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僑與祖國

（一）

上世紀六十年代初國窮家貧、缺衣少食的某一天，我們縣城中學門前忽然來了一支車隊，十幾輛載貨大卡車一字兒停靠在公路邊，足足有300多米長。內困外患的年月，戰備的軍車時來時往，不足為怪。這麼長的民用卡車隊對於一個小縣城來說，卻稀奇少見。從車上卸下來的有衣服、有米、有麵粉、有食油、有肉罐頭，統統都是那個年代最緊缺最急需的衣食用品，幾百個穿著襤褸的鄉親背的背，抬的抬，挑的挑，好像是螞蟻搬家。在那長長的車隊旁邊有無數雙貪婪的眼光。食物對於飢餓者的誘惑，或叫吸引力是無窮大的，它給人們帶來的心理衝擊而產生的羨慕甚至是嫉妒也是挺自然的。後來聽說這是中央特許進入祖國救濟鄉親的物資，物主是青田籍旅居日本的愛國華僑林三漁，這是「華僑」這一慨念第一次進入我大腦皮層並且在大腦深層刻下烙印的大事。

過了兩年，一位僑眷同窗因為跟我同桌，給我對華僑帶來了新的認識。他周末回家返校時經常換一塊進口手錶，那時候戴手錶是非常稀罕的事，他給我試戴過，感到沉沉的，好像手錶就象徵著富貴。

我家的前屋就是公社，該公社有一位副主任，他的父親是僑居法屬領地的老華僑，因年事已高，要求兒子出國繼承財產，好讓自己歸根與白髮妻子共度晚年。在我的感覺里，華僑都是腰纏萬貫的大富翁。

我曾經接受一位同事的交託，替他寫過幾封給他國外親戚的信，這位親戚僑居國外多年，很有名望，聽說積蓄了許多財產。同事家是一個多子女的大家庭，農業戶口，孩子大了，不能安排工作，生活出路非常傷腦筋，想請這位親戚幫忙帶一個孩子出國謀生，緩解一下家庭的壓力。

幾乎所有人都認為，家裡有一個人去國外就能改變家庭的經濟狀況，擺脫家庭窘境。與文化大革命前截然不同的是，過去害怕有海外關係，怕被戴上「崇洋媚外」的帽子，甚至被扣上「裡通外國」的罪名，對海外親戚避之尤恐不及。後來則千方百計地尋找海外關係，沒有近親，八棒子打不著的遠親也行。對華僑的估量已發生了質的變化。

不論是長長的車隊，進口的手錶，還是等待繼承的財產，都是兩個字「有錢」。華僑與金錢划上了等號。「當華僑就有錢，要有錢就出國當華僑。」這似乎就是那時候我們那塊土地的共識。改革開放以後，我也隨著出國的大潮到了西歐，也許是應了那句名言。淘金的誘惑誰能抵擋得住？

二

沒有親身領略國外淘金的艱辛，沒有親自聆聽到一些老華僑昔日謀生歲月的血淚故事，不會對上述名言產生懷疑。但是事實如何呢？國外並不是「阿里巴巴」的童話世界，而是血淚斑斑的傷心地。

從世界移民史知道，自從發現了「美洲新大陸」，歐洲列強建立了殖民地後，先是有200萬歐洲人移居到美洲，隨即這些殖民者用最血腥殘暴的手段從非洲大陸掠奪黑人作為奴隸運往美洲高價出售，在販運過程中，黑人備受各種駭人聽聞的虐待，死亡率極高，十人中往往只有一人能夠活著到達美洲大陸成為奴隸。據學者估計，在西方殖民者長達數個世紀的奴隸貿易中，非洲大陸黑人減少了一億人口。

19世紀中，中國的國門被西方列強的炮艦轟開以後，他們不僅看中了中國的市場和原料，同時也看中了中國豐富的廉價的勞動力資源。1860年10月至1868年，英、法、美等國強迫清政府先後簽訂了《北京條約》和《天津條約續增條款》，使諸列強掠奪和販賣華工合法化，條約簽訂後，當時的美國駐華公使田貝一語泄漏了他們的狂喜之情：「這是一個取得廉價勞動力的條約。」在此後長達一個世紀里，中國人出國絕大多數是直接或變相地以「契約勞工」的名義，被西方殖民者以拐帶、欺騙和武裝綁架的手段擄掠出去的。

所謂「契約」，實際上是一份「賣身契」，招募者從來不履行契約，簽約後的華工完全喪失人身自由，淪為「會說話的工具」，所以又被稱為「苦力」或「豬仔」。運送途中，他們被封鎖在狹小的船艙里，擁擠得像罐頭沙丁魚，吃的是豬狗食，並受到駭人聽聞的虐待、折磨和殘殺。

1872年農曆9月23日《申報》報道：「其所謂豬仔者累累登岸，囚首垢體，鵠首鳩面，……兼其人皆瘡痞遍身，膿痂汗穢，幾不可近。且每人身穿畫布衣服，其垢膩狼籍，亦竟與乞丐無異，……各自訴其被拐之事及登舟後遇逼虐待各種情形，有泣下沾衣襟者，有嗚咽不能成語者，細驗之則人皆生瘡，人皆如鬼。設非船主虐待之深，何至如此。」因此，運送「豬仔」的船隻又被稱為「浮動地獄」，「海上地獄」，死亡率高得驚人。1856年「約翰·加爾文」號裝298名契約華工去古巴，中途被打死、病死和自殺的竟有135名之多，死亡率高達45%。死者被扔下大海餵魚。當難友一個一個被扔下大海，船艙變得「寬敞」了許多，不知自己的明天會如何的時候，他們是否想到了那份「契約」的虛偽和殘酷。困獸猶鬥，也真有人忍不住人販子的殘暴虐待，在死亡的邊緣發起反抗，打死了船長、大副、二副和水手六名，控制船隻返航。結果遭到英國和美國軍艦的圍剿，147名華工慘遭殺害。從1845年起到20世紀30年代止，據學者估算，至少有700多萬契約華工到了世界各地。

三

除了700多萬的契約華工，還有數百萬的自由移民。以我們青田為例，由於地處山區，農民生活極度貧困所逼，有人肩背本地的石雕工藝品，冒險地跨出國門，與自己的命運抗爭。1934年英文版《中國年鑒》載：「在十七、十八世紀之交，就有少數國人循陸路經西伯利亞前往歐洲經商，初期前往者以浙江青田籍人為多，販賣石製品。」從1798年到辛亥革命前夕一百多年中，青田籍人去日本、俄羅斯、英國、巴西、義大利、墨西哥、美國、法國、荷蘭、西班牙、南洋等國販賣石雕工藝品的有三、四千人之多。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期，中國加入了協約國宣告參戰。北洋軍閥應允英、法、俄協約國來華招募赴歐參戰服役華工達20餘萬人，僅青田就招募了2000名。想不到應招者非常踴躍。凡報名者全部錄取，每人發5元大洋，一套藍色棉衣。許多人把5元大洋全部交給了父母，忍著悲酸，與父母告別。他們雖然知道戰爭危險，但不想失去開創未來，尋找新生活的機會。他們的心態值得玩味。他們說，無法擺脫的貧窮比戰爭更可怕，戰爭也許還有盡頭，而貧困不知何時才是盡頭。肯定地說，以生命為代價的豪賭，只有這些一無所有的無產者才敢下注！

這些戰地華工從事的是運武器彈藥，挖壕溝，掩埋屍體，幫助運送傷員的前線工作，許多人就死在了戰場上。巴黎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的華工陵園就是歷史的見證，還有人獲得了法國總統頒發的榮譽勳章。幸免於難的華工戰後大多數人要求回國，他們帶著那點辛苦積蓄和獎金回到風雨飄搖的故國。大部分青田人面對貧窮的鄉土，選擇繼續留在國外尋找出路。後來他們大多加入到了經商的行列，有的開餐館，有的擺攤賣雜貨，有的開洗衣店，有的販賣家鄉的石雕。

四

不論是「契約華工」，還是自由移民，由於祖國的衰弱，根本得不到保護。他們如被遺棄的孤兒，受人歧視、欺詐、和凌辱，特別是那些早期的「契約華工」，其悲慘命運更是無法描寫。這些有幸活著到達目的地的華工，其工作條件、生活條件都十分惡劣，勞動強度非常繁重，過著生不如死的生活。比如在古巴的華工，他們被囚禁在植物園裡，從事每天14個小時的工作，還經常遭受工頭的隨意鞭打，折磨，刑罰甚至槍殺。近代詩人容純祖的一首《豬仔詩八絕》真實地揭露了古巴華人駭人聽聞的悲慘遭遇：「肉破皮穿日夜忙，並無餐飯到飢腸。剩將死後殘骸骨，還要燒灰煉白糖。」

1923年9月日本關東地區發生了一次史無前例的大地震。地震發生後，中國發起大規模的救災募捐活動。可在日本國內卻接連發生了一系列屠殺華人的暴行。地震後的第三天，在日本軍國主義扶植下的日本警衛團、社會青年團和在鄉軍人300餘暴徒，以維持治安為名，擁至大島八町目華人聚居區，將174名溫州、處州勞工和商販趕至空地，佯言即將地震，叫大家卧倒地上，華工們深懷地震恐懼，毫無戒備，剛卧下，即遭到暴徒擊殺，血流成渠，屍橫遍地。在南千柱、三河島等地以同樣手段殺害華工、商販在千人以上。

西方殖民者也往往出於政治目的有計劃和大規模地鎮壓和屠殺華人，製造慘案。荷蘭殖民者就曾在巴達維亞屠殺了大批華人，鮮血染紅了河水，史稱「紅溪慘案」。

華人的命不值錢啊，殺死一個華人，就像掐死一個無主的小動物，誰會同情，誰能討回公道？可憐的遊魂！

五

著名作家蕭乾，二戰期間是《大公報》到歐洲各國採訪的特約記者，他曾經密切地接觸過青田同胞，給他留下了極其深刻的印象：「沒出國之前，聽到不少老留學生批評青田商人，說他們如何給祖國丟臉，但屢去法、比、徳與這些漂泊全歐的中國「吉普賽人」接觸後，我對青田商人只有脫帽致敬。他們代表了中國人的許多美德：勤勞、乖巧，憑兩隻手一個腦袋吃飯，不靠天，也不靠本國政治勢力。他們以薄本由家鄉出發，有的曾步行西伯利亞到中歐，從此患難相助，踴躍捐輸，憑的全是娘胎裡帶來的聰明。賺錢之後，憑的還有一腔義氣，但異于吉普賽人，他們有祖國，而且不忘祖國。」

季羨林老先生在德國留學時也認識了一些「青田商人」，並且在法院當過他們的翻譯，被告就是「青田人」，從此他們成了朋友，而且在他的腦子裡佔據了無法抹去的一角。他編寫的《留德十年》曾經這樣寫：「如今我要離開德國了，並離開他們了。不知道有多少老師好友需要我去回憶，我的記憶里塞得滿滿的，簡直無法再容下什麼人。然而我偏偏要想到這一些流落異鄉受苦受難的炎黃子孫，我的一群不知姓名的朋友。第二次世界大戰我不知道他們是怎麼度過的。他們現在還到處漂泊嗎？今生今世，我恐怕再也無法聽到他們的消息了。我遙望西天，內心在激烈的顫抖。」這些十分動情的話語，使我淚流滿面。作為這些老華人的後一輩，如果有機會，真想當面向他談談我們華僑今非昔比的生活，抹平老先生心頭的創傷，也謝謝他對我們同鄉的牽掛。

正如他所說，這些人永遠不忘故國。當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日本帝國主義侵略自己祖國的時候，這些漂泊的「中國吉普賽人」表現的強烈的愛國情懷真是可歌可泣。他們一方面和當地人民一起投入反法西斯鬥爭，一方面積極組織抗日救國團體，出版抗日報刊，奔走呼號，慷慨解囊，支援祖國抗日鬥爭。甚至回國直接上戰場參加抗日戰爭，把鮮血和生命貢獻給祖國。

不管是那些被囚禁在植物園、礦山、工廠里的「契約華工」，還是這些居無定所，漂泊國外的「小商人」，他們總是把自己的命運與祖國的命運聯繫在一起。辛亥革命，孫中山先生就是依靠華僑的鼎力資助開展革命工作，從而推翻滿清王朝的，難怪他說：「華僑是革命之母。」

六

鴉片戰爭以後，清政府一步步變成了洋人的朝廷，根本不可能保護海外華人的利益。但表面上的措施還是有的。光緒25年4月（古歷）上諭，准在廈門設立保商局，保護出洋回籍華裔，查辦擾累情事。同年9月再次發布上諭：「著各出使大臣隨在妥籌保護，用副朝廷懷保各民在遠不遺之至意。」1909年3月又准奏了《大清國籍條例》，承認所有中國血統的海外移民都是中國國民，即「華僑」。但都因為國體腐朽、國力虛弱，而不起任何保護作用，在外華工淪落為殖民者的奴隸。

新中國成立以後，特別是改革開放以後，國力大大增強，華僑在海外的地位才有了長足的提高。我初到歐洲，當地人看到我們，總是問，你是日本人嗎。同是黃皮膚，日本人在他們眼中的地位蓋過了所有亞洲人。如今，中國人的飯店、商店、批發公司和其它形形色色的經營公司遍布歐洲各大中城市，到處都可以看到價廉物美的中國貨，連那些著名的大公司都直接去中國訂貨、進貨，影響大大蓋過了日本人。

經過了嚴寒也經過了酷暑的老華僑，用親身的經驗錘鍊出來的愛國愛鄉的傳統，經歷了時空的考驗，永遠沒有變，無論天下大亂，也無論世道激變。由於老華僑的引路牽線，使大批的新人成了「華僑」，使華僑這個群體空前壯大。隊伍擴大了，人員年輕了，思路變新了，生意路拓寬了，但愛國愛鄉的傳統始終代代相傳。

華僑們密切注視著祖國脈搏的跳動，迫切地期望祖國繁榮昌盛，所以，祖國的每一重大事件都會牽動海外華僑的心。

在國際事務上，華僑總是堅定地支持祖國政府的正義立場。「台獨」猖狂的時候，全球的華人就團結起來，紛紛成立「和平統一促進會」，反台獨，促統一；「藏獨」鬧事，一些別有用心的人慫恿達賴集團破壞北京奧運的時候，海外的華人就發動起來，用人牆來保護聖火傳遞，自發組織示威遊行，反對「藏獨」，反對混淆黑白的「喉舌」，充分顯示了祖國兒女的愛國情懷。

在國家蒙受嚴重自然災害的時候，海外僑胞總是慷慨解囊，積極捐助解困，表現了「血濃於水」的同胞情意。

在國家改革開放，需要大量的資金投入經濟建設的時候，海外僑胞就千方百計調動資金，支持國內的建設，一個願望就是讓我們祖國儘快富強起來。不庸置疑，這幾年祖國龐大的外匯儲備中，就有相當一部分是來之僑胞的聚集。

祖國的強大，是華僑得以揚眉吐氣的資本，是華僑的地位得以提高的可靠保證。所以，華僑把祖國當成自己的母親。不管是拿中國護照的僑民，還是拿外國護照的華人，他們的心都是一樣的愛母親。只有極少數靠主子豢養的黒蹄子除外。