見孩子就像看到了未來，然而我這一次在許多鄉村孩子的眼睛裡卻出人意料地看到了枯竭。他們整日地對著電視熒屏，或者願意乘車去街上逛。看似享受著物質的文明，實際上卻過著不倫不類的生活，踏不著鄉間山路上的泥土，也看不到繁華的城市。還記得有一個初三的孩子，幾次與他交談，其實我只想和他看電影，勸說了半天他只有兩句：「我不想學」，「老師說想學的就學，不想學的可以不學」。隻字片語，卻讓人心酸。他已經初三了，也即將面對命運的轉折，而他面前的電視機是不可能給他任何答案的，他的未來將會如何？這個村子的未來將會如何？

這幾天里，我總嘗試看到他們的願望，他們的善良，也看到他們的不足，我想使自己更有責任感和連帶感，不是旁觀者，而是和周圍的人同呼吸、共命運，真正地相連。YY鎮XX村這個我短暫停留卻可能永難忘記的地方，我鄉建路程的第一站，我能夠為你做些什麼呢？我將會用行動繼續找尋這個問題的答案。

編輯：高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