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論的思考呼喚創新
王 和
一從20世紀初期至中葉,就世界的範圍而言,史學理論這一年輕的學科經歷了由「思辨的歷史哲學」向「分析的歷史哲學」的演變轉換,其後更發展至後現代的「敘事主義的歷史哲學」(包括標誌其近年來發展的「敘事的轉向」。此問題可參看彭剛:《敘事的轉向——當代西方史學理論的考察》,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
「思辨的歷史哲學」是對歷史本身的思考,而「分析的歷史哲學」則是關於歷史認識中的主客體關係的思考。前者屬於歷史本體論,後者屬於史學認識論——或者按照新的劃分:前者屬於「歷史理論」,後者屬於「史學理論」。由「分析的歷史哲學」取代「思辨的歷史哲學」,亦即從對於歷史本身的思考,發展到對於歷史認識中主客體關係的思考,曾經是20世紀史學理論轉向與發展的主流——包括後現代的「敘事主義的歷史哲學」和「敘事的轉向」,究其實,仍然是探討人們認識歷史過程中的主客體關係問題。
然而,時至今日,「分析的歷史哲學」的上升空間已經不大——當安克施密特所崇揚的「歷史經驗」雖然看似只包括「崇高」和「創傷」,但我們卻不難由此而推導出「任何歷史經驗均有其獨到價值」的結論後(例如姚文元所寫的「文革」回憶也並非沒有價值),未來的「歷史認識中的主客體關係研究」究竟還能夠具有怎樣的「上升空間」,已經很難想像(這當然只是現代人的認識,未來的人類很可能仍然可以另闢蹊徑而迎來「柳暗花明」)。
而個人認為,儘管「分析的歷史哲學」前景堪虞,但「思辨的歷史哲學」亦即對於歷史本身的思考,由於亟待解決的問題尚多,今後仍將有較大的發展空間;故史學理論在未來或許將迎來的一個重要變化,很可能會是「思辨的歷史哲學的復興」。因為說到底,人類最終感興趣的仍然是「歷史的本來面貌究竟是怎樣的」這一問題。20世紀之所以發生從「思辨的歷史哲學」向「分析的歷史哲學」的轉向,從本質上講是基於對同一個問題的探討。而正是在這一問題上,中國史學工作者可能而且應當有所作為。
之所以「可能」,是由於我們目前的認識水平和理論基礎較之改革開放之初的那種隔膜疏離,已經發展至基本與世界同步,至少並不落後太多。而之所以「應當」,則是因為我國的史學工作者自近代以來,除顧頡剛先生所提出的「不立一真唯窮流變」和「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外,在史學理論特別是本體論方面的建樹,實在是乏善可陳。
故而,近年來到訪中國的一位歐洲史學家曾經直言不諱地提問:「你們中國史學工作者在史學理論上究竟有何創新發明?」這的確是一個令我們深感慚愧和值得深思的尖銳問題。倘若說,在改革開放之初,我們面臨的緊迫任務是「如何與世界接軌和融入世界」的話,那麼,今天的現實問題則是「如何以卓有價值的理論創新自立於世界學術之林」。這種卓有價值而深具影響的理論創新,在西方史學本體論的發展歷史上不斷湧現,諸如布羅代爾的「三時段」理論、湯因比的「挑戰與回應」理論、哈貝馬斯的「社會一體化」理論等等,都是如此。個人感覺,歷經三十餘年的學習思考,中國的史學工作者今天已經初步具備了參與史學理論創新的資格和實力,我們應當具有這種信心和勇氣。
以下謹就史學本體論的創新問題,從筆者近年關注的「人性史學」這一特定視角,講點個人的體會與感想。
二2008年以後,我因在大學講課,通過與學生們的交流互動,而逐漸關注、重視人類歷史發展過程中的人性問題。同時,由於對該問題的思考和了解的不斷深入,逐漸愈益深切地感到我們既往對於「人類歷史中的人性因素」這一問題的諸多忽視、誤解乃至歪曲,並由此而產生一些體會。後將這些體會寫成《人類歷史是人性展現的歷史》,發表於2014年第1期《清華學報》。此文從史學的角度專門探討人性問題,諸如人性的概念,人性與歷史的關係,人性如何作用於歷史,人性的本質,怎樣從人性的角度去解釋歷史,人類未來的希望何在,等等問題。我的基本觀點是:
1.人性是人所共有的,是人之所以區別於其他任何生物的根本標誌。而人所具有的所有其他屬性——包括任何社會屬性和階級屬性,都是建立在具有共同的人性內涵基礎之上的。任何一個人,他首先是具有區別於其他任何生物的獨特性質的人,然後才是社會的人和階級的人。因此,人性不會因為人的社會屬性、階級屬性乃至任何其他屬性的不同而不同。絕不存在超越一般人性的階級的人性。
2.人性的本質,是人的個體性與群體性的對立統一。二者既相互制約矛盾鬥爭,又相互交融密不可分。自古至今,人性的表現雖有差異,人性的本質實無不同。
3.人類的歷史歸根到底,是人性展現的歷史。因此,我們對歷史的認識應當以解讀人性為基礎,在此基礎上去解讀歷史。
4.人類活動的實質,是人性驅動下的利益鬥爭與協調。導致歷史變化(無論是發展、停滯或倒退)的原因和動力,是人性所決定和制約的人對利益的需要與追求。故歸根到底,人對利益的需要與追求是歷史變化的根本動力和原因。
5.人類社會從來就不是按照「應當怎樣」去發展,而是按照「可能怎樣」去發展的。這種「可能怎樣」的真諦,就是人性所制約和主導的、不同個人之間和不同利益集團之間的利益的鬥爭和協調。
6.人類未來的希望和出路,在於因經濟、文化和人的素質的不斷發展與進步,以及人類作為一個整體相互之間聯繫的日益緊密,而導致人類「共同利益全視角」逐漸擴大,和社會一體化程度不斷提高。
以上觀點樸實平易,沒有任何難於理解之處。所謂「大道至簡」,就如蘭克所說「歷史是怎樣就怎樣表述」一樣,應當是些人所共知的常識。但恰恰是這些人所共知的常識,長期以來被刻意迴避甚至有意曲解。故而,我們對於歷史的解釋,往往流於一種連說教者自己都不相信的純粹清談,距離真實的歷史實在太遠。基於這種現狀,充分思考和揭示人性對於歷史演進的作用,不但是必要的,也是非此不可的。
三那麼,如何從人性的角度去解讀歷史?就個人的粗淺體會,茲以「國家」這一歷史研究中最為常見的概念為例。
按照我們過去熟悉的關於國家起源的理論,在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而必然使社會分裂成階級時,國家就由於這種分裂而成為必要了。國家是社會在一定發展階段上的產物。國家是表示:這個社會陷入了不可解決的自我矛盾,分裂為不可調合的對立面而又無力擺脫這些對立面。所以,國家是階級矛盾不可調和的產物,國家是剝削階級統治鎮壓被剝削階級的機器——已往我們的歷史研究,凡涉及有關國家與階級的一切問題的分析,都是建立在這一基本認識的基礎之上的。
那麼,是否會有既長期存在著鮮明的階級與階級對立,又始終不具備國家形態的人類社會?換言之,是否存在早已分裂為階級、而國家機器又非必要的人類社會?過去,由於我們所熟悉的理論並未回答這一問題,所以人們便對此不加考慮。但人類學與民族學的研究卻明確告訴我們:這樣的人類社會是存在的。例如,過去一度曾被史學界高度關注的涼山彝族社會便是如此。倘若單純從階級與階級對立的角度看,民主改革前的涼山彝族社會無疑是典型的奴隸社會,其社會久已分裂為奴隸與奴隸主兩個階級。無論是在政治地位或經濟地位上,都存在著奴隸和奴隸主的尖銳對立。這種尖銳對立的狀況已經存在了極其漫長的歲月(至少超過一千年)。按照我們熟悉的理論,這說明涼山彝族社會的經濟發展久已達到國家必要產生的階段。但涼山彝族社會的政治組織卻始終沒有出現國家形態,而仍然保留著明顯的氏族部落社會特徵。
上述事實清晰地告訴我們:國家的產生除了階級對立之外,還需要其他的條件。因此對於國家,我們需要有新的解讀。
那麼,究竟什麼是國家呢?按照筆者的詮釋,「國家」的最基本定義可概括表述如下。
國家體現著人類社會發展到一定的複雜程度時,對於專業化管理的要求,和對於超越所有具體個人與群體的利益矛盾鬥爭之上的利益協調與分配的需要。
從最根本的原因講,國家是表示:這個社會因人口的增長和財富的積累,其社會與組織結構已經複雜到一定的程度,其利益矛盾也愈益凸顯,從而需要一個專門的管理機構,和協調與分配該社會日益複雜的利益關係的、具有強制力和權威性的專業組織。
所以,國家的性質與特點的區別,主要是社會的、時代的、經濟形態發展程度的。在人類歷史上——無論古代還是近現代,在那些雖然已經出現階級或階層分化,但其社會與組織結構以及其所體現的該社會利益關係尚處於比較簡單狀態、從而不需要專門的管理與利益協調機構的地方,就不會出現國家。
不同發展階段的國家所反映的,主要是不同經濟形態和社會發展階段的不同特點。例如,古代游牧經濟形態的國家與農業自然經濟的國家,以及古代商品經濟的國家,其結構與特點都大不相同。而同屬農業自然經濟但發展程度不同的領主制國家與中央集權制國家,其國家政權的結構與特點也大不相同。
不言而喻,國家機器當然要體現居於統治地位的階級的利益。但社會對於管理和利益協調的需要,始終是國家的首要職能。而從「利益協調」的角度講,任何國家機構都不可能單純維護居於統治地位的階級或集團的利益,而必須兼顧其他各個階級與各個階層的利益,否則其國家統治便不可能穩定和長久——中國傳統社會之所以嚴格區分「士農工商」的角色、地位和權益,原因即在於此。
所以,我們過去僅僅將國家視為「階級壓迫的工具」,顯然是片面與錯誤的,是為了適應「階級鬥爭」與「革命」需要的、特定歷史時期的特定產物。
應當著重指出的是:一切國家機構和權力都是由具體的人來掌握、操作和體現的,由於人性的作用,所以國家權力總是首先著重體現權力掌握者個人、家族和與之密切相關的利益共同體的利益。故需要特別關注的是:
國家一旦出現,代表國家機器自身的統治者及其官僚機構便形成為一個相對獨立的利益群體,並存在著在一定條件下喪失其管理與協調社會利益矛盾的功能,而異化為整個社會對立面,成為單純攫取個人或集團利益的工具的可能。
歷史上的國家政權之所以制定一系列諸如禁止官員本土任職、嚴格實行三年一遷等制度,原因即在於此。
歷史上的一切野心家無不熱衷於革故鼎新取現政權而代之,原因亦在於此。
正因為國家政權總是首先著重體現權力掌握者個人、家族和與之密切相關的利益共同體的利益,故歷史上的國家權力掌控者都是利益分配機制中的優位者,而不可能是窮人。正如朱元璋一旦掌握政權之後就不再是貧農,因而他所建立的政權絕不可能是「貧農階級政權」一樣,掌握政權之後掌權者(包括所有的官員)仍然處於下層貧困狀態的國家政權,在人類歷史上從不存在。故而,歷史上所有國家的性質與特點的區別主要是社會發展水平的、時代的、經濟形態的,而不是階級的。凡是能夠依據其所處時代的條件和要求,實現良好社會管理和妥善分配與協調利益矛盾的國家政權,就是符合社會需求的國家政權。
實際上,倘若把外部的因素(如外族入侵和嚴重的天災)拋開不論,單就任何一個已經發展到國家階段的人類社會自身的變化而言,其表現為激烈外部衝突形式的社會大動蕩,主要都是由國家權力異化為整個社會的對立面而引發的。歷史上一切「革除天命」的暴烈行動之所以屢屢發生,其原因即在於當時的國家政權已經基本乃至完全喪失了「滿足社會對於管理和利益協調的需要」這一最重要與最根本的國家職能,從而使得該政權不再具有「天生民而立之君」(《左傳》師曠語)的存在意義。這是一切「革命」產生的根本動因,也是既往所說「歷史周期律」的實質緣由所在。
所以,國家政權穩定的程度,取決於其管理與分配協調利益矛盾的水平與能力,和這一政權所能代表的社會階層和階級的利益的廣度——而這,與國家權力受到的監督與制約程度,以及由此而導致的國家性質異化程度,緊密相關。
歷史上的革命都是為了解決國家異化問題,但代價巨大,故革命是不得已的行為。自有國家以來,人類面臨的最為艱巨的一個問題,便是如何做到不以大規模暴力的劇烈衝突形式來制止國家異化。民主的意義和作用便在於此。
所以,民主的主要作用,在於不使「公權力」轉化為「私權力」,即制約、監督與防止國家政權的異化,而不在於任何其他(例如民粹主義的種種主張)。
亦所以,在一切建立了有效監督國家權力的民主制度、從而解決了不以大規模暴力的劇烈衝突形式來制止國家異化這一問題的地方,革命便成為歷史。
以上便是人性視角下的國家。
按照筆者的預想,倘若未來的歷史研究能夠著重從人性的角度去觀察與闡釋人類歷史,那將會極大地擴展我們的視野。就認識論與方法論更新的意義來說,對於中國的史學工作者更無異於打開了一扇新的窗戶,使我們的面前充滿了前所未見的奇異風景。個人的一點初步體會是:從人性展現的角度去認識人類歷史,將會使我們對於歷史的理解和闡釋更加豐滿、貼切、真實而深刻,更加符合歷史實際,從而具有真正令人信服的魅力。
反之,倘若不講人性,我們對於歷史的解釋就不可能真實、生動、豐滿和深刻。
與此同時,那些貌似偉大崇高、實則背離人性的無益清談,則將喪失蠱惑人心的能力。
所以個人認為,充分認識和深刻闡釋人性在歷史演進中的作用與影響,是當下史學理論創新的一個良佳途徑。實際上,只有用「人性的歷史學」取代「說教的歷史學」,歷史學才能真正實現它本應具有的、體現「以史為鑒」真實意義的教育功能。
如此,我們才能真正了解和體會到:人類社會之所以從來就不是按照「應該怎樣」去發展,而是始終按照「可能怎樣」去發展,其根本原因,就在於「可能怎樣」的真諦,說到底就是人性所制約和主導的、不同個人之間和不同利益集團之間的利益鬥爭與協調。人類歷史所展現的,始終是這些人性制約下的利益鬥爭與協調的過程和結果。
而當代與未來的人類必須而且應當關注的,便是如何促使這種人性制約下的利益鬥爭與協調更加公平合理,更加符合人性;從而,更加有利於人類的現實利益和未來前途。
這種新視角的歷史詮釋將是一個浩大的工程,繁重而艱巨。就筆者個人而言,目前僅僅是做了一些粗淺的初步嘗試。熱誠期望能夠引起廣大同道的濃烈興趣,齊心協力,共同探索。
作者王和,北京師範大學歷史學院特聘教授。北京,100875。
收稿日期:2015-1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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